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或革命——关于太平天国叙述演变的读史札记

qujun

    1912年前，即使是后来被归入“革命”一方的人物文集中也多有“乱”之叙述可寻：
1901年秦力山在《国民报》发表《中国灭亡论》，后收入《黄帝魂》一书，中云：“若咸同洪杨之乱，尚不能组织一政府，与地球各大国通玉帛往来；遑问今日以亡国之将、败军之师之乞食于敌人者乎！”到1905年其撰《说革命》时，对洪杨事虽立场改变，但仍只说：“洪氏倡义”而非“革命”。
1902年杨毓麟撰《新湖南》，文中攻击清廷几不遗余力，但谈到洪杨则说：“洪杨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同儿戏，而其掳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明闯、献之所为者。自粤来围湖南时，吾乡实受起荼毒，至今父老言之心悸。其掠人也，常喜刳腹屠肠，刽其肝而食之。一父老言，见一酋为此，在傍得赐一脔焉。投小儿高数仞，而承之以枪，或自腹出以背，或贯其颅而出；尤恶书籍，用之入厕拭秽。……剽窃天主教之绪余，天父、天兄，称名诞幻。”
陈天华虽在1904年增补本的《警世钟》中将1903年初本的“长毛”改为“太平王”，但依然承认：“我起初恨各处乡团，不应该违拒太平王，后来晓得也难怪他。太平王的部下，不免骚扰民间，人心都不顺他，因此生出反对来。若太平王当日秋毫不犯，这乡团也就不阻抗他。所以我劝列位起事，这人民一定不可得罪的。”
当然以上只是革命一方对太平天国叙述的一条线索，而另一条线索则是努力要把太平天国从乱的叙述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革命，而其中努力最多者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洪杨与革命三者之联系最初总是要追溯其幼年听太平军老战士讲太平天国故事，潜抱革命大志。不过笔者所能找到的最早的一个叙述中并未明确提到“革命”。而明确说“潜抱革命大志”的至少有吴稚晖，他的《总理与中国革命》与《中山先生革命的两基础》附《中山先生年系》二文均有此说法，但二文的时间就有矛盾之处，一说为六、七岁的时候，一说为十三岁。吴氏自己也承认“弟所作《两基础》文，在总理逝世时仓猝应报馆之请，无要籍可检，错误极多……为朝生暮死之作，久当摧毁，故未订正。……弟当时以为总理天纵，其革命行动必甚早，有此成见，反以曲解致误矣。”
陈少白所撰的《兴中会革命史要》是三者之联系的叙述中最为耳熟能详的一个：“他(孙中山)进校（香港西医书院，考证见陆丹林：《革命史谭》，）以后，天天谈革命，同学中当然没有人跟他谈的，或有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他的，或是当他中风病狂而笑他的，而且还起了他一个绰号，叫他‘洪秀全’。因为孙先生平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
据陈建华考订陈少白回忆中“天天谈革命”一说因与其后文的内容自相矛盾所以打上了问号。但把孙中山称为洪秀全在笔者看来相当可信，因为在1890年前后不论“大逆不道”还是“中风病狂”都可将二者相勾连。但这种勾连却是孙中山后来不愿意承认的，同时反清同一性而带来的政治正确性，使得孙又不愿意与洪杨断裂其相承的联系，所以他试图建立起另一种勾连，那即是“革命”。陈建华就不无洞见地指出：“在‘革命’被转化为公共话语的过程中，体现了孙中山对于这一话语力量的充分认识及其对运用时机的准确掌握。”自1903年前后孙中山在阐释自身和洪杨关系时就开始牢牢地抓住“革命”这个关键词。
如1902年，孙中山与犬养毅等在东京红叶馆会谈，提出“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只有清廷官书，难征文献”，于是命刘成禺以日人某所著《满清纪事》、曾根俊虎著《清国近世纪乱志》为本，参照自己所藏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犬养所赠另一英人著《太平天国起义》（Taipen Rebellion）等书，并“搜罗遗闻，撰著成书”“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
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五期卷首曾同时刊出明太祖、洪秀全与孙中山的肖像，并将三人并称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孙中山借助刊登肖像画这一套象征性符号得以与洪秀全相提并论，共同跻身于“民族革命伟人”之列。
郑孝胥在其日记中也曾记载：孙中山对一日本人说：“中国洪、杨之起，各国视同土匪；后英人著《太平天国史》，始有谓洪、杨有革命思想者。今予复倡革命，倘不幸失败，欲君为旁观公证，著书表章，使当世不至目我为土匪耳。”
另外，使洪杨之乱得以转化为太平天国的初期并不只有“革命”话语的正负转换的单一因素。中国国族的建构需要一套“民族英雄系谱”，而因当时这一系谱主要由甄别满汉的种族观念而建立，所以“反满”的洪秀全被纳入其中。这点反倒是清末一个更为普遍的因素。章太炎在《洪秀全演义序》中就说：“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虏廷官书虽载，既非翔实，盗憎主人，又时以恶言相诋。近时始有收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多。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昭宣令闻……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但自1912年起，由于上述人物的叙述被有意识地“压抑”，前清历史的“妖魔化”，加上原本名声赫赫的中兴名臣们被打入另册。因此即使是市井小说的叙述间亦发生着微妙变化，乱与光复/革命渐渐并存：“洪杨出湘鄂，据金陵，奄有东南半壁。倘能固民心以固邦本，则长驱北向，未始非明太祖。其人乃耽于声色，不勤远略，内讧之深，屠戮之惨，至今父老犹能言之。迹是心非甘自拟于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亚，良可惜也。惟阅其起事文告，不忘祖国沦没之痛，俨然以光复为己任。汉族衣冠，亡而复存，是为光复之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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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c4124

樓主您好


             《彖下》言：“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眀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先生所引當皆是“革命”！拙見以爲“革命”最重要的是必須“順天而應人”

后又为不

太平天国起义当然是乱。一些野心家企图夺清自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