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

中东史者

从档案中看辛丑谈判中的保董问题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地区。清政府当权者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政策摇摆不定，对义和团先抚后剿，在八国联军强大的压力面前，慈禧西逃，留下了一个满目苍痍的紫禁城和一个和谈的烂摊子。辛丑谈判主要围绕“惩祸首”、“赔款”等几大问题展开。本文将从有关档案中，寻找有关董福祥受惩始末，以期窥探当时清王朝的外交谈判策略。

一、
各方面围绕“惩董”问题的不同态度

1、西方列强
在西方列强心目中，董福祥是最大祸首之一，必须正法。“董福祥，各国君臣均请严办。……上能严办，或可止（洋）兵西行”。[1]西方各国认定董福祥至少与以下两项罪行脱不了干系。首先是围攻使馆，“据俄、英、日、美、德、法、意、奥、日、比十国公使先后照称：闻董福祥尚随扈，查证前围攻使馆，该提督实为罪魁”，[2]在围攻使馆的行动中，董福祥领导下的甘军确实为主要力量；其次是日本书记生被害一事，“各国公论：此次祸首，端（郡王载漪）一董（福祥）二庄（亲王载勋）次，盖日本书记生实系董兵戕杀”。[3]在各国的“公论”中，董福祥已经成为和端郡王载漪同等重要的祸首，端王虽贵为懿亲，仍不免被判死罪，后改永远遣往新疆，庄亲王则落得了自尽的下场。可见，西方列强对董福祥乃恨之入骨，按照他们的要求，董福祥即便一死也不为过，没有活着的理由。然而，在公论的三大祸首中，只有出身并不显赫的董福祥得到了善终，这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最终的保董成功，不得不说是清廷与列强谈判中所取的一次“小胜”。
2、两宫
两宫在对待如何处理董福祥的事件上，态度也非常明确，即坚决保董。这个策略的出发点是保董以维护清王朝的家族统治。从一开始，两宫便为董福祥开脱罪责，“董提督系武职大员，开衅以后，专司战事，一切非其所得自主，碍难重予处分”，[4]而把责任推给了几个所谓罪王，称董福祥围攻使馆等事“系由该革王等指使”。[5]凭心而论，董福祥确实“非其所得自主”，董所领导的甘军亦称武卫后军，当时清廷的中央精锐部队为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部，为荣禄所节制，而荣禄又直接听命于慈禧，谁为真正的祸首，大家心知肚明。两宫之所以极力保护董氏，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的。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时，率众据甘肃安化（今甘肃庆阳）抗清，活动于陇东、陕北，声势颇大。后在陕北被左宗棠部刘松山击败，投降清军，所部改编为董字三营，先后从刘松山、刘锦棠镇压陕西、甘肃、西宁（今属青海）等处回民起义，升为提督。1875年（光绪元年），又随刘锦棠进兵新疆。以收复乌鲁木齐等地及平定南疆阿古柏骚乱有功，得左宗棠赏识。1890年，擢喀什噶尔提督。1895年，率部至甘肃镇压回民起义。后调甘肃提督。1897年，奉调防卫京师，所部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在西北，董福祥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势力，背景复杂，因此若杀董福祥，将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两宫在谕旨中也明确指出保董的原因，“朝廷不加以重罪者，特因其久绾兵符，为陕甘两省汉回民所响，若办理稍涉操切，董福祥一人不足虑，而两省愚民悍卒罔顾大局，深恐一时轰动骤成巨祸”。[6]一语道出了保董背后的玄机：稳定西北局势，确保统治。
3、洋务派主和官员
与以上两个集团鲜明的立场不同，洋务派官员在对如何处理董福祥一事中，经历了较大的转变。洋务派官员多为主和派，仇视主战派保守官员，因此在庚子事件中，有《东南互保》的出炉。在谈判初期，洋务派官员对惩罚祸首的态度是与列强基本保持一致的。最典型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奏折，现摘录如下：
“……（酿成大祸）董福祥不能辞咎，平日大言欺人，自谓足以敌洋，五月半间首戕洋官，六月以后专攻使馆。其军半与拳匪沟通，拳匪焚夺，董军劫掠，狼狈相倚，残毒京城。既不听大学士荣禄节制，并不遵谕旨调遣，及外患日急，大沽天津北仓诸军苦战数旬，伤亡殆尽，河西务诸军虽然溃败，究属见敌。惟有欺罔跋扈之董军并未出队迎截，出城后即大掠满载，驱之而西，京畿人民言之切齿。闻该军随扈太原，尚有二十余营，又闻车驾因欲幸陕，特调马安良一军，此必董福祥趁国家危急之时，妄言回军能战，冀以广树党羽，挟制朝廷！查回性狠鸷，向不驯良，董福祥所部半系回兵，马安良所部尽系回兵，西安回民素多，甘陕向系回薮……今若乘舆幸陕而又多调回军，养虎自卫……肘腋之间，无非回人，将来朝廷一切措置皆不能径行。……洋兵不能尽撤，则回銮实为险著，若回军布满左右，则幸陕尤属危机，总之无论驻跸何处，护卫诸军宜专选忠纯笃实之将。可否请旨将董福祥交部议处，饬回本任、罢其兵柄，所部各营令宋庆、马玉昆、岑春煊、锡良四人分统之”。[7]
这篇奏折虽说有些情节被夸大了，但亦正好体现了洋务派官员的心态。首先是对董福祥嗤之以鼻，其次是劝诫两宫尽早剪除掉董的羽翼，分其兵权，再做议处。但是，洋务派的主和官员们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因为他们是谈判的代表。一方面，从政治立场上看，他们亦想除董而后快，这点与列强是保持一致的，和谈之局之所以久久不能打开，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惩祸首”的问题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因此在奏折电报中，处处可见主和派官员要求严惩董的建议，除了像前面张之洞的正面批判的外，更多的洋务主和派官员则是利用列强为后盾，想旁敲侧击地除董，如盛宣怀的奏折：“传相（李鸿章）电，董拟先行革职，听候查办，各使尚不允……今若欲为董福祥开脱，偏思不得其法，深恐各使积忿不平”。[8]又奕劻等主持谈判的大臣，为使谈判顺利尽快开展，也时时给两宫施加压力，“各使总疑有人庇护，纵奸不办，今此案即将结束，能定罪名固妙，否则应如何严处、随后重办必须切实声明，免其籍口生波”。[9]但另一方面，毕竟他们的背负着的是两宫的旨意以及整个国家稳定的重任。因此，即便再不情愿，但他们还是得与洋人据理力争，以保董福祥。

