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中的“看”与“被看”模式

杜若松

《伤逝》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另类。浓重的哀伤情调，别样的叙述角度，深刻的自省意识使得这篇小说别开生面。以往的《伤逝》研究往往把着力点放在生存、经济、社会对于爱情的基础作用上，说明女性解放中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艰难的生活困境使人变得残酷，因为爱的力量无法战胜死神的威胁。爱至此彻底变成了绝望。”（1）但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原因是不能完全解释《伤逝》的爱情悲剧的。鲁迅小说中的“看”与“被看”这一基本二元对立模式，也可以应用到这个文本当中，以此揭示出新的含义。
看与被看模式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基本模式，鲁迅不仅写有《示众》，正面展示看与被看两项对立模式，而且在《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药》、《阿Q正传》、《长明灯》、以及《铸剑》、《理水》、《采薇》……中一再出现类似的场景。”（2）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明之后，希望用现代文明思想来启蒙国民，从而达到救国图强的目的，但当知识分子一旦接触到实际的时候，现实的“厚障壁”就会让知识分子无用武之地，庸众的麻木不仁、现实的冷酷、生活的艰难、理想溃败所带来的孤独和悲凉感，这些种种使知识分子在“看”这个世界时，原有的乐观设想化为乌有，“被看”的世界也由原来的温馨、明朗的记忆世界变的萧索、破败，其结果是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离开，“离去——归来——离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看与被看模式的演化。
在《伤逝》中，看与被看模式则似乎可以解释两性关系是如何从充满希望到相对无言以至于最后成为负累。“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稚气的光芒。”五四时期，年轻人纷纷用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来反对家庭的束缚，争取婚姻、恋爱的自主权利。涓生和子君是这个时代爱情的典型。在他们相识谈恋爱的时候，涓生是爱情的主导者，而子君是听众。作为男性的涓生处于看的一方，从而把女性变成被看的对象。此时的涓生怀揣理想，泰戈尔的纯美的幻想、雪莱的浪漫，所以才会有他的西式求婚，“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恋，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弧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于，一条腿跪了下去……。”他心中已经自定的把子君看作了易卜生的娜拉，子君说出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使涓生惊喜异常，他觉的“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在他的心中，子君的选择就是中国女性的选择，因此，子君在涓生的眼中的身份有了双重性，她不仅是涓生爱情的对象，也是涓生实现其理想的同伴，他们共同为了解放思想、争取爱情自由而奋斗。当然，这种想法对于子君来说可能是一种误会，子君那宣言的提出是以她认识到自己对涓生的爱为前提的，她受到涓生的鼓励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从她日后的行为来看，在她宣言的当时，她仍是一个受启蒙者，对于理想，对于目标，她是以自我利益理解基础上来理解的，那句“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中的谁固然可以指向社会，指向传统，但其主要所指的仍旧是她的叔父。然而随着生活的展开，子君为了生活而操劳，“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如果说子君在谈恋爱时是个受启蒙者的话，那么现在她逐渐退回到传统女性的队伍中了。而涓生“渐渐清醒的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当看者发现了被看者的无处可看时，当女性被男性假定为某一种角色时，看与被看者的悲剧开始上演了。涓生在子君身上看不到自我的存在，亦看不到自我的意义，子君在涓生的日渐冷淡中连爱也寻不到，只能逼涓生做虚伪的温存，缺少沟通，心灵彼此相偎但不相知，于是，“家“成了枷锁，相对成为折磨，看者开始试图离去，子君的死也成为必然。

看与被看模式还表现在叙述者的多重变化上，第一人称的叙述是以“我”的视角叙事，但在《伤逝》的文本中，作者与涓生，涓生与子君，涓生自己和自己，这种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作者成为看者，涓生和子君成为被看者，涓生又是看者，子君则是被看者。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强调文本中主人公的不为作者影响的主体性，强调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这种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和作者是独立平等的，“主人公不在于他是现实生活中具有确定而稳固的社会典型特征和个人性格的人， 不在于他具由确定无疑的客观特征所构成的特定面貌。而在于他对世界及自己的一种特殊看法，在于他是对自己和周围现实的一种思想与评介的立场”。（3）于是，思想成为判断一种声音是否存在的标准，文本人物的特点和人物所处的环境，时代历史背景不是人物存在的依据。由此，我们在阅读《伤逝》时无法解释的《伤逝》中涓生历时性的忏悔和共时性的自我辩解就会应刃而解。如果仅仅认为“这两种矛盾的声音体现着自我在现实中选择的两难处境，标志着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肉身的自我和精神的自我，新我和旧我所构成的矛盾和悖反。”（4）那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精神的高尚的我会说出“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地推诿之词的，实际上，这两种声音确定了两种思想的存在，当涓生以挑剔的目光注视子君，“她没有以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当他明知道子君离开他可能会遭受不幸却仍然说“但这对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的做事”时，涓生是一个看者,一个以自我利益出发，对曾经相爱的人不问不理的人。但是，当他乞求子君饶恕他的罪过，清醒明了自己所应付有的责任，并明悉自我的局限发出深刻自醒时，他已经是一个被看者，看者和被看者这两种声音纠缠在一起，当涓生一做出自私的举动时，便立刻构成了反讽。
值得注意的是，在看身有“立刻忏悔，自责”的自省，在被看者身上同样有“我以为……她便可以”的推委，“审问者在堂下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了灵魂的深。”我认为，这不仅仅显示了灵魂的深，而且，显示了灵魂与灵魂的差异和平等，于是文本中人物的主体性得以确定，而各个主体意识同作者意识一样，没有终结，也不可能完成。这种主体意识的确立，标志着鲁迅小说与传统小说如白话小说、传奇小说的不同，作者的意识开始退出主宰的宝座，作品中的主体思想得到多层次的丰富，读者不再受到作者的潜在的驱使，而是自由地自在地从中汲取思想，一个多重的复杂的世界形成了，而这，就是世界的真实的原态。
结语：
《伤逝》作为鲁迅少有的爱情小说，具有丰富的多重含义，正如 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认为的：“文学作品就是在理解过程中作为审美对象存在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展示为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 文本的内涵在不断的理解中被不断的延伸。对于《伤逝》的不断理解也正如此构成了《伤逝》的开放的历史。
（1）（4）《多元矛盾中的个性选择——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191页 刘雨 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名作重读》19页  钱理群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年
（3）《诗学与访谈—巴赫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