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灿与李清照词的花卉意象辨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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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代评论家多认为徐灿和李清照词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分析她们词作中的花意象会发现：徐灿词多故国之思，李清照词多婉约柔情，原因在于她们对词体特性认识不同，而且生活的思想文化氛围也有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
徐灿 李清照 花意象


清代评论家多把徐灿和李清照并举来阐述她们词作的相同之处，陈维崧的《妇人集》谓徐灿：“其词，娣视淑真，姒蓄清照”。[1]
陈廷焯说：“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蘋。”[2]实际上，如果分析她们词中的出现的几种花意象，会发现两位女词人的词作内容上有很多不同：徐灿词表现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她的词作多故国之思；李清照则固守词体婉约本色，她词作多儿女柔情。因此，李清照某些佳作“出人意表”[3]处故是徐灿词难以比拟的，但徐灿词却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更为丰富的情感。
首先来看徐灿词中写到芙蓉的词[4]：
雨深深，秋自老。旧苑新花，莫问愁多少。玉爪侵弦寒料峭。才奏南音，阵阵惊风搅。袖红单，屏翠小。剪剪清霜，不许芙蓉好。故园烟芜昏復晓。尚有青山，强向江城绕。（《苏幕遮·秋老》）
这首词的七个意象环环连属，步步牵引，共同构成了一幅山河破碎、人何以堪的画面。“剪剪清霜，不许芙蓉好”，芙蓉在“剪剪清霜”的寒威下已经枯萎了，“不许”两字更加突出了“清霜”的专横霸道和芙蓉的柔弱可欺。在这样一幅画面中，有旧苑、有故国、有江城，有风、有雨、有清霜，还有那被阵阵惊风搅动的乡音，所有的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暗示：对故国的思念是时时刻刻萦绕在词人心中的。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说：“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由此词中的所咏的“芙蓉”，就可以看到词人悲苦的心迹。又如：
不识秋来镜里，个中时见啼妆。碧波清露殢红香。莲心羞结，多半是空房。低阁垂杨罢舞，窥帘归雁成行。梦魂曾到水云乡。细风将雨，一夜冷银塘。（《临江仙·闺情》）
陈廷焯在《词则·别调集》卷六中评此词：“触物生愁。”“绝去纤冶之习，乃见凄绝。”所谓的“物”有“红香”、“垂杨”、“归雁”，由这些“物”触发愁，以至于凄绝，这种愁应该不是简单的一己之乡愁，而更可能是一种因为故国不存、魂梦无据的兴亡之愁。“碧波清露殢红香。莲心羞结，多半是空房”此句正可见其对现实的关注点：词人看到荷花马上想到了那被战火摧残的家园，如今都变成了一个个“空房”。明亡后，徐灿词作反映的内容大都超越了闺阁情思，所以她两首词中的芙蓉都在导向一种深沉的故国之思，一种“国亡家破欲何之”[5]的迷惘和感慨。李清照同样经历过鼎革之痛，根据其《金石录后序》所述，她命运之悲惨不下于徐灿，但是我们在她后期词作中可不好找到关于时局动荡的信息，即使像《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声声慢·寻寻觅觅》这样基调悲苦的后期身世词也难以寻觅关于现实的重大信息。试看她关于芙蓉意象的词作[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陈廷焯《云韶集》卷十评此词“起七字秀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梁绍壬《雨般秋雨庵随笔》卷三中评“红藕香残玉簟秋”七字，称其“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间烟火气象，其实寻常不经意语也。”此词是写离别之意，出现了“锦书”、“雁字”的意象；而开头“红藕香残”的意象一出现就奠定了这份离情纯真脱俗的基调，芙蓉意象的作用也仅限于此。《词的》卷三评此词“香弱脆溜，自是正宗。”王士祯《花草蒙拾》曰：“婉约以易安为宗。”既是婉约正宗，所以词境就不可能还关涉到山河破碎、故国忧思之类大题目了。此外还有《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两首词也写到了芙蓉意象，但都词境狭窄，脱离不了婉约本色。
