〈上令狐相公狀〉在李商隱駢文中的重要性

江南狂手

根據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文編年校注》，編年文335篇，未編年文17篇，共352篇，而「狀」一文體就有152篇，可見「狀」體在李商隱駢文中佔著最多的數量。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釋「書記」曰：「按劉勰云：「書記之用廣矣。」考其雜名，古今多品，是故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今取六者列之，而辯其體以告學者：一曰書，……五曰狀，狀用儷語。六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有此體，故姑著之，要未可為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為恭，則啟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明確指出「狀」是儷語駢體。

徐師曾又說「狀與疏諸集不多見」，清吳曾祺釋「狀」曰：「論事之體，與奏疏同；謂之狀者，謂條其事實而上之。漢以前傳者有〈趙充國〉一篇，唐以後此等文甚多，然亦有施之書牘者。如韓退之〈薦侯喜狀〉是也。與上書不獨施之奏議者，可為一例。而後世乃以為獄詞之別稱，非其舊矣。」他指出「狀」體在唐以後才大量出現。

近人張相說：「狀之為言陳也，陳述事實，施之自敵以上，其體與箋、啟為近。」清王之績說：「書、記之用不一。書則有若時政、經學、論文、師友、規諫、遊說、投謁、陳情、辨賢，奏記則有若定策、規諫、辭免，啟則有若慶賀、辭免、陳情、投謁、通問、陳謝、報謝、戒賓、餽遺、婚聘，簡則有若規諫、請勸、通問、答報、稱頌，狀則有若慶賀、報謝，疏則有若迎迓之類。」可知「狀」體的特徵和用途有二：一是「陳述事實」、「條其事實而上之」，二是施之書牘，「與箋、啟為近」、「有若慶賀、報謝」。


在李商隱駢文中，「狀」體數量既多，又適逢此體大量出現之際，則在他的文集中自有其代表性，足為後世立法。其中多數的「狀」體都是為人代作，少有為己而作，而其中為己而作的〈上令狐相公狀〉，前後則有七篇。李商隱的駢文寫作既啟蒙於令狐楚，則他的〈上令狐相公狀〉七篇當可見其駢文藝術的高度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