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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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902年2月8日（正月初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该报发刊词所表白的宗旨是：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一、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一、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论，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可见，梁启超办《新民丛报》的目的首在“新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失，智慧不开”，“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也就是说，新民是维新吾国的首要手段。那么，为什么要维新吾国呢？梁启超在《新民说》开篇就指出，自从有人类以来，世界上的“国”何啻千万，但是而今还存在于地球上的有多少呢？其中，能左右世界，将来能战胜天演者的强国又有几个呢？不过四五个而已。然而，都是人类，都是同样的生物，为什么有的强有的弱呢？梁在否定了地利、英雄两大因素之后，梁启超指出，最大的不同在于各国的人民不同。梁可能是受严复的影响，也把国家比喻为一个有机体，他认为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就像身体与四肢、五脏、筋脉、血液循环一样。四肢、五脏损坏，身体也会损坏；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人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国家也难以立足。因此，“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不管是办《新民丛报》还是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其目的都在于“新民”，“新民”的目的又在于“新国”。之所以要“新国”，肇因于一种亡国灭种的焦虑。这种亡国灭种的焦虑感，我认为，起码应该强调两个方面的原因：晚清的局势；天演之说的影响。
　　首先，晚清的总体局势，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受着内外的双重困扰。内在于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系列地方叛乱给中国的王朝统治秩序造成了一种岌岌可危的景象，经世之学的复兴也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系列的地方叛乱还暴露出帝国正牌的保障力量——绿营之不堪一击，借助于地方武装的帮助和洋枪队的帮助，清代政府才勉强渡过一劫。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识之士注意到军事力量之薄弱，因此着意于军事力量的培养。另一方面，外来的压力则来自于列强在中国的种种举动，系列战争的发生和系列条约之签订，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西人对给中国的军事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一些卓异之士感受到瓜分豆剖、亡国灭种之危机，中国急需革新军事以救亡图存。意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寄托着这些卓异之士的全部希望，可是我们知道，洋务运动虽然着眼于军事，可是在军事上的提升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败北，基本宣布了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努力是失败的。
　　这次惨败不仅带来马关条约之严重后果，更带来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日本同样遭受西方的压力，可是它成功崛起，因此日本第一次被真正重视起来；另外，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人数比日军多，装备比日军好，可是一败涂地，全军覆灭，可见军事能力不仅仅取决于装备和人数，士人自然会另找原因。找原因的方法就是中外比较，中国和日本的比较，中国和欧美之比较。中国士人考察日本成功扭转颓势的经验是明治维新，据说明治维新的最核心的就是君主立宪。因此，康梁等人发起了旨在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当然，论证这场运动的根据不仅仅是外国的经验教训，还有中国传统的经验教训，比如经世致用思想、革新变法传统。但是，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场维新运动的方方面面都显示出，它寄于了维新派人士的希望：富国强民，扭转颓势，重振国威。
　　梁的新民说对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理论发生了一个跨越。在《释新民之义》一节中，他说：
　　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人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视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不取于此而摩其末，是何异见他树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见他井之汩涌而欲汲其流以实我眢源也！
　　梁启超认为，最应该向西方学习的是民德、民智、民力，而非政治、学术、技艺。民德、民智、民力是“本”，政治、学术、技艺是“末”，民德、民智、民力是政治、学术、技艺的大原。
　　在《新民说》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梁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之必要。第一，从内治上，国民若文明程度低，即使有明君贤相也无济于事，反之，若谷国民文明程度高，即使有暴君污吏肆虐一时，民力自能补救之。他断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根据他的判断，当时的英美各国之民，常不须圣君贤相也可以达到天下太平；而当时的中国，人民文明程度下，以当时的民德、民智、民力，正是即使有圣君贤相也无济于事的时代。 第二，从外交上说，他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之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民族主义又进一步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向外扩张权力。民族帝国主义的威力，就是它集民族之全体而成一势力，这与古代帝国主义倚重于一人之雄心不可同日而语。可悲的是，中国之民族帝国主义的矛头所向。在这种局势下，“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他断言，当时的中国绝不是依靠圣君贤相就可以平息乱局，也不是一两个草莽英雄崛起就可以成就霸业的，他认为唯一的希望在于“使吾四万万人民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指列强）相垺”。
　　在这里，我们再次确证，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归根究底是指向“新国”的。史华慈和王尔敏对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强调，至少在梁启超的新民说这里得到了印证。
　　梁启超提倡“新民说”，另一个动力来源于《天演论》的影响。
　　在《新民说》全书，处处可见“天演物竞之公例” “天演界无可逃避之公例” “今日生机竞争之世界” “竞争剧烈之舞台” “天演界” “优胜劣败” 等词，很显然，梁启超曾受过天演论的深刻影响。在严复之前，进化论早已和生物学、植物学、地质学一起，通过传教士在中国有了一定的传播。 1898年4月，严复译著《天演论》出版，引起巨大关注。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有这样广为摘引的一段话：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作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天演论在近代中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梁启超也不例外。根据王中江的研究，“梁启超并不关注进化主义（特别是生物进化主义）学理本身，他关注的主要是‘进化主义’对民族国家复兴的强大的实践功能。这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是中国进化主义的一个总体倾向之一，严复也不例外。” 在梁启超的意识中，“进化主义不仅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上的法则和普遍有效的知识，它也是令人渴望的具有正当性的应该。”
