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辛卯教案新解
光绪十七年（1891年）6月1日，古城丹阳爆发了一起震惊中外、撼动朝野的大案，人称辛卯教案。对于此案的来龙去脉，众人传说纷纭，史家着墨亦不算少，远的不讲，单就地方或邑人而言，都对之作出不少叙述，在此谨摘录几段：
镇江市教委、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镇江百年反帝斗争》一书云：3月的一天（原文如此），天主堂的传教士在搬迁物品器具上船，运到别处去。这时，有几个丹阳人上前观看，觉得奇怪，便绕到教堂后面的桑园去看是不是有死婴，有人用脚踢了一下沙土，浮松的沙土经轻轻一踢，便散开，顿见婴儿尸体，再踢沙土，又见死婴，一路踢去，都有死婴发现，人们惊呼起来，进入教堂寻找，竟没有找到一个活婴，闻讯涌向天主堂的众人怒火中烧。“育婴堂残害中国婴儿！”的消息不径而直走，人们纷纷涌向县城，涌向天主堂门口，护城河两岸、东门大街、中市大街，尽是愤怒的人群。那个亲眼看见教堂掩埋婴儿的丹阳人，带领群众奔向桑园，一下子挖出60余具婴儿遗骨。一个叫张士洪的人点起火柴，焚烧教堂，火苗很快窜上屋顶，蔓延开来，大火熊熊的一直烧到夜晚，映红天空。人海中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丹阳人民有一种从没有过的畅快，一吐心中积郁多年的愤怒。事后，镇江知府王仁堪闻报，亲往丹阳检验，果验得孩尸70有余，还发现一匣内藏有头骨三具。此外，对于教案，丹阳历史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研究文集第四集中的《漫话丹阳天主教》一文也有所提及，最为详细的是丹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学艺术联合会联合出版的《神州丹阳》中《辛卯教案》文章，对案发经过叙述较为细腻，指出是“一个操外地口音的说‘纵火’。随即有人执火烧堂”。日前，南京的金建陵先生也在丹阳日报一篇文章中有所涉及。
尽管上述文章对于辛卯教案的叙述不尽一致，大都由于研究的角度和视野受限于资料搜集范围偏窄，因此对于该教案与周边地区教案的相互关联、爆发风潮的真正幕后推手以及朝廷大内对于这一案件的认定和处理情况难以深入探究，致使丹阳教案虽然已迄今已经历117载光阴，依然云遮雾障，仍有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
笔者根据近年来陆续收集到的一系列史料、资料，经过对比分析和深入研究得出结论：丹阳辛卯教案不是一起孤立的当地民众反对洋教洋人迫害中国孩童的个案，而是长江沿线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大规模民众运动的一个缩影，故史称“长江教案”。其幕后组织者是流行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封建帮会组织哥老会，甚至连纵火焚烧教堂的始作俑者都另有其人。由于这场运动直接撼动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威胁到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各种利益，迫使帝国主义再次祭出近代历史上对付中国屡试不爽的法宝----炮舰威胁，清朝统治者也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频繁发出旨意要求各级官员立即镇压暴动，严密防范，并对镇压不力甚至同情民众运动的官员不惜撤职罢官。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合作联手，从而使这场运动迅速得到平息。
追昔抚今，这场运动是因何而发端？哥老会何以能够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组织者，并在丹阳天主堂前如何上下其手？究竟是谁对丹阳县令查文清大加鞑伐，导致其丢官卸职、解甲归田？光绪皇帝及其众枢密大臣在教案中是如何应对的？在清廷内部又有着怎样的一场斗争？种种情形，在事毕百年之后的今天，笔者将引用《清季教案史料》、《中国会党史料集成》、《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清季教务档》、《刘坤一遗集》等一系列史料档案，为你一一道出其中的隐情。重点从哥老会的举事活动以及清廷的应对善后两个角度来进行披露和展示一些鲜为人知的秘辛，以揭开笼罩在丹阳辛卯教案之上长达一个世纪的扑朔迷离和重重迷雾。
一、长江教案发生的原因
一八九一年五月至九月，在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斗争的烽火蔓延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是有外国教堂的地方，群众多愤然而起，焚毁教堂，驱逐传教士。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长江教案”。
从鸦片战争时起，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多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洋枪大炮和商品进入中国。在他们的之中，除少数专心于传教事业者外，其余大多则充当着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和帮凶。他们的活动，是以当时殖民主义者以征服和统治整个中国为目的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经说过：“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杀伤和擒获敌人，乃在于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的也是一样，它不单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在华新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第173页）因此，他们的侵略行径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与斗争。
