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

作协韩晗

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与再认识

韩晗

　　摘要：1922年，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在南京创办了《学衡》杂志，从而以梅光迪为核心的学人集团也被称之为“学衡派”。值得注意的是，《学衡》杂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一直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诞生于思想交锋期的《学衡》杂志本身并非“守旧”、“庸俗之邪书”，更不是“洋奴”刊物。而且诸多史实也表明，一方面，《学衡》杂志的确为旧文学积弊的去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也为“新儒家”思想的诞生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基于如上观点，笔者就随之提出了关于《学衡》杂志的“再思考”和“再认识”的看法，并提出其在当下的学术价值所在。

　　关键词：学衡文化结构重建新儒学新文化

　　一．《学衡》杂志被误读之历史缘由

    《学衡》杂志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后期，在这部杂志创刊之前的1914年，章士钊已经率先在日本兴办了《甲寅》杂志。由于《甲寅》杂志的创刊者本身就是一批日本留学生，这就决定了《甲寅》杂志带有强烈的“日式汉学”的影子。正因如此，这就为《甲寅》和《学衡》的论战埋下了主因。
    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时，大量的学术术语和学术内容多半是从日本和欧洲借鉴而来。而欧洲的学术滥觞和东方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学术起源于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和基督的犹太教教义，而东方的学术体系则起源于中国的儒教和印度的吠陀教义。东西方学术起源的差异决定了东西方文史结构的差异，在那个思想交锋的年代里。《学衡》杂志所扮演的角色，是很特殊的。
    一方面，早在《甲寅》创刊之前，康有为就为改良派撰写了《孔子改制考》，对儒学进行的全面的反思，首次提出了儒学之所以变得陈腐而不符合时宜，并不能怪孔子，而是由于从孔子之后的汉儒和宋明理学的兴旺导致儒学的畸形。这种经典力量的非单独性影响促使了儒学产生了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对儒学的全面否定，这种没有立只有破的革命性学术浪潮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弥漫于中国学术界之上，吴宓说，孔子降生二千多年来，“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但是，时至今日，“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之影象，似将消灭而不存矣。”这足以说明了吴宓对于儒学陷入人为困境的一种焦虑和反思。这种反思并不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而是一种基于学理性的学术思考，可惜的是，这种思考一直由于鲁迅先生的批判而被国内学术界斥责为“拟古不化”、“冬烘孑遗”，这种错误的批驳导致中国的学术界对于《学衡》杂志一直存在着一种无法磨灭的偏见。
    而身为留学生和早期“学贯中西”的杰出学术代表人物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盲目的复古主义的，实际上在早期《学衡》杂志就率先提出了非常先进的“学术结构重建”的主张。学衡派的主张非常明确，一，禁止废除文言文，二，要求文言文与白话文并用，三，大力提倡白话文，从而使中国的语言文字分化为“书面底文言文”和“口头底白话文”这两种分类。
    另一位明确表示反对《学衡》杂志的是著名学者柳亚子先生，他非常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说“五十年后无人可懂平仄”。并且对《学衡》杂志对于传统文史结构的维护大加鞭笞，称其为“拟古顽时”之作。
    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柳亚子先生，他们对于《学衡》杂志的批判都是始于学术的，他们的批驳并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人身攻击。但是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先生和柳亚子先生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提到一个极高的地位，在学术上曾经被他们批判过的相当多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说胡适、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等先生都是在以后被重新认识重新估价的。但是对于《学衡》杂志的重新认识，似乎被学术界遗忘了。

