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傳統文化的當代困境一點思考 原创 2008-10-30

多闻阙疑

摘要：傳統是一個民族在長期與生存環境作鬥爭或妥協而積累的智慧；亦因此成為了此一民族的體征與徽號。沒有傳統的民族是不存在的；而放棄自身傳統的民族即是行將死亡的民族。亭林先生曰: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謂“天下”即是“所以存天下之道”，亦即是傳統。中國近三百年來，自滿清入關，受外族的侵淩直是每況愈下，愈演愈烈，漸至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晚清以來，國人見識了西方工業文明進步之速。對己國之現狀極不滿意，窮究其理卻不得其解。自“戊戌變法”始，國人從自救到自棄；從改革國體到國民革命；從一套主義到另一套主義；從中體西用到全面西化；疾風驟雨般地進行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至於中國的現代化究竟是什麼？又如何務實的去實施？恐怕沒人能有能力與時間去安靜而理性地思考。本文將僅探討傳統文化在當代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及此一困境對我們的影響。

關鍵字：傳統  全面西化    當代困境   影響




一、傳統的當代困境的由來及其影響
“中國的現代化已不可能完全排除西方文化的成分；儒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怎樣和西方成分互相融合和協調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余英時先生如是說。這句話被廣泛地引用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相互關係的討論中。這句話的關鍵是：西方文化是不可替代的，儒家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只有妥協一條路可以走。只有這樣，才是務實的態度。其實，不繞口坦誠地說，那就是先“全盤西化”，然後再來談儒家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在此一社會中的地位。因為現實情況如此，沒有道理可言。
這樣的話，聽來相當耳熟，而且似乎很有道理。在這樣的論調下，明末清初剃了頭與征服者互相融合和協調的才是我們民族真正的出路。有明的遺民與志士卻是頑固不化的反動者？！這種唯強權是從的思想可惜從來不是我們這個民族所固有的。魯迅說：“因為衛國與經商不同，值得與否，並不是第一著也。”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無錫的“鄉賢”——學者李慎之寫道：“自由主義……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態度。只有全社會多數人都具備了這樣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這一段話關鍵是如何讓全社會多數人具備“怎樣”的生活態度？正確的公民意識究是“那一種”的公民意識？為何“必然”是正確的？其內容說到底也只是四個字“全盤西化”。值得注意的是，李慎之與余英時兩位先生表述方法的不同。在余先生的表述中尚顧及傳統文化的顏面，李先生就恨不得中國立時變了美國。
我覺得奇怪的是：近百年來，我們的社會精英們一直在想一件事：“全盤西化”。似乎這四個字是太上老君寶葫蘆裏的仙丹妙藥，我們一旦吃下它，一切問題皆可解決。反之，一切我們現階段未解決的棘手的問題，皆是未“全盤西化”所造成的。就像是吃不慣生魚片，硬要換全副腸胃般可笑。那麼，究竟中國自戊戌變法以來已在“全盤西化”的道路上走了多遠？中國的問題又得到了多少解決？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這百年的真相。這真相一直袒露在我們的眼皮下，我們卻因為種種私心而無視它的存在。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這是梁啟超在一八九六年寫的《論不變法之害》的結論部分。中心思想是“變法圖強”，這必變之“法”是什麼呢？梁啟超說“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實為西人所改造”；正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彝”。變法圖強，師法東夷。在一八九八年是中國最先進的思想。（這時的中山先生以及他的興中會還遠未被國人所認識，並因四年之前的廣州第一次起事失敗而流亡海外。）可是僅僅過了十三年，中山先生因辛亥革命的勝利一躍而成為了可以號召全國的人物。三民主義替代了君主立憲成為了社會思想的主流。一時間“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十三年前思想解放的先驅如“康、梁”輩，俱成為了保守、反動的人物。比較一下，我們不難發現變法與革命之間有一個本質的區別：變法是有針對性的、溫和的、自上而下的社會自改良。優點是涉及面小，不會破壞社會基本構造；缺點是見效慢、有反復。革命是以顛覆社會為己任的、自下而上的推翻重造。優點是乾脆徹底決不妥協；缺點是破壞大、涉及面廣。近代史著作往往將此兩事件互為因果。認為君主立憲只是清國苟延殘喘的最後一步棋，它的失敗直接導致了革命的成功。可惜歷史並不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君主立憲與革命是完全沒有聯繫的兩條線。就像賽馬場上只能有一個冠軍一樣，成功與失敗都有一點神秘的偶然。只有認識到革命不僅不是君主立憲的進階，而是與拜上帝教、義和團、白蓮教一樣出現的眾多中國問題解決方案之一。這樣，我們才能看到中國在選擇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初期是如何得盲目和草率了（相比其他方案，我們還是幸運的）。更可惜的是，這種盲目和草率的態度維持得太久了。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又一個十三年後，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開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時候的革命青年大都信仰了共產主義，視國民黨為反動與守舊了。沒有幾個人可以忍受中山先生提出的有關“軍政、訓政、憲政”的一個又一個三十年。就好象一九一一年前清廷所提議的預備立憲一樣。一個主義的發生與成長、受景仰到遭唾棄，在當時的中國幾乎像一個遊戲！
激進代替不了思考嗎？
在中國，激進代替得了思考。
原因是，當時能夠號召中國的問題只有一個：“民族存亡”。它統一了人們的思想，提高了民族的承受力。直接導致了“抗日”幾乎不可能的勝利。漸漸的，這個問題的提出愈來愈頻繁，直至變成了一個可以忽視一切真相的理由。（最近的帶有這個調子的口號是“多難興邦”。）它阻礙了我們進行關於我們自身諸多現實問題的有益的思考，也間接地關上了可以通過自身傳統的提煉與改造來解答中國現代化問題的大門，從而我們更不必去奢想中國傳統文化可以給世界的未來更多元的選擇了。
這個用一個口號替代所以問題答案的“遊戲”，直到文革以及以後的反正（階級鬥爭與拜金主義對一個民族來說，不都是毒藥嗎？！）仍然繼續。在這樣浮躁的年代裏，傳統早不知被丟到哪里去了。可是一旦中國的問題出現了，人們卻想也不想就指責傳統。這幾乎已成了一個思維習慣。在中國現當代，只有落伍的“激進派”，卻沒有真正的“保守勢力”存在，一直是一個絕大的問題。