早在“五口通商”时期，教案就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渐次发生。到了六十年代，由于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法国传教士获得了“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堂自便”的特权。从此，教会势力就像洪水猛兽般地猖獗进入中国内地。到了九十年代初，外国人所兴办的教堂以及其它教会机构更是星罗棋布，长江流域地区也是教堂林立，教士遍布。单就江苏一省而言，就有大小教堂六百零八所，仅当时的镇江府的丹徒、丹阳两县就各有八所。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有法国籍356人、意大利籍130人、德国籍14人、日本籍28人、比利时籍5人，总计533人；而归化的中国籍教民，仅江南两道有十万三千八百十三人，全国共有四十八万八千六百五十二人（引自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总理衙门呈报江苏各府县教堂清册、十一月初四德国公使巴兰德清册数据）。这些教士以教堂为据点，以本国的强权外交、强横武力作为坚强后盾，凭借其享有的治外法权身分，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而其中直接侵害到民众利益和影响到社会民众生活的罪孽是：霸占土地房产，包庇教民欺凌百姓，拐骗和残害儿童。
以长江沿线的几个地区而言，基督教的耶稣会在富庶的江南地区霸占了约二百万亩土地，仅在松江的佘山即占地六千余亩（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2页）。教会还在各个地区大量购买房地产，从事出租和剥削。据一八八四年英国驻镇江领事报告，镇江开埠以后，“每个教派都买了地产，建造了漂亮轩敞的房屋”。同年三月四日，上海《申报》就揭露，镇江租用教会房产的租户，因生意清淡，要求减租。传教士不肯，因而聚集请愿准备罢市的民众达二三万人之多。教会在镇江占有房地产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确实，在外国教会招引的教徒中，不乏穷苦民众。他们“吃教”的目的，本是为了麻痹自己的精神世界，逃避贫困潦倒的社会现实，避免遭受封建势力的压榨，同时也想得到一部分教会对他们的生活赈济。但是，有不少流氓恶霸、地痞无赖厕身其中，“一入教中，即成化外，”（《清季教案史料》第56页）教会为利用他们“干预公事、挟侮长官”，还将治外法权扩展到这些人中间，“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1卷第43页）。在教会的包庇下，这些无赖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种种妄为，罄竹难书。
教会在各地举办的一些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机构，一方面是吸引教民的法宝，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合法外衣的遮掩下，拿中国贫苦病人作试验品或是教学实验的工具，更有信奉各种异端邪说的教士将孩童作为提炼长生之药的“鼎炉”，干下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不法勾当。
上述种种，成为长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教会愚弄的导火索。
二、长江教案发生的特点
一是规模声势浩大，播延速度快捷。斗争的发端始于安徽芜湖。五月十日，有群众指控教会“迷拐幼孩”，将天主教会的两个修女扭送到保甲局和县府讯办。由于教堂神父及英国领事馆的干涉，二修女被释放。次日，芜湖城内又失踪一幼孩，群众怀疑教堂又施伎俩，万余民众“攘臂直前，势如潮涌，声若山崩”，将教堂、教会学校攻打焚烧，接着，又围困海关和英国领事馆。后经安徽巡抚沈秉成带兵前往镇压，群众始散（《芜湖闹事实情》，《益闻录》1891年5月20日；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11-23）。芜湖教案一经爆发，立即在安徽各地和长江沿线引起连锁反应。五月十五日，和州民众愤然指斥当地天主教堂教士“迷拐幼孩”，包围教会学塾，“挥臂群呼，非烧即杀”。五月十七日，安庆城内四处张贴“约定本日闹事，与天主教为难”，当日上午即包围了教堂与育婴堂。五月二十三日，广德州城内聚众五六百人，围攻教堂（《益闻录》1891年6月6日）。从六月一日起，反教烽火绵延发展到了长江上游和中下游的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区。而发生在丹阳的教案，更是令斗争形势如火如荼。六月一日丹阳教案爆发，不到十日时间，“江苏之丹阳、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地教堂，接踵而被焚被烧”（《刘坤一遗集》第698页）。六月五日，浪潮席卷到江西湖北交界的武穴，千余名群众烧毁了基督教卫斯理循道会的福音堂，英国教士金姓、海关职员柯某被乱民打死。九月一日，宜昌民众因追究天主教圣母堂拐卖幼孩，遭到美国圣公会的枪击，群情愤怒，烧毁了圣公会和圣母堂。在此期间，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上海也流传着号召群众攻击洋教的匿名揭帖。为此，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连续向国务院报告：“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美国外交档案》，1891年第398页，下同），“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帝国主义列强迅速行动起来，对这场爆乱进行武装威胁和镇压，致使“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进而，田贝还呼吁“在亚洲海面上的美国舰队应该加强。”
二是下层人民群众成为斗争主角。由于这场教案斗争是发生在长江沿线的城镇，所以参加斗争的群众，主要是城市贫民、码头工人、民船水手、破产流浪者等下层民众。在宜昌教案中，据张之洞报告，攻击教会最激烈的，是“码头挑夫、上下民船水手、流寓游勇。”外国传教士也说，纵火焚烧教堂、修道院和教士住宅的，是“湖南船民和游勇、四川船民、街头流浪者，还有来自江西贵州省的人。在芜湖教案中滋闹教堂的，主要是城市贫民。丹阳教堂被焚后，出来抢拣被烧焦的木村和砖瓦的，有船民、乞丐、吸鸦片者等。”（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29）
