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宋)戴凯之《竹谱》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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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宋)戴凯之《竹谱》

【书名】：早稻田大学藏  竹谱
【作者】：(南朝刘宋)戴凯之
【来源】:早稻田大学网站
【完整性】：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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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高清晰

戴凯之与《竹谱》

一
        中国人自古爱竹。竹青翠修长、素雅宁静的丰姿，虚心挺拔、刚直有节的特点,都被人们所喜爱。古人将竹比作“君子”，又誉其为“岁寒三友”之一。《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此，竹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如刘禹锡、苏轼、文与可、郑板桥等等，以竹为对象，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画，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与此同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着许多关于竹子的科学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种类、产地、性状、用途和栽培，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植物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竹谱》，则是我们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凯之的杰作。
二
        戴凯之的《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恩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可是，历史上，《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竹谱》一卷，但没有载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将其收入农家类，虽题“戴凯之撰”，但没有说明时代；左圭将《竹谱》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但没有说明根据。其实，戴凯之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晋人。
        戴凯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详，一说字庆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说字庆豫（左圭《百川学海》），南朝刘宋明帝时曾为南康相。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南史·齐本纪》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可见，戴凯之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的部将，曾随子勋叛乱，守南康郡城，后被萧赜（即后来的南齐武帝）击破，“奔走”不知所踪。在政治军事史上，戴凯之的确是一个小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不为人所注意。这次叛乱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这次叛乱的前后经过，但却没有提及戴凯之，可见其人不显。《南齐书》与《南史》如果不是为了歌颂齐武帝年少时的英勇功绩，肯定也不会提到戴凯之。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和刘子勋的部将戴凯之，并非同一个人。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我们趋向于相信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从《竹谱》的写作渊源及相互影响来看，它显然介于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成书于公元304年）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从《竹谱》援引的书籍来看，多为晋人之书，如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虞预《会稽典录》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极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纪。这与曾随刘子勋作乱（466年）的戴凯之，时代吻合。另一方面，从《竹谱》内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边郡县（浔阳、安成、鄱阳、庐陵等）。如在总纲中说，“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在谈到桂竹时说，“南康以南所饶也”；在谈到另一种竹子时说，“南康所生”等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对南康是熟悉的，与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凯之，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谱》一书不过四、五千字，为总分结构。前一部分是绪论，用一段简短的叙述，将竹的性质、型态、分类、分布、生育环境、开花生理及寿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分论，详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这一部分是文章主体。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实际只有三十多种，并且竹类名称有很多与现代不同，但记述的竹类数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于《竹谱》的文字风格，《四库全书·子部·<竹谱>提要》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书以四言韵话，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也就是说，《竹谱》全书以四字韵文为纲，再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了解释。
        《竹谱》开头对竹类植物特点进行概括，指出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里不同于草、木的一个独立的大类。“竹是一族之总名，一形之遍称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之中有鱼、鸟、兽也。”
        《竹谱》指出，竹虽然“小异空实”，即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大同节目”，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竹谱》还指出竹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气候原因，“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一条竹类生物分界线。另外，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
        《竹谱》一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往往引经据典，详细而具体。仅以竹的用途为例，《竹谱》中就有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簝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为簟；篃竹叶“可以作蓬”；“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书尾，戴凯之表达了自己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天地无边，苍生无量。人所闻见，因轨躅所及，然后知耳。盖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断以为不然，岂非囿近之徒耶？”
        《竹谱》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在世界生物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谱》写作目的侧重品评、鉴赏，文学色彩浓厚，生产意识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术与方法，实用价值不足。这是《竹谱》的缺点。



[ 本帖最后由 david 于 2008-7-13 16: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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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竹类专家———戴凯之
文/陈爱芬

