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村调查发展分析

伟大杰出

民国时期农村调查发展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一股农村调查热潮。调查主体包括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各党派社会团体等，调查次数估计达九千次之多，调查内容涉及农村的各个方面。
（一）高等院校举行的农村调查。
院校系统较早的农村调查，当以1914年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德莫 (C.G. Dittmer)指导学生对北京西郊清华园附近195个农户的生活费用进行的调查。该调查成果于1918年以《中国生活标准的一个估计》为题发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农村调查多在外籍教授的指导或主持下进行。其中正式的专门农村经济调查当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为最早，而成绩最为卓著、影响最大的当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在卜凯(J .L.Buck)教授指导和主持下于1921－1925年和1928－1933年进行的前后两次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调查成果分别以《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为题出版。
在农村经济调查方面，同样作出重要贡献的尚有燕京大学。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增设社会调查方法课，自此直到四十年代，社会学系的师生举行了大量农村经济调查，许多调查都以学位论文的形式保存下来。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和许仕廉主持下组织学生在清河镇进行的调查。于1930年出版了英文本的《清河镇社会调查》，此书是关于我国市镇调查的第一部报告，此后还写出一系列清河镇的调查报告。
此外，院校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农村调查还有：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央大学等等，数不胜数，这里不再一一罗列。
（二）科研机构组织的农村调查。
北平社会调查所。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1929年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陶孟和任所长，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该所做过不少调查研究工作，是我国专业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作品较多的组织之一。其中关于农村的调查有：调查河北、山东棉花的生产贩运情况，1927—1931年先后在北京、天津、石家庄、沧州、济南、青岛、鲁西、鲁南一带进行调查。整理浙江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又调查深泽县农村经济、定县集市、安国县药市。举办冀、鲁、豫、晋、秦、陇、热、察、绥九省食粮调查，调查项目分为粮食的出产、运销、消费三项。并对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进行分析。此外，北平社会调查所还于1930年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季刊，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及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农村经济调查的展开和后来的研究。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任院长。研究院成立后蔡元培即聘任陈翰笙主持该院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并着手进行一系列的农村调查。比较重要的调查有：1929年夏，陈翰笙、王寅生等人到东北进行难民调查，写出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难民的东北逃亡》和《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三种调查报告。同年，陈翰笙又率领王寅生、张锡昌、钱俊瑞等45人调查团到江苏无锡农村进行调查，写出了《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一书。1930年，社会研究所社会学组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清苑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一直进行到1934年11月才进行整理分析。事后，张培刚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清苑农家经济》一文。此外，陈翰笙还主持广东农村经济调查，河南许昌、山东潍县、安微风阳等烟区调查，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农村调查。
（三）乡村建设派举行的农村调查。
调查成效最卓著的当数李景汉主持的定县农村调查。
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择定县为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区，随即在定县翟城村设立办事处，开展社会概况调查。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对定县的概况做了初步调查。1928年 6月，为了加强调查力量，平教会专门设立了统计调查部，聘请具有学术基础和实地调查经验的李景汉为调查部主任，并根据“以县单位作实验对象”的计划，决定扩大凋查范围，由原来的62村扩大为全县所有城乡。1929年秋，平教会机关由北平迁至定县，调查工作也随之大规模展开。直到1936年因北方局势日趋严重，平教会总会机关南迁长沙，长达十年之久的定县凋查工作也因此而停止。定县农村调查是伴随实验工作的开展而展开深入的，这些调查不仅为了解定县农村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更为其他各项实验工作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此外，其他乡村建设实验区大多对所在村庄的经济情形进行了调查，以为建设实验的参考或依据。然而，由于不同文化思想背景下的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对乡村建设方法、措施选择的差异，必然也影响到他们对农村经济调查的重视程度。如定县实验采取的是科学实验室的方法，对此晏阳初说，“定县的实验，是在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研究及实验可能解决的方法，它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这种方法是先行认真全面的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长期、中期、短期的详细计划，然后根据计划进行小范围的研究实验，取得实际经验后，再在大范围内推广。但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主要是“师法古人”。因此，邹平实验区虽然也进行过小规模的、零散的调查，但不象定县实验那样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制定过详细的实验计划。
（四）政府机关举办的农村调查。
民国时期，由政府机关主办的农村调查最早的为民国初年农商部编制的逐年农商统计表。但是基本材料，全靠由地方官厅或商会农会等征求而来，并没有根据切实的调查。国民政府成立后，主持农业调查统计的机关为立法院统计处。
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该会的宗旨是为行政院提供制订农村政策依据的参考，因而它的农村调查面比较宽，首先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四个省的农村情况进行调查。参加此项工作的有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的王寅生、张锡昌等人，陈翰笙参与总体设计，孙晓村主持调查。调查的范围是农村的土地分配和政治概况，调查的重点为土地所有制问题，并对农户按地权占有的形态，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1933年底至1934年2月，农村复兴委员会又对广西、云南两省进行调查，调查的范围除土地问题外，还对云南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概况以及对某些县进行分类调查。
国民政府举行的另一次重要调查是1934年8月至1935年7月土地委员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此次调查动用人员不下三千余人，支用经费三十万另二千七百余元。调查方法则采取派员调查方式，并尽量应用现有关于土地问题的各种组织，或委托党政机关为普遍简单调查，并派员协助。调查材料经整理后编成报告共计四十种，约共二百余万字。内容涉及土地分配、租佃制度、土地金融、地价、地税、土地利用、土地行政、垦殖等。
至于地方政府的调查，几乎各省的县、区政府均作过详简不一的调查。
（五）共产党举行的解放区或根据地农村经济调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农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从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起，到1934年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为止，他亲自作调查，从农村中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并一再强调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毛泽东主要的农村调查成果都收录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抗战时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为了进一步认清革命的对象、道路，搞好统一战线，确保党正确地制定的方针政策，完成革命任务。党中央于1941年8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全党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张闻天领导的延安工作团在米脂县杨家构的调查，和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在绥德、米脂的调查。前一调查写出《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后一调查写成《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以上两个调查，是解放区调查的代表，张闻天的主要调查成果都收录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到土改时期，共产党在土改过程中逐村逐户地丈量、分配而形成的土地资料和农户分析资料，形成了农村经济调查最丰富翔实的资料宝库，具有极好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农村最直接的材料，并构成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日本方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
日本侵华的需要曾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系统的调查有满铁进行的调查。日本满铁的全称叫日本满铁株式会社，1907年在大连成立，自此即开始收集我国的政治经济情报。比较正规的农村调查，从30年代初期开始，其后断断续续，一直进行到1944年。调查的范围主要是东北、华北和华东一些地区。日本战败后，调查人员将所搜集的原始资料带回日本，并于1952-1958年在东京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题，先后分6大卷出版。它所作农村调查的目的在于为其侵略中国而提供参考资料，因而在调查中很多是带有情报倾向。
另一个是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为了侦查中国现地实情，以旅行为掩护，以实地调查为目的，从1907年到1944年止，对中国进行了长达37年、700多条线路、5000多人参加的大旅行调查。这种调查方式主要由学校提供资助、安排路线、指导调查方法，学生自行组织，以旅行的方式，对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进行系统的实地资料收集，报告采取《大旅行志》的方式提交，同时保存相当的日记、日志、原始资料、票据、图片和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