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间的内忧外患，使小说中平添了许多新鲜事物，由《遁窟谰言》开始，《夜雨秋灯录》、《淞隐漫录》、《淞滨琐话》、《萤窗异草》等书的呼应，传奇小说已经呈现出摆脱志怪的趋势[1]。这些传奇虽然仍以聊斋为样板，但渐渐不需要狐鬼的情节模式，多描写人世间的爱情和婚姻故事。鲁迅所说的“狐鬼渐稀而粉黛盛矣”[2]，成为这一时期兴趣转移的大势。王韬则成为这一时期文言小说家中的翘楚。
王韬19岁初到上海，就觉得“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3]”一派纸醉金迷的烟花景象。当时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风俗鄙陋,海氛其恶, 非可久据”,“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 绝无深识远虑可兴谈者[4]”作为刚刚中举的士人，他还保持着儒生的矜持与不屑，但不久便浸染沪上风气，堕入青楼梦乡，初步形成他的“风流才子”的性情，后入墨海书馆以后，五光十色、充斥着香艳气息的上海使王韬与妓女的来往更加密切。王韬本人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1960年，他写了《海陬冶游录》专门记述上海妓女的情况，1979年又写了《花国剧览》，仍然是追忆上海诸妓女的往事。在《淞滨琐话》、《淞隐漫录》、《遁窟谰言》这三部文言小说中，更有大量描写妓女与押妓的作品。这与当时盛行的狭邪小说，如《青楼梦》、《花月痕》等有着共同的土壤，即和当时整个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清朝自乾隆以后，政府对狎妓之禁的松弛，使得各大都市都有遍布城隅的秦楼楚馆，文人出人妓院是很平常的事，因此反映妓女的笔记、杂记日渐增多，如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雪鸿小记》，捧花生的《秦淮画舫录》，许豫的《白门新柳记》，西溪山人的《吴门画舫录》，二石生（姚燮）的《十州春语》，蜀西樵也的《燕台花事录》，支机生的《珠江名花小传》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南京、扬州，苏州、宁波、北京、广州的妓女生活。王韬晚年所居的上海更是妓院云集，据记载，同光年间这里的烟馆、妓院超过千家，王韬自述说:“沪上为繁华渊蔽，城外环马场一带，杰阁层楼，连蔑接栋，莫不春藏杨柳之家，人闲批把之院。每至夕照将沉，晚妆甫罢，车流水，马游龙，以遨游乎申园之间。逮乎灯火星繁，笙歌雷沸，酒肴浓于雾沛，庸兰溢而香靠。当此时也，其乐何极，于中绮罗结队，粉黛成云，莫不尽态极妍，逞娇斗媚。皆目以为姿堪绝世，笑可倾城。盖楼指记之，其拔艳帜而饮芳名者，固不知其凡几矣。[5]”这样的社会生活和文人风尚自然影响到文学创作。
王韬的代表作《淞滨琐话》多半篇幅都是为妓女立传，《画船记艳》、《谈艳上中下》、《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红豆蔻轩薄幸诗上中下》、《东瀛艳谱上下》、《燕台评春录上下》、《珠江花舫记》《瑶台小咏上中下》都是当时流行的品芳记艳之作，写他们的悲欢离合，明显映射出文人的赏玩心理，书中也有一部分写花妖鬼狐的故事，如《药娘》《箫仙》等，但与其笔下的女校书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多数仙狐魅女都给人一种妓女从良或沦落风尘的感觉，没有了聊斋式的灵异迷人。从狐鬼到妓女，从寓言到记艳，从理想到现实，这些转变耐人寻味。
这类纪实的作品多是简单地记叙每一个妓女的姓名、相貌、性情、身世、专长以及作者对她们的点评，不过在具体写法上亦大同小异，对各个妓女的描述有详有略，有贬有褒，有同情有玩弄，不一而足。这类评点文字无非是“环肥燕瘦，能诗善赋”之类的香软艳词，在文学上价值不高，但他所记的人物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阙。比如在《谈艳上》中提到光绪戊子年夏季花榜，“恐其挂一漏万”，故补叙之。据《清稗类钞娼妓类》中记载： 光绪戊子夏季，上海又有花榜，凡十六人。其第一曰文波楼主姚蓉初，入座留香，当筵顾影，艳如桃李，烂比云霞，以色胜。第二曰忏素盦主张素云，艳态迷离，神光离合，丰肌雪腻，媚眼星攒，以态胜。第三曰小广寒宫仙子陆月舫，体比梅肥，气同兰馥，端庄流丽，幽逸风流，以静胜。第四曰媚春楼主朱素兰，半面兜情，双眉起秀，明眸送媚，憨态消狂，以态胜。第五曰兰苕馆主吕翠兰，粉面呈妍，清矑流盼，珠光四映，玉色遥参，以色胜。