三是哥老会是这场斗争运动的主要推手。早在一八九一年的五六月间，教案在长江下游开始爆发时，一些外国观察家就根据种种迹象推断：这场运动是经过预谋的。史学家根据当时参与运动谋划的哥老会骨干成员曹义祥等人的供词，确证了哥老会是预谋者以及掌握了会中的一些斗争策略。据曹义祥、唐玉亭等供称，他们系湖南人，加入哥老会后，即来江苏仪征、扬州等地，散发布飘，纠人入会。光绪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哥老会头目蒋桂仿同苏德财、刘玉到曹义祥家说：“要到各码头毁闹天主教堂，已约允在会的马玉堂、王福章、黄青华、罗廷桂、赵玉兰、吴月初、洪国太、韩国凯、谭裕、刘得胜、张玉山、李得胜、朱福盛、熊良诚、王三仔们同去，只是人少，不敢动手。”经谋划商量，曹义祥提出一套闹教的办法：第一步是“预备匿名揭帖”；第二步是“遍布张贴”， 揭露“教堂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等罪行；第三步是“哄动众人”攻击教堂；第四步是乘势焚烧教堂后，即脱身而逃。三月二十日左右，蒋桂仿等二十二人来到扬州，与唐玉亭等合伙闹教后，见文武官员弹压得紧，“就雇坐划船于四月初头到芜湖，约同那里在会的人。散布谣言，扇动民众，并遍布揭帖”。适有教妇迷拐小孩之事，众人都抱不平，拥到教堂滋事，就各乘机进内放火抢物。后来蒋桂仿等回到镇江、南京等处，往来游弋。因见营兵巡防严密，无从下手，就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丹阳城内，也先造谣揭帖，煽惑众人闯入教堂后院，挖出许多小孩尸骨。蒋桂仿们就在场喊说：‘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那时众怒齐发，就各放起火来。蒋桂仿们因未抢得财物，还到沿江下游一带去闹，……金匮、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县教堂都被烧毁。”（《教务教案档案》第5辑第2册第735-738页）
曹义祥的供词、蒋桂仿等人的行动与传教士们的报告是十分吻合的。根据现在所掌握的史料，传教士们在一八九一年的五六月间报告不断：在长江下游，有一批扬子江上游口音的陌生人（据他们推测可能是湖南人）奔走各地，“这些人从镇江沿着大运河到丹阳，然后又沿着同一运河渠道到无锡”。“他们为数不多，但肯定是头目；他们对民众的煽动力，在攻击时刻的果断行动，以及在火把点着以后的突然消失，是值得注意的。”报道者认为，攻击和破坏无锡耶稣教会的暴乱者，“可能就是本月二日在丹阳攻打天主教会的同一批人。”（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p，p37-39）
三、哥老会缘何会成为起事首领
哥老会在四川人称“袍哥”，自称“汉留”，在长江中下游则称“红帮”。它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哥老会同洪门(天地会)、青帮一样，都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是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即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用民船，帆橹如织”。这些船夫、水手们．漂泊在千里大江之上，随时有触礁或遭风浪而覆船之虞。纤夫们则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边悬崖的崎岖小道上艰难地前进。他们的劳动，既艰苦又危险。因此，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地结成水手行帮，称“川楚八帮”。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对川江上船夫、水手、纤夫们的艰苦劳动，作了生动的描绘。“大船用纤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头仍用挠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滩则合三、四船之纤夫百余人共拉一船上滩，再拉一船，名为并纤。纤道忽上山巅，忽落岩脚，石壁横铁索，便扒换，或凿小石孔，仪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蹷，负纤而行。间有无纤道处，则全赖挠楫。船行江中，纤索上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纤绳或挂树梢，绊石上，则锣鼓骤发，纤夫行足。另有管纤者名‘价挽’，无论岩之陡峭，树之丛杂，扑身脱解，倾跌所不计。纤绳挂住，船即转折不定，危在呼吸。若纤断，更不待言。江河之险，川流为最。川流之险，又莫过于峡中”。长期在这种艰险的生涯中讨生活的下层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生存需求，养成了强悍的民风和自发结社的习俗。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沿海地区侵入内地，富饶的长江流域是它们掠夺的重点地区。侵略者在长江沿岸地区开辟了上海、南京、镇江、九江、汉口、芜湖、宜昌、重庆为商埠，开辟了大通、湖口、武穴、沙市等为寄行港。他们直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任意扩大关税协定范围，降低税率，享有子口税、半税等制度特权，它们的轮船航行于长江内河，商品大量倾销于内地，这样，就使长江地区的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农村经济迅速遭受到破坏，造成了大量破产劳动者和无业游民队伍。单就从宜昌到重庆这段航运线上统计，据英国驻重庆领事史盘斯一八八0年报告，约有帆船七千余只，海关则报告有一万余只。据推算，这段航线的船工和纤夫不下二十余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口不下百万人之众。由此而推广计算，长江一线上下游的民船从业人员连同靠此谋生度日的亲属不下亿万之众。由于外国轮船进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因此，长江上下游以及内河航道多次发生反对外国轮船的航行势力的斗争。因民船无力竞争，“其贫困失业流为盗贼者比比皆是，私枭、会匪充斥，职此之由。”（《刘坤一遗集》第1039页）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使得中国农村经济趋于半殖民地化。另外，由于清朝政府腐败不堪，农村水利失修，造成连年灾荒。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0年间，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每年每省有数十州县遭受自然灾害，其中江苏一省，平均每年遭灾达到六十一个州县。灾民成千上万地涌进城市，上海、南京、汉口等大中城市，经常性地聚集着数十万离乡背井的灾民，一旦找不到谋生之路，便沦为乞丐和江湖游民。（《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42页）
