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同光体与陈三立的诗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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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同光体与陈三立的诗学观
　　
　　
胡迎建
　　
　　同光体是晚清以来直至民国初年一个影响极大的诗歌流派。何谓同光体，乃是因清后期同治、光绪年号而得名，用陈衍的话来说，是“苏堪（郑孝胥）与余戏称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沈乙庵诗序》）。这一诗体盛行于同治之后，与清前期诗坛主神韵、重性灵者大有不同。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清代以朴学显，于诗则未越前规，清初盛称王阮亭、朱竹垞，一则才力未宏，一则略病繁芜，尚须洗伐。稍后以袁、赵、蒋为著，随园（袁枚）风致流美，失之于佻；云崧（赵翼）体貌清雄，失之于犷；苕生（蒋士铨）较深切，然为之固未至也。自馀作者，不乏名家，至于骖靳艺林，并时吐秀，多未能自辟门户，远耀声光，盖自散原出，与海藏雁行，乃各携炉鞴，成一代之作矣。”清诗有宗唐宗宋两大流派，清初王渔洋倡“神韵”，然弊在空泛，稍后袁枚的性灵诗又流于油滑。沈德潜“格调说”推向极端，适应统治者需要，带来了馆阁气。宗宋诗人有查慎行，翁方纲等，为宋诗运动开了先声。道光年间，大学士祁隽藻与侍郎程春海倡导学杜韩，身为重臣的曾国藩更号召学黄山谷，以纠诗坛甜熟浅滑之弊。一时才俊之士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纷纷响应，蔚然成风，时称宋诗运动。直到同光体出现，宋诗运动才有了重镇。
　　
何绍基只能说是早期同光体的初创人物，而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与中坚只能是陈三立与郑孝胥，陈三立是“同光体”诗人中成就最为杰出者。李肖聃《星庐笔记》：“近世论诗宗黄，倡之者湘乡曾公，大之者伯严也。所诣雄而思深，非同时辈流所及，固为一代大家。”
无论人品与诗艺，陈三立又要胜过郑孝胥。杨声昭云：“光宣诗坛，首称陈、郑（孝胥，号海藏）。海藏简淡劲峭，自是高手，若论奥博精深，伟大结实，自以散原为最”（《读散原诗漫记》）。胡先骕则以形象的比喻将他与郑海藏作一比较：“郑诗如长江上游，虽奔湍怪石，力可移山，然时有水清见底之病；至陈诗则如长江下游，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非管窥蠡酌所能测其涯矣者”（《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同光体学宋诗为主，兼学唐诗，力求超唐轶宋，并非笼罩在宋诗光环之中。汪辟疆将其与宋诗比较三点异同：一是宋代诗家务为新巧，近代诗家“问途宋人，然使事但求雅切，属对只取浑成”；二是宋代诗人“力求意境之高，终鲜洄漩之致”，比较放露直率，而同光诗人“力惩刻露，故调高而思深，言近而旨远”；三是“宋人专事拗捩，运古入律，至其末流，则钩章棘句，力求生涩”。近代诗家“审音辨律，斟酌唐宋之间，具抑扬顿挫之能，有谐畅不迫之趣”（《近代诗家与地域》）。陈声聪在《苏堂诗拾》中认为“自宋以后数百年，诗之美盛极于此际，学者各尊其蕲向，而尽其瑰奇，一扫剽贼肤廓之弊，诗之境域寖广矣。”可见其时诗风之盛。同光体以学宋为主，然所宗向各有不同，基本分为两大派：一派清苍幽峭，宗法陶、谢、王、孟、韦、柳、贾（岛）、姚（合）、宋之陈后山、陈与义与四灵诗派，“用人皆习识之字，人所能造之句，必写人所欲言而难言之意，出之以精思健笔”（陈衍《石遗室诗话》）。