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乡村建设观
曹金祥
（菏泽学院 社会科学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在农村破产的历史背景下，滥觞于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迅速走向高涨，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广大农村，对风行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考察和评议。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乡建运动，但自由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传统，促使他们在详细考察中国农村现状的基础上，对农村破产的原因进行了学理分析，并进而提出了中国乡村建设的措施和建议。以《独立评论》周刊为切入点，探讨自由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观，对于把握其政治主张和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独立评论》；自由派知识分子；乡村建设观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世纪3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掠夺和天灾人祸的多重打击，“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快步走向崩溃”［1］(p.557)，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滥觞于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迅速走向高涨，这场乡建运动“推行之广，势力之宏，几非其他任何事业所可比拟”［2］(p.151)，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因创办《独立评论》周刊而名噪一时的“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吴景超等人，在抨击独裁统治、呼吁抗日救亡和倡言教育改革的同时，也对风行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他们本着“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3］(p.2)的独立精神，对这场乡建运动进行了考察和评议，形成了系统的乡村建设思想。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停刊于1937年7月，虽然只存在了五年多时间，但却是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之一，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来学界对《独立评论》周刊和“独立评论派”的研究硕果颇丰，但对其乡村建设思想的研究尚着墨不多，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独立评论派”对中国乡村破产状况的实际考察
晚清以降，随着西力东侵的加剧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经济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乡村的破产和由此而来的农民的痛苦成为二三十年代知识界的共同话语，正如梁漱溟所言:“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于崩溃，这是很显明的事实；我们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产的。”［4］（P.9）受其影响，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民和乡村社会，他们或者回乡小住，或者在农村展开长期的调查，“所见到的是贫穷，紊乱，人民生活的颓废，知识的浅陋；所听到是破，分家，土匪等等，不一而足，到处都象征着中国前途的黯淡”［5］(P.7-10)，因而对乡村破败的现状有了比较直观的认知。
（一）农民经济生活困苦
1932年夏，《独立评论》的重要撰稿人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赵人儁曾到陕西农村考察，亲眼目睹了农村崩溃的真相，对农民的困苦情形做了详尽的描述：“沿江海的省份，近城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年年缩减，生活年年困苦。内地的省份，偏远的乡村，农民不但有田而不肯耕耘，或耕耘而不敢收获，连房舍都卖掉。甚至昔日的村落，如今只剩破屋颓墙,房梁屋柱,或烧或卖。数十户的村落，或至人烟绝灭，数百户的农村，或只余十数。”这种凄惨的景象不惟比较偏远的省份如此，即使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安徽、山东和河北等省亦是如此。赵人儁据此认为：“中国的农民,固然能耐劳忍苦，而目今则农民的忍耐性，已迫近最终点，将有爆发之虞。”［6］（P.4-5）
（二）农民劳动水平低下
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在农村的亲身调查很快发现，农民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以小农经营为主，生产手段非常落后，“大半是靠经验来工作”。但农民“老年的经验丰富者，因为自然凋谢的结果，逐渐减少，而后来的青年，因为种种的苦闷和诱惑，总
不能静心的安居于荒僻的乡村，忠实稼穑，自不能求得正确的丰富的经验。”［7］（P.11）不仅如此，由于农民思想比较保守，不善于接受新事物，再加上土地的分散经营，一些比较先进的机械设备往往不能被及时引进到农村中去，大部分农民依然采用传统农具从事生产，从而直接制约了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三）农村教育培训缺失
农村教育问题也成为自由知识分子考察中国农村现状的重要视域，在他们看来，中国农村教育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普遍无知，“凡读过书的人一到农村，就理会到大多数的农民缺乏智识力，连本国的文字都不认识。”既然文字是取得知识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绝大多数农民缺少这种工具，成为目不识丁的男女文盲，他们“如何能增进知识,更谈不到文艺的兴趣,文艺的创造,与什么享受丰富充实的文化生活。就是极少数受过小学与私塾教育的，其所受教育与实际生活完全脱节，不生关系。”［8］(P.11)二是农业技术的普遍缺乏，由于“在中国既没有实施强迫教育，也没有普遍的设置义务教育机关”，农民根本无从获取所需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教育程度的低落，经营方式自然不能改良，管理的方法自然不会合理，再想农业进展，当系不可能之事。”［7］(P.11)
