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人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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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是近代中国形成的一个传统，其实质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利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工具批评政治、匡正政治和介入政治。在传统中国，文人论政是以清议、公论、谠论等形态体现，并且基本上是体制内的或者准体制内的士人的论评、臧否士风与政事，而到了近代中国，科举废弃，帝制崩解，读书人从政治体制里游离出来，开始在远离政治核心的报刊出版业或学院聚集，他们仍旧无法忘怀于政治，风雨如晦的国情也让他们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因此，才出现了这种独特的在论政与问学之间摆荡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文人论政的传统。所谓文人，其实并非限于字面意义的文人，学人、报人、文人都在此列，而其共有的面相则是对于政治参与和政治批评的自觉意识。
在政论、时评或所谓“意见分子”成当今新宠的今日，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文人论政的传统与教训，或许并非多余。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先生依据在该校传播研究中心召开的会议论文编辑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追溯民国报刊、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网络”的主要线索。一直困扰我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有政治关切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何处置？知识分子要获得其立言的独立性、批判性与超越性，似乎必须与政治权力保持一种疏离甚至对抗的关系，但知识分子立言的根本意图又在于改造政治和社会，并非仅仅停留于生产一堆“批判性的话语文化”，那么知识分子似乎应该要寻求与政治权力的合作，以让自由、民主与宪政言论转换成政治核心认可的理念，并付诸政治实践，知识分子若与政治权力合作，又如何避免自身的“异化”或者说被其所批评的政治文化所“同化”？
反过来，在政统与道统日益疏离的现代中国，政治人也需要通过控制知识分子和公共舆论，来形成自身的“道统”，以论证其统治的正当性。或许在这样一个脉络里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报刊、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才可以不被纷繁的表象所眩惑。胡适、丁文江等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都是为了贯彻其“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思想，他们相信通过报刊可以构造一种“中心舆论”来指导政治。吊诡的是，《新月》、《努力周报》时期的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掷地有声，直接讨论人权与约法、思想言论自由等问题，向北伐之后推行党化教育和党国体制的国民党直接叫板。而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胡适等开始转向，到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时期，已经主要是做党国之“谋士”和蒋介石的“诤臣”了，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显著原因就是，胡适等与国民党政府高层的交往日益密切，虽在学院体制之内，但胡适等知识分子的心态似乎已然“体制化”了，他们也认定与政治权力合作并督促其改弦更张，是更稳健和可行的渐进式的政治改革途径。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公报》文人论政的言论领袖张季鸾，在早年公开批评蒋介石的人生观与恋爱观之后，被“礼贤下士”的蒋介石奉为“诤友”，尽管如此，张季鸾对于国民党和当局仍旧时有犀利批评，而《大公报》设置的“星期论文”更成为民国政论的“样板”。如果我们以韦伯的“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划分来体察胡适、张季鸾与国民党的关系，也许会给予更深切的理解，血脉贲张地鼓吹一种“绝对主义的理念”并非难事，而充分预估从理念到实践之间的距离和张力，并对于理念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有具体的想象与处理，则需要一种超越于书生论政之上的政治智慧。
与胡适的由“尖锐”入于“温和”的言论轨迹相反，雷震却开始了一段从“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的过程，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却在联络民主党派等中间势力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的蜕变，皈依了民主和宪政等现代价值。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成为台湾自由主义史上的一朵奇葩，它所刊发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发高层震怒，而雷震所著述的《舆论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开始醒目地标识出《自由中国》的“去体制化”过程，据论者指出，“雷震之由权力核心被打到边缘位置，关键在这个阶段，雷震和蒋介石的分道扬镳，也在这个阶段。此后《自由中国》的论述即开始以脱离国民党论述的自由主义为基础，朝向异议路线发展，并与国民党威权统治及其意识形态展开斗争。”事情虽然最终以《自由中国》停刊和雷震锒铛入狱收场，但自由的火种却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民间深埋，预设了后来的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萌芽。
学人试图通过文人论政的报刊舆论引导政治上轨道，政治人物亦处处留心延引学人入阁。《大公报》政论栏目“星期论文”的作者蒋廷黻、翁文灏、傅斯年、胡适、吴景超等学者都或多或少以其峥嵘之政论“上达圣听”，而先后被授以要职。蒋介石对于舆论控制煞费苦心，取“镇压”与“笼络”之间的“收编”政策，收编不成即行恐吓或压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即因不服管教，而惨遭蒋氏亲信蓝衣社的暗杀，《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则被引为“国士”，厚遇有加。此外，据桑兵的研究，蒋介石麾下的王世杰等在抗战期间，根据其旨意，暗中资助、指导顾颉刚等北方学人创办《民众周报》和《大众知识》等刊物，以刊物推行党务，宣扬三民主义，灌输民族意识，转移学术和社会风气，以聚合学人和青年，使之拥护中央政府和国民党。朱曾在致顾颉刚的复函中如此说道：“对左倾分子之工作，应请十分注意，随时纠正其思想与言行，使入正轨，免为所乘，而致妨碍工作之进行。”
胡适曾说政论家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因此立言时必须持哀矜之态度。这自然是过于夸大了政论家或者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里的力量，但这种对于文人论政的舆论之力量的有意高估，却也隐然显露出知识分子试图用现代公共舆论构造出一种能够与政治话语分庭抗礼的“道统”，从而拆解政治力量垄断对真理的阐释权的企图，从这个角度来说，文人论政的意义不可低估，而论政之文人与政治力量的聚合分离之关系更应该给以历史的透视，而不能简单地从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诉求出发，对于一切与政治力量有瓜葛的文人论政横加否定，弃若敝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