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任天篆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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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任天　　（一九○八——一九八四），字天庐，浙江诸暨人。自幼随父学习书画，1924年求学于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及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后因经济不支两年半即辍学回乡，任中小学教师以维生计。1945年后居定杭州，任职于省立西湖博物馆及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50年代初自设“金石书画工作室”潜心书画艺术，1959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专业创作员。学书从颜平原入手，中年好陈洪绶，后专攻草书。所作气势磅礴，不雕不饰，如行云流水，气韵生动。学印早年纯师汉印，40岁拜邓散木为师，50年代后期，自出机杼，以古隶入印，多取斜势，能巧妙处理，求圆于方，方圆结合，刚健婀娜兼而有之。撰有《天庐画谈》 《历代书画家补遗》《陈老莲年谱》等。生前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泠书画院特聘画师、杭州逸仙书画社社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九八五年，先生逝世后，西泠印社、浙江美术学院等联合举办余任天金石书画遗作展，盛况非凡。

　　余任天先生命运坎坷，一生历经多种磨难。但他对艺术的追求，殚精竭虑，勤奋创作，耕耘不辍。经过六十余年的磨砺，终成大业。在绘画、书法、篆刻、诗文及艺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尽管生前渊默深稳，不求闻达，但他却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和伟岸人格，博得了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艺术大师的激赏，他各种形式的作品深为社会公众所钟爱。

　　在余任天的艺术成就中，篆刻创作更是独树一帜。

　　他的篆刻取法广泛，兼容并蓄。在字法上吸取了汉印、砖铭、简书 的特征，古朴自然。他还善于用隶意行楷入印，不作无谓的盘曲镣绕、使字法结构显得简括明了。隶书和行楷入印，在当代印更上曾经风行一时，今天看来成功者并不多，很少有能像余任天的探索那样、形成古意森森，异趣盎然，浑然天成的制作。这是他对人印文字驾驭能力的一种体现。他篆刻的刀法猛利劲爽、干净利落，融合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等篆刻大师用刀特征，不滞泥、不作态，一本自然，营造了神清气旺、雄健苍润的篆刻基础。在篆刻章法上善于运用大疏大密，块面对比。同时还擅长用大角度的斜线笔画、来打破印面的平板，平中寓奇、空灵流动，极有现代感。

　　篆刻创作的个性化，来自于个性化的创作观。余任天篆刻创作主张从气势入手，这也是他篆刻创作实践的个性特征。一般认为，治印要从规矩入手，余任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应该从放肆粗野入手，有纵横气概」（《治印管见》）。他用「幼小看看，到老一半」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两句俗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治印「初学时，被规矩束缚了，及至眼力腕力衰退的时候，欲求放肆，已是力不从心」。这一点对于一般学印者来说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提示，因为它有侼于正统的印学说教，这样的话一般印人是绝不会轻率出口的。

　　「大未必佳」的印人大有人在，纵然有多种因素，而对于一生勤勉的「大未必佳」的印人来说，症结恐怕还在于缺少「纵横气概」。尤其是对于书家、画家、学者等不以篆刻创作为主的人来说，要在有限的创作中自立门户，以气概胜确是一个最佳的突破口中。余任天篆刻重视气概，也在以气概胜人这一点上获得了成功，这是他的可贵体验。

　　余任天自署「归汉室主」。曾说「余于金石书法皆以汉为归」。因此他倡导气势、强调放肆粗野，只是一种开端，一个过程。最终要以回归古典为最高境界。所以他同时又要求在以后的实践中「化粗野为朴厚，去纵横为储蓄，工夫到境，火气尽敛，真气内充」，最终达到「稳健圆润」的佳境。他所倡导的「归汉」，关键在于一个「归」宇。这些观念和手法，对于今天的篆刻探索者来说，依然很有借鉴意义。

　　学养深厚，四艺并修，是使他篆刻达到化境的基础。潘天寿早年就十分赞赏余任天这一点。他说: 「余君善画，复精篆刻、善书法、工吟咏、经师子渊（经亨颐）云「芝术不在绝，而在通;不限于书、画、诗三绝，应加金石为四通」。画能于书、通于诗，而金石实为骨干，君锲而不舍，庶几兼之。」余任天在山水、花鸟、人物、书法、诗文等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篆刻佳境的臻造，也是众艺之间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结果。在余任天艺术实践中，准确地把握了文人篆刻的这一真谛。

　　庄子说，「用志不纷，乃凝于神」。这也是对一位艺术家意志品质的要求。余任天正是具备了这种优秀艺术家应有的禀赋，成全了他篆刻的卓然成就。先生一生困厄劳顿，但他宁静淡泊，乐于清贫，在现实中超拔脱出，意态自若地在艺术的园地里徜徉求索，体现了传统文人洒脱风神。其自作诗日 「一艺功成岂偶然，人工天分两相连。还须滋养源头水，寂寞楼居四十年。」就是他对于艺术追求专精如一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