此外，清政府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大量裁撤营勇兵丁，“在六七十年代，遣撤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勇十余万、绿营五到六十万，巡防营和其它军队则为数更多。”（《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243页）数十上百万兵勇流向民间，很快便与会党结为一体，整个清朝社会就如同坐在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上，等待的只是一枚轻轻划燃的火柴罢了。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陷入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深渊，长江流域受害民众无法生存，无奈之下，在长江沿线具有压倒优势的民间社团组织便历史性地站到了斗争的前列。他们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尤其是教会势力。封建组织哥老会虽然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组织发动者的作用，但由于社会存在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它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和领先于时代的组织领导者，难以克服自身的弱点和地主阶级对运动的严重影响和削弱，把群众斗争组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效地结合起来，因此，这场运动和斗争从一开始便是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
四、清朝皇帝与大臣对教案的平息处置之策
关于光绪皇帝与首辅大臣是如何筹划平息这场教案风波的呢？《清朝教务档案》中有详细记载：
庆亲王奕劻等奏陈各省教案叠出请旨饬各督抚迅筹办法摺 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七日（1861年6月13日）
臣奕劻等跪奏，为各省教案叠出，请旨严饬各督抚，迅速筹办，以靖地方而弭后患，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臣衙门于四月初间，闻芜湖教堂被毁，当即电致南洋大臣，调拨兵轮弹压保护，一面派员驰往查办。又因安庆、上海等处同时均有匿名告白，布散谣言，并令饬属加意防范。嗣据南洋大臣安徽巡抚电称，芜湖之事因谣传教中女医迷拐幼孩，群疑莫释，聚众滋闹，遂将教堂焚毁。旋经拿获首犯二名，正法示众，地方业已安静。乃未几丹阳复有焚毁教堂之案，湖北之武穴地方教堂亦被焚毁，并闻杀害洋人二名，尚未悉详细情形。此外，若江宁、九江亦有匪徒滋事，幸经官兵防护，登时解散。似此纷纷滋扰，中外人心不无惶惑。推其原故，盖由沿江各省游勇会匪所在多有。其张贴告白，无非欲借此摇惑人心，乘机生事，决非安分良民之所为也。
查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遍行于西国，由来已久。自各国通商以后，条约载明，凡在中国或崇奉或传习天主、耶稣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育经等事，概听其便等语。其教中施医育婴，皆属善举。近年各省被灾地方教士等捐资助赈者，颇不乏人，其乐善好施，亦属可嘉。即或从教之人，良萎不齐，然同系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司管辖，遇有词讼案件，教士亦不能干预。是民教本可相安，乃好事者，往往捏造无根之言，转相传播，致启群疑，不逞之徒又复借端滋事，意图抢掠。若不早为严防，诚恐中外商民皆将不得安居，于大局殊为关系。应请旨饬下各直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谣言，妄生事端。倘有匿名揭贴，造言惑众，即行严密查拿，从重治罪。各国商民、教士，地方官必当随时设法保护其身家，勿涉大意。倘或防范不严，保护不力，致启衅端，即应据实参处。
至此次滋事各案，除芜湖案内首犯业经正法外，其余各案，应由两江、湖广、江苏、安徽、湖北各督抚迅饬查拿首要各犯，从严惩办，以儆将来。至从前各省未结各案，各该将军督抚亦应设法从速办结，不得任听属员畏难延宕，以清积牍。为此恭摺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光绪皇帝朱批：另有旨。
当日，圣旨下：著内阁通谕各直省将军督抚迅饬查拿各教案首要各犯事上谕
○庚午。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各省教案叠出。请严饬各督抚迅速筹办一摺。据称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徒焚毁，江苏丹阳县、湖北武穴镇等处教堂亦相继被毁，亟应查拿匪犯。早为严防等语。各国传教载在条约，曾经降旨饬令各省随时保护，历年已久，中外相安，何以近日焚毁教堂各案同时并起，殊堪诧异。其中显有巨匪潜谋勾煽，布散谣言，摇惑众心，希图乘机抢掠。甚至安分良民为所诱胁，动成钜案。若不严行惩办，何以严法纪而靖地方。著两江、湖广、江苏、安徽、湖北各督抚迅饬该管文武查拿匪首要犯，讯明正法，以儆将来。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系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总因不逞之徒捏造无根之言，藉端滋事。此等奸民所在多有。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出示晓谕居民，切勿轻听浮言，妄生事端。傥有匿名揭帖，造言惑众，即行严密查拿，从重治罪。各国商民教士，地方官必当随时设法保其身家，勿任奸徒扰害。傥或防范不严，致酿事端，即著据实严参。其从前各省未结各案，并著该将军督抚从速办结，不得任听属员畏难延宕，以清积牍。将此通谕知之。
对于哥老会之匪患，清朝视之为心腹大患，光绪皇帝于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降旨：“各省哥老会匪最为地方之害，叠经降旨查拿；并经各该督抚先后获案，奏明惩办。惟此等匪徒行踪诡秘，往往与游勇地痞暗相勾结，动辄纠集党与，乘机煽乱，甚至造谣惑众，潜谋不轨。近来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其拒捕逞凶抢劫衙署等案，更层见叠出。半由会匪从中主谋，游手之徒相率附和，以致愈聚愈多，动成巨案。犯事以后，四散逃逸，真犯十不获一。若不先事筹办，绝其根株，后患何堪设想。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随时留心，实力查缉。如有访获会匪首犯，一面严行惩办，一面准将出力员弁照异常劳绩，随案奏请优奖。但须查有确实证据，不得因希图褒奖，妄拿无辜，致滋扰累。凡地方良民，有误买匪徒保家伪票呈缴地方官者，免其治罪。其有向充会匪，自行投首，密报匪首姓名，因而拿获者，亦一律宥其既往，准予自新。该将军督抚务即出示晓谕俾众咸知，总期严惩首要，解散胁从，以除奸宄而安良善。