此派以福建郑孝胥为首，诗人多福建人，故称闽派；一派生涩奥衍，取法韩愈、孟郊、卢仝、李贺与宋代黄庭坚、薛季宣、谢翱，语必惊人，字忌习见。此派以陈三立为首领，称为赣派。钱仲联说：“百年以来，禹域吟坛，大都不越闽、赣二宗之樊，力蕲咳唾，与之相肖。金陵一隅，尤为赣派诗流所萃”（《唐音阁吟稿序》）。赣派并非地限于江西，人仅江西籍，只要是学韩、黄而又受陈三立影响的诗人均可归入此派中，犹如宋代江西诗派并非仅为江西人。民国初赣派活动的地点主要在江西与南京两地，其时金陵有一大批同光派后劲，不少人成为南京几所高校的名教授。
　　此外还有浙派，首领沈曾植，主张将陈衍所说的三元说（开元、元和、元祐）通到元嘉
　　（刘宋年号），即除了宗宋诗之外，还要广泛吸收自南朝以来的诗歌之长，不拘泥某家某派。
　　　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近代江西诗派首领。诗坛中人，仰之如泰斗，请其作序或评语者甚众。他虽无专门的诗论，但为人所作的大量序跋、评语及墓志中都点明其诗学观点。研究这位诗人是如何看待作诗的，或许对认识同光体大有裨益。诚如钱仲联所说：“三立工诗而不以论诗称，然散见于其诗文集及并世诗家专集题识中者，时有微言奥旨”（见其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
　　作为一个诗人，如何认识物象，进行创作？在他看来，先要加强古典诗歌的修养，然后要纳天地阴阳之气，相濡涵相感受，然后进行沉思暝想。他与樊山讨论诗学时说：“骚赋而还接古悲，散为俶诡托娱嬉。要抟大块阴阳气，自发孤衾寤寐思。愈后谁扬摩刃手，鼎来傥解说诗颐。中声翻觅喧腾里，输与黄钟笋簴知”（《樊山示叠韵论诗二律聊缀所触以报》）。陈三立诗弟子胡梓方，号诗庐，江西铅山人，先后任教于两江师范、震旦、复旦、中国公学，拜散原为师，其诗风与散原极接近，只是气势方面不及。陈三立很赏识他，为他题句也说到类似的意思：“要向心地初，灵苗从长养。杂糅物与我，亲切相摩荡。天诱力所到，过取增惚恍。极览廓神照，专气护儿褓”（《胡梓方自京师屡寄新篇并索题句》）。说到涵养情性、人与自然相摩荡的必要。诗人必须“胎息自然，不汩其真”（陈三立《见在龛集序》），契合本原，不要让俗尘汩没了性情之真。
　　其次，陈三立强调诗言志，而又不能将志表现得过于显露。他主张“志深而味隐”（《苍
　　虬阁诗序》）。要追溯性情之根本：“切挚温淑，探综性本，有德人儒吏之风”（《见在龛集序》）。
　　这与同光体其他诗论家的取向略有不同。陈衍有一著名观点，即过三元，主张过三元，即效法宋代元佑、唐代元和、开元三个年号时期的诗歌。另一魁杰沈曾植以学人之诗著称，更提倡过三关，即上溯到刘宋时代的元嘉时期诗歌，具体来说，是学谢灵运、颜延之诗。陈三立对于学问与诗的关系，学问有益于诗固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指出沈曾植的诗风是“沈博奥邃，陆离斑驳”（《海日楼诗跋》），与沈氏于学“无所不窥”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他却并不热衷提倡学人之诗，而是遵儒家“诗言志”之旨，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秉承其父“淡简以温，志深而味隐，充充乎若不可穷”，反对“气矜而辞费”的美学旨趣（见陈宝箴《罘思草堂诗集》），重视情志的发舒。过份强调学问，也许会汩没情志。