二、围绕董福祥问题的谈判策略

1、言明自身难处
清廷在谈判过程中的第一个策略是言明自己的难处，希望列强能出于道义，做出让步。故在谕旨奏折中，多显现出中方的为难，“董福祥受恩深重，即使加以重处，该提督亦当无词，惟素为陕甘两省汉回所倾服。设办理稍涉操切，深恐激而生变，后患无穷。所难在此，实非有人庇护”。[10] 清政府多次强调，保董本身的意义不在于董，而在于董背后复杂微妙的西北局势，“……（惩凶）事关大局，即亲王大臣尚不能曲为庇护，况一武夫，岂有庇护纵奸之理。……今已议处饬令回甘，已属大费周章，若予严处并声明日后办法，朝廷大属为难”。[11]但即便如此，列强对董的问题还是不肯松动，各国始终把惩办凶犯做为开议的前提条件，不肯让步，“各国日久坚执，难于转圆”，[12]双方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细细地查看这期间清政府和谈判官员互通的电报通信，不难发现清廷此时已捉襟见肘，除了清一色的要求谈判官员“婉告各使，务释其疑，免致朝廷为难”的谕旨，似乎拿不出有力的谈判资本。一招不行，清廷使出了第二招：放言“威胁”。
2、威胁论
当双方不在平等状态下谈判时，弱势一方将希望寄托于强势一方的良心发现而让步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清廷不断地言明自身的难处，显然无法打动西方列强。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的一方由于没有实际存在的谈判筹码，便往往设定一些潜在的威胁，作为最后的资本来“要挟”强势的一方。这种状况在如今世界政坛为各国所屡试不爽，最突出的是朝鲜，常常放出核威胁论，来取得他国的支援帮助。殊不知，当年满清对此招术的使用已是轻车熟路了。在谈判形成僵局后，清廷逐渐改变策略，由言明自身难处转而替西方列强的利益考虑，表面上是为对方利益着想，实际上是对列强发出的威胁论调。“缘董素得陕甘汉回人心，旧部繁多。该提督固无异志，而悍卒愚民实多可虑，设操之过急激而生变，不惟目前患在肘腋，即以后西边扰乱，陕甘教堂颇多（尾缺）”。[13]这条奏折的尾缺部分，不难想象，将是指出处罚董福祥将会给陕甘的教堂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之后陆续发出的谕旨可作为印证，“惩办董之为难，并非枢意坚持，亦非为董开脱，实恐激而生变。不惟西边扰乱，必致殃及教堂，又起衅端”。[14]后来，在给各国释疑的谕旨中，朝廷再次提到“……（若杀董）尔时（陕甘）两省教堂必首受其害，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否则朕于亲郡王之在案者，尚不肯稍有迴护，何独袒庇董福祥一人”。[15]言下之意，即便是亲王都严惩了，已经给足了列强面子，希望列强能够让步，不再追究。并在后续的谕旨中便向列强保证将来一定严惩董福祥，突出了一个“缓”字，不是不办，只是时机未到，“拟明发谕旨，只含而不露至革职而止，此后如何严惩，断自朕衷，总之此人断无轻纵之理”。[16]虽说此举不能给列强吃下定心丸，但列强在清廷的“威胁”下终于也做了让步，“顷又据领衔日国葛使照称：诸国全权大臣于董福祥获罪一事公同核定，照后开之条毫无异议。十二月十七日会议之时，由中国全权大臣特行言明董福祥将来定拟，必系死罪无疑等语。本全权大臣皆已记录存案，今公同特行声明所有董福祥定罪从缓之故”。[17]至此，中西双方终于就董福祥问题达成了妥协，西方列强默许了中方对董福祥的自主处置。

