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通变”与郑樵“会通”史学思想之比较

徽州商人

司马迁和郑樵均是我国封建史学大家，都主张通史，都曾用纪传体编著通史(司马迁著《史记》；郑樵著《通志》)。但他们生活在相隔有一千多年的不同的朝代（一个汉初，一个南宋初），处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通过比较来了解通史的发展及其在封建史学中所占的地位和功用。
一、
司马迁和郑樵通史观兴起的客观条件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意识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的上层建筑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的。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的产生、发展，首先是被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基础的运动所制约的。因而，司马迁和郑樵的通史观的产生必然是受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汉初七十多年的稳定发展，西汉政权稳固，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使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史家们撰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汉初较为宽松的治国政策，使文化发展有了较为自由的环境，“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序》）解除挟书令后，民间藏书陆续献出，当时学术思想家，往往抛弃囿于一家一派的偏狭见解，以兼采各家之长的胸怀著述立说，后世以“杂”视之，实则是一种新时期出现的文化汇合的新势头，是文化史上的新景象。另外，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汉初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史论，这些史论适应时代需要，形成了注重历史借鉴的特色，并针对社会现实发表见解，这些精神成果为司马迁所借鉴和继承，“述往事，思来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统治者政治统治提供借鉴是司马迁撰史宗旨之一。而取通史体例，则是适应其“通古今之变”的研究需要。
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国家分裂是短暂的，统一是主流。封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出现空前的繁荣，科学文化长足发展，纸的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的先后发明和应用，推动了我国古代史籍发展到鼎盛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镜”。而断代史却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于是“会通”思想大兴，各种史体都重视求全求通。特别在宋朝，社会上学术探讨气氛浓厚，学派频出，学者往往兼包经史子集，整理旧学的范围很广，各方面研究成果相互促进和补充。史家治史亦善于吸取和借鉴古代史学遗产，并强调“通变”和“独断”，注重自出新意，创立新说。在这种氛围中，郑樵“会通”思想的诞生便顺理成章的了。
二、
司、郑自身的主观因素
司马迁十岁诵“古文”，后来博通《诗》、《书》、《易》、《礼》、《春秋》，以至《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并及〈〈禹本纪〉〉、〈〈山海经〉〉，还有汉家的档案文书。爱好广博，公元前108年继父任太史令，这是他得以博览的良好机会，对于他纵观古今学术、熟悉当代政治人物和政治情况、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有极大的帮助。他的博学是他竖立通史观的重要源泉。20岁时开始远行访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壮阔的游历，为他打开了眼界、增长阅历，使他有机会听到和更深入地了解过去。这是他竖立通史观的有一重要源泉。李陵事件的牵涉入狱，不幸的遭遇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加深了他对封建社会道德、法律和吏治的某些认识，使他逐步形成“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
通观郑樵生世与司马迁颇为相似，郑自谓“欲读古人之书，欲通天下之学，欲讨文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故“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夹祭遗稿·献皇帝书〉〉）后欲投身抗金事业，遭统治者冷遇，未果。但郑樵深知“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故退而著史以谏政。遂“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又广历名山大川，搜奇访古，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由上可知，广博的知识、四处游历是他们形成通史观的充分条件，刻苦的求学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们形成正确的通史观的必要条件。不幸的遭遇又是他们著书立说的无形的动力，而通史体例的采用又是为他们政治抱负服务的。
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立场的微异，他们的通史观的形成又有一些差异。首先，西汉是我国封建大一统初步形成时期，随着地主阶级思想统治的加强，封建正统思想逐渐渗透到史学领域中来。在其还未统死之际，给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实事求是认识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司马迁正逢其时，故能具备许多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史体例的建立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史籍体例的创造性发展。而郑樵所处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峰阶段，史学发展空前繁荣，在当时社会上普遍重视通史，“会通”开始形成为系统的理论。这些为郑樵对通史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反过来，郑樵的会通说也加速了人们从断代史中解放出来。其次，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积极方面是使他竖立了卓越的生死观，他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相对立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意有所郁结”，因而要“述往者，思来者”。他宣称作了万一的准备，不管“俗人”有什么看法，是要把这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这样，如因著史而被杀，也就没有什么后悔了。这体现了史家的胆识。而郑樵处在宋代封建专制主义高压政策下，却未免有一点缩手缩脚。如果说在他年青时意气奋发，关心民族命运，以拯救国家危难为己任的话，那么在其晚年的著作里却看不到对现实政治的抗议了，甚至于连写〈〈通志〉〉都可以有无妄之灾了，这使他不得不给当权者写信，深感于书之难成，而“风波易起，窃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夹祭遗稿〉〉卷三）这在胆识上稍逊于迁了。不过辨证地历史地来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文化控制逐渐加强这一时代特征。