　　正由于此，陈三立反复指出，诗必须讲究含蓄蕴藉，将隐微幽忧的情感隐藏在写景状物之中，反对叫嚣粗野。他在评人诗时也常常指好的诗往往是蕴藉含蓄，如锋芒裹在其中而不外露。他在《书善化瞿文慎公手写诗卷后》说瞿止庵的诗“神理有馀，蕴藉而锋芒内敛”，陈曾寿的诗“中极沈郁，而澹远温邃，自掩其迹。此世有仁先，遂使余与太夷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苍虬阁诗序》）。说陈宝琛的诗：“感物造端，蕴藉绵邈，风度绝世，后山所称‘韵出百家上’者庶几遇之。然而其纯忠苦志，幽忧隐痛，类涵溢语言文字之表，百世之下，低徊讽诵，犹可冥接遐契于孤悬天壤之一人也”（《沧趣楼诗集序》）。要“终始不失温柔敦厚之教”。为此，他常常以未能做到蕴藉绵邈、温柔敦厚为憾事，自责己诗“激急抗烈，指斥无留遗”（《苍虬阁诗序》），这当然是过谦的话。
　　陈三立发挥欧阳修“穷而后工”之说：“诗者写忧之具也，故欧阳公推言穷而后工，诚信而有徵者。君之诗不幸将益工，将莫测其所止也”（《余尧衢诗集序》）。然欧阳修时代尚是承平之世，而陈三立所遭遇的时代乃在国家积弱已甚的时代，后来又遇改朝换代。蕴志植才，多思多感，则其诗必工。在《梁节庵诗序》中说：
　　且夫天之生夫人也，蕴其志焉，又植其才焉。志盛则多感，才盛则多营，多感多营而必寖于蕲有自达，古之人皆然。当是时天下之变盖已纷然杂出矣，学术之升降，政法之隆污，君子小人之消长，人心风俗之否泰，夷狄寇盗之旁伺而窃发，梁子日积其所感所营，未能忘于心，幽忧徘徊，无可陈说告语者，而优闲之岁月、虚寥澹漠之人境，狎亘古于旦暮，觌万象于一榻，上求下索，交萦互引，所以发情思，荡魂梦，益与为无穷，梁子之不能已于诗。梁子之诗既工矣，愤悱之情，噍杀之音，亦颇时时呈露，而不复自遏。
　　“志盛多感”，唯志大则因理想不得实现而多感慨；“才盛多营”，才大则能惨淡经营其作品。他认为梁氏的诗中有“愤悱之情，噍杀之音”，而其诗之工的原因是有大志向，其情又关乎国家，“志极于天，谊关于国故，掬肝沥血”，而能写出动人的诗歌。
　　陈三立的诗歌审美趣尚趋于悲愤之诗，在《俞觚庵诗集序》中说：
　　余尝以为辛亥之乱兴，绝羲纽，沸禹甸，天维人纪，寖以坏灭，兼兵战连岁不定，劫杀焚荡，烈于率兽，独有海滨流人遗老，成就赋诗数卷耳，穷无所复，举冤苦烦毒愤痛毕宣于诗，固宜弥工而寖盛。
　　这实际上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之说的具体化，在封建统治被推翻之后，他担心传统文化随之而毁灭。这种哀苦因其时代环境而造成的，因而可以产生很多好诗。诗风发生变化的原因即是在于愤时伤乱。他在《陈芰潭翁遗诗序》中说：“盖所接苍茫无端，与块独不自聊之感，荡魂撼魄，更有在于人国兴亡成败盛衰之外者矣。”又说：“上海虽外裔所庇地，四方士大夫雅儒故老，亦往往寄命其间，喘息定类，抒其忧悲愤怨，托诸歌诗”（《清故江苏侯补道庞君墓志铭》）。这些都表明他对社会环境与诗风关系的看法。
　　正由于此，他的审美趣旨总是偏于幽忧隐痛之作。“履崩坼之运，系心故国，幽忧隐痛，一发抒于歌诗，恣肆豪宕，杂出怪变，其勤为之不厌”（《清故荣禄大夫法部参议余公墓志铭》）。他评陈曾寿诗：“沉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淡远，遂成孤诣”（《苍虬夜课题识》）。朱文直的诗“其词独幽忧怨悱，沉抑绵邈，莫可端倪”（《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文直公墓志铭》）。
　　这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诗中所诉说的悲愤为证。在革职以后，他“提携孤愤到荒山，更剖大义督不肖”（《由崝庐寄陈芰潭》）。“生涯获谤余无事，老去耽吟傥见怜”（《衡儿就沪学……》）；“日日吟成危苦辞，更看花鸟乱余悲”（《次韵答宾南并示义门》）。
　　还有一种高逸冲淡的诗风，也是陈三立所推重的。这一类诗是将其忧愤寄托在山水之间，仍是不露锋芒。如说廖笙陔的诗：“芳鲜澄澈，泠然埃壒之外，纪游近作，尤寥泊称其志意。观世益深而自处益审当，愈放于溪壑寂漠之乡，优游老寿，以蕲工其诗”（《廖笙陔诗序》）。评陈止庵诗：“高逸夷澹，称其为人，独念先生晚岁虽一沉冥，寄其孤尚，然所遭为何世，倘犹有零忧奇愤，蹇产无所告语者，凝薄于山砠水涯草树云岚苍翠杳霭之间。”（《陈止庵冬喧草堂遗诗序》）。认为失志者徜徉于山水之间，或能释其忧愤，而工于诗。
