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眼中的秦末汉初历史——读《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後
本书名为《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作者池州程世和。说实话，这本书确实给了笔者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足以媲美李开元先生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然则，考虑到本人才疏学浅，复次此书品调甚高，自知无批评议论之地，故而将摘录此书原文中之妙句，以充门面，亦望识者讥焉！
此书为文学史论，但已远远超出文学史的范畴，甚至可以概括整个时代，即作者所论秦末汉初数十年间（作者认为西元前209-141为秦末汉初。——笔者，下同）的历史全貌。本书“引论”中对“士大夫”之前身“大夫士”的定位，说：“在我们看来，‘礼坏乐崩’之前在周王官文化系统内的所谓‘士’，可以统称之为‘大夫士’。”以区别于周朝封建等爵（王、诸侯、卿、士。）中所谓的“士”，并认为：
“周之王官文化系统内的大夫士，与当时其他社会阶层相较，因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当为周之礼乐文化最为自觉的传承者。”到后来所云：“从守职于周之王官文化系统内的大夫士到大夫士因‘礼坏乐崩’失去职守而演化为‘士无定主’的先秦士林，从‘士无定主’的先秦士林到获职于两汉礼义新秩序内的两汉士大夫，中国士人总体上经历了一次有职有位到失职失位，以至于复职复位的完整过程。从时序上看，中国士人这一完整进程也正与从周之小一统中国而进至于汉之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进程构成了一种两相对应、两相冥合的同步关系。可以想见，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其中必然蕴含一种两相生长、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结。”（大夫士-士-士大夫。作者认为，以大夫之身份兼“士”之道德理想，是为“大夫士”；以士之身份，官居“大夫”之位，是为“士大夫”。）诚然！
作者又以由《诗经》入《春秋》来映证前一个礼崩乐坏之过程，还说：“返观前所述及的孔子对周之礼乐文化的追慕，返观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显示出的正是从变风变雅之士‘闵宗周’到先秦儒士‘吾从周’之间前后相续的精神联系。”（作者认为，孔子对《诗经》的整理即“吾从周”的表现。因为孔子身为礼崩乐坏之时的士，其对宗周礼乐的向往，以及对未来礼乐复兴的期望，表明了此一没落时代“士”们对礼乐的自觉传承。而《诗经》中的“思无邪”定义，也是孔子对现实的一种反讥。作者在本书后附有对《诗经》这一历史意义一番考证的论文，可以参见。）然后，又接续以汉武帝之盛世来映证后一个礼乐复兴的阶段，“正是在两汉大一统中国时期，两汉政体渐渐向天下士人特别是儒士开启了仕途大门，由此渐渐造成了一个士人政府，士人社会，造成了一个重礼义，重经训的士大夫阶层的出现，而两汉中国也因士人特别是儒士大量进入政体，进入朝野各个层面渐成为礼义中国，文化中国。”如此，“引论”之功效完成，全书之大格局即在于此。（即先秦士林向两汉士夫的转变过程问题。）
本书第一章“秦汉之际的士风转向及其历史意义”，即“引论”中所谓之“士之复位”的过程。作者从“秦之‘焚书坑儒’与先秦士林的汩没”开始讲起，批评先秦士林内部的精神分化间接导致“焚书坑儒”此一文化暴行，认为“诸子学派之争是学术精深化的表现，但其相互攻讦之风（所谓百家争鸣。）也自是一种精神弊端。这种精神弊端由潜而显，最终造成了法术之士借政治暴力摧灭天下非法术之士的历史悲剧。”但由于秦廷博士们“不见有对儒学大义的精神推阐，（秦廷博士仅备其员耳。）彻底暴露了俗儒守株胶柱，不知通变之蔽。”所以“先秦士林在‘焚书坑儒’后，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已不复存在，所残存的仅是一些散落于博士、诸生、文吏之位以及市井乡野中的个体‘士人’而已。”