○又谕、电寄刘坤一等，近来江南湖北等处教案纷起。皆由匪徒造言惑众，希图乘机抢掠。前经明降谕旨，令该督等迅饬严拿惩办。迄今两月之久，仅芜湖武穴两处正法四名。此外丹阳、无锡、金匮（即后无锡县—作者注，下同）、阳湖（即后武进县之一部---作者注，下同）、江阴、如皋等处，首从各犯，悉无一获。总由各该地方官因案关教堂，意存膜视，于查办访缉毫不认真，既经疏忽于前，又复推延于后，而于奸徒之得计，外人之藉口，漠不经心，此等玩延恶习，深堪痛恨。著刘坤一等查明分别据实严参，不得稍涉瞻徇，仍一面督饬各文武员弁将丹阳等处首要匪犯悬赏购线，实力缉捕，务获严办。其芜湖、武穴逃散之首从各犯仍应设法严拿，不得以拿办在场滋事之一二人遽云结案。其应给修费各处，即饬该管官与领事等迅速议结，不可拖延。此案于内治外交均关紧要，该督等身膺重寄，务须尽心竭力，妥筹速办，免致别生枝节。将此电令刘坤一等知之。(上述档案史料及之后资料均摘自《清朝教务档案》、《光绪朝东华录》，之后再不再注明)
未有多时，镇江驻军首领惟恐对地面弹压失控，便上奏皇上，请求暂缓对副都统积忠进京晋见皇上及调职。
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1891年7月11日）
江宁京口将军丰绅、头品顶戴•江宁总督刘坤一跪奏，为员缺紧要，时局可虞，再恳天恩俯准暂绶陛见，谨合词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伏查京口址居形胜，副都统管辖旗营责任綦重，仰蒙圣明，以江宁左司协领积忠补授新缺，地方咸庆得人。时什该处民教不和，众情汹惧，臣等合词奏明，先令积忠赴任，奉朱批：著照所请。钦此。积忠即日前赴京口任事，一面具摺奏请陛见。兹接差弁赍回原摺，奉朱批：著来见。钦此。积忠咨臣丰绅委员接署，以便交卸起程。臣等会商镇江近日情形较前更为紧张，自丹阳、江阴、金匮、无锡、阳湖、如皋六县相继拆毁教堂，谣言日甚。盖以镇江为通商口岸，教堂与洋行最多，意欲伺间滋闹。而京口驻防旗兵，先于春间在洋人租界内与丹徒县衙役挟嫌互斗，经英领事照会该县拿办五人，几酿成巨案。经臣丰绅派积忠等前往弹压，并由前署上游相对渗透率臣委员同往查明，禀经抚臣提省讯结，而该旗人怀恨洋人，难保不籍端报复。自积忠到任，纪律严明，巡查周密，旗营始觉肃然。兹若交卸进京，往返须两三月，事机间不容发，臣等甚为悬心。合无再恳天恩俯准积忠斩缓陛见，一俟镇江事势安定，由臣丰绅委员接署，俾积忠交卸起程。臣等实为时局起见，不得不冒渎宸听，谨合词恭摺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光绪皇帝也算是体察下情，于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朱批：著照所请。钦此。
对于闹事地区的清朝官员，有大臣进言要求严惩。于是，光绪皇帝听从谗言下旨处罚。
光绪十七年。辛卯。秋七月。
○又谕，刚毅奏，特参庸劣不职各员等语。江苏丹阳县知县查文清庸懦无能，办事乖方。太湖厅角头司巡检暴式昭性情乖张，行同无赖。常熟县黄泗浦司巡检项大猷人甚平庸，不知检束。金匮县典史余森陵虐罪囚。声名甚劣，均著即行革职，以肃官方。
光绪十七年。辛卯。八月。○壬寅。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坤一等，前因江南一带教案叠起，曾经明降谕旨，令各该督抚严饬迅拿首要匪犯，保护教士商民。嗣因拿犯迟延，又降电旨饬催，乃迄今三月之久。丹阳等处匪犯并无一获，总理衙门屡次电催结案，亦均未据奏。各匪犯幸逃法网，肆无忌惮，以致近日宜昌教案又出。各该地方官于叠次谕旨视同具文，事先既不严防，事后又复玩延诿卸，非第外人藉为口实积愤难平。即论自治之道，亦尚复成何政体。傥因此别滋衅端，试问各该督抚能当此重咎耶。兹再严行申谕，嗣后各督抚务当督饬设有教堂各州县文武，随时派委兵役设法严密防护，遇有造谣聚众之事，一闻风声立时查拿，务获重办。若再有似此之案，除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处外，并惟该督抚是问。前谕刘坤一等迅速结案，并查参失事各地方官，即著克日覆奏。此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知刘坤一、张之洞等，并通谕各省将军督抚，一体懔遵办理。
○壬寅。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
议结。得旨、仍著严拏逸匪。务获究办。
由此可见，真正将教案的发生归罪于下属官员并施以惩罚的，并非两江总督刘坤一，而是另有其人，此人便是时任江苏巡抚的刚毅。
为了确保教案及时平息并妥善处置遗留问题，刘坤一可谓是官场老手、老成谋国之人，他对于犯官并未即行处置，而是先令其平息任上事态，嗣后再行处置，而且分门别类、责罚有度地进行了处理。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报江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议结情形摺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五日（1861年9月7日）
头品顶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刚毅跪奏，为江苏镇江等属各教案分别办理议结，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造谣焚毁后，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被毁，派员前往查办。虽滋事情形轻重不一，要皆由于匪徒潜窜，捏造无根之言，煸惑愚民，聚众滋闹，意图籍端肆扰，乘机焚抢，以致叠酿巨案。此外各属亦复谣言四起，并有张贴揭贴情事。
臣等查各国教士在中国设堂传教，为条约准行，教堂兼办育婴，设立义学，亦无非好行其善。该匪徒等胆敢无端造谣，肆行窜扰，若不查拿严办，解释民疑，不独民教难以相安，亦实为地方之害。据报后节经严札通饬各属，将境内所有教堂务须实力保护，一面严拿造谣滋事匪犯，按律重办，并由臣坤一叠次剀切示谕，饬令各属传集地方绅董，各向就地居民传谕诰诫，毋得轻听浮言，妄生猜忌。各该县未能先事豫防，实赂咎有应得。苏属各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署无锡县刘树仁、署江阴县孙贻绅、阳湖县叶怀善、署金匮县汤曜，均摘去顶戴。代理如皋县莫炳琪到任甫及三日，予以记过。并将该管汛弁，一律摘顶示惩。钦奉谕旨后，又经臣等分别详晰出示晓谕。此等造谣滋事之匪徒极为诡秘，行踪飘忽，缉捕较难。臣坤一复密派员弁四处访缉，并令各州县清查保甲，数月以来地方幸已安谧。
窃维筹办善后，以辑洽民教为第一要义，拿办匪犯必须情真罪当，方足以昭折服而安民教。据各属先后禀报拿获各犯，讯系均只在场附和。饬令会同委员一再研讯，加以弄吓，矢口不移。现已各按情罪，分别军流徒仗，从重定拟。各教堂毁失屋物，若待著追赔偿，势必稽延时日，无以安教士之心。已饬据常镇通海道黄祖络，督饬印委各员筹拨款项，与各教士分别一律议结。并仍严饬该管道府，督饬各属，勒拿首要各匪，务获惩办。以期仰副圣朝辑睦邦交、绥靖地方之意至。
除将办理情形随时咨明总理衙门外，所有江苏各教案查办议结缘由，理合由驿恭摺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皇帝朱批：仍著严拿逸匪，务获究办。该衙门知道。
事态平息之后，刘坤一对下属分别处置如下：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各教案赔款筹付情形并给还前参各员顶戴片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92年10月17日）