写到牡丹意象的词，两位女词人各有一首。徐灿写的是一首和词：
一种姚黄，禁雨后、香寒□色。谁信是、露珠泡影，暂凝瑶阙。双泪不知笳鼓梦，几番流到君王侧。叹狂风、一霎翦鸳鸯，惊魂歇。身自在，心先灭。也曾向，天公说。看南枝杜宇，只啼清血。世事不须论覆雨，闲身且共今宵月。但姮娥、也有片时愁，圆还缺。（《满江红·和王昭仪韵》）
姚黄就是一种名贵牡丹，此词把王昭仪比作萧零摇落、憔悴败损的牡丹。王昭仪，即王清惠，南宋末年时为宫中昭仪。元军攻破临安，宫中后妃为元军所掳。北上途中，王清惠作了一首《满江红》词，表达对宋亡和自身遭遇的悲痛之情。徐灿的这首词，表面上借写牡丹写宋亡后王清惠的不幸遭遇，实际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表达自己深沉的亡国之痛和身世飘零之悲。词中具有如此喷张的气势、饱满的情绪，对于婉约派词人李清照来说，她是不会这样写词的。试看李清照的《庆清朝慢·禁幄低张》：
禁幄低张，彤栏巧护，就中独占残春。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妖娆艳态，妒风笑月，长殢东君。东城边、南陌上，正日烘池馆，竞走香轮。绮筵散日，谁人可继芳尘。更好明光宫殿。几枝先近日边匀。金尊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庆清朝慢》）
根据《金石录后序》，李清照用“乐在声色犬马之上”描述靖康之变前自己的生活；再观其前期词作，也大多是表达闺阁情思、伤春怀人之类的作品。如她的四首《浣溪沙》等等。就这首《庆清朝慢》而言，写的不过只是一次词人和几个朋友宫中游赏的经历。词人不吝笔墨用“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妖娆艳态”、“妒风笑月”等词状写牡丹的雍容华贵，富贵态十足。唐宋词（主要指婉约词）的一个显著的文体特色就在于它的具有“富贵气”[7]，她在《词论》就批评秦观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所谓“文章憎命达”，李清照真正在词史上占得一席之地可不是靠这类词作，但是这类词作却可以作为其婉约风格的代表作品。
不可否认，徐灿词中也有不少写闺阁愁情的词作，如《醉花阴·春闺》、《卜算子·春愁》、《如梦令·闺思》等，这些词作都写得柔婉迷离；但是她词作能够压到李清照的“冠冕处”绝不是这些儿女柔情之类的作品：在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徐灿词蕴含了更为深广厚重的时代内容，这才是徐灿词的特色。试看徐灿关于桃花意象的词：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前度刘郎，重来江令，片事何堪说。是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消歇。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愁客惨黛，如共人凄切。（《永遇乐·舟中感旧》）
陈廷焯《词则·放歌集》卷六谓此篇：“全章精炼，运用典故，有唱叹之神，无堆垛之迹。不谓妇人有此杰笔，可与李易安并峙千古矣。”词的起句就描述了春天到来桃花盛开、燕子回巢的繁荣景象，而这实际上是在以乐景写悲情：王国维先生说过“以我之眼观物，故万物皆着我之色彩”，这起句描绘的“无恙桃花”就沾染着词人的无限感慨；因为这看似繁盛的桃花极易让人想起唐朝玄都观旁栽的桃花。刘禹锡在贬官十年后被召回京师，于春日游玄都观，作《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句，影射新贵，结果再度遭贬。十四年后再回京师时，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其中有句曰：“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藉此感叹世事沉浮、祸福难料。这首《永遇乐·舟中感旧》大概是写于徐灿丈夫陈之遴降清后，徐灿随夫第二次入京时在船上而作。据陈之遴《拙政园诗余》中述，他自从“丁丑通籍”后，便与徐灿侨居都城西隅。后来因为他父亲“失事系狱”，他自己也永不叙用，于是不久就离京南下了。明亡后，陈之遴于顺治二年降清后再次入京，不久徐灿也不得不携子女去北京与之团聚，所以这是徐灿第二次入京。徐灿那几乎和刘禹锡一样的遭遇，令她触物生情，感慨良深。恰如谭献《箧中词》五谓此词：“外似悲壮，中实悲咽，欲言未言。”还如：
