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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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到民国的历史转折之中，士人群体的身份转换和心态游离，也许是最值得考究的一个面向，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士人的处境与出路更是牵扯着历史的神经。这中间，部分士人向报人的转型过程，展现了一个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分娩。在传统社会，清流秉持义理，形成清议而约束士人；到了近代，西方的教会报纸牵引着中国读书人，通过创办报纸、拓展舆论的方式，来实现救亡图存之目的。从清议到舆论，从清流到名士，史家杨国强认为言论的自主性是递减，而立言者的责任意识也是经不起时间的推敲。
赵建国的专著《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让我们发现，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如果仔细地阅读晚清到民初的报刊、时人的书信日记等，就会发现，尽管中国的第一代由旧式文人转化而来的报人，当时被普遍地歧视和排斥，认作是人微言轻的“末路文人”，当时的报人群体却认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直接地面对内忧外患之困境的，具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责任重负和话语力量的，而他们所掌控的舆论是天然地代表公意和民意的。作为一种新式事物的报纸的功能，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被寄予了诸多不堪想象之重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里如此循循善诱：“（皇上）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舍阅报无由。中外诸臣，半属守旧，不谙外务，无以奉行新政，欲变法而诱导之，亦舍阅报无由。至于各省学堂生徒，早就之为他日之用者，尤必以周知四国为当务之急，又不待言矣。”晚清民初，由士人转化而来的报人，从日文、英文书刊等翻译过来许多传统儒学所无的“经世致用”之知识与科技，秉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他们在面对只懂四书五经等传统义理的旧式士大夫的时候，卓然裸裎出一种血脉贲张的自信和傲慢。
这种自信与傲慢既可能成就报人在面对权力摧折言论出版自由时的铮铮风骨，也可能酿成真理在握舍我其谁的过度自负，而以一己之义理为世界唯一之道理，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口诛笔伐，甚或党同伐异，最后导致无法达成任何共识的报人内讧和自我磨耗，或者就是认定操持舆论的报人必须扮演一个政治反对派的角色，凡政府推行者必然违背民意，凡政府所阻遏者定然代表公益，最后导致只问官民不分是非，陷溺在为反对而反对的浪漫而空洞的情绪里，这自然就导致报人的社会势力在表面上急剧膨胀的同时，其内核已然开始病变进而朽坏，而政治的权威在报人一次次的冲击下解消之后，没有重心的中国社会反而显得更为动荡不安。
这个时期报人群体的历史，最有趣的一个线索是观察其对新闻法规的态度与行动。1908年3月《大清报律》出台，此前，报人、报馆大多赞成政府制订报律，希望以此规范政府权力，防止官员根据私意任意封禁报馆，逮捕报人，压制舆论，同时也希望借此导引刚刚起步的中国报业步入正轨和有序的发展，而清廷一颁布这项法令，就立刻遭致来自新闻界的普遍抵制和抗议。《申报》、《大公报》等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报纷纷发表评论，前者公然直言清政府“倒行逆施”，认为如此一来则“吾国真为无舆论之国。”后者则担忧清政府以定报律为名，限制民间自由办报，压制言论自由，“使业报者渐即消亡，而不敢大张旗鼓。”革命派、立宪派、中立派等各种派别的报纸尽捐前嫌，大有同仇敌忾之精神，最后迫使政府修订报律，而修订后的报律仍遭报界弃置，形同一纸空文。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报律》，规定报馆要注册登记、要如实报道、禁止散布破坏共和政体的言论等。这个报律同样引起了报界强烈抗议，抗议的首要理由是报律不应该由内务部越权颁布，而应由国会或参议院制订颁布。章炳麟在上海各大报纸同一天发表《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条分缕析，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内务部颁布报律的理据，认为这部报律比前清的专制之法更苛严和限制自由。面对报界的公开抗议，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致电报界，重申民主国家言论自由之准则，以及制订法律之程序原则，宣布取消《中华民国暂行报律》。报人的公共舆论成为外在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公共领域的重要部分，并且能够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与政治力量进行博弈、沟通，规范政治权力，以达成共识。在保护记者的权益方面，民初的报社也堪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典范。1912年，参议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向西方国家借款的条件，会议内容被一些报纸揭露出来，形成极大的社会舆论。北京当局传令15家报馆，向各报追索人证、物证，甚至将编辑人拘禁，并勒令各大报馆限期之内交出访员（记者）。北京报界抗辩道，参议院召开的既为秘密会议，则自然没有记者能够旁听，因此报馆并非“预闻秘密之人”，则不能担负泄露秘密之责任。而“访员系不负责任之人，按照报馆通例，不能追问。访员一经追究，则无人敢充任访员。”北京报界宣布，宁可牺牲报馆，也不交出访员。政界面对报界如此之强硬抗议，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清季民初的报界，在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方面诚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滥用自由的现象，而损坏了报刊的社会形象。名士立言，常常危言耸听，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无胡适一贯强调的审慎而敬业的“哀矜态度”，后来更是被各种政治力量渗透、收买，导致台面上的“公论”，其实都是掺杂了私心与名利的“私见”，报人多为官员的传声筒，媒体沦为政治的工具，从梁启超时期的民众喉舌变脸成政党喉舌，独立性和多元性备受磨损、消耗，公共领域也大受其害。原本合力向政治权威争取自由的报界，开始分化瓦解于无形之中。1913年6月16日的《大公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民国成立以来，报馆林立，报纸风行，言论界之发达，几有一日千里之势。然究其内容，或由政府收买，或由政党收买，或由一机关收买。故一言一论，必须随买主之旨意而不能自由，其有卓然独立而不金钱利用者，又不免为两方所忌，此报界所以日趋黑暗也。”舆论的发达，与对自由的争取，最后居然导致这样一个自由沉没在自身内部的结局，自然是历史的反讽，然而，历史的奇妙也在于，正因为经历了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大浪淘沙过程，我们才可以看到后来的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大公报》、《申报》等负责任、有公心的大报的巍然屹立。不过，这对于今日中国的新闻人，那似乎已然是一段历史记忆之外的前尘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