上年江苏镇江等属教案议结情况，业经专摺会奏，并声明将各地方文武分别惩处在案。内丹阳县知县查文清业已甄别参革，应毋序议，所有阳湖县知县叶怀善，前署无锡县知县刘树仁、前署江阴县知县孙诒绅、前署金匮县知县汤曜、前代理如皋县知县莫炳琪及各该讯弁摘顶记过各处分，应一律给还注销，以昭激劝。
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
五、对于教案造成损失的赔偿及谈判经过
从下列档案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教案赔款筹付情况及与洋人扯皮之经过。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各教案赔款筹付情形并给还前参各员顶戴片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92年10月17日）
所有各属偿款当饬先自尽力认筹，实有不敷，方准动拨公款，以示撙节。查江阴、阳湖两县均系各该县自行筹付，其余各属除由各县筹给外，不敷之款饬由镇江关道库借拨应付。计无锡借拨银二千两，如皋借拨银三千两，丹阳借拨银五千两，金匮借拨银四万二百两，现经饬据各属，将借款分别认筹，酌定年限，摊缴归款。惟金匮偿款为数过巨，责令全筹，委属力有未逮。除先由县筹给不计外，其道库动拨之四万二百两，再由该县分年认缴银一万七百二十两。尚余银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两，应照往岁镇江租界滋事成案，即由该关道在洋药税款项下作正开销，以清案款。至各该地方文武弁员，年余以来尚知愧奋，遇事持平，办理民教尚属相安，且偿款业由各县分认筹缴。
至于赔款协议达成经过，南洋大臣刘坤一禀称：据镇江关道黄祖络禀称，窃照丹阳教案议结情形，昨已摘要电禀宪鉴。复查该县城乡天主育婴各堂被毁屋物，前据镇江天主堂司铎施方礼开单索取英洋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余元。查令文清因为数过巨，力难独任，屡次与之商减，无如施教士执意不允，致未能早日议结。经职道禀蒙宪台复委余丞员祥到镇营即札调查令迅速赴镇会商办结。其时查令适来镇江禀商办法。职道因即指授机宜，令其会同余丞与施教士连日商议，直至初八日始议定改偿银八千四百两。虽较耐用消费品索洋数减让不足一成，但往返辩论实已舌燥唇焦，万不能再减分毫。是以蔼嘱余丞查令，即于初九日同施教士邀请驻镇代办法国商务之英领事馆阿边璧公立议单，自朝至暮，余丞煞费心力，始得定议立单。各于单尾签字分执。如单内所叙。事起仓促，犯无主名，无从着追。及法总领事主教意见或有不合，由本司铎独力担当，与县委均毫无干涉两节。虽施教士尚无异言，而英领事独不以为然，几至艰难于成议。幸余丞熟谙洋务，剖论得体，方能即就范围。其银分作三期，先备钱庄期票，当日由查令凭同余丞暨英领事面交施教士亲收，所有初期票银二千四百两，查令拟于十日内设法措交钱庄应付。其余八九两月期票银各三千两，本应责成查令一力全筹款，拟由职道暂拨公款，按期付给，以全要公而示体恤。是否有当。又据另单禀称，丹阳教案会议之初，施教士声言，近接上海法总领事来函，嘱令添索发掘孩尸偿款六千元，并将原函给与丞阅看。余丞当答以孩尸因疑致发，业经照旧修整，何偿之有？施教士即称，伊本无此意，当复总领事作为罢论。现议之款不能多减。职是之故。职道查所立议单，一切情节均已包括无遗，况施教士业已画诺，自无虑再有异言。惟法总领事当未在场，既有索添之语，难保不借为口实，不得不格外过虑，上达宪听。再肃附陈。仰祈鉴核各等情，并清摺，到本大臣，据此，除批查此案此据电报，当即转电总理府衙门备查，领事添索发掘孩尸偿款与，无非为免减本案偿款之地。既经公立议单载明，如法总领事及主教意见或有不合，无论如何为难，总以此议为定，由该司铎担当。即或因此再有异议，，亦惟该司铎自任也。仰即将各县已获之犯核议禀办，一面严饬各属务须实力保护，并饬滋事各属勒拿首要各匪，务获严惩，是为至要。并候咨明总理衙门，缴印发外。相应抄摺咨明，为此呈贵总理衙门。
照录丹阳教案会同议结凭单：计开
为会同公立议单事，丹阳城乡天主教育婴各堂被焚被毁一案，本委员本县因事起仓卒，犯无主名，无从着追，深念中外素敦和好，邀同本领事与本司铎等秉公议定，除此案放火滋事各匪犯已由县陆续拿获，分别禀办酌惩，毋庸置疑外，所有焚毁各堂屋物等项，现由本县筹款垫偿，以伸辑睦邦交之意。案已议结均无异词，所有议定三款开列于左：
丹阳城内天主育婴总堂及乡间各分堂被焚被毁房屋，并毁失一切器皿服物书籍树木等项，现经公同议明，无论堂内堂外，凡有交涉此次毁闹，一切损失事件一应在内，统由本县筹款垫偿。共议库平银八千四百两整。约定七月二十日付银二千四百两，八月二十日付银三千两，九月二十日付银三千两，备具钱庄期票三纸。凭同本领事、委员面交本司铎按期支取，转给各堂自行购料，照旧起造置办。此外如再查有焚毁损失物件，本司铎断不另索丝毫偿款。
城乡各处天主育婴讲堂等项公产如有尚未税契者，均即照例检齐契据送县投税盖印，经期同沾保护之利益。
此项议单共立两纸，系属公众议定，出自两愿，并无丝毫勉强。立议之后，彼此扣执一纸，均无翻异。本委员、本县即照此会禀上司，本司铎亦照此会禀知法总领事暨主教。如法总领事主教意见或有不合，无论如何为难，总以此议为定，由本司铎独力担当。本委员本县均毫无干涉。嗣后民教交涉事件，均各按照条约遵行。
六、清廷内部在教案处置前后的纷争
朝内大臣对教案致因及之后防患于未然等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四品给事中洪品良于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1891年8月28日）奏为教案频兴请定妥章摺：“臣闻靖内乱者必资于镇静，杜外患者尤在于远虑。前此芜湖、丹阳、武穴等处教案叠兴，幸赖我皇上严旨饬示，立使奸宄慑服，弥患将萌，臣等莫名钦服。惟是中外交涉事关大局，民教既萌有相构之形，朝廷宜筹一久安之策，庶足以外固邦交，内靖民气，永销祸患于无形。臣思自外洋通商以来，小民与各国贸易无不彼此和同，乃独与法人教堂纷纷构衅。往岁天津肇端，今年各路蠢动，推其原故，皆由教堂育婴而起。以臣所闻，出于中国教民之作孽者半，出于外洋教士之薮奸者亦半。中国向有邪教妖人，专以前辨挖眼剥取脑髓配药等术，一经投入教堂，勾通教士，肆其残虐，从前尚畏官府拿办，至是则任其所为。臣闻丹阳教案始兴，镇江府知府王仁堪亲到教堂起获尸骸七十余具，血肉淋漓，惨不忍言，以故民咸抱愤，祸由该堂自取。其余传闻不一，大率类此。……夫传教原劝以善，非以肆恶，乃劝善何取育婴？育婴何以戕命？揆万国公法，当无此例。……臣请于此案结后，特派智能大臣亲到彼国，晤其君主，告以教士残命情形，动以利害，申以公法，只许传教，不许育婴，永断葛藤，此为上策。……”此公有些痰气，愚腐之极，“自古弱国无外交”，他当教案问题引发的动乱矛盾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出了问题要告到法国君主驾前去解决，实是可笑之极。对于造成匪患的重要来源之一的勇丁处置不当问题，光禄寺卿薛福成上摺云：“此次焚毁教堂殴毙教士，传闻系哥老会匪散布揭帖，激发众怒，事起则率党纵火，事毕则潜踪四散。此辈皆系遣撤勇丁，所以气势较盛，蔓延较广。窃查哥老会名目，始起于四川，而流衍于湖广。厥后湖南营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数十万人。……臣窃谓自今以后，凡各省防营于湖南勇丁不宜轻募，亦不宜轻撇。”詹事府詹事志锐奏陈教案叠出拟择地严办保甲以清其源摺云：“窃见数月以来，各省教案纷纷不已，屡烦睿虑虽奉明旨，保护洋人，查惩匪类，然地广人杂，一时清厘甚非易事。……前两江督臣陶澍曾有择地严办保甲之法，著有成效，实可遵循。……若能于一、二年间，将此要紧数处料理清楚，会匪虽多，当亦暗中销灭，无能为役矣。未几，皇上从善如流，于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91年8月31日）下旨著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督饬各属认真举办保甲。
