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三调》

angela1007

一  灾 荒

《历史三调》探讨了灾害当时对人们内心产生的影响，成为义和团运动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天灾对百姓内心的影响也是经常被忽略的。19世纪90年代，直隶、山东地区深受洪灾之苦。1898年最为严重，大片土地被淹没。政府虽然进行了一些措施，但丝毫没有缓解，所有的迹象表明一场持久性的大饥荒正在出现。而1898年冬季以后，这种局面却突然逆转，北方广大地区很少降雨，出现干旱的情况。其受灾地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可算是一场大灾难。而水灾和旱灾虽都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但两者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不大相同的。

首先，产生的地理条件不同。水灾发生于一些特殊地区，尤其是江河两岸地区。春季冰雪融化之时，较易发生洪灾。而干旱却与地理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1899-1900年的大旱灾较大水灾涉及的地域大得多，受灾的人数也远多于后者。
其次，时间条件不同。水灾是发生在特定的一些时间段，而暴雨停止，洪水过后，幸存者一般都返回村庄，恢复日常劳作。洪水退后，泥土淤积形成的肥沃的新土壤有益于农业。相反，旱灾造成的灾荒则根深于人们的记忆中。
再有，两者产生的形式、对人们的生活的冲击也有所不同。旱灾多是干旱持续一段时间后，才会演化为旱灾。因此，政府和人民对其实没有准备的。干旱造成的苦难是渐进式的，能持续多长时间，也难以预测。而洪灾一般是来势凶猛，损失惨重。水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在发生之前的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的事。可见，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二  传教士与中国民众的冲突

外国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传教士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外国人是带着治外法权的优越感，在本国的坚船利炮的保护下进入中国的。大多数传教士自认为自己是优等人“他们一开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认为他们传教的对象是一种遍身罪恶，满身传染病而无文化的异端。”传教士的这种心理状态就已决定了中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西方教会是中国的“第二个政府”，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的官员是平起平坐的。因此，在这个洋政府庇护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百姓了。这些教民在外国人的庇护之下任意妄为，而中国政府对其并不能依法管理，这就大大激化了民众与外国传教士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就是水与火，完全不能相融合的关系。这里只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唐德刚先生在谈到义和团运动时提到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至“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著名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就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而以“百善孝为先”的中国社会是不能理解外国“反孝”的。传教士的这种想法令中国百姓很排斥、反感，双方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与避免的。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当时山东地区灾害不断，百姓情绪十分焦躁，并且不稳定，倾向于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出现的问题。而这一时期，传教士与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实际上，中外双方不同的文化的冲击必然导致冲突的出现。因此，一场反洋教运动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