第六曰语红楼主王月红，丽如月朗，妍比花鲜，貌似珠圆，肌同玉润，以色胜。第七曰韵珠楼主张善贞，逸响凌云，妍姿瘦月，歌筵荡气，梦枕销魂，以度胜。第八曰绛跗仙馆主林黛玉，蓄意缠绵，含情绵邈，嫣然一笑，神在个中，以韵胜。第九曰湘春馆主胡月娥，粉装玉琢，雪媚花妍，鼻准堆琼，眉峰横翠，以色胜。第十曰兰语楼李秀贞，以贞存心，其秀在骨，态浓意远，语媚音娇，以情胜。第十一曰琼蕤阁主张月娥，薄嗔含娇，蓄情寄笑，桃花酿色，兰蕋流芬，以情胜。第十二曰绮霞阁主唐红玉，容比月圆，视同姻媚，唐环汉合，大玉明珠，以丰胜。第十三曰环碧楼主杨翠芬，秀外慧中，丰硕秀整，号肉屏风，称大体双，以艳胜。第十四曰涵碧楼主林湘君，腰细杨柳，脸媚芙蓉，秋水凝愁，远山蹙黛，以态胜。第十五曰飞云阁主姚雪鸿，宜笑宜颦，若近若远，意藏于静，神注于娇，以媚胜。第十六曰凝秋榭主朱素芳，素面呈娇，纤躯逞媚，婀娜流利，竟体芳兰，以娟胜。 而《谈艳中》又记叙了上海妓女的十大帮派:苏帮、宁帮、扬州帮、金陵帮、湖州帮、湖北帮、江西帮等，并分别谈论了各个帮派的特点及其档次，这在《清稗类钞 娼妓类》中也有所提及。《东瀛艳谱上下》介绍了日本东京妓女、妓院的情况，柳桥的地理概况、市容市貌、妓女特点、待客之道等，非常详尽，对研究国内外妓女生活史有很大帮助。 在这些客观实录里，常常可以见到作者的影子。他化身天南遁叟、蘅华馆主游走于群花之中，捧红姚蓉初，提携陆月舫，俨然风流教主，花界领袖。妓女们自然对他情有独钟，格外垂青，如《画船记艳》中绣云、韵芬“二姝皆昵就叟，韵芬属意尤甚。柔情婉娈，犹如飞燕之依人。”《红豆蔻轩薄幸诗上》中的阿娜在众多的客人中“独昵就予。杯盘间错，色授魂与，情殷意挚，几乎颠倒不能自持。”从而引起其他客人争风吃醋“陆忽起相争，至欲拔罗虬之刃”。《二十四花史》中的褚金福也并不因作者是一介贫士而不屑，反而一见之下“即垂青眼，喜与余谈诗，每至月余斗犹不倦，虽招者红笺纷至，弗顾也。[6]”现实中的困顿与失意在妓女的臂弯中得到补偿。 这些作品在风流倜傥的同时，也表达了风流云散，美人不常在的今昔之感，抒发了对美好事物的追忆。《谈艳上》中作者借花谱自发感慨:“余自道光末季，以迄于今，身历花丛凡四十年，其间岂无盛衰之感!而以今证昔，觉欢场之非故，花样之重新，殊令人望古遥集，慨想低徊而不能置焉。顾曲无人，红乐绝响，知音谁是，蓝本已亡，磋乎!此曲已成《广陵散》矣。”，将美人与名士的升沉命运联系到一起。《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中作者感叹说:“自余相识诸词媛，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虽幸东风之有主，而深磋北里之空群，殊令人不无今昔之感矣。兹观昔年花榜中人 ，不禁感慨系之。”《红豆范轩薄幸诗》(上)慨叹美人不再:“呜呼!烟云世界，变灭须臾，蜃蛤楼台，消亡顷刻，天下事皆作如是观。”在当时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下，像王韬这类空有雄才却报国无门，委身报关潦倒落魄的士子，很容易产生美人沦落、名士飘零之感，所以这类狎妓之作大多在对灯红绿、追逐声色之后流露出一种颓废消极的情绪。但是，作者在内心深处，其实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生活状态，他并没有与那些漂客、妓女、那些色情的气息真正融为一体，他不过是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与仿徨，为了消解壮志难酬的悲哀[7]。在《二十四花史》中王韬把自己的真实心态阐述的非常详细;“天南遁叟曰:当庚申辛酉间，江浙沦陷，凡士女之自远近至者，群萃于沪读一隅。重开香国，再辟花丛，其在城中者，亦复舍彼而趋此，由南而徙北，弹指楼台，几同蜃蛤;塞空世界，尽是琉璃。嗟红粉之情迷，觉金银之气溢。吁!其盛矣!余于其时虽亦谈北里之风月，访南部之烟花，逐队随行，寻芳买笑，然而闲情徒寄，绮憾难平，方且欲绝温峤之裾，著祖逖之鞭，击渡江之揖，挥回日之戈，投笔从戎，上马杀贼。所志未遂，弥怀郁伊，此所以散弥天之花雨，如坐摩登;聆遍地之笙歌，如参梵呗。犹浮云之过太虚，无痕可迹;若止水之印明月，澈底皆澄。文字之障，概从屏弃已。在昔蛾眉谣诼，同是伤心。而今马齿衰残，不堪回首。五千里外，老友书来，熏香百回，摄具再拜，展读未终，不觉悲从中来，欷歔弗置。即此一编之艳志，足补我二十载之绮游矣!”可见王韬置身于烟花丛中，一方面是郁怀难抒、壮志难酬所致，一方面是情思游离，并无真正狎妓的心情，更不曾体验到嫖妓的快感，一切的歌舞升平、繁华风月 | 
发表于 2009-10-24 22:2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