　　关于学诗，陈三立主张先学一二家，然后上溯诸家，力求形成自己的风格，不要学得太杂。陈诗在《尊瓠室诗话》中说：“先生尝予曰：‘近人作诗多喜广博无垠，每到漫无归宿处。子勿尔，宜竭其才力，成一家言，他日自可永存也。”而他偏重于学苏东坡、黄山谷诗，恨不能与苏东坡、黄山谷同世：“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吟气横秋”（《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秋月之作》）。他最倾心乡贤黄山谷的诗，引黄山谷为同调，说：“流传文字一赏之，襟期涪翁有同调”（《由崝庐寄陈芰潭》）。又说黄山谷是“巉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黄山谷》）。认为黄山谷的诗虽努力巉刻奇崛险境，却出于平淡自然，最高的境界就是无意而工，有如天然造化，初一看来，似漫不经心，并未经过雕刻。这也正如黄山谷在《与王观复书》中追求的境界：“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及而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
　　陈三立看到黄山谷诗奥莹而融通万象的境界。他说：“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冥撏贯万象，往往天机备。世儒苦涩硬，了未省初意。粗迹扫毛皮，后生渺津逮”（《为濮青士观察丈题山谷老人尺牍卷子》）。奥莹苍坚之境却表现出妩媚之色，可谓之天机浑沦。可惜世人认为黄山谷诗涩硬，他认为此乃皮毛之论，并未了解内在意思。大凡一个大诗人，后人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如张之洞就说：“江西魔派不堪吟。”而陈三立看到的是与他境界趣味相契的一面，即黄山谷不事雕琢而境界奥莹的一面。如其所言：“鑱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
　　他清楚地看到,元明以后数百年间江西诗派已趋衰落，清代江西虽有蒋士铨、吴嵩梁、高心夔等诗家，但与江西诗派不相关。然近代江西在宋诗运动兴起之后的几十年间，有不少诗人崇尚黄山谷的诗。他说：“自曾文正公笃嗜而孤揭之风趋稍一变，于是吾乡英异少年则多依山谷，悬其鹄而争自立。王君简庵、然甫兄弟才俊而学勤，号尤能窥藩篱而振坠绪者也。而然甫年尤少，迈往不屑之气，愈不可一世，继且博览遐索，通于世变，若不规规求合，而别有以伸其才而旌其学。余每诵其所作，眇情灵绪，日新月异，辄叹为天骥之不可以方域测也。同时复有铅山胡诗庐，亦喜效山谷，而有磊落之气以辅之”（《思斋诗序》）。又说：“乡里英俊少年六七辈，则类多偏嗜山谷，效其体，殚竭才思，角出新颖，窃退而称异，殆西江派中兴复振时乎”？（《培风楼诗存序》）
　　他充分肯定了曾国藩对提倡宋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时宗黄山谷诗蔚成风尚，江西学者尤多，王浩即是其中杰出的一位。王浩字然甫，又字瘦湘，号思斋，民国初任参议院秘书、国会史纂修，后任统计局佥事，以骨癌逝于家。他是近代江西诗派重要人物。其兄王易字晓湘，号简庵，曾为中央大学教授。这也可见他对近代江西诗派抱有振兴之志。他曾满腔热忱地推许王氏兄弟、胡诗庐、吴天声、邵潭秋等年轻一辈江西诗人。
