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偟》，

qujun

历史研究诚然逃脱不了道德裁断，但历史研究不能仅止于道德判断，否则历史就成了伦理学的婢女了。读杨国强先生的《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偟：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可以感受到历史分析与道德裁断融为一炉的切肤之痛。杨先生虽曾戏言他的历史研究是“史无定法”，不拘一格，但仍然可以管窥到其继承乃师陈旭麓先生的治史路向，史料引用要言不烦，不以旁征博引炫技，理路分析烛幽洞微，不以笔走偏锋耸人耳目。这本著作主要是对于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分析，旁及晚清的军功官僚以及社会变迁。

       在杨先生的笔下，曾、李既非同治中兴的道德楷模，也非屠涂生灵的恶魔，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困境意识的晚清士大夫，这种困境首先就表现在晚清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变局，远远超出当时的士大夫的历史经验，而此前的中国士大夫，都是依托于固有的经验来应对社会困境的。曾国藩窥测到洋人器物之厉害，试图在一种中体西用的架构之中引入西洋物事图谋国运，结果导致“一个以捍卫传统起家的人却变成了否定传统的历史中介”。不同于其他多数湘军名将，曾国藩以儒士领导湘军，所依托的是反复向军士灌输传统的忠孝伦理，其《讨粤匪檄》更是将敉平太平天国的保卫清廷之战，阐释成捍卫人伦典则等儒家名教的“卫道圣战”，可也就是这样一个满纸仁义智信，张嘴道德文章的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在湘军攻破安庆屠戮太平天国守城者后，他致书其弟告以“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在杨先生看来，曾的言辞流露了一种恻隐之心为“抱道”之志消泯殆尽的忍刻，而这种忍刻“不仅反映了王权对于造反者的不宽容，而且反映了‘名教’对于‘窃外夷之绪’者的不宽容。在曾国藩身上，‘壹意残忍’是‘见危授命’的另一种表现，两者合成‘侠动’。以见其置身于‘骨岳血渊’之中而以舍我其谁为志的精神。”一旦独占义理，且自以为是，那么屠戮众生就具有了充足的“正当性”而毫无愧疚了。

      相对于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的近乎完美，李鸿章在晚清的世局之中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虽然他一生致力于洋务，用心于国家富强，但在秉持儒家义理的清议之中，李始终不脱一个委琐形象，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分类的话，曾在晚清语境里是君子，而李却成了小人。但事实上，李鸿章却并非全然在道德上无所建树，甲午海战之后，在昔日言者滔滔，如今都“相对默默”的情景之中，是李鸿章白发远行奔赴日本签订必将遭致詈骂的《马关条约》。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由慈禧任命“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却一次次地向这些海外政治流亡者送去“惓惓之意”。梁启超在此时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后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即使李鸿章这样一个在晚清清议之中如此不堪的人物，仍然难掩其晚年的谔谔之气。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偟，深刻地反映了晚清士大夫的精神挣扎。清议秉持义理，义理牵连历史的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应对现实的困局时却捉襟见肘，洋务醉心事功，事功注目于国家富强，这种富强却容易导向“因国家的至上化而造成的民生的边沿化”，从而造成麻木不仁的富强，这种结局自然会导致以苍生意识和民本意识为依归的士大夫一种深深的认同困境，而回应西方力量的冲击，却又似乎不得不走上这条与传统迥异的不归路，这自然导致了士人的心灵嬗蜕与精神杌陧。杨先生的文章形近神似地展现了这最后一代士大夫的心灵史，让我们读史时掩卷而太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