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遗书（光绪求我斋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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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遗书
光绪六安求我斋本


　　倭仁(1804-1871)

　　清朝大臣。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同治帝之师。历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政治态度保守顽固，为同治年间顽固派首领。同治六年(1867年)，反对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后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所著辑为《倭文端公遗书》。

　　《清史稿·倭仁传》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擢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

　　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发於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乡者，君子也；依违两可、工於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皇上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揣摩者众，混淆者多，几微莫辨，情伪滋纷，爱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当。知人则哲，岂有他术，在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益明，圣德日固而已。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疏入，上称其切直，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未几，礼部侍郎曾国藩奏用人三策，上复忆倭仁言，手诏同褒勉焉。

　　生平

　　倭仁是道光九年（1829年）的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擢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同治十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咸丰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在奏摺中倭仁强烈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他对外籍教师是否真的会全心全意来培训国人成才也表示怀疑：「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 在洋务运动的当口强烈反对中国儒生奉「夷人」为师。

　　倭仁亦为清末理学领袖，与曾国藩、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讲求宋儒之学。後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为清廷中兴名臣之冠；倭仁作帝师，正色不阿；李棠阶、吴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

　　倭仁着有遗书十三卷。子福咸，江苏盐法道，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因为太平军攻宁国为清廷殉，赠太仆寺卿，骑都尉世职；福裕，奉天府府尹。从子福润，安徽巡抚。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阖家死焉。

　　影响

　　倭仁虽被後世目为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为其阶层利益说话，但倭仁之言亦不无道理，倭仁认为要解决培训中国人才的问题，要从中国本身着手，深入了解中国的实况，而外国教习不清楚中国环境，盲目将欧洲所学移植到中国土壤上，事後亦证明其收效不易。

　　当时中国广大的士人，亦不免有类似倭仁言论的顾虑，在冯桂芬看来，他们应该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才气焕发的学子，应该「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 ，这种「重视西学，但绝不可忽视中学」的想法，慢慢形成了日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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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遗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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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遗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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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遗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