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与影：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来源

伟大杰出

镜与影：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来源
　　
　　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别。这里面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原因。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认识，这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从历史上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西方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法国形象学家巴柔认为，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形象受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整体的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是与所处社会模式相反的、不同的社会形象，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这两种功能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凸现出来。
　　
　　一、中国印象及其变迁
　　
　　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充满了梦幻和传奇色彩。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13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马可·波罗游记》(简称《游记》)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均有不少记载。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文化是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尽管《游记》对这个“世界之冠”的国家充满故弄玄虚的溢美之词，但却是第一次向西方定格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游记》的人都无限神往。马可·波罗笔下天堂一般的中国一直在后世作家中延续，如英国的曼德维尔爵士在《曼德维尔游记》中描绘的中国仍是一个神奇瑰丽的国度，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等。这些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十七到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进而吸引了西方。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繁荣社会连同其精美器物一道引起西方人的浓厚兴趣。他们用景仰的口吻在著述里讲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教育。成年人凭好文章获得官职，以政绩得到升迁。这与实行贵族世袭制的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孔夫子是最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他的儒教治国使得中国繁荣富庶。安定开明，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著名学者约翰·韦伯曾著书论证中华民族的语言是人类的初始语言，在罗伯特·波顿的《忧郁的解剖》，威廉·坦普尔爵士的《论英雄的美德》中，对中国的赞美之情随处可见。伏尔泰在《哲学通讯》、《风俗论》等著作中常以钦慕的口吻谈到中国文化、孔子学说、中国人的道德与智慧，称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肯定有加。启蒙主义哲学家竭力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在启蒙时代的德国，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德行推崇备至，把中国人看作最优秀的民族。根据法国学者艾田蒲记载，在启蒙时期西方学者的笔下，孔夫子与僧侣和神父们相敌对，甚至被刻画成能洞察一切。甚至精通物理学。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这样写孔夫子：“他从来不冒充先知，决不自称是受启示者，从不传授一种新宗教，决不求助或依赖于权威，从不吹捧他于其统治下生活的皇帝”。“沉睡的巨龙”这是个让中国人感到振奋，而且沾沾自喜了许多年的说法，源自拿破仑的名言，这个传言与欧洲启蒙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褒多于贬”的好感相呼应。体现了上升期的欧洲对中国那种既仰慕艳羡又贪婪觊觎的印象和态度。
　　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美化和失实的地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两代大兴“文字狱”等，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什么“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但是，这些描述和当时中国的繁荣富强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相称的。同时，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描绘是和他们对“理性王国”的设计紧密粘连在一起的。孔夫子实际上已经被描绘为一名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中国则被描绘成了“理性王国”的天堂。可以说，中国作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恰恰适合了西方社会和文化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的憧憬不仅是欧洲人的美好想象，更是欧洲现实发展所驱动的意象所然，是西方已有知识体系的延伸，是为改变欧洲的现状并促进其发展服务的。
　　然而，这股中国热于十八世纪中期到达顶峰后发生了转折。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国内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国在欧洲的威望严重下降。首先是康熙决定驱逐在华的耶稣会士和罗马教廷并在1773年决定解散耶稣会。中国失去了耶稣会士的公开支持与赞颂。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缘于鸦片战争。东方帝国变得不堪一击，而更多亲临者的所见所闻打破了以往的高大全形象。黄色的容貌，长辫小脚，不守时刻，不懂礼貌，不讲公德，爱赌好嫖，溺婴杀生，见死不救……这几乎是所有传教士、官员甚至作家们描绘的中国标准像。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欧洲的中国化热潮结束了。中西之间的位置根据国际角逐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倒置。
　　1748年出版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1750年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都不约而同地抵触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贫困黑暗的蛮荒之地。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由于觐见礼之争，被迫屈辱地返回国内，同时他把一个腐败盛行、愚昧落后、狂妄自大的中国形象带到西方。1794年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总结了启蒙主义的进步思想和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认为中国虽是泱泱大国，但已停滞不前，危机四伏。随着东西方接触的广泛和深入，关于中国人民族特征和生活习惯的陋习披露多了起来。很多带有敌意的作家找到了他们需要的素材：溺婴，不洗澡，吃蛇虫鼠狗，贪婪，奸诈。怯懦。在一片排华声中，曾经无比辉煌的中华民族被视为人类中最低等的一支，中华民族被视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和不可取的种族。