二、傳統文化的“真”、“偽”問題及其影響
何謂傳統？傳統是一個民族在長期與生存環境作鬥爭或妥協而積累的智慧；亦因此成為了此一民族的體征與徽號。沒有傳統的民族是不存在的；而放棄自身傳統的民族即是行將死亡的民族。我所受的教育在這方面要麼是空白；要麼是矛盾重重。一面是“詩書傳家”、“仁義禮智信”、“修身治國平天下”……一面是“裹小腳”、“苛政猛於虎”、“獨裁專制”……現在又多了時尚的一面：“漢服”、“非物質遺存”、“經典誦讀”。總之，魚龍混雜、真偽難辨。這樣的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傳統的解讀與傳承。那麼，傳統文化的真義是什麼呢？什麼是似是而非的偽傳統呢？最關鍵的是傳統是如何產生真偽問題的呢？
我們可以先從“最關鍵”的入手。傳統是如何產生真偽問題的呢？這個問題非常有趣。起先我以為，應該從話語權在不同階級的易手情況中找答案。最後，我發現根本的原因不在於此（儘管表現的形式與此有關。），而在於方法論的轉變。中國傳統思維，是從下往上，見微知著，推己及人的模式。很容易從一個元素推論出一套系統，再由此系統解釋宇宙萬物的關係。西方思維從方法論看，其實沒有現代與傳統之分。它的模式是從上往下，見一物證一物，決不產生物物之間的關聯。前者主貫通、後者主分析；前者主和諧、後者主競爭；前者主智、後者主識；前者重教化、後者重刑法；前者重共識、後者辨分別。就政治論：中國傳統仁政有“薄賦寬民”、“救災惠工”、“恤商減貢”、“戒奢偃軍”、“慎刑勸學”…….西方無“仁”字,所謂良政也因時而異。近現代則以“開闢殖民”、“增加貿易”為其大者。各自標榜亦自不同：中國傳統美德是“忠孝仁義禮智信”。其中，“忠孝”是對“國”、“家”言，是表現形式；“仁義禮智信”是自身之修為，是對“忠孝”的一種保障與養成。西方美德也因時而異。近現代則以“自由、平等、博愛”為號召，以憲法為其保障。這原本是兩條背道而馳的路，卻因為近現代西方的貿易擴張而被迫交織在了一起。那麼，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時候；在我們決意全盤西化的時候，我們自覺地拿西方思維審視自身傳統。結果是傳統文化被割裂成“精粹”與“糟粕”。標準視現階段需要而定。於是，你看見“五四”以來“孔家店”的被打倒與“法家”的復興。有趣的是，現在又有了新的變化。我們開始質問：工業革命的創造如此污染環境、不計後果真的是科學的嗎？傳統的回答顯得有些幽默與不屑：淫巧之技而已矣。可笑的是，我們現在保護的傳統文化，恰恰是傳統輕視的“雕蟲小技”。（比如說物質、非物質遺存的申遺）而真正意義上的傳統；我們賴以延續民族命脈二千年的傳統早已煙消雲散。我們不再做遠視的“冥想”，如同蝗蟲般生活著。真理只有一個：“生存”；手段也只一個：“拿來主義”
那麼，傳統文化的真義是什麼呢？亭林先生曰:“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朝一代一姓的“國家”的興亡，是食君之祿的一班人應盡忠謀劃的事。而所謂“天下”即是“所以存天下之道”，亦即是傳統的真義，則是全民族每個人都必須拼盡性命去衛護的。夫子說：“天下無道，卷而懷之”起碼我們可以不合作。在現代還包含了一個意義：即是“國家興亡”若妨礙了“天下興亡”，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推翻它。所以這句話，在現代辭彙裏被刻意縮簡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意義剛好相反，起了極大的變化。“所以存天下之道”沒了，被國家代替了。也就是說：即便國家違背了“所以存天下之道”，我們也無權去問責。我們只有衛護的職責！這是什麼？這就是“獨裁專制”。可這本不是我們傳統裏的東西。傳統包涵了“灑掃、應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代表的進取和“吾生也有涯，學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所代表的退守。中心是我們自身。所以我們可以在讚歎“武王伐紂”的同時去欣賞“伯夷叔齊”。這裏有一個重點，我們以不同於西方的方法解決了信仰的問題（信仰並不是必須與宗教相聯繫的。孔子是一個有堅定信仰的人，他的信仰與宗教有關係嗎？）。
綜上所述，中國近百年走了一條魔幻現實主義色彩極濃重的現代化道路。無論成果如何，都是與自身傳統文化漸行漸遠了。確實中國還沒有完成“全盤西化”，可是卻早已和傳統文化決絕了。這樣的中國現代化究竟該往哪里走？我完全不知道。因此，早些年，自由主義學者劉曉波曾誠實地叫囂“再殖民”就不足為奇了。而我們可憐的傳統文化，離開了曾創造了千年輝煌的殿堂，退到了社會的邊緣，只能與殘存的民間手工藝品相擁而泣