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891年9月8日），光禄寺卿薛福成再度向光绪皇帝奏报法国公使李梅及各国对教案赔偿问题的商谈情况：“法人自称所欲商者，不外四端，曰缉凶犯，惩印官，议赔款，杜后患是也。以前三端，固属意中之事，以后一端，亦为理之所应有，而势之所难拒。然应之不审，则彼之后患可杜，而我之后患无穷。臣所谓法人欲收权利、各国相互观望者，未必不在于此。至惩官、缉犯，当查确实情形，非臣所能悬揣，而赔款为稍后一著，议到赔款，则结案已有把握。臣虑其将来所索之款，不免浮开，密饬驻法参赞官常庆，分诣教会根查确数。旋据复称，江苏、安徽教堂为耶稣会教士之公产，江西教堂为辣萨里会教士之公产，均属教王管辖。二会各有会首，常驻罗马，皆天主教也。此次闹教，芜湖一处受害最重，拟索偿款十三万两有奇，无锡拟索三万两有奇，他处各数千至一万两不等，江西教堂约索二、三万两，通计三省赔款约在二十万两左右，至多以二十五万两为度。均按房产、特价券契底账开单等语。”由此奏报可见，洋人确实招惹不起，一旦惹恼了，“狮子大开口”，任你大清国再有钱，也只能是落得个有去无还。
辛卯教案平息之后，再有教案发生，赔偿问题如何解决？老奸巨猾的恭亲王奕出了一个馊点子：“臣衙门查年来教案叠出，每议赔偿累万盈千，上亏国币，良由地方不善办理，以致公家受累无穷。光绪十七年芜湖教案，南洋大臣刘坤一奏明，应赔款项由该关道及知县按月分赔在案。臣等窃维刘坤一所定分赔办法，固系慎重帑藏，亦欲惩前毖后，俾知儆惕。惟办理不善，该管官均难辞咎，仅责道、县分赔，不足以昭公允而重考成。应请嗣后如遇教案赔偿之款，议结后由该管督、抚、藩、臬、道、府、厅、州、县分年按成偿还归公，并分咨户部及臣衙门备案。庶几众擎易，亦可互相鉴诫，略如签差不慎，本管上司分赔之意。如蒙俞允，臣衙门即钦遵分行各直省一律办理。”光绪皇帝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朱批：依议。钦此。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级官员接旨后办理教案赔偿，费用层层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在大清皇帝和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剥削之下，人民群众所蒙受的苦难总是无穷无尽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1891年11月23日），热河都统德福又六百里加急奏报皇帝：“奴才德福搠据平泉州知州文卜年、八沟营参将杨兆云、佐领补用队官防御双禄等禀称，于十月十七日夜间突有匪徒数百人窜扰州街，该员等当即督饬兵役防守监狱衙署，以及天主教堂，一面分带弁兵亲赴街外迎截。……幸教士人等先已闻风逃避，尚无杀伤州街居民铺户，以及监狱衙署俱未受扰害，文卜年复往教堂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珠无心，当交乡牌收存。并有童男女十六人，亦各昏迷不醒，交留养局留养等情。”由此可见，洋人利用办育婴堂残害中国婴孩引发民众愤恨、教案酿成矛盾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国已绝非一时一地之情势。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在中国大地上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抗洋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所有的外国驻华人员，运动的怒火从山东、河北一直烧到了北京天子脚下，其结果是引起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攻陷大清国首都，最后以签订近代史上著名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告终，中国从此更进一步地坠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七、辛卯教案涉案人员点评
光绪皇帝。一八七四年同治皇帝驾崩，无嗣，慈禧指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载湉入继为帝。时年4岁，由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七日起亲政，但朝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实际控制。故辛卯教案发生时，光绪仍未有太大的主事权。遍查有关史料，在教案问题上，他虽贵为一国之尊，万人之上，却没有什么主导意见提出。即使我们现在能够见到代表他意见的众多上谕，大都也是上书房军机大臣请示叶赫那拉氏后的代劳手笔。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光绪始露锋芒。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光绪帝受维新思潮推动，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改革。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开始变法维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屠杀维新党人，戊戌变法失败。一九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光绪帝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光绪“重振大清”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在“凤在上，龙在下”的太后专权之下一生郁郁寡欢，一九0八年十一月四日先于慈禧太后一天猝死。近来已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五单位联合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揭露了光绪死亡的真正原因，即“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从而破解了这个百年历史谜案。
