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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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有一种“二分的本能”，即人类总是把人和事分出好坏，分出你我和敌友，最常见就是“我们—他们”模式。多兹尔分析了“我们—他们”这种模式的巨大力量，他认为“‘我们—他们’作用机制的力量与产生这种划分的人脑的巨大力量一样，十分错综复杂而且难以预料。”[11]马克思主义的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残酷的斗争环境强化了革命者这种“二分的本能”、稳固了革命者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我们—他们”模式简化为“同志—敌人”模式。在《红旗谱》和《青春之歌》中“同志—敌人”的思维模式与仇恨情感是相伴的。朱老巩临死时的语言很有典型性： “儿啊！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挖苦咱庄稼人。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骨碌鸡，势不两立。咱被他们欺侮了多少代，咳！我这一代又完了！要记着，你久后一日，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12] 朱老巩“我们—他们”的思维模式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朱老巩对“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多兹尔提出了“仇恨四要素”说,他认为：“仇恨有四个核心要素，过分而强烈的反感、负性的二分化的刻板化印象和概括、对仇恨对象缺乏情感领受以及容易引发攻击行为（战斗反应）的敌意。”[13]朱老巩对“他们”负性的刻板化印象是稳定持久的（他们欺侮了多少 ______________ ①参见《新伦理学：优良道德的制定与实现之研究》：王海明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8页。代），当然朱老巩对“他们”感情绝不是简单的“反感”可以概括（势不两立），他不仅亲自寻求报复，而且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复仇（攻击行为）；如果他能看到冯老兰之流的最后结果，他绝不会生同情之心，而会认为冯老兰之流罪有应得（对仇恨对象缺乏情感领受），因为“仇恨能够扭曲我们发自本性的同情，进而制造出一种倒错的情感领受。”[14]林道静的语言也是如此：“……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15]《青春之歌》中郑德富开始对林道静的仇恨更能说明“我们—他们”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小说中这样写道：“受压迫的人，对压迫他的人和那个阶级，他不能不仇恨。这不能怪郑德富仇恨你，他并不知道你已经和他站在一条线上了呵。”[16]从个人的自发仇恨到阶级的自觉仇恨，共产党员发挥了它的作用，“和姑母谈话以后的这个夜晚，她才真正地感受了阶级仇恨的滋味，也真正地、深深地恨起地主阶级和一切压迫阶级。同时，也恨起自己身上被这个阶级所沾染上的污点。”[17]阶级仇恨是阶级斗争的动机，共产党点燃了人民大众的阶级仇恨之火，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风起云涌了；这样小说中的仇恨叙事就实现了它的叙事愿望。达尔文在《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中从进化论角度首先提出了“战斗—逃遁”反应的仇恨模式，后来多兹尔加以详细分析，并且将之应用于人类学分析。多兹尔认为：“仇恨是一种初级情感，当我们遇到威胁自身生存或种族繁衍的事物时，会表现出“或攻或躲，不战即逃”的反应。”[18]他进一步分析：“在仇恨反应中，自发的冲动是“战斗”这种攻击性反应；如果对手更加咄咄逼人的话，第二个冲动就是逃跑这种防御性反应。”[19]在《红旗谱》和《青春之歌》中也体现了这种仇恨模式，代表正义的同志们与罪恶的敌人相互仇深似海，两条道路摆在同志们面前，要么与敌人殊死战斗，要么或忍气吞声或自杀或逃跑。结合上文的分析列图如下： 战 斗 罪 正敌人 仇 恨 同志恶 忍耐 义 --------------------逃 自杀 遁-------- 逃跑 上图是《红旗谱》和《青春之歌》仇恨叙事的基本模式，而在其它红色经典小说中也有体现。在这个模式中，同志/敌人（我们/他们）之间的仇恨是核心，在仇恨的驱使下，同志与敌人双方殊死战斗；由于缺乏党的领导， 也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我们”中有的人采取逃遁的方式以应付，这些人还没有成为“同志”。在《红旗谱》中，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星等人与冯老兰打官司，可以看作一种自发的战斗行动，但是“我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的阴谋得逞；在共产党员的贾湘农的暗中指挥下，朱老忠等人发动了反割头税运动，后来江涛、张嘉庆等人又发动了保定二师学潮，这是两次重大的自觉的战斗行动，由于共产党员的参与，“同志们”达到了目的，“敌人”处于失败局面。在《青春之歌》中，在共产党员的筹划组织下，开展了北京大学南下示威游行、三•一八游行、五一游行、一二•九游行、深泽县农民抢麦子等一件件重大的针锋相对的对抗行动；小说中也写了卢嘉川、江华、林红等一些战斗人物，在战斗过程中发生了流血冲突，有的同志英勇牺牲了，却成就了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敌我之间的战斗模式是小说的叙事重点，但是面对凶恶的敌人，“我们”如何逃遁则是十分复杂的，当然逃遁的“我们”还没有转变为“同志”。老百姓受欺压也成习惯，因此有的人甘于懦弱，忍气吞声，诸如老驴头、江涛的奶奶等人。也有的人不甘于压迫，采取逃跑的方式，诸如严老祥几十年毫无音信，死不见人、活不见尸；林道静为了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无论是忍气吞声、逃跑还是自杀，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展现了“我们”的痛苦心理；而自杀这种行为是最能体现仇恨情绪和痛苦心理的。多兹尔对此有过精僻的分析，他认为“就仇恨和自杀的关系来讲，仇恨一般具有三种形式：自憎，对生命的仇恨以及这两种的综合。自憎能够单独引发自杀行为，当这个人将攻击倾向对准深恶痛绝的自己时。但是，许多自杀行为并不涉及自憎，只有出于一种对生命的仇视。这是由于无法忍受痛苦而造成的结果，包括抑郁症造成的不可言喻的精神折磨。在这种情况下，自杀者可能毅然决然地认为，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让自己从痛苦困扰中解脱出来。”[20]也就是说痛苦已经使人无法忍受了，生不如死，人们才会选择自杀；同时也说明了仇恨之深了，仇恨已经压倒了人对于死亡的恐惧。朱老忠的姐姐的不堪受辱，投河自杀；秀妮与祖父相依为命，秀妮被抡走后，祖父投河自杀了；后来秀妮无依无靠也投河自杀了。小说中这三个自杀的人物本来就是弱者，而“他们”对之仍不手软，迫使这些人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因此自杀最有力地强化了“我们—他们”之间的仇恨。逃遁这种模式是单向度的，它并不能引发“他们”的报复（尤其是自杀），甚至连最基本的同情也都不会有，它只能是使亲者痛而仇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