只如昨日事，回头想、早已十经秋。向洗墨池边，装成书屋，蛮笺象管，别样风流。残红院、几番春欲去，却为个人留。宿雨低花，轻风侧蝶，水晶帘卷，恰好梳头。西山依然在，知何意凭槛，怕举双眸。便把红萱酿酒，只动人愁。谢前度桃花，休开碧沼，旧时燕子，莫过朱楼。悔煞双飞新翼，误到瀛洲。（《风流子·同素庵感旧》）
据程郁缀先生推断，前《永遇乐·舟中感旧》词写于舟行将至北京之际，这首词则写于已经抵达北京之后。从两词所表露的重来之悲、家国之恨，以及所写景物、所用词语如“桃花”、“燕子”、“西山”、“前度“等看，它们是前后连属、彼此呼应的。[8]这首词的“前度桃花”恰如《永遇乐·舟中感旧》中的“无恙桃花”，都好比是那刘禹锡玄都观里的“前度”之花，只会引起人的重来之恨、故国之思；以至于才有后面的“悔煞双飞新翼，误到瀛洲”的感慨。“瀛洲”借指官登显要，朱孝臧有清代名家词集的《望江南》二十四首，其最后一首写徐灿云：“双飞翼，悔煞到瀛洲。词是易安人道韫，可堪伤逝又工愁。肠断塞垣秋。”从这两句最能看到徐灿在陈之遴仕清后的伤心怀抱，而这时正是陈之遴在清廷官职连连擢升、成为新贵之时；她的“悔”是因为与陈同享不应享的富贵而悔，由此可见徐灿品性中可贵的情操[9]。
根据王学初的《李清照集校注》，李清照写到桃花意象的只有一篇作为存疑的作品。如下：
素约小腰身，不奈伤春。疏梅影下晚妆新。袅袅娉娉何样似？一缕轻云。歌巧动朱唇，字字娇嗔。桃花深径一通津。怅望瑶台清夜月，还送归轮。（《浪淘沙·素约小腰身》）
这首词的桃花意象是作为烘托意象出现：“桃花深径”烘托的是那位“素约小腰身”的女子。此词正如《草堂诗余续集》卷上此词曰：“描就一个娇娃”。这首词大概受到南宋词坛出现的一类特殊咏物词的影响，其中辛派健将刘过把这种咏物词发展到了极致，他有两首《沁园春》，分别题为《美人指甲》和《美人足》，这两首词都是以慢词的方式进行大肆铺陈，对象却局限在女性体态的本身。这类咏物词在当时影响深远，出现这类词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咏物意识的加强。从《诗经》对鸟兽虫鱼的描写，到《花间集》出现几首咏物小令，再到北宋咏物名家的大量出现，如姜夔、史达祖、周密等人，到了南宋咏物词除了在手法上争奇斗艳外，还往往特别注意题材的出新。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以物化的观点去看待女性，将其体貌作为直接的歌咏对象的词作。[10]这是婉约词派在词作内容上的一次自我调整，但是始终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
对词的体性特征认识不同是两人词境差异的原因之一。李清照有一篇《词论》，其核心观点就是词“别是一家”说。对于词如何才算是“别是一家”，李清照没有直接论述；但是通过在《词论》中品评历代大词人的作品优劣，可以看出，李清照提出的“别是一家“要求词在题材和内容上有其所适宜表现的对象。同时，从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也可以反证她所认为词所应该表现的内容。对靖康之变带来的灾难，李清照刻骨铭心，耿耿于怀。南渡以后，她写的一些诗篇里，时常可见她对中原父老、故土家园的深切怀念，对侵略者的愁恨，对南宋朝廷苟安江南、不思恢复的愤慨。如其于高宗绍兴三年（1133）写的《上枢密韩肖胄诗》说：“……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消息。……移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郭。……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使在晚年作的游戏小品《打马图经》的“乱辞”里，她依然感慨“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狐死首丘，令人泣下。此中原因，不在其他，正在“词别是一家”的观念。或许她以为，惟其如此，方不违词之本色[11]。就是说重大社会内容只能用诗文来表现，词之本色不在于表现大题目、大意义。从现存资料来看，徐灿没有专门关于词学体性特征的论述，只能从她词的特色来看她对词体的认识。倪一擎在《续名媛词话》中评其词“非绣箔中人语。”谭献的《箧中词》评其“兴亡之感，相国愧之。”可以看出她词写的内容多是大题目、大意义。徐灿还写过不少的诗，是著名的“蕉园”五子之一。这个诗社都是由当时一些闺秀诗人组成，表现的多是一些吃酒饮茶、赏游玩耍的内容。对比两人创作实践，这难道不是她们诗词观念正好相左吗？实际上，客观地说，主要是由于徐灿没有像李清照那么严格的诗词分工的概念罢了。