三、結論
中國第一個提倡“自改革”的龔自珍有句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廣義的史，也就是儒家所代表的傳統文化──我們自己民族所傳承積累的文史哲學。從“自改革”出發、奮力走向現代化的漫長道路上，龔自珍大概不曾預見：“去其史”者最積極的，竟是中國人自己。嚴複晚年總不忘強調現代化絕非無根之水，無本之木，“沒有傳統的現代化”走不通。他提出“開民智、興民德、鼓民力”等主張，即想從根本上為傳統文化找到通向現代化之路。從龔自珍到嚴複到余英時再到劉曉波，中國的現代化走了將近200年。在這兩百年中，中國經歷了帝制的垮臺、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之爭、文革與之後的改革…….  這是翻天覆地、亙古未有之變化。此一變化對我們心理上所造成的刺激是可以理解的；此一變化對我們審視自己所造成的影響卻意味深長。
我家鄉的錢賓四先生在抗戰期間寫了一本書“國史大綱”。在這本書的凡例中，他寫下了這樣的四條讀史必備信念：
一、          嘗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個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          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          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以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以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論。】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          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家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此四條必備信念，只是講了一個意思：若我們放棄了自己的傳統文化，便不再是我們自己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本體都不存在了，又如何去談什麼現代化呢？所以，首先我們要不怕做一個中國人。要自尊、自愛，不能妄自菲薄。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適合作為本文結語一段話。


參考文獻：
【一】《諸子集成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1986年7月版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  1960年版
【三】《龔定庵全集類編》，   中國書店 ；  1991年6月版
【四】《翼教叢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  2002年1月版
【五】《國史大綱》，    錢穆；    商務印書館 ； 1996年6月修訂版
【六】《華蓋集續編》，  魯迅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年4月版
【七】《西方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余英時；  台中漢新出版社； 1984版
【八】《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  中國人事出版社； 1988年版

成春

终于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