　　学黄山谷诗，具体来说，一是学其造句新警，力避凡近，二是学黄山谷的句法。在他评吴天声《画虎集》、《春声阁诗存》中说：“风格遒上，脱弃凡近，句法时得宋贤黄、陆诸公胜处”；“构思沉冥，造句新警，胜处类窥涪翁，蹊径跷跷自出。”又说邵潭秋的诗“冥搜孤造，艰崛奥衍，意敛而力横，虽取途不尽依山谷，而句法所出颇本之，即谓之仍张西江派之帜可也”（《培风楼诗存序》）。评黄福基《镂冰室集》时说：“构思沉挚，缀语峭洁，盖能脱凡近而渐进于古之作者。”评李瑞清“诗词皆黜凡近”（《清道人遗集序》）。都可见其力避浮俗的要旨。
　　与凡俗、熟滥相对的是要力创新集密栗、深微清深之境。他在《顾印伯诗集序》中说：“务约旨敛气，洗汰常语，一归于新集密栗。综贯故实，色采丰缛，中藏馀味孤韵，别成其体，诚有如退之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在胡先骕诗题识中说：“摆脱浮俗，往往能骋才思于古人清深之境。”
　　陈三立作诗力求避俗避熟，这是他能卓然成家的重要原因。陈衍说：“散原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于当代能诗巨公，尝云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盖其恶俗恶熟者至也”（《近代诗钞》）。陈三立所说的纱帽气、馆阁气实有所指，即言张之洞，而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为之辨解：“余谓亦不尽然。即如张广雅诗，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其实则何过哉？此正广雅长处。《广雅堂集》中之最工者，然东来温峤，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州冠盖也。以及岘首之碑，新亭之泪，江乡之梦，青琐湛辈之同浮沉，秋色寒烟之穷塞主，事事皆节镇故事，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伯严不甚喜广雅诗，故语以持平之论，伯严亦以为然。”徐一士《一士类稿》引此文之后说：“陈衍为张之洞幕客，有知遇之感，其以‘诗中有人在’为之洞‘纱帽气’辨解，论颇通达，之洞高位饶宦情，人与散原大异其趣，诗亦不妨与散原大异其趣也。而散原格律之严，亦于斯可略睹矣。”
　　避俗避熟，众所皆知，指的是力避用字立意的浅俗平庸，避俗就奇，避熟就生，然据曾曾拜谒散原请教的福建候官人曾克耑回忆说，陈三立主张作诗还要避速，力避平铺直叙，无波澜曲折，避速求涩。
　　对于江西诗派，历来有褒有贬，他觉得不应区分门户，更应上溯李商隐、杜少陵，仅学黄山谷诗是不够的：“世人爱憎说西江，类区门户迷白黑。咀含玉溪蜕杜甫，可怜孤吟吐向壁”（《六月十二日乙庵作社集于泊园……》）。然而模拟是没有出息的，应出唐入宋，贵诗中有我之性情。不要局限于某宗某派，又不要失去自我，即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本人的个性襟抱。他说：“末流作者沿宗派，最忌人言我亦云。树立还期成一字，声誉安用列三君……”（《次和伯夔生日自寿专言文事以祝之》）。又说：“昔贤句法高天下，遗响都非众所云。徒掇毛皮应笑我，能雕肝肾一逢君……”（《再次和伯夔生日自寿专言诗事以祝之》）。他论诗不主一家、不偏一代，认为不应囿于宋诗中。正如吴宗慈《陈三立传略》中记陈三立论为诗之旨时说：“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
　　他主张风格的多样化，论诗较宽容，不循一轨，对所评论的诗人总是满腔热情地指出其长处，标出其渊源。如在《南雷诗卷题词并序》中评说欧阳武诗的渊源：
　　往余居金陵，传吉水欧阳南雷留学日本，起军旅有功，寻不得志于世，攻诗自娱。诗嗜曹子建，为之辄效其体，心窃异之：夫子建诗情挚而声烈，为变风变雅之遗。同时诸子，独王仲宣差相类，越代刘越石、鲍明远，大抵气脉节奏，亦其所自出也。厥后欲问津而涉其藩者，天壤寥寥矣。乃获观南雷此卷，磊珂恢疏，直抒胸臆，厉气树骨，无复齐梁间藻缋侈靡之习，则其力追神契，固自有在。子建虽不可及，不得谓非进取之狂者也。讽诵赞叹，缀以兹篇。
