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闻记者》[张静庐 光华书局 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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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的新闻记者》
作者：张静庐
出版： 光华书局 1928年
文件：6.55MB
格式：PDF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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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庐，现代出版人，原名张继良，民国五年起用笔名“静庐”，从此以“张静庐”名世。一生致力于出版事业，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较大贡献。著有《在出版界二十年》和《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及续编、补编等。
　　张静庐幼年家境贫寒，但酷爱读书，在当酒保、学徒期间，因看书、写稿忘了干活，两度成了“回汤豆腐干”(指没度满三年学徒期而中途被店主辞退者)。他家住上海棋盘街，当学徒时每天放工回家，要到书店玻璃柜前看看书的封面解渴，久而久之，同事们知道了，就给他起了“棋盘街上的巡阅使”的浑号。
　　“五四”运动以后，张静庐到泰东图书局当襄理，并担任《新的小说》月刊编辑，和书局经理赵南公一道竭力刊行新文化作品。首任总编辑郭沫若写的《女神》、《茵梦湖》，张静庐极力组织出版，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炮。后来郭沫若去了日本，接着曹靖华、王靖(梅瑰)、王新命(无为)，以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都来到泰东图书局担任编辑工作。泰东图书局成了“创造社”的摇篮。《创造周报》就是在这时产生的。民国九、十年间《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类似的创造社丛书，如郁达夫《沉沦》、张资平《冲积的化石》，还有《玄武湖之秋》、《茑萝行》等新书，推动着新文化运动蓬勃向前。民国十二、三年间，《洪水》半月刊和《创造周报》合订本出版后，泰东图书局生意兴隆。
　　后来创造社人员从泰东图书局分出去了，张静庐先主持上海第一家纯粹的新书店光华书局。创造社同仁都是写文艺作品的，为了支持张静庐新开的光华书局，他们一反过去，改做政论文章，为读者和同业所瞩目。在这里，由周余平主持招股，创办了新文化运动史上有名的创造社出版部。郭沫若将《三个叛逆的女性》和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编纂为《文艺论集》交给光华刊行，还为光华编辑一种半文艺半政治性杂志《洪水》，也交光华刊行。
　　以后由于光华书局散伙，张静庐又主持了现代书局和联合书局的业务工作。
　　1934年5月1日，张静庐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这是第一家专门出版杂志的小店，仅有20元的资金作为创办费。由于资金太少，张便采取“代订代办发行”为主，出版为副，但还是出版了鲁迅主持、黄源主编的《译文》，孟心主编的《自修大学》，艾思奇、柳湜主编的《读书生活》，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等杂志。
　　1936年起，张静庐把重心转移到出版上。从此以后，他成了出版商。以后还出版了《高尔基选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青年丛书》等100多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张静庐将上海杂志公司迁到汉口，作为主张抗日的一员，也参与了抗日宣传活动。他出版了一批政论书籍和剧本，如《飞将军》(洪深著)、《八百壮士》(崔嵬著)、《民众基本论》、《出狱前后》(均章乃器著)、《抗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张静庐著)，还有《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汉奸的产生和扑灭》、《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活跃的肤施”、《大众剧选》(抗日剧本)、《全面抗战的政治形势》、《告大时代青年》、《改良教育与学生救国》、《青年军事常识》、《高粱红了》(诗剧)等。
　　那时的武汉，成了文化的中心，报告文学出版达到了一个高峰。张静庐以上海杂志公司名义，出版了许多抗日战争小册子，也着重抓报告文学的出版。其中著名的有李辉英主编的“战地报告丛书”，计有碧野的《北方的原野》，田涛的《黄河北岸》，张庆泰的《在西战场》，姚雪垠的《战地书简》，李辉英的《军民之间》，张周的《中华女儿》，曾克的《在汤阴火线》，师田手的《背叛祖国的罪人》，黑丁的《沁河岸上》，石光的《鲁北烟尘》。叶以群主编的“战地生活丛书”，计有刘白羽《游击中间》，舒群的《西线随征记》，罗烽的《莫云与尔漠少尉》，天虚的《两个俘虏》，陈克寒的《八路军事兵队》，刘白羽、王宗祀的《八路军将领》，吴奚如的《阳明堡大战》。这两套丛书对武汉人民了解前线形势，了解共产党、八路军，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上杂”还于1937年10月在武汉出版了宋之的的《烙痕》，它是一本收有四个短剧的国防独幕话剧。1938年4月又出版了宋之的、陈白尘合编五幕剧《民族万岁》。1938年3月为抗战需要而出版的文艺刊物，有丁玲和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由武汉、上海杂志公司总经销，16开本，但这个刊物在同年6月出版第6期后终刊。
　　张静庐为了扩大抗日宣传阵地，除武汉外，还在重庆、广州、长沙、柳州、桂林、贵阳、金华、昆明建立分店达12处，大量刊行文艺书籍百余种，极力配合抗日宣传。
　　1943年至1944年期间，张静庐在重庆任上海杂志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继续出版宣传抗日的书刊。同时，他又出任新出版业联合管理处总经理，并在成都(由邓作之任经理)、广州、重庆(由张鸿钧任经理)、汉口(由马仲杨任经理)设立“联营书店”，主要任务是管理联营书店出版事宜。与此同时，张静庐还任国民党文化教育委员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潘公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静庐回到汉口，一部分时间主持“上杂”业务(因其次子张鸿人当时任汉口经理)，大部分时间参加社会活动。曾任武汉市文教公会(这个公会是资本家商会性质)常务理事，主要处理上与下、同业间的各种业务纠纷。1947年6年1日，武汉大学发生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汉口联营书店也遭到搜查，并逮走了经理马仲杨和几位店员共七人。张静庐即组织力量多方营救，并作为释放马仲杨担保人之一。
　　在延安保卫战期间，延安失守，有些同志从延安经西安来到武汉，找到张静庐，但由于张静庐不是共产党员，本身又有国民党关系，不便亲自出面接待，他就嘱其次子张鸿人接待。这些来汉同志身无分文，来张处主要找接济，同时由于他们随时有被捕可能，张可为他们找到藏身之所。于是在张鸿人掩护下，把他们送出了武汉，到目的地去了，前后一共接待三批。但国民党仍有察觉。有天上午，张静庐等人正在“上杂”楼上开会，警察局找上门来，张静庐等人闻讯后，从后门跑掉了。警察就找张鸿人的麻烦，并搜查“上杂"出售的期刊，并将他们认为的“违禁杂志”，如《展望》、《新观察》、《新闻天地》等杂志，要张鸿人抱着到警察局去，叫张一人坐在一个房间内，一直到下午四点钟，他们才放人，但却被他们敲走了200元光洋。
　　l950年张静庐调任北京新闻出版总署任私营企业处处长。出版总署撤销后，在中华书局担任近代史编辑组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于1968年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