三、尾声

对董福祥最后的惩处，见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谕内阁著诸大臣惩处前旨尚轻应再明旨分别等差加以惩处》一谕令：
“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鲁莽。围攻使馆虽系由该革王等指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著即行革职降调”。[18]
相对于其他王公大臣所受的严惩，董福祥所受处分可谓九牛一毛。即便是如此小的惩罚，清廷还是小心翼翼的，在对董做出惩罚的同时，光绪帝也降旨安抚董福祥，见《光绪帝手谕着董福祥体谅朝廷苦衷亦当降志以待时》一旨：
知悉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艰难，谅尔自能曲体，现在朕方屈己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他日国运中兴，听鼓肇而思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19]
这是清廷和列强妥协的结果，最终以达到清廷的既定目标而告终。保董的成功，反映了清廷对谈判策略的合理运用。董福祥被保，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西北局势保持稳定，然而好景不长，清王朝的统治很快便在浩浩荡荡的辛亥革命中草草结束了。董福祥的甘军，后来逐渐演化为民国时代的马家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中活跃依然。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3页，《庆亲王奕劻等为请代奏严惩祸首诸人俾及早开议止洋兵西行事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41页，《庆亲王奕劻等为请将董福祥严予处分调离行在并明旨宣示以释各国之疑事致行在军机处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94页，《庆亲王奕劻等为惩办一节惟董为难并议覆张之洞所称回銮等事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08页，《军机处为毓贤可重处董福祥碍难重处祈与各使婉商免致为难并劝阻洋兵西趋力保和局事致奕劻李鸿章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60-261页，《谕内阁着诸大臣惩处前旨尚轻应再明旨分别等差加以惩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36页，《军机处奉密旨著奕劻等转告各使言明董罪从缓相机筹办之故以释各国之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67页，《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请将董福祥议处并慎选卫军以安两宫而定安危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25页，《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为欲为董开脱偏思不得其法深恐积忿疑董亦奉令则伏后患事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94页，《庆亲王奕劻等为惩办一节惟董为难并议覆张之洞所称回銮等事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99页，《奕劻等奉电旨着婉告重处董福祥万难遽定并查明电奏各使馆留兵确数及津沽之兵分扎若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00页，《军机处为惩办惟董为难今已饬令董福祥回甘事致庆亲王奕劻等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09页，《奕劻李鸿章为遵旨办理严处诸臣及和议事宜并请速定回銮日期宣示中外事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00页，《军机处为惩办惟董为难今已饬令董福祥回甘事致庆亲王奕劻等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26页，《军机处为与各使切实辨明惩办董之为难情形务释其疑至遵内廷谕旨等语於就款引申中融销事致盛宣怀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36页，《军机处奉密旨著奕劻等转告各使言明董罪从缓相机筹办之故以释各国之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36页，《军机处奉密旨着奕劻等转告各使言明董罪从缓相机筹办之故以释各国之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73页，《庆亲王奕劻等为诸国全权大臣核定董福祥获罪事致行在总署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60-261页，《谕内阁着诸大臣惩处前旨尚轻应再明旨分别等差加以惩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72页，《光绪帝手谕着董福祥体谅朝廷苦衷亦当降志以待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