第一章第二节“秦汉之际士人浮现样态及其精神型式”，作者具体分秦末士人为“儒士”（叔孙通、孔鲋之类。）与“策士”（萧何、张良之类。）两种。并解析儒士，认为“秦对于儒士活动的禁绝与儒士对自我身份的消解，是秦末儒士缺乏儒之气象的基本成因。”而“从‘不师今而学古’到直面现实世界，秦末儒士开始了由愚执向权变的精神转型。……也为汉儒以儒学兼容诸子学说而创设大一统之学开启了方便之门。”反观策士，作者说：“他们或特出于民间，（韩信、张良。）或脱自于文吏。（萧何、曹参。）”并认为前者虽为穷困所累，但其画策之才则多能在他们起事前的颇有民间意味的生活经历中体现出来，他们“所包藏的天下之心与不安现状的灵魂躁动”直接导致了其在反秦浪潮中能够应运而起，并为摧毁这个极端的王朝，恢复士的自由生存而努力。
儒士与策士的两种在秦末的存在，则是，“秦汉之际儒士的表现是两汉士人与汉帝国基本关系的‘预演’……秦汉之际的策士的精神表现直接导致了汉初黄老思想的盛行。”（随世而动，乱则起，静则潜。）最后，“从另一方面来看，秦之政治暴戾对于消解天下浮躁之心，清除一切分崩大一统局面的精神妄动也自具有重要意义。”“秦末策士共以‘不敢为天下先’为处世之道，在客观上避免了秦汉之际乱军纷起的混乱局面。（典型者，韩信拒蒯彻之言。）使天下在刘项两极对立中很快重归于统一。”进而为汉初士人的向“士大夫”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第一章第三节“汉帝国的建立与入汉士人的精神转型”。作者认为策士本身的黄老之道使他们具有随时应变的性格，而“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以及韩信之死的现实事件又在警戒他们善自珍重，以免遭祸。于是，“与入汉策士自我淡化趋向相反，入汉儒士则开始自我强化的精神过程。”通过从叔孙通的进儒家朝堂之礼并为普通儒士开启利禄之门，到娄敬建言王都关中，和亲匈奴等策略，都表明其“以儒士为潜相，以策士为显相的精神特征”。虽然是其过渡阶段的特征，但比秦初的腐儒要进步得多。但“却难以见出士人有表达文学才情的些微消息。”（这是作者以其文学史家的角度所论，为之后的叙述汉大赋之出现做铺垫。）在作者看来，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在于陆贾此人的出现，也就是此书第二章所论。
作者认为，陆贾是汉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士大夫”，因其在经学思想、史学修养、文学才情的三位一体而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作者认为稷下先生们虽在其位，不司其职；又李斯，虽司其职，已然非“士”。故两者皆非“士夫”。）在笔者看来，本书最出彩的也在论述陆贾的第二章，“陆贾的时代‘新语’与两汉士风、两汉文学的精神源起”。
开首一句话，“与娄敬微露儒之精神相比，陆贾高扬儒之精神大义，继叔孙通建立儒士与汉帝国形式关系之后，担承起从思想层面确定儒士与汉帝国精神关系的历史重任。”又云“陆贾在高扬儒之精神大义的同时，又以其时代‘新语’转移了前此士风的精神不振，开始改变了入汉士人缺乏人文特性的精神状貌。”最后说“陆贾不惟以其时代‘新语’导引了两汉士林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的宏博气象，而且以其辞赋制作成为两汉辞赋之祖。”
本章第一节重点探讨陆贾在秦汉之际的行为以及其儒士身份的形成，推翻了戴彦升、余嘉锡的定论，（两先生认为陆贾之儒学受于汉兴之世，而作者认为陆贾之儒学受于秦初之世。）并描述了一个秦初东楚（作者所谓楚分为三：汉、湘是南，陈、蔡是西，徐、鲁是东。亦所谓“楚虽三户”乎？）社会的图景。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了读李开元先生的《战国时代的刘邦》（此文最初发表于象牙塔网站，后收入氏著《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版）一文时的情景。而且，两者所论之人恰好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活动范围。此种对历史的另一种在推论基础上的通俗阐释，不仅没有小说的嫌疑，还非常之严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谓美文！
而作者不止步于此，还由此而推论陆贾之所以在楚汉战争中无甚作为，“一方面，他以‘客’之身份亲身感知着秦汉之际天地玄黄的时代风云，不至于成为一个‘不知时变’的拘儒；另一方面，他又赖此保有一种‘我思’之清醒，以免像郦生那样因沉溺于现实妄动而陷入烹杀之厄运。”我想，这也正是陆贾能以亲历者的身份、旁观者的角度（正所谓生逢其时也。）完成《楚汉春秋》并因此而成为两汉史学初祖的原因吧？！