生活的思想文化氛围不同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北宋理学经过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人的发展和倡导，在南宋思想界渐渐成为主流思想，出现了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这种思想倡导“重天理，灭人欲”。“重天理”一面确实可以起到规范社会秩序，加强思想控制的作用；但是这一理想性思路却在片面强调“重天理”，而企图对性情人欲一味抹杀，显然是不现实的。既然对于文人来说标示身份和地位的诗文创作不能恣情放纵，他们只有把他们“人欲”的这一部分内容寄托于被称为“小道”的词这种文体上。如张元干、陈过等人都是慷慨豪杰之士有很多大声鞺鞳的诗篇，却还有不少狎伎艳冶的词作，在禁欲的表面功夫私下寻求心灵的自由和放松。生活在这样时代氛围中的李清照也就不可能在诗文这样正统文学中抒写闺阁情思、春情秋怨了，这些隐秘的私人感情要发泄的话也只能寄托于词这种文体上了。于是她的词作中出现大量的儿女柔情、闺阁相思的内容，这是一种对理学心灵上强制性规范的一种主动规避；而且还不是李清照一个人的例外，而是整个士大夫文人阶层的普遍现象，上面所举的张元干、陈过就是一例。明末清初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战火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民族的自尊感优越感的丧失都给当时敏感而脆弱的士大夫们巨大的打击，于是“经由明代王学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瓦解而来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思想取向，在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裂的鼎革之中，却统统转化为一个简单的民族主义思想”[12]。在这种民族主义思路笼罩下，到处都是文人们对故国的哀思、对旧王朝的留恋以及对被他们称为“蛮夷”的清朝统治者的怨恨。总是生活在政治边缘的徐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脱不了俗的；就是连她那投降清廷的丈夫陈之遴也时有表现兴亡之叹的词作，如陈之遴的《满江红·感兴次湘蘋韵两阕》中都有“七贵五侯何处问，一朝化作咸阳血”、“兴亡恨，终销歇”等词句。再是当时徐灿生活的苏杭一带也是抗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史可法、陈子龙都在这些地方活动过，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下，徐灿能不受到影响吗？所以，李清照是为了寻找心灵自由而主动写词来表现儿女柔情，徐灿却是一种被动地受到社会风气影响而使词作羼入了故国情思的时代内容。

注释：
[1] 《词话萃编》卷八，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6页
[2]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3] 朱彧《萍洲可谈》卷中，此据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转引，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10页。
[4] 以下所引徐灿词皆出自程郁缀《徐灿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 ，2003年
[5] 张煌言《甲辰八月辞故里》两首之二中语，见《张苍水集·采薇吟》。
[6] 以下所引李清照词皆出自王学初 《李清照集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7] 杨海明《唐宋词中的“富贵气”》，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8] 程郁缀《徐灿词新释辑评》， 中国书店 ，2003年，第200页
[9] 此据陈邦炎先生文，见程郁缀《徐灿词新释辑评》前言。
[10] 张宏生《艳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内涵》，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四期
[11] 徐中玉《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1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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