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为湘军宿将，廪生出身，累擢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一八七四年调署两江总督。一八七五年九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一八九一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适逢在任上处置教案，他虽不满洋人洋教对中国民众的欺压剥削，但身为朝廷重臣，又不能不对教案进行严厉镇压，“虽行霹雳手段，却也菩萨心肠”，在他的主导之下，对相关涉案官员是能保尽保，即便是对辛卯教案的首发地官员丹阳县令查文清，他也只是略施薄惩。做上官若不如此，做下属的安能为上司搏命？他一生中曾两任两江总督，可惜在壮年时期将精力用在了与李鸿章争权夺利上，后遭弹劾而致仕九年，复出后面目一新。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他是极为开明之士，对于清末推进洋务运动，以及江苏等地的近代工业发展，所作贡献仅次于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于晚年曾三次上书朝廷要求变法，以求自强来挽救国家危机，直至逝于任上。
江苏巡抚刚毅。刚毅系满洲镶黄旗人，笔帖式出身，累升至刑部郎中。一八七七年，以平反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受到奖励。一八八八年，调江苏巡抚。在巡抚任上，他对辛卯教案的相关官员主张一一严惩，以平息事端，取悦洋人，儆效后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因附和主战言论，被荐以候补侍郎入值军机大臣。一八九八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力主废黜光绪帝得到宠信，他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卖国论调的倡导者。到了义和团运动之时，刚毅此时已是朝中权倾一时的大学士。义和团进入北京时，刚毅、载漪等人出于极端的排外心理，主张招抚义和团，希望能利用义和团的“仙术”达到“扶清灭洋”的效果。遂同载勋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八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刚毅随同慈禧太后“西狩”(西逃)，途中病死于山西侯马镇。战后，西方列强将刚毅列为主要战犯之一，要求清朝政府加以惩处，清政府以其先死，未加以追究，但追夺其原有全部官职。如若不死，少不了是要上菜市口走一遭的。
镇江知府王仁堪。王仁堪，清光绪三年状元。以直言敢谏相尚，清流风骨。 《清史稿》记载，他高中状元的第三年，与前科状元曹鸿勋等人联名上疏，弹劾与沙俄签定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慈禧太后为庆寿辰，挪用海军款大兴土木，他又上书反对，请罢颐和园工程。光绪二十年外放为镇江知府，上任伊始即遇丹阳教案。王仁堪亲自到丹阳勘验，教堂内确有小孩尸骨70多具。张素撰写的《辛卯教案始末纪》中记载曰：太守闽侯王可庄仁堪自郡来，侯（查文清，下同）迎白其故，导至天主教堂，按视所谓毙孩尸体者，则纵横交错于地，或剜其目，或断其四肢，至惨酷无人理。各相对流涕，守曰：“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嗟叹者久之。因与侯约，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于是他申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名为天主教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认为教堂被焚，“祸由自召”。刘坤一说他迂执，但也并未为难他。他在镇江为兴水利捐出俸银，并向亲友富商募捐。两年中开塘2300多个，筑沟渠闸坎数以百计，募捐余款办理积谷、牛赈、义塾等事。还兴修中泠泉，刻题“天下第一泉”匾额。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时，镇江“士民夹道欢送，乃至攀辕哭泣”。民众为纪念他，曾在西郊中泠泉南建有“王公祠”，又称“二王祠”，是一处纪念镇江知府王仁堪和同期任丹徒县知事王芝兰的专祠，还在中泠泉畔建有八角凉亭，名“鉴亭”，意取他们高风亮节，如池水清澄可以鉴人。为官为民忠直如此，真乃堪称万世师表。
查文清。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因政绩加同知衔。光绪十一年（1890年）任丹阳知县，翌年便遇上教案发生。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以“待罪”之身，与镇江知府王仁堪二人肝胆相照，一面对上慷慨激昂，痛陈天主教为害一方、荼毒幼孩的罪恶行径，一面甘愿冒着革官除爵、永无为宦之日的风险，为参与纵火的邑人一肩扛下了“纵逸”的罪名，最后落得个“甄别参革”的下场。虽然他到职在位仅一年时间，却在丹阳人民心目中树起了永远的丰碑。改革开放之后，查文清先生的孙子、香港著名报人金庸到丹阳访问，仍然感慨于其祖上的这段壮举。
关于纵火者其人。后世对纵火者的查找，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柴经纪名叫张士洪；有人称，放火之后，众人知道惹了大祸，便一哄而散。之后，丹阳县民有感于查县令的大义凛然，便有二人自愿出头顶罪，……。当事人的后裔金庸先生在小说《连城诀》的创作后记中写道：“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依笔者之见，如果有两个人因感恩戴德前往哭拜吊孝，那么另一个人又是谁呢？张士洪会否是后人杜撰的假名呢？不过是富有正义感和斗争精神的丹阳民众化身罢了。现在看来，丹阳人民激愤而起烧毁教堂，查县令因袒护县民而被罢职，这两个都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而导致对丹阳一邑以及查家的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丹阳古城因教案而名动朝野，传闻天下，载入史册；二是查家的后人金庸禀赋祖辈侠肝义胆，挥笔写就了一十五篇武侠小说，名扬天下，传承了中华民族忠勇侠义之风范，潜移默化了亿万民众的精神世界，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呵！
作者 YSZH |
发表于 2009-4-16 07:48:26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