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听杨绛谈往事》

qujun

回忆的历史未必完全是可信的历史，但如果回忆的权力都被政治权力宰制了，那么历史就成为权力者的滑稽表演了。这些年，在大陆出版了很多回忆性的著作，有些是自传，有些是口述史，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在以不同形式抢救历史。2008年，上海的王元化、贾植芳、蔡尚思等老一辈学者的逝世，更让我们感觉到“私人性的历史”逐渐在消逝的危机。自然，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对于过去的回忆之中，也有着不同的类型，有些自传沾染了自我英雄化和戏剧化的倾向，自传某种意义上成为自我的精神抚摸，比如《读史阅世六十年》和《追忆逝水年华》中的某些片段；有些则始终以一种平常心面对个人的历史和时代的风云，试图在消失的或者被“消音”的历史里打捞出一些值得珍藏的元素，比如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上学记》和杨绛的口述史《听杨绛谈往事》；而有些则在历史与当下、人性与政治之间灌注了一种追问的张力，逼迫读者不断以反省的沉痛切入历史的幽暗角落，而不能将个人历史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抒情”，比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和章诒和的《最后的贵族》（大陆版题名为《往事并不如烟》）。 在这些历史的追忆之中，吴学昭的这本《听杨绛谈往事》别具一格，它虽然也深深浅浅地记述了诸多苦难，但笔调一直充满一种温情主义，这不是小资的惺惺作态的情感做戏，而是杨绛先生在历练世事、阅览人性之后对人间的一份大爱的表达。作为一个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的见证者和受难者，她完全可以以时下流行的“苦难等于正义”模式，来义正严词地声讨别人，但她没有这样做。在她的回忆之中，比比皆是的是充满温情的细节，她用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过去，她不去纠缠于谁是谁非，却执迷于乱世流离里的点滴温暖。比如，1973年12月，钱钟书、杨绛“以强邻难处被迫逃离宿舍，经请示领导准许，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杨绛巨细靡遗地记述了“流亡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的女儿钱瑗的左邻右舍如何帮助他们，社科院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怎样为他们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精心布置得适合居住等等。 杨绛以前出版过《我们仨》，用现实与梦境交错的方式，很情境化也很空灵地记述了她一家三口之间的亲情。《听杨绛谈往事》里也费了很多的笔墨描述夫妻、父女、母女之间的情义，尤其是女儿钱瑗先父母而离世、杨绛如何对钱钟书隐瞒消息的一节，读来让人深感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至痛。二十世纪从一开始就以激烈的反传统标新立异，到了文化大革命，夫妻反目成仇、父子恩断义绝等家庭悲剧时时处处生发，且都是在为了革命的神圣事业的名义下高调进行，而钱钟书、杨绛夫妇早年都留学、游学海外，算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对待家庭的问题上却深显传统的流风余韵，家庭于他们始终是一个不离不弃的乱世里持守温情的角落。 读这本口述史，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对于钱、杨夫妇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中的“隔离的智慧”。当个体无法与癫狂的时代角力的时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钱、杨至少保留了“沉默的权利”，钱钟书曾经说：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而在喧嚣的狂热时代，沉默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钱、杨在青年时代就约定一生献给学问，而不问政治，清华求学时钱就曾对杨说：“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但政治有时候却会来缠咬“学问人”。纵观钱杨一生，虽无与极权主义对抗的英雄壮举，但基本上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和尊严，这却是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的一个奇迹。钱锺书曾是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者，可是他对此毫不介意，不以“上达圣听而沾沾自喜”，只是以学术的标准对待这份差事而已。杨绛回忆里与此相关的细节极有反讽的意味：“锺书当初被推荐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消息刚一传出，一位住在城里的老相识，清华校庆时过门不入，现在却马上雇了人力车专程来祝贺了。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相对于郭沫若等翩然于权力场中的御用文人形象，钱锺书、杨绛清醒地知道自身的位置。正因此，他们才会在权力风雨的罅隙之中，凝聚出星星点点的时间来编织远离政治的“意义之网”，钱锺书在流离如飘萍的生活中，居然完成了《管锥篇》等学术经典，而杨绛则不断精心重译《堂吉诃德》，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将政治的风雨隔离于陋室之外的心灵底气。而那些没有内在自我和精神力量的人，早已被政治的风暴撕扯得体无完肤而万劫不复了。 以钱、杨夫妇的阅世之智、读史之慧，自不会对于49年后的中国政治懵然无所预知。据杨绛先生的回忆，英国作家奥威尔描写极权主义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他们都曾阅读过，他们也不相信这个世界真能如共产主义所宣扬的那样实现人人平等。在去留大陆之间，他们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心想自己一介平民，只求粗茶淡饭潜心学问而已。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当时留在大陆的大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对于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里实现主权独立的新中国怀抱着家国之情，只是让他们没有预料的是，在政治压力无处不在的社会里，哪有学术自由生长的空间？！更多的知识分子“洗心革面”了，还有一些不堪屈辱“自绝于人民”了，像钱、杨这样能够夫妻双双活过来，并且还能留下一些有意义的著述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是历史大淘洗之中的偶然幸存者了。这是历史的幸，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