（四）农村金融环境恶劣
金融借贷是农民维系和扩大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但自由派知识分子注意到，在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形下,“金融既极端紧缩，利率更特别高涨，并且还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借贷。国内没有适合于农民贷款的机关，能够接济农民贷款的，大都是重利盘剥的地主阶级，虽然有所谓农工银行的设立，其性质早就脱离极远。”民国十六年中央即已规定不允许以高利贷方式榨取农民，银行贷款及各种借贷的最高年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但事实上这样的禁令如同虚设，如当时北平的当铺月利率即已超过百分之三，“这样的情形，农民自然不能继续的作业，更谈不到有安适的生活。”［7］(P.10)
（五）农村土地问题严重
《独立评论》的撰稿人对农村中的土地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指出：“现在的农民，仍以自耕农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六；佃农次之，占百分之二十九；半自耕农又次之，占百分之二十五。”农民的这种阶层分布说明“中国没有田的农民以及虽有田而不够的农民，仍占全民的二分之一以上，这个问题诚是人民生活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可是民国政府已经成立了若干年，对于如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竟丝毫没有表现，未免令人感觉失望了。”［9］(P.5)在他看来，不解决土地分配不均问题，则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程度必然加剧，农村经济的破产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二、“独立评论派”对中国乡村问题成因的学理分析
如上所言，19世纪30年代农村的经济衰败和社会动荡，确已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极为关注的共同话题，但人们对农村破产根源的判分却又不尽相同，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乃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造因，自由知识分子在严重的国难背景下，虽然在政治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指责共产党”［10］(P.267)，但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没落与社会主义的勃兴所形成的鲜明的对照语境中，他们又从现代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社会主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推许［11］(P.93)，这就使得他们对于30年代中国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与左派知识分子表现出较多的趋同性和一致性。
（一）外来侵略加剧
“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认为：“固然中国农村经济之所以由衰落以趋于崩溃，其原因是很多的，可是最主要的，是受了外来的新的生产方法输入的影响。依一般的说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现代的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演变而来的,资本主义在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中，由于采用了优良的生产技术,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所需要的原料增多，所出产的货物加巨，需要增多，本土不能供给，货物加巨，国内不能消纳，在此种情形之下，乃不得不以侵略的方式，向海外寻觅殖民地，达到掠取原料，发展市场的目的”，而被其侵略的国家“遂陆续不断的发生外祸内乱种种的事变。”［12］(P.13)所以，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农村经济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二）赋税征收过重
自由派学人认为，中国农村所以陷入破产的境地，固然有30年代世界经济大震荡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国内的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由于中国的农民比较驯良,对于重税不敢反抗，而田赋是地方税,税率可以自由增加,所以自民国以来,田赋附加税随着新政的不断推广而逐渐增多,“现时各地田赋本身，即所谓正粮,比前清末叶相差不远；而附加税却超过正粮一倍二倍以至于十余倍（江苏各县有的加到二十六倍）之多。”农民在这种重税压迫下,年成不好,他们倾家荡产也不能筹出税款,年成好了,谷不值钱，他们同样也无力交税。因此，“这个农业国家到处不免农村破产的征兆，这岂不是很自然的结果么？”［13］（P.6-7）
（三）天灾人祸不断
自由派学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天灾人祸的国家,“西方人提起中国,立刻就要联想到匪祸天灾二事。”一般的中国人对于灾情要么无动于衷，要么熟视无睹,“谁知灾是民穷财尽的主因；是驱策一个民族到绝境去的原动力。”至于天灾的形成,虽然有自然的原因,但主要是不良政治造成的。中国的天灾主要表现为水灾和旱灾,表面上看来，风雨不调好像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而实际上却是不兴修水利、不植树造林的必然结果。对于水利设施，“我们人在这近百年来,非但不拿人力来调遣他，利用他，驾驭天然势力来为人类造幸福；非但不用相当的方法去改善农人的生活，帮助他们生产，并且还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恶税来剥削人民；盈千累万的官兵土匪来鱼肉乡里；弄得人民筋疲力尽，蓄藏空虚”［14］（P.15），直接导致了中国广大农村的破产和落后。