　　男人蓄辫、女人缠足和残酷的刑罚是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总体形象，由此认为中国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后的国度，以至出现了用“支那”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诃汇来描述中国。这些形象也出现在近代大众传媒之中。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是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据刘康主编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第五章“好莱坞与丑陋的中国人”中记载，早期的美国电影往往着力夸大中国人拖地的长辫和伸长的指甲，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往往被描绘为阴险狡诈、行动诡秘、诡计多端、欺骗成性、肮脏不堪、缺乏道德。阴森可怖的唐人街是罪恶的滋生地，这里黑帮猖獗，妓女遍地，到处活动着吸食鸦片的流氓和恶棍。将唐人街与帮会活动和地下犯罪相提并论，在美国发展成为一个持久的传统，为好莱坞电影恣意利用。简短地讲，自从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基本上是丑陋和负面的，这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激烈批评，被认为是对中国别有用心的丑化和扭曲，有的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妖魔化中国”，近十多年来，“妖魔化中国”的提法“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引起了震动”，成为海内外学界关注的学术焦点之一。 转贴于 Tmdbook.com Tmdbook.com[1] [2] [下一页] [尾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西方文人又一次以欣赏的目光重新打量中国。以英国作家迪金森(《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和哲学家罗素(《中国问题》)为代表。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人复归为启蒙时代的东方哲人：和平，豁达，坦然面对贫穷，追求生活的真谛嗍。直至三十年代，具有中美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赛珍珠出版了《大地》，将中国人的形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小说里的中国农民勤劳坚韧，有着顽强的生存意识和强烈的道德感。我国学者林语堂作为第一个有意识对西方进行中国营销的文化人。以其“对中国人讲外国，对外国人讲中国”的交际策略，以《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为饱受工业化之苦的西方人“度身定制”的著作，成功地向世界输出了幽雅恬淡、容忍知足和诗意和谐的中国生活理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国际友人如爱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自修德(《中国的雷声》)、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以及路易·艾黎、韩丁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讲述红色中国的故事。向世界展示了近代中国的另一面画卷。
　　然而，“文革”的爆发给了西方传媒又一次对红色中国“再妖魔化”的机会。“破四旧”、“喷气式”、“红海洋”以及“打砸抢”等等词汇充斥西方媒体，构成了一幅关于中国的混乱狂暴景观，中国形象被定格在“荒谬”、“无序”、“自闭”的基调上。直至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外国记者们进入了与世隔绝20多年的中国。又开始撰写一些关于中国的田园诗般的文字。“没有失业、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所得税、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色情”等等。
　　今天。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目睹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富裕，社会愈来愈民主，在许多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赶超世界，其神奇文化和当今的经济发展令西方人深感惊讶，有人感叹“东方雄狮”苏醒了。中国的巨大市场吸引着西方，同时又令西方感受到潜在的威胁。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新著《全球论一小而强的时代》一书中，称中国为“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并认为，由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经济体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将要缔造一个“龙的世纪”。
　　
　　二、镜与影折射出的中西方差异及认识变迁
　　
　　回顾历史，数百年间，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曲折多变，如同钟摆一样在美好和邪恶之间摆动。中国似乎就是一面镜子，异国的遥远空间反射出斑斓的幻景，历史与传奇，想象与欲望交织在一起。然而，一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幻景。不论是乌托邦中国还是意识形态中国，都是西方对自我的期待和表达。
　　比较形象学的重要代表、法国学者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认为，当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优越于本土文化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和对异国文化的狂热。他们意识到了本土文化所缺乏的东西，对异国文化的狂热褒扬更多地属于一种“幻象”。这个描述基本适用于彼时彼地的中西文化关系，因为欧洲不仅有关于中华帝国的知识基础，认为中华帝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优越于欧洲。而且还有出自欧洲自身历史发展的诉求。自文艺复兴以来，为了摆脱中世纪神权中心和来世主义的统治，反对宗教禁欲和蒙昧主义，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艺术领域开始向非基督教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汲取养料，肯定人的现实欲求，向着建设世俗文化的方向迈进。
　　马可·波罗的书并不为其同时代的欧洲人所信服。因为在当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们根本无法相信在东方有如此的高度文明，他们把《游记》中的许多叙述看作无稽之谈。实际上，十八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所知甚少，正如清末的中国人对欧洲没有正确的了解一样，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有限和很难不出现判断失误。此时的中国成为西方社会理想的投影。所谓的繁华之邦，哲人君王统治的理想国，事实上反映了西方人对自身社会缺陷的洞察和不满。特别在中世纪晚期，开明富庶的中国形象的树立提供了一个超越基督教对人性压抑的榜样。激发人们为改变现状努力，从而建设一个更合理更光明的新社会。
　　到了十九世纪，一方面，西方的政治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政府应以被臣民所认同为基础，否则它就是不合理的。原有的政治体制在新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变革，民主在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变成现实。而西方注视的中国不再被认为是政治体制完备的典范，以往政治和经济理想国的作用渐渐隐退。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在欧洲和美国带来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兴的殖民主义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在东方建立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以获取更大利润。此时，中国形象被冠上落后蒙昧，亟需启蒙的符号，拯救中国成为军事和经济殖民入侵最好的理由，为贪婪血腥的扩张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进入二十世纪。西方物质上的富裕渐渐不能掩盖精神上的痼疾，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正视现代社会的精神弊病：人们的道德感降低，空虚堕落之风盛行。在自我质疑和反思中，西方在一次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渴望再这里找到更本原更纯真的生活哲学。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使人，对西方文明的优越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认为对财富和权力的过度追求失去了对生活的感悟和洞察。中国以其古老的文化。悠久的传统，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快乐达观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吸引了彷徨失落的西方，成为人间乐园和消除危机的良方。此外，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为赢得了西方的好感。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很高兴看到中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二战期间中国士兵浴血奋战。拖住了日本在亚洲横行的脚步，从而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的压力。
　　中国这面镜子所映出的影像不是只随着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变化，而更多地与西方的需求紧密相连，是西方自我的投影。乌托邦的中国是西方超越自我的激励，理想化的形象中被赋予强大、先进、文明等特征，并被试图以此为蓝图来颠覆改革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的中国是西方彰显自我的舞台，丑化了的形象低劣、愚昧、落后，为照镜人带来自我肯定甚至是傲慢的基础。可见，西方在与中国形象的对照中明确自身，在与之的文化利用中推动自我的构建。虽然历史进程中各种条件在方方面面制约着中国形象的演化，从根本上讲，西方的现实动机和文化心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正与萨义德的东方理论相印证：东方之于西方是客体，是观照，是在西方人居高临下的巡视中被创造出的产物。西方在二元对立中不仅完成了自我确认。而且虚构出一个影子，不论西方文化感到得意或失意、需要自我批判或自我确证时候，这个影子都会自然浮现出来，帮助西方文化找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