　　二．关于新文学：《学衡》的别样贡献

    说到《学衡》杂志，就不能不说到胡适和梅光迪的一次论争。早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发表了关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可是这种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胡适的同学兼同乡梅光迪作为此观点的反对者之一。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回国之后，两个人分别组建自己的学术阵营，1922年，《学衡》杂志正式创刊。
    由此可以得知，《学衡》杂志是思想交锋的产物，而身为哈佛大学高材生的梅光迪显然不会是一个封建没落书生。在论战的开始，梅光迪就试图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否定胡适的“作文”与“作诗”相同的观点。在叙述学理论没有诞生之前，想用现成的文学理论来否定这个观点无疑是很困难的。梅光迪观点的出发点也不是对于胡适关于“诗文”观点的否定，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弘扬自己“昌明国粹”的观点和主张，而梅光迪的观点和学术主张，也就随之成为了《学衡》杂志的学术主张。
    《学衡》创刊伊始，梅光迪就提出了《学衡》的办刊宗旨，并把这个宗旨印在每一期《学衡》杂志的扉页上，这一段话如下：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正是这段话，《学衡》杂志才召集到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文学者，除了梅光迪之外，胡先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多位国学大师都主动义务为《学衡》撰写稿件，他们所有的文章都贯穿一个宗旨，是否该彻底打倒文言文？是否该彻底废灭中国文化？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学衡派本身所强调的，只是一种学术主张，这种主张放到整个历史里面来看，是有着极高价值的，他们强调的，不是封建，而是传统，在一个交锋的时代里，传统的结构是不能彻底废除的，特别是文史结构，必须要延续。
    《学衡》杂志提出的这个观点即使放到现在这个环境来看，也还是极有必要的。东方的文化结构本身和西方的文化结构有着天壤之别。一个区域的文化结构，取决于这个区域的政治思潮、社会思想流变，经济状况等等诸多因素。任何一个时代，文化是不能够承担政治责任的。无论是胡适还是柳亚子，当时对于《学衡》杂志和学衡派的批判，都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利用，正是这种利用，《学衡》杂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误读和错批。
    如果说《学衡》杂志是“文言之吹鼓手”，是严重违背史实的。《学衡》杂志曾经就刊登过吴宓本人的白话文小说，学衡派维护的是中国文化，他们推崇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大破大立，他们极端憎恶攻讦中国文化的这类言行，梅光迪批驳这种言行是“日以污蔑祖国名誉，繁衍外人为事”，“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为事”，“要亡汉文”，实为亡民族。说他们“真非中国人也”。[ii]
    在学术上，《学衡》杂志的基本精神是舶来的，这也说明了《学衡》杂志本身不是四书五经宋明理学的卫道者。他们的学术基本精神来源于美国著名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教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的人文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人本思想显然是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而不是其他。
    由此可知，《学衡》杂志对于白话文、对于新文学，并不是一眛抵触，一眛批判的。学衡派的诸多学者都是有着极强学理思维的学术大师，他们看待一个问题的眼光，是复杂的，也是深奥的。对于新文学，他们所持的态度，是支持的，但是这种支持不是鼓吹，不是喊口号，而是采取冷静的态度，客观的分析，在传统模式下渐进的接受，并行不悖。

　　三．关于新儒学：《学衡》杂志的学术开源

    对于儒学的现代诠释与转换，是新儒学的基本主张。而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对于儒学的现代诠释与转换，却是从《学衡》杂志开始的。
    《学衡》杂志为新儒学的发展做了细致且重要的准备前提，这种准备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学理性来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下一个阶段就是从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来重新审视儒学的现代价值，从而对儒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整理。
    作为一个无党派的学术团体，《学衡》杂志之所以开始对儒学进行现代的学理性反思源于封建割据势力和政府当局的方面对孔子和儒学的利用、糟贱，这主要是民国以来大小军阀以及地方势力利用孔子，拉大旗作虎皮，掩盖并美化自己的争权夺利，欲行专制统治的政治行动，如恢复孔教，举行祀孔仪式，要求学校尊孔读经，并呼嚣把“孔教定为国教”，即企图把儒学变成真正的宗教以为其服务，“以礼教立国”，这自然谈不上对孔子儒学的认真研究和正确理解，更谈不上学术利用和学术研究。梅光迪极为痛恨这种现象，认为这是“形式之尊毁，礼仪之隆杀”本着以正视听的目的，开始对儒学进行全面的阐释。
    这是激发学衡派对于儒学重新定位的直接动因。此动因皆是出于对于传统文化的维护。这种维护不是简单的高喊口号，而是落实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诠释。在中国大张旗鼓的反对儒学、利用儒学的时侯，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正在研究儒学，并创立了一个影响一个世纪的显学——汉学。这件事对于梅光迪和吴宓的刺激非常大。在国际上，新人文主义者对中国孔子及儒家文化甚为推崇，认为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东西文明融通，建立世界性新文化，促成一个“人文国际”的基础。
    这就决定了学衡派的思想观点，他们企图用世界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儒学。这是学衡派的最大贡献，吴宓认为，“理论方面，则须融汇新旧道理，取证中西历史，以批判之态度。思辨之工夫。博考详察。深心领会。造成一贯之学说。阐明全部之真理。然后孔子之价值自见。孔教之精义乃明。”同时，梅光迪也认为程朱仅发展了孔子学说倾向与修己的心性之学，使后人把儒学看成一伦理政治学。这种误会的流弊，演变到近代，终于使儒学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对此，他通过阅读西方哲学并与孔子比较，才站在更高角度发现了儒学的现代价值。
    这种看法是先进的，正是因为这种高瞻远瞩的看法，才促成了后世新儒学的勃兴。遗憾的是，关于《学衡》杂志对于新儒学建立的卓越贡献，在目前已经没有多少人知晓了。