（四）农业人口剩余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在农业中谋生的人，据估计,在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间。”［15］（P.19）但我国的耕地面积却又相对不足，庞大的农业人口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既转移不出去，也没有转移的领域，使得我国的农业人口密度长期居高不下，形成大量剩余。中央大学教授巫宝山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我们老来往于这个人口繁密的国家里，也许不容易觉察我们国家的人口问题的严重，但是有见识的外国人到了中国，最使他们触目惊心的就是中国人口的多与土地利用的精细。”事实上，华北平原和扬子江领域有些地方的人口密度“比较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比利时美国日本都高得多。”如此大的人口密度不仅直接导致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使“人民过一种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16］（P.9-10），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农业人口的质量，农民“品质恶劣”就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基于这种分析，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农村人口密度过大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17］（P.8）
三、“独立评论派”对中国乡村建设道路的多元探索
19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和农村破产的残酷现实，使“有着深刻民族自觉和浓郁精英意识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始终将救国问题作为自己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他们以《独立评论》周刊为凭借所表达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诉求，无不彰显出“他们之于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18］（P.285）在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他们在理性审视中国乡村破产现状和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向进行了多元化探索。
（一）发展都市以带动农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景超教授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一般中国人在着手农村建设工作时“有的从政治入手，有的从教育入手，有的从自卫入手，还有许多走别的途径，去帮助农民的。”但却很少有人是从发展都市的角度去考虑农村建设的。“不但如此，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误认都市为农村的仇敌。他们以为都市对于农村，不但没有贡献，反可使农村的破产加深。这种误解，是应当矫正的。”吴景超认为，发展都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都市工业的发展可以吸纳农村中“嗷嗷待哺”的剩余农业人口，“一部分的农民，迁入城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乡下的农民，因争食者减少，生活也可略为舒适一点了。”其次，都市交通业的发展，可以方便农民货物的运输，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些农民的购买力加增，都市中的制造品便多一条销路。”再次，都市中金融机关的扩充，“一方面可以吸纳内地的现金，来做生产的事业；一方面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在吴景超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如果以上三者做好了，则“对于农民的贡献，是很显然的。”虽然中国现在经济萧条、农村破产，但“将来总有繁荣的一日。”［19］（P.5-7）
（二）发展农村工业与改良农业技术同举并重
与吴景超的观点相左，燕京大学教授郑林庄认为，由于中国大规模发展都市工业的条件尚未成熟，“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在农业之外另建大规模的都市工业，而是应该在农业内部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由于农村工业“是不需要大量的资本的，而且是注重在过剩劳力利用的，故此兴办较易，设立也较快。”［20］（P.17-19）农村的剩余人口因毋须离土背乡，也乐于就近谋取工作，所以农民的失业问题亦可因此而解决。
贺岳僧基本认同吴景超发展都市以带动农村的观点，而且他还从中美两国对比的角度得出结论：“中国的粮食之所以缺乏，不是因为从事于生产的人数太少，而是技术笨拙，方法不良”。因此，现在要进行乡村建设、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就要从改革农业技术着手，技术改良后，从事于生产的劳动力自然有多余，移用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以作开发工业之用，这是增加生产解决失业问题的良法。”［12］（P.15）
（三）大力发展农业教育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钱实甫认为，一般的农业劳动者虽然多半是靠经验来工作，但并不是丝毫不需要较高的知识，“较高的知识，可以正确经验，启迪发明，促进改革，在农民正是一种最好的帮助”，但我国的农业教育太过落后，不仅小学教育不适合农村儿童的实际需要，而且“对于成人的教育，根本就没有创设，连识字的机会也不能给予”［7］(P.11)，这必然导致农民教育程度的低落，因此要进行乡村建设，发展农业教育势在必行。
关于如何发展农业教育，中央大学校长任鸿隽提出：“整个的农业教育，应该包含以下三个阶段：（一）关于学术的教育，（二）关于训练人才的教育，（三）关于普及农民的教育。”在他看来，开展学术研究可以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传统，因此加强农业学术建设应该成为农业教育的根本。但由于学术研究在经费和人才上“都有极端的限制”，“不能如一般教育之过求普及”［21］（P.7-8）， 所以，发展农业教育还必须培养大量的农业专门人才，这是把“少数专门研究的结果”推广到成千上万农家去的基本条件。此外,要在广大农村中推广农业研究成果,仅有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也是不够的，还应实行面向广大农民的普及教育，为此，必须成立专门的农业教育组织，专职负责推广普及事宜。