本章第二节，是通过对陆贾说南越王辞的剖析，论证其对汉赋之“崇汉”主题的贡献。认为“其一，陆贾说辞摆脱了此前说辞拘限于对现实事相的缕析与敷衍的狭小气局，显示出了以正义之辞对汉帝国予以精神提升的宏阔胸襟。”“其二，陆贾说辞蕴含有一种华夷之别的文化深意，蕴含有一种大中国的精神观念。”而这一切都是汉赋的“崇汉”主题的滥觞。（亦即士大夫对政权合法性之高度认同。）
第三节，是对《新语》的剖析。首先从刘邦的角度来看，陆贾进言《诗》《书》之前，“刘邦对儒士认识还停留于叔孙通为汉立朝仪的形式之用，未能意识到儒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意义。因此不可能从内心深处自行屏弃鄙视儒学的无文根性。”但“正因有陆贾反复陈说，刘邦开始显露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风貌。”而“《新语》之所以被刘邦及其朝臣称之为‘新语’，是因为它为刘邦事功集团展现了一个闻所未闻，新义弥漫的精神世界。”且“《新语》不惟是大汉帝国摆脱前朝短暂厄运而走向久治亨运的时代‘新语’，亦复为中国士人自入秦以来经长期的思想失语之后重新焕发思想活力的精神‘新语’。”
第四节，是对陆贾儒道身份的解构和重建，并认为“不惟具有开启两汉士风的先导作用，而且还透露出覆被于两汉四百年士人精神演变历史的总结意味。”因为“以儒学为主导，伴有老庄之学的暗转衍化并渐生取代儒学之势，构成了两汉士林精神演变以及反映这种精神演变的两汉文学史的基本历程。”可以说，陆贾的儒道双重身份既是当时一些俗儒向博通转化的代表，也是黄老之策士向儒学寻求自身文化提升的代表，更是在某种意义上浓缩了两汉所有士大夫的思想衍化。（作者更以曹操之治世能臣，乱世姦雄总结两汉士大夫之历程。）
第五节，是对陆贾“士”、“大夫”（合二为一。）双重身份的解构及整合，映证了“引论”中所论述的从先秦士林到两汉士林的转变过程。而到了第六节，则注重陆贾对汉赋的开创作用，便是作者的本业文学史了。
反观从“引论”到第一章“秦汉之际的士风转向及其历史意义”，然后以陆贾为个案研究整个社会的转变，作者对此无疑更具有一种史学意义上的阐释。不啻为一篇关于秦末汉初时代风云的宏阔描述，甚至弥补了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一书在文化意义层面上解释的不足之处。而且，笔者认为《汉帝国的建立》所谓“新战国时代”、“军功受益阶层”的概念提出不如“儒士”、“策士”的概括来的直接明了。其对于秦的历史的提高再认识，以及对于陆贾的历史作用的重估更是高人一筹，成为此论文学之作中难得的史学经典。
本书后面几章，主要论述汉初文学从贾谊的悲剧意识对陆贾的进一步扩大深意，到三个藩府（河间王、淮南王、吴王-梁王。）士人群体的诞生及对汉文学转型做出的贡献，再到枚乘、司马相如对汉朝大赋文学的最终确立，则过多的偏重文学史。当然，本书原本就是一本文学史家的博士论文，我们不能苛求它在历史意义更深入。
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从先秦的贵族社会，（分封制所确立。）向汉魏六朝的士族社会（学问世家所衍变。）的转型，可以根据体制和文化两方面来解读。
从体制上，先秦的封建体制在秦汉之际因为秦朝的建立而趋于消亡，虽然汉朝甫立重新进行封建，但郡县制已经普遍实行，直到汉武帝在全面控制了强藩的势力并分天下十三州，（十三刺史部。）各置刺史时，全国已经完全进入郡县制社会。（所谓郡国并行。）此种体制为世家大族的生存提供了土壤，因为通过孝廉荐举制度，世家大族能够渐渐控制以士人为主体的政府，并各自在地方形成强大的势力。（世家大族通过学问传承，控制人才培养，使所举之士皆世族之子弟，渐次扩张势力，形成士族。）所谓郡望之兴起亦因此也。（一郡数姓，一姓数郡，皆由士族，以别寒门。）
从文化上，正如本书所论，士大夫这一阶层的出现，把战国以来的游士都束缚在了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中央政府对士人的控制，抑制了士人的游动。）他们在士人政府中的地位，还有汉统一王朝的稳定性，都导致了其不能如战国时代一般纵横捭阖，游走于诸侯之间。而汉朝礼乐制度的复兴，以及经学的昌盛更是加强了士大夫们对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并使之一代代传承下去，从而形成了一个个世家大族及其所操控的士人政府。
程世和：《汉初士风与汉初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 | 
发表于 2009-5-4 09:3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