    据有关资料考证，我国古代的竹类植物学家——戴凯之为刘宋时代人，出身于贫寒人家。在刘宋时期，土族门阀制度森严，规定清官只能由土族高门子弟担任。戴凯之身世低微，官位不高。虽然，他会写诗作画，有真才实学，也未能受到重用，只当了一名“参军”和“南康相”，过着贫寒的生活。
由于宋魏战争，刘宋皇室骨肉互相残杀，从此战争不断。身为南康相的戴凯之战败后逃走，从此过上隐居生活。他一生主要活动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后又去了交州。他沿途考察“五岭”地理位置，对我国岭南和“交州海石林”竹类进行了考察，并在广西、越南的北部地区生活了较长时间。他到过宁州，进行实地考察。晚年的戴凯之隐居在南齐时的扬州，写成了《竹谱》一书。
    《竹谱》一书共3000余字。书中有论有述，篇首总论竹的分类位置、形态特征、生活环境及地理分布；其次按竹名逐条分述，述及竹类达40余种；文末述其思想方法。
    关于竹类的自然分类位置，自古以来，人们视竹为草，而他认为竹类既不属于禾草，也不属于木本植物，应将竹类从“草类”中分出自成一类。关于竹类形态特征，他在《竹谱》一书中分别对竹的“根”、“竹杆”、竹的枝桠、杪以及竹的叶等作了详细地描述。《竹谱》一书论述了竹类生态环境和地理分布，竹类性喜暖热气候、适宜亚热带地区种植等生物学特性，竹笋和笋箨的萌发期同降雨量与温度的关系，竹的开花结实与竹的“根”、“干将枯”有关。他对竹类植物的地理分布有独到见解。他既揭示了我国竹类地理分布的模式，又论述了竹类与文化生活有关的笙、箫、笛等乐器，竹类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密切关系，包括南方人民对竹类植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状况。
    戴凯之在竹类研究领域内，无论是竹类的分布位置、竹类生态、地理分布，都有突破性地认识，开创了我国近世纪竹类研究之先河。《竹谱》一书问世不久便流传到北方东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即引用了书中有关条文。《竹谱》一书对后世研究竹类的学者有很大的科学参考价值。□

[ 本帖最后由 david 于 2008-7-13 16: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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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谱

文/傅新生

……
        《说文解字》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当时就赢得了汉安帝的赏赐，不过它包罗的东西太多，仅仅竹子远不足以在它的整体结构中占有显豁的地位，也就是说，它毕竟不是一部关于竹子的专门著作。真正特意为竹子描述一个世界的作者还要过 250 年左右才能出现。
那是东晋时期，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生长在长江以北的竹子，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正在逐渐减少。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在河南沁阳的个别村庄中依然能够见到溪水萦迴、竹林环村的幽雅风光，但在当时，就是在淇水，也见不到猗猗的修竹了。很可能出于这种感慨，一位叫做戴凯之的学者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专记竹子的著作《竹谱》，这无意中开创了中国植物谱志的先河。
        关于这位戴凯之，我们所知甚少。宋代的学者晁公武说他字庆预，是武昌人，左圭又说他是晋朝人，但都没有提供根据。现代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他是南朝刘宋时期的人，看来，把他的生活时代定在晋宋之间是不会相差太远的。当时，晋人爱竹的风雅逸事已经开始流传，王羲之和友人在暮春漫天飞花的时节坐卧在茂林修竹之间，涤除俗务，游目骋怀，他的儿子王徽之则把自己翛然孤高的胸襟向竹子坦露，在它的清丽姿态和飘逸气质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戴凯之无疑也是用诗人的眼光品察竹子的世界的，他的《竹谱》用四言韵语记述了竹的种类和产地，文字精练而又典雅。从那时起，他就被尊为中国竹学的奠基人。他的书在印刷术普及后流传得更广，被收入各种丛书，清末的学者孙诒让对它作了重要的校勘。
        在《竹谱》的开篇，作者就把竹子的特殊形态强调出来，他说：“植类之中，有物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竹子不同于草，也不同于木，按照作者的解释，植物之中有草、木、竹，就像动物之中有鱼、鸟、兽一样，应单列一类。这是一种崭新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他的前辈，这标志着竹子从此以后便从草木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解放。从后来的发展中，我们知道，竹子的确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独立形象，达到了它的理想境界。
        从作者所记述的六十多种竹子来看，他可能是位旅行家，到过很多地方。当然，有的描述是从读书中所获。但更难得可贵的是，他在自己知识缺乏的地方却毫不掩饰，公开承认自己的无知。他用四言诗的形式撰写正文，用注释的方式提供细节或掌故，有时还有学术上的辨证，例如我们在“籦龍之美，爰自崑崙”这句话的注释中读到：“籦龙，竹名，黄帝使伶伦伐之于崑崙之墟，吹以应律。《声谱》云：籦龙大竹。此言非大小之谓。《笛赋》云籦龙。非也，自一竹名耳。所生若是大竹，岂中律管笛与？”像这样从竹子的自然属性中显示其文化属性的例子俯拾皆是，这种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色使得后来的学者踌躇，他们拿不准主意，究竟是把这样的一部著作放在农学类恰当还是谱录类恰当。
        我们现在读到的《竹谱》，只存正文，没有序，作者的撰述本意已无法得之。它的问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爱竹的热情，也许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所能得知的是，从六朝以降，不但歌颂竹子的诗篇日益剧增，而且作为绘画的一个门类也在宋代出现。尤其是对于《竹谱》中未加述及的象征意义也得到了明确的强调，爱竹与否，已成了衡量人们日常生活态度中雅俗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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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david 于 2008-7-13 16:4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