关于农业教育的内容，北京大学教授董时进认为：“乡下人所需要的农业教育主要目的不是教他们怎样作农，是要教他们知道农。因为他们本身是做农的人，做总算会，最不会的是知。”至于如何推行知农教育，董时进提出可以结合农村实际，用农业上的现象和问题去教育乡下人，使他们不仅可以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学到各种科学知识，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脑筋，开通他们的思想，增加他们解决问题、辨别事理的能力。他认为这些才“是真正的教育，特别是农民所需要的教育。”［22］(P.18)
（四）节制农村人口数量
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人口与生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以前,是很密切的,所以人口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准。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机器的广泛应用,发展生产已不必再增加人口。中国的机械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农业人口密度过大已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我们须克服我们生活的最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庞大人口数量。”“在这种观点之下,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23］(P.14)吴景超还预言,工业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中国的人口膨胀，超过以前的速度,如不立行节制政策,将来一定要产生较现在还要严重的局面。”［17］(P.8-9)
（五）乡村建设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
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认为，与共产党推行的土地革命不同，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要想取得应有的成效，其必要条件是要得到政府当局的合作与支持。尽管“现在当局也渐知道乡村运动之重要，但政府下面也有视主持乡村运动者为眼中钉的。”河南省镇平县的村治首领彭雨亭因抗拒特税被害致死即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因此，政府要真正复兴农村，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中央设置了委员会，往各省分派了调查员，甚至要求国联也指派专家，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不必研究,不必调查,不必等专家发表意见，而人人都知必须要立刻办的”,那就是“省刑罚薄税敛”，如果这件事办不到，“那就是上帝派了专家来也复兴不了中国的农村。”［24］（P.10）
（六）乡村建设要有一种社会制度作保障
在自由知识分子看来,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虽然需要科学的生产技术，但仅有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一切科学上的发明，应当用来平均增加一般人的幸福，不应当专为少数人谋利，甚至使多数人受苦。”欲达此目的，“单靠技术的改进就感不足，而一定须有一适当的社会制度了。”这种制度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既要使每个参加工作的农民都能得到最公平的报酬，又要使整个农村经济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不能只关心农村的经济生活，更应该关注经济生活背后的社会价值，因为“经济生活和其他的生活一般，不过是人类要达到一种目的而发生的活动方式”，而人类一切活动方式的终极目的都应该以追求美满人生为旨归。据此，他们认为从事乡村建设的人，不仅“要有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还“要有一种社会价值的鉴别力”［25］（P.13），这是做好乡村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很显然，《独立评论》的撰稿人对社会制度的呼求，不仅体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个人价值的执着坚守和对农民群体的人文关怀，也突显了自由主义者在民族危机下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取向。
综上所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政治主张，虽然在左派“激进主义”者看来，似乎难合“时宜”，而且因其自身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甚至“经常纵横于‘非蒋’势力之间”［26］（P.337）,使得这种政治主张难以为政府当局所采纳而进入实际的政治领域，但他们对乡村建设问题的理性考量，不仅让“我们可以从中感知到蕴藏在他们心之深处的民族关切” ［18］（P.285），而且也在实践层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参考模式。不仅如此，自由知识分子通过广泛调研和深入考察，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乡村问题。换句话说，中国的问题就是乡村的问题的放大几百倍，几千倍，而乡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的缩影。”［27］（P.8）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和提出的因应之道确实针砭时弊，不乏卓见，不仅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可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引和重要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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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为本人原创，首次发表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
发表于 2010-1-24 03:3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