　　四．重新思考与认识《学衡》的学术价值所在

    《学衡》杂志创办至今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了，在这八十年里，中国的文化结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各种问题也逐渐呈现。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学术界出现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话语体系的缺失，一类是文史结构的坍塌。这两大问题在学术界被赋予不同的称谓，诸如“失语症”、“文史结构重建”等。关于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学衡》杂志早就给了我们答案。
    学衡派早在八十年前就会预料到国内学术界这种问题的发生。当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化需要闯将”的观点成为学术界主流的时候，学衡派就忧虑的提出了“吾之中国人负笈留洋、入教求学，以得欧美文化为荣”、“中国之衰病，是难以抵抗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的衰亡”[iii]，尽管这种说法有的是振聋发聩，有的只是危言耸听。但是在事实上这种忧虑本身是不无道理的。当举国上下以西化为流行为正统为荣的时候，《学衡》杂志在思想上独辟蹊径，另成一格，这足以显示了他们高瞻远瞩的一面。
    关于解决这种问题，学衡派提出了三种观点，分别柳诒徵、吴宓和梅光迪为代表。柳诒徵认为，文化问题不能简单的依据进化论“新必胜于旧，现代必胜于过去”的观念，因为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是“积累而成，其发达也，循直线而进，愈久愈详，愈久愈精妙”，真正的新文化，是中西古今一切优秀文化积淀融汇而成，正是这种观点，他提出了具体而微的“文化重建和文史结构重构”的思想。[iv]
    而吴宓解决问题的思想则是以新儒学为中枢的，他提出要“尽量多”的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这种站在古今中西文化冲突，站在世界文化发展高度的伟大思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他为人类文明在工业化的环境下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指明了方向，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在本世纪的平等交流对话作出了奠基人的贡献。
    梅光迪敏锐的在中西文化中找到了共同之处，“大凡人文思想，无非是学理求真，心理向善，德理寻美，仅此真善美三条而已。”他主张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在学理性上贯通这两种思想，从而获得真正的真知——这种真知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上或是洋奴主义思想上的伪学术。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不单是正确的，更是伟大的。
    综上所述，《学衡》杂志与学衡派对于东西文化、思想的第一次交锋，就敏锐的提出了关于文化重建的伟大观点与具体解决方法，但是这种观点与方法并不为多数世人所知。文化思想交锋在现在仍然是一个敏锐且艰深的问题，关于这种问题，海内外仍然有大量的学者在探讨，在思索。笔者认为，学衡派主张的这种解决方法，或许应该能给予当下的学术界某种有利的启示和方向。

参考书目：
[1]胡先骕.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J].学衡，1922.（2）
[2]吴宓.空轩诗话：21[A].吴宓诗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5.
[3]郭斌龢梅迪先生传略[A].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吴宓.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编按[J].学衡，1922，（3）.
[5]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6]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旷新年.学衡派与现代中国文化[J].中国文化研究，1994，（6）
[8]欧阳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9]苏敏.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A].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C].重庆：重庆出版社.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王达敏研究员为本文提供大量的修改与指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