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中前进：读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有感

一岭雪

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这一尘封多年的文件一经面世，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对于《政治遗嘱》的真伪更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利佩茨克市普列看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进行鉴定后，认为确为真迹。而俄罗斯经济学教授加•哈•波波夫也认为有一系列重大论据可以充分证明《遗嘱》是真实的。而哲学博士叶•彼得连科、历史学博士斯•秋秋金和历史学博士阿•切尔诺巴耶夫合写的一篇文章《真有这个“遗嘱”吗？》，他们认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遗嘱”。国内也对于这一问题也有相关论文发表，然而所论或大多是对于国外观点的整理，或承袭某一派的观点，而并没有提出新的论据。有些文章甚至在这一学术问题上仍然坚持意识形态先行的做法，这显然并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应有的做法。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关于《遗嘱》真伪的讨论与研究《遗嘱》中所蕴含的思想是并行不悖的，而且，《遗嘱》中也确实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前苏联历史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反思。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当时代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仍然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几个世纪之前的学说，这不仅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误解和最大的侮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学说是所谓的终极真理，正因为人类有反思进取的能力，所以人才之为人，人类的思想才能进步，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将某一人的学说作为终极真理，这不仅是一种妄图社会发展一劳永逸的思想，更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做法。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研究《遗嘱》中所蕴含的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普列汉诺夫在《遗嘱》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看法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这是由于在未来的社会中无产阶级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 ，而知识分子数量的上升带来的必然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因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上述范畴阶级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 即使是工人阶级，也不再是愚昧、教育程度低下的一个阶级，很多的工人都会达到知识分子的水平，这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难以适应于现实，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未来应该是“劳动者的专政”，“劳动者的政权——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靠劳动为生的人才应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 为什么普列汉诺夫会提出这样的想法，这主要是依据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再版序言中所做的重大修改，这就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这一版的翻译是在恩格斯的亲自领导之下，“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起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助于理解的历史性的附注。” ）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而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显然是不同的，劳动者这一概念显然更为中性和广泛。这样的修改也体现了恩格斯对于当时社会变化的敏锐把握。
正像《遗嘱》所预测的那样，现今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像18世纪马恩所定义的那种无产阶级已经消失，或者说至少已不再占社会人口的大部，更多的人是作为劳动者存在，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存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要求对于马恩学说的重新解读和进一步发展。然而，很多教条主义者却惧怕这样的发展，认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对于这一内容的修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篡改，然而殊不知这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误读。如果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孤立于一点的脆弱学说，这不能不说是低估了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地位。阿伦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支柱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支配他者的人不能获得自由。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暴力和自由表达了马克思在近代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巨大挑战，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是将其公式化，并且思考的也更为彻底了。 然而除了暴力，劳动和自由都是不为人所重视的。对于劳动的重视流于口号，从而使的劳动的价值无法彰显。至于自用则更多的时候是让位于专政，专政的合理化和常态化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特点。
与考茨基相同，普列汉诺夫也认为，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长期专政是不可行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专政”。这与列宁的看法显然是不相同的，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这样表述的危险在于，当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政治上的特权阶层，当这样的一个特权阶层不再受到任何法律约束的时候，它也就必然的变质而成为脱离自身阶级的一个异化物，前苏联的历史正是验证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曲解无疑是其思想上的根源。其实，早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前，恩格斯就曾说过，“不管最近二十五年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而所谓的一般原理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这样看来，《遗嘱》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思考对于我们无疑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普列汉诺夫在《遗嘱》中还提到了关于“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的反思，而这一反思在现在看来更是具有借鉴意义。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当然，普列汉诺夫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定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其认为“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 的思想，却属于真知灼见。通常我们认为，暴力获取权力自古皆然，或许正是一直以来的传统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迷思。也许有人会说，当我们是为了一个伟大而正义的目标而不得不使用暴力的时候，这样的暴力便是可以允许的。但是，目的的合理并不能肯定手段的正当，当采用暴力手段的时候，所谓正义的目的也就发生了扭曲，因为暴力手段的迅捷让人们从此开始笃信暴力。在阿伦特看来，真正的权力并不需要诉诸于暴力，“相反，她认为，人们只有在拥有权力或者丧失权力的时候才会诉诸暴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阿伦特认为，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将全体国民组织到一个巨大的政党机器中来，从而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对于革命的苏维埃制度的扭曲。 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扭曲，则是由于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了一个常态并把其变成了一个政党的专政。
《遗嘱》中还对于列宁“落后国家革命特殊性思想”提出了质疑。在《遗嘱》中，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且“列宁指望西方无产阶级会响应俄国的革命，这一指望是错误的。欧洲不可能出现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今天几乎如马克思时代那样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视社会发展现实的一场“政变”，这样的看法当然不免激进，但是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的理论是本源于马克思的，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这与其“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是具有逻辑统一性的。列宁希望在俄国革命之后西方无产阶级能够响应俄国的革命，这显然也是忽视民族性观点。当民族性与阶级性相遇之时，作为深入国民骨髓的民族性显然是占据上风的，而“保卫国家”“捍卫民族”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也是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具有感召力和现实可操作性。正是基于民族性的考虑，马克思才会提出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时，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相当的水平，在几个资本主义强国中同时发生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得以实现。不然就会出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吊诡的局面——作为帝国主义列强暴力工具的无产阶级军队与苏维埃无产阶级军队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已经不再是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战争，而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国家战争和民族战争。
阿伦特在其著作中曾说：“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更是颇具学术性的工作。……因为这种困难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被还原成政党之间的冲突的立场。赞成马克思的都被看成是进步的，反对马克思的都被看成是反动的。” 这一困难不仅在阿伦特所在的年代，即使是在现今也仍是颇具难度的问题。因此，对于《遗嘱》思想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或许是一个契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第2期，2000年 4. 【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 【美】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 6.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刘北成 刘小鸥译：《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译林出版社，2009年 7. 王丽华：《普列汉诺夫真留有“政治遗嘱”么？》，《国外理论动态》第6期，2006年 8. 王丽华：《是历史真实，还是后人假托？一一俄罗斯关于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伪问题讨论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2001年 9. 何宏江编写：《俄罗斯《独立报》刊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国外理论动态》第4期，2000年 10. 靳树鹏：《我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8月号 http://hi.baidu.com/%D0%D3%C1%D6 ... e6d44e9358074a.html，浏览时间：2009年11月30日15: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