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论个人、社会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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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为什么要改造社会？

在《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中，他认为法国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俄国革命代表着革命的一种新阶段，一种新的形式。政治革命大半成为过往的事了，社会革命将会到处散布。傅说：“凡今日之社会，本其历史上之遗传性质组织，多有不适于现在者；或有仅有形式更无灵性者；或有许多罪恶凭傅之而行者。推翻之另建新者，理想上所有事也。”

“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都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349）

总之，傅斯年认为，区别于以往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造）是世界大势所趋。



中国现有的社会有什么问题？

在傅看来，中国有群众无社会，社会仅有其名罢了，实际上只是群众罢了，或者说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名副其实的社会应该是“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之，人与人之间要有内在的结合，要有“社会组织上的系统”。（152）质言之，要有“联贯的脉络”，“有动的力量。”（352）

“现在的中国社会，和运用它的素质，是被二千年的专制历史陶铸成的。……在专制之下只有个个人，没有什么叫做‘公’的，所以在个人的责任心之外，不负个社会的责任心，原是当然。所以中国的社会大半是机械似的，不能自生自持自动，一切全由外力。”（348）

“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糟到这个样子。中国只有个人，有一堆的人，而无社会，无有组织的社会。”（385）

总之，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一个分散的人，各自为阵，各自谋利，难以形成联贯的脉络，因此难以产生巨大的动力。因而，傅斯年主张要“无中生有造社会”。 “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385）



如何才是理想的社会？

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386）

傅斯年认为“人人以社会为家”才是理想的社会。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负社会的责任，拿做当惟一的责任，远在个人的家庭的责任心之上；第二，觉得社会有和家庭同样的恋爱力，不特不能离，且断乎不能忍，为他出力，不专希望成就取得报答，有不止不倦的心境；第四，把家族的亲密诚实无间、无拘无伪的意味推到社会上。（346）

“现在促进社会的办法，第一步便是疏通脉络：一方把大城市的社会和农民的社会联络起来，一方把城市中的各类社会互相联络起来，一方把城市中的各类社会互相联络，而生动作出来——这是因为就中国现在社会的横切面看来，散立的分子太多，脉络太少了……”（352）

总之，理想的社会是人与人有紧密联结的、有机的社会，其目的在于形成一股较大的力量去监督和限制政府。

个人

个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

“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382；384）“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独善。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久后恐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382）“若因群众运动之故忘了个人运动，虽能为一时，虽能为一时的‘疾风摧劲草’的效力而不能保社会之久不腐败，所以群众运动必伴着个人运动才显精神。”（388）

“要改革社会，必须社会里的分子，先有自觉心。使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地位、责任、人生的价值种种，方才能够自己设法去改良；若是人家为他设法改良，他方才能够容纳，不至于反怪他人多事。”（280）

“近代的思想有两种趋向：一、个性的；二、社会的。前几个世纪是个性的发展，近几十年是社会性发展。中国人在这个时候自然免不了加入最近的趋向，不过前一时代的个性发展，也是我们所必须要求的事情。不经个性充分发达的一个阶级，文化上必觉得干燥无味，而且突然转到社会性上，文化上又很觉得根基薄弱，所以中国此后的思想运动应该是双管齐下的……”（356）

“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81）“离开‘个性’，善恶都不可说了”，“个性里面，一部分包罗着善，‘非个性’里面，却没处寻善去。”“个性发展，善才能随着发展”（104）

“为求有用而想去，必成一种社会性的思想，为求安顿我们的信识而想去，必成一种个性的思想，前一种免不了有一部分的不自由，后一种乃是极自由的。”（356）

“一方自然要养成平实有用的社会性思想，一方发挥个性的思想，也于文化上有绝大补助，两样合成才能就这个所谓文化运动。”（357）

在傅斯年的思想意识里，近代思想发展的趋势一是解放个性，一是形成社会联结。二者是两个阶段，可是在中国，必须双管齐下，一齐进行。



如何解放个人?

破坏个性的就是万恶之源，而这个万恶之源就是家庭。（105）“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话说来，极力的摧残个性。”（105）中国人教孩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什么叫做个性，他是全不明白。这是这一个法儿施用，成就他那‘戕贼人性’的手段罢了。（105）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106）傅斯年断言，在现代社会修身和齐家不能两全。因此傅斯年主张“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107）



总之，傅斯年论个人与社会的思路是，要把分散的个人团结起来，监督和纠正政府。从此往前溯，必须得首先形成健全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有社会责任心的个人。要形成这样的个人，又得首先把个人从家庭的负累中解放出来。虽然也是对社会和个人寄予期望，但是在这里，个人、个性似乎并不具有像密尔强调的终极地位，也不像后来张佛泉所主张的那样。傅斯年的立场并不是个人主义的。他强调社会，虽然同样是为了形成力量，监督和制约政府，但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监督和制约政府，其目的是为了捍卫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傅斯年在这里似乎并没有体现出类似的思路。他似乎也没有对此有深一层的思考，看起来他并没有去进一步思考监督政府、制约政府的目的何在。他的问题意识还是来源于民国现实：北洋政府的为所欲为和社会的无能为力。





引文来自于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文中只在括号中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