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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学庵笔记【南宋•陆游著.扫叶山房民国十五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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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21 22:19: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书名:老学庵笔记

作者:陆游

本:扫叶山房民国十五年初版

格式: DjVu

清晰度:清晰
书影:封面、序言


[ 本帖最后由 impig 于 2008-12-21 22: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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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24 17:29:32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书

好书怎么没有人捧场啊,在下比较喜欢陆游,因此爱屋及乌也喜欢<老学庵笔记>,下面介绍介绍:希望喜欢的人可以多多交流,其诗回肠荡气,其人其遇亦足以让人废书而叹.
老学庵笔记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是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一个笑话,后来由此产生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著名成语,一直流传到现在,讽刺那些当权者只许自己胡作非为,不给群众、下属以丝毫自由的专制行为。
  《老学庵笔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作品。陆游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作品众多的爱国大诗人,而且是个见识广博的学者。《会稽续志》说他“学问该贯,文辞超迈,酷喜为诗。其他志铭记叙之文,皆深造三味;尤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以故声名振耀当世。”他幼年时,家中藏书很多,得以博览;又随他父亲会见过许多前辈的学者和士大夫,得聆听他们的谈吐;成年后,到临安(今杭州)、四川、江西、福建等处做过官,阅历见闻极富,《老学庵笔记》所记,多是他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以他那文学家流畅的笔调书写出来,因此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兴趣盎然,是宋人笔记丛中的佼佼者。
  《老学庵笔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宋孝宗淳熙末年到宋光宗绍熙初年这几年间。卷一说:“予去国(指临安)二十七年复来。”又卷六亦说:“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按周丞相指周必大,淳熙末、绍熙初任左丞相,“今上”、“新皇帝”俱指光宗。陆游因周必大推荐,淳熙末年回到朝廷,距他三十九岁孝宗隆兴元年离开临安,正好二十六、七年。这是《老学庵笔记》写作时间的有力证据。陆游的二儿子陆子<SPS=1710>编《陆游文集》时也说:《老学庵笔记》,“先太史(陆游)淳熙、绍熙间所作也。”
  《老学庵笔记》以老学庵命名。老学庵是陆游晚年(一一九○年,绍熙元年)以后蛰居故乡山阴(今浙江绍兴)时书斋的名字。他谈到这个书斋命名的含义时,说是“取‘师<SPS=2297>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剑南诗稿》卷三十三《老学庵诗》自注)这与他一生刻苦好学,孜孜不倦的精神相一致。他晚年的生活,基本上是在读书和写作之中度过的。
  老学庵在镜湖之滨,背绕青山,面临碧水,空气新鲜,环境安适。陆游很喜欢他这个书斋,有一首题老学庵的诗说:“万叠青山绕镜湖,数椽最爱野人居。”又一首题诗说:“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但陆游并非闭门读书,以消永昼,而是从那小小的书斋中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的:“老学衡茅底,秋毫敢自欺?开编常默识,闭户有余师。大节艰危见,真心梦寐知。唐虞无在眼,生世未为迟。”陆游鲜明的政治倾向,在《老学庵笔记》里那些简练的、笔端常带感情的记叙中,充分地流露出来。在《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国将士坚持杀敌的事迹,看到沦陷区人民对故国的思念,看到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可以举几则笔记来看看。
  “建炎维扬南渡时,虽甚仓猝,二府犹张盖搭<SPS=2298>坐而出,军民有怀砖狙击黄相者。既至临安,二府因言:‘方艰危时,臣等当一切贬损。今张盖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并权省去,候事平日依旧。’实惩维扬事也。”黄相是黄潜善。这是指建炎三年扬州溃退之事,当时黄潜善、汪彦伯为相,力主和议,军事上不作任何准备,甚至在临时都城的维扬(扬州)附近都没有派斥候,敌军打到城下才发觉,仓皇南逃;军士、百姓死伤无算,就是文武百官也不能自保,黄潜善逃跑时,却还在大摆其宰相架子,因此遭到军民狙击,这里表露了陆游对这次南逃事件的愤慨。