　　陈三立擅长评诗，许多人以得其一字一句为荣，他能一语中的，识见不凡，指出诗人各自风格与其渊源所在。陈衍说：“散原阅人诗，工为短评，各如其分际”（《石遗室诗话续编》）。如论湖口高心夔的诗：“奇辞奥旨，茹古而别成其体，海内诵为杰出，不虚也。流风所被，继起颇稀”。而蔡艺圃的诗“虽与高丈不同轨，而疏达和雅，尤于扶树教道三致意焉。是谓能无失诗之本旨，不苟作者矣”（《稽醉乡诗存序》）。他为黄遵宪题词，说黄“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评吴昌硕“为诗至老弥勤苦，抒摅胸臆，出入唐宋间健者”（《安吉吴先生墓志铭》）。评文廷式“诗乃清空华妙，不撏擆故实，尝推为独追杜司勋，波澜莫二，即身飘泊，亦颇肖似之，此可悬诸天壤俟论定者也”（《文学士遗诗序》）。说程穆庵的诗“上参皮陆，近抗其乡魏、邓”（《庐山纪游图咏册跋》）。在《刘裴村衷圣斋文集序》中说：“读君所为诗，廉悍奥邃，惊为进于古之作者”；“退而为歌诗，亢厉激昂，不可逼视，亦颇与醉时纵语相表里。”（《清故三品衔河南侯补道李君墓表》）。《见在庵集序》中说：“先生故工诗，富于篇什，凡有作，天才照烂，悱恻而委备，不假雕饰，文亦融情敷理，哀乐相副，尝叹为元、白遗轨未坠，所以维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耶。”在《抱碧斋遗集序》中指出陈锐诗风的变化：“从湘绮翁游，益矜格调，而好深湛之思，奇芬洁旨，抗古探微，渐已出入湘绮翁，自名其体矣”。评欧阳述《浩山集》“才豪气盛，跌宕昭彰，出入于虞山、梅村二家为多。”
评胡先骕的《忏庵集》：“本学识以抒胸臆，高掌远蹠，磊珂不群。其纪游诸作，牢笼万象，奥邃苍坚，尤近杜陵。”
　　他拈出意、趣、格、味等作为论诗的标准。格即风格，如评余尧衢诗“格逸而气昌，其沉郁悲壮，可愕可喜，终不没其葳蕤之态、夷坦之情。往就相国所得览赠答唱和诸篇，尝戏语相国：尧衢诗虽若沿苏黄，窥韩杜，而华腴隐与公类”（《余尧衢诗集序》）。评熊经仲诗“余以为诗则风格遒上，而情韵不匮，根柢盘深，朴茂安雅，曲达意理，而不失矩度，咸杰出而可传于后无疑也”（《竹如意馆遗集序》）。为黄节《兼葭楼诗》题辞云：“格澹而奇，趣新而妙。”
　　评蔡公湛的诗“格益遒，味益隽，超悟名理，往往造深微，归自媚，其进于古作者，盖颇契本原所在，不必尽狃声律，规体制也”（《蔡公湛诗集序》）。评黄荫亭诗曰：“风格清逸。”黄晓浦的诗：“气逸而味隽，诗格疑在颍滨、陵阳之间。”在龙榆生《庐山纪游诗题辞》中论趣曰：“兴趣洋溢，饶旷逸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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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指出的是，陈三立主张整个汉语文字圈的亚洲同文同种的诗歌，都应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的胸襟是开阔的，在《题师郑诗史阁图》诗中说：“辰韩日南徐福岛，同文应和调商宫。千年作者亦间出，坛坫屏斥宁谓公。因悟春秋别内外，素王犹不删秦风。况习音容互觇国，义取万物皆为铜。傥广前轨补未备，愿殿篇什综始终。”他认为自朱彝尊、王渔洋独标宗旨，自以为梳理正变脉络，是自己缩小门户，就连孔子整理诗时也不会删去《秦风》。镕铸万物，光大传统，开拓前所未有的途径，这正是他所企盼并希望有志者一道努力的方向。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