　　关于天演论对新民说的深刻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展开。
　　二
　　 “新民”之“新”既是动词，也是形容词。
　　作为动词的“新”，根据梁启超的解释，具体指的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梁启超对文化持有一种非整体论的观点，他并不认为一种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相反，他认为一种文化可以被区分为若干部分，各部分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某些旧有的部分可以剔除，可以提炼，他种文化的某些元素也可以引进和嫁接。正是因为持有这样一种文化观，梁启超不会对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态度。他主张“调和”：“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天地也。”
　　当然，经历过 “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我们可能还会继续问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方面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然而哪方面是根本的呢？首先，他强调二者必兼而有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 接下来，他强调了“淬厉其所本有”的核心地位。之所以要强调自身的文化传统，他是这样看的：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气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
　　很显然，梁在这里把文化传统看做一个民族和国家安身立命之根本。这里头仍然包含着一种本位文化的思想因子。自身的文化传统凭什么是民族和国家的根本，梁启超在这里并没有展开论述，只是一笔带过：“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 列文森认为，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可并非理性考量，只是一种情感归附。 这种解释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其中也有不少异议。但是，直到张灏于1971年发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才产生了对这种观点的有力批驳。张灏先生认为，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一些赞美和保留，并不像列文森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情感的依恋，其中也不乏理性判断，梁启超真诚认为传统文化中一些资源在新时代中仍有价值。比如梁就认为儒家思想中“修身”传统中的人格修养方法在现代世界仍然有用。
　　无论梁启超为什么要强调自身的文化传统，总之，他强调了自身文化传统；但是，梁紧接着指出，“淬厉其本所有”可不是任其自生自长，而是要“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守旧，因此他说：“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
　　然而守旧是不够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天下”到“国家”的变化。原来，“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 其实，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已经说过：
　　我中国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
　　可是，而今，中国所处是个“列国并立”的世界，中国必须把自己看做世界上众多国家中之一员，而且还是比较弱小的一员，中国人也必须把自己看做“国民”。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时代，因此，若中国人仍把自己当作“天下”之一员（即所谓“部民”），而不是当作“一国”之一员， 那么决无以自立于天地之间。 因此，中国人必须广泛考察各国民族自立之道，取长补短。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是中国文化“所本有”，哪些是“所本无”呢？也就是说哪些要发扬光大，哪些要向西方借鉴呢？
　　对于前者，梁在《新民说》里语焉不详，他是否在其他著作里有所详述，笔者未及考察；对于后者，他却展开了详细的论述，从第5节到第20节，绝大部分都是在论述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向西方人学习的各个方面。
　　当然，要向西方人学习，首先就是要向最优秀的西方人学习。在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中，梁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五种：黑色民族、红色民族、棕色民族、黄色民族、白色民族。其中当今最有势力的是白种人。白种民族又分为拉丁民族、斯拉夫民族和条顿民族，其中条顿民族最有势力。条顿民族又分为日耳曼民族（德国）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有势力。根据“天演界无可逃避之公例”，五人中，白人最优；白人之中，条顿人最优；条顿人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 那么，白种人优于其他四色人中的优点在哪里呢？“好动”（与“好静”相对）、“竞争”（与“狃于和平”相对）、“进取”（与“保守”相对）、注重“人事”（与“恃天然”相对）、“勇猛、果敢、活泼、宏伟”。 条顿人相对于其他白种人的优点又在哪里呢？梁认为是政治能力强。所谓政治能力，在梁看来，指的是地方自治能力、扩张能力、个人权利意识等等。 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对于其他条顿人的优点又在哪里呢？他提出如下诸点：独立自助；守纪律循秩序；富有常识，不轻举妄动；权利意识强；体力壮；坚忍；不尚虚荣，务实；保守性，能广大其本性。
　　与传统儒家思想传统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截然不同的是，梁在这里提倡的是“争”，是“动”，是“进取”，是“勇猛”，是“活泼”……以史华慈的分析范畴来说，这是一种“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即“赞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类的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充分表现”。 或者换个说法，这本后洋溢着力本论思想。事实上，这种思想并非梁启超才具有的。在近代中国，这种思想在近代中国影响实在很大，就我的狭窄视野，前有严复，后有战国策派诸人。本文重点不在此处，因此不拟展开。
　　中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哪些优秀的素质，梁在5至20节一一展开论述。现将各节题目分列如下，我们即可管窥全豹：
　　论公德
　　论国家思想
　　论进取冒险
　　论权利思想
　　论自由
　　论自治
　　论进步
　　论自尊
　　论合群
　　论生利分利
　　论毅力
　　论义务思想
　　论尚武
　　论私德
　　论民气
　　论政治能力
　　儒家传统思想最主要的人格理想是内圣外王，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内圣外行的具体细化，贯穿其中的始终是道德的主体性，道德追求是儒家士人最重要的追求。 在《新民说》中，梁认为中国人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主要不是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和政治能力，具体落实到民德、民智、民力三者上来。其中，论及民智的很少，论及民力的甚多，论及民德的，“德”的内涵与传统儒家道德已大不相同了。
　　
　　三
　　《新民说》1902年在《新民丛报》连载了十余章，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梁启超自己说：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也自承深受梁启超“无穷的恩惠”，其中有两点最分明：一是《新民说》，一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谈到《新民说》时，胡适说：
　　“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他(梁启超先生)说：“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 无新国家!” ( 《新民说叙论》) ……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需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