三、
司、郑通史观之比较
在历史观上，司马迁认为撰史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注意到会通古今，着重探索历史变化的规律。而且他认为世事每一变化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事势发展的必然。“事势之流，相激使然”，“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对“变”的认识，正是对历史发展之势的研究，有一定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成分。〈〈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如〈〈十二诸侯年表〉〉是要表达“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的历史。〈〈六国年表〉〉是表达“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诸夏，灭封地，擅其号”的历史。〈〈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是表达汉兴以来“诸侯废立分削”的历史。等等。每写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的变化——由封国建侯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中央集权，显示了“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其他如十二本纪察王迹兴坏之理；八书以观“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具体变化情况。在方法上，他将历史看作一条连续发展变化的长河，“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是要对其进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探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取得“述往事，思来者”的实效。在迁看来，不仅看到“一世之衰”，更重要的是“盛中观衰”。如记秦世之衰时指出秦一统后没有考虑到战国以后兵革不休，人民疲敝不堪，急需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竟反其道而行之，结果传不二世，旋即败亡了。司马迁试图以此历史教训告诫汉武帝勿要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虽然汉初经七十余年的发展，封建经济繁荣，政治大一统，边疆获得初步稳定，但司马迁却看到一种衰象，“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地主们在封建经济发展中增长了信念贪纵和腐化，这种情况反映到封建政权上，就更会把国家由富庶推向人民困苦和财富衰耗的动荡中。由此可见，司马迁的“见盛观衰”更注重于盛中观衰，这在方法论上有了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朴素的认识。
相比之下，郑樵的通史观在司马迁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第一，强调会通和博雅。所谓会通，据郑樵自己的解释是：“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谓成书！”即会聚天下行事于一书，通贯古今之变于一手。会是横向的辐射与凝聚，通是纵向的联结与伸展。纵横交织，归于一揆。所谓博雅，就是遍览群书，于学无所不究，别具卓识，自成一家之言。博雅和会通互为条件，彼此补充，博雅是会通的基石，会通是博雅的极致，两者结合扩大了治史的规模。第二、编通史的对象和目的方面的发展。郑樵的会通是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这与以前史家所说的总括和包罗就不同了。《通志·总序》开篇就说：“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是想从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中，描画出一幅百川会于海、万国通诸夏的图景来。虽然这幅图景还不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在史学发展史上是及其珍贵的。第三、运用了类例的概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通志》一书对于类例的运用，如二十略，使它显出清楚的条理和“会同”的规模气魄，这是以前史书所未有过的。这也是当断代史走到通史，人们要从复杂事例中依类找出头绪时而产生的一种基于归纳法去寻找历史规律的初步要求。当然，郑樵所谓会通只是把各种学术和古今纪传汇为一书，还不能达到一种反映事物内在联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体系，不过这也不能强求，因为任何一种思想由产生到成熟本身也是一个辨证的历史发展过程的。
总的看来，司马迁和郑樵都是在历史转变时期从个人所持的角度去总结过去的历史。司马迁处在汉初，主要从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上总结了汉武帝以前的历史；郑樵是处在南宋初年，从人物传记上特别是从文献学上总结了五代以前的历史。他们都要求“通”，一个可以说是规模通史的创始者，一个是在通史发展道路上承上启下者。他们的通史观也正是历史家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探求历史发展规律，要求理解变革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思想反映。他们对“通”的理解的层次和深度的不同，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时代的特点。今天我们来研究比较他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再认识他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批判地继承他们的遗产，借鉴和利用他们的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他们所表现的阶级局限，我们是要持批判的态度的；对于他们立足于现实，批判而又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抱负，不屈于权贵勇于牺牲自我的人格，以及求知的忘我奋斗精神，探索历史发展真理的拼搏精神等等，都是我们始终要借鉴和学习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了解他们的目的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