  又有一则笔记道:“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检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文字不多,内容却很丰富。岳飞被秦检害死的事是众所周知的,范琼是建炎初年一员带兵大将,可是他不去阻击侵略者的军队,却望风而逃,广大军民讥笑他“此将军岂解杀敌,惟有走耳。”他一路上还焚掠州县,残杀守官,欲为叛乱,因为终于威胁到宋高宗的皇位了,宋高宗才不得已采纳知枢密院张浚(字德远)的建议,捕杀了范琼。人民群众敬惜爱国屈死的岳飞,痛恨死有余辜的范琼,是很自然的,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是最公平的,是非是最明确的。陆游对比了群众的两种不同的反映,郑重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揭露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反映人民反对妥协投降的感情时,《老学庵笔记》常用一些略带幽默的笔法。有一则笔记记一个叫毛德昭的人,以“喜大骂极谈”、“直谏无所忌讳”、“对客议事,率不逊语”著称,可是,有一次在临安茶肆中,他的朋友有意问他:“君素称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结果是:“德昭大骇,亟起掩耳曰:‘放气,放气!’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读完确实令人想笑,因为他一则让读者看到毛某的所谓敢言之妄,一则也反衬出秦桧“数以言罪人”的手段毒辣和气焰嚣张的程度。卷二有则笔记说:殿前司军士施全刺杀秦桧,没有成功,反被捉住遭到杀害,结尾,文章写道:“初,斩全于市,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施全是个勇敢的人,“朗言者”讲的则是反话,实在的意思是可惜未把秦桧杀死。“闻者皆笑”的“笑”,是种会心的笑,表露了群众对秦桧的仇恨,这个结尾,也是带有一些幽默感的。
  我们都记得陆游有这样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表现他对沦陷人民有深切的同情。《老学庵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记叙:“故都(开封)李和<SPS=0746>栗(炒栗子),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SPS=0746>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各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泪而去。”这可以说是前面那两句名诗的一个好注脚。
  除上述内容外,《老学庵笔记》还有大量篇幅是记载当时的名物典章制度和各种逸闻趣事的,内容很广泛,例如卷三、卷十谈修《(宋)太祖实录》、朱墨本《神宗实录》的经过,卷七记教官出试题错引麻沙版本上的讹字,卷八记宋初流行的“文选烂,秀才半”之语,卷二记陂泽的兴废,卷五记靖康年间出土的原始墓葬瓦棺葬,卷六记四川茂州雪蛆,卷三记辰、沅、靖州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描叙他们踏歌醉舞的社交生活,等等,都是研究文化史的资料。在这些笔记之中,可以看到,陆游读书治学写作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他注意向当地的群众学习,以实地的观察了解,来获得新的知识,印证从书本上或听闻中得到的知识。例如,他听到过淮南地区有条谚语:“鸡寒上树,鸭寒下水。”可是多次实际的观察,却不是这样。后来他从一个老太太那儿听到,应是“鸡寒上距,鸭寒下嘴耳。上距,谓缩一足,下嘴,谓藏其<SPS=0136>于翼间”(卷二)。从而辨明了这条民谚的讹误。又如有则笔记说:“鲁直(黄庭坚)在戎州(在今四川)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曲,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若不是亲见过黄庭坚原稿,又习知四川方音,谁又能判断完全入韵的“曲”字是个讹字,而那个按通行的语音来说不入韵的“笛”字却是诗人本来使用的韵字呢?
  陆游是个大诗人,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很大,在诗歌的欣赏和创作中,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见解。他著过一本专门谈诗的《山阴诗话》,可惜已经失传。《老学庵笔记》中也记有不少他谈诗的笔记,可以窥见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的理论和见解,兹举两则笔记于下,以见一斑: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拆,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无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何在,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有)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霄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SPS=1649>’、‘一别磋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甚多,世但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
  从这里可见陆游对于形式主义的诗风是坚决反对的,他的见解确实高出一般人之上。
  前人对于《老学庵笔记》很重视,有过不少好的评价。陈振孙《书录解题》说他“生识前辈,年及耄期,所记所闻,殊有可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它:“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这些话,并不过分。
  《老学庵笔记》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我们的东邻日本,很早就传了过去,为当地人士爱读之书。据日本古代一些文籍记载,明成化年间,日本国王源义政因文籍焚于兵火,特地咨大明礼部文,要求赠与中国文籍,所开列的书目就有:《老学庵笔记》全部,与《百川学海》、《北堂书钞》等并列,可见此书在日本之影响。虽然只是一部篇幅不长的笔记文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却作出了它的贡献,这是不能不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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