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三大受众群体对柳永词的接受

一枫

　　　　　　论宋代三大受众群体对柳永词的接受

摘  要：宋代柳永词在歌妓、平民、文士三大受众群体中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景观，歌妓群体与平民群体对柳永词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与近乎疯狂的激情，而文士群体则对柳永词表现出表里不一、毁誉不一的矛盾悖反状况。究其原因，是由于柳永词与不同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的契合程度不同。
关键词：宋代；柳永词；受众；接受

传播与接受是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引入的两个新维度，它使文学史研究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使文学史研究的对象由作家、作品两方扩展到作家、作品、媒介、读者四方。对柳永及其词的研究一直是词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对柳永词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当前还比较薄弱。本文尝试在读者阅读、欣赏、品评乃至创作的层面上对宋代柳永词的接受情况略作论析，探讨柳永词在宋代不同受众群体中所呈现的不同艺术风貌与思想价值及其缘由。
经过唐五代以来长期的历史衍化，宋词已经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文人词。词的创作主体以文士居多。作为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补充，文士们在习业为官之余、歌舞宴饮之际，往往用词来抒写心中难以抑制、却又不可明述之款款心曲与委婉真情。除开这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内在创作原动力，文士们词体创作的直接功用则是给乐工歌妓们提供演唱的脚本。宋初柳永、张先等人的词集都是按宫调编排，以备选唱，作为唱本的功用非常明显。而通过广布于官府、街市以及旗亭北里、山程水驿的歌妓们的互相传唱，由文士们创作的词得以大行于世，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可见，宋词客观上存在歌妓、平民、文士三大受众群体。
就歌妓群体而言，宋代的歌妓是以小唱为特殊职业的女艺人，她们在歌筵舞席、茶坊酒肆和勾栏瓦舍演唱，以卖艺为生，官府规定她们可以侍酒席但不得侍枕席。其从艺活动是一种商业行为，为了获取最大商业利益，彼此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竞争。因此，歌妓并不只是被动地依词而歌，她们对词的接受是具有鲜明的选择性的。为了提高身价，她们必须主动寻求好词、追逐新词、讨索名词。柳永长期混迹秦楼楚馆、花间樽前，且以其不羁之才倾力写词，所作深入细致地表现了歌妓们的生活空间与情感世界，故而受到歌妓们的普遍欢迎：“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外别得艳姬留”（柳永《如鱼水》）。善歌柳永词者倍受瞩目：“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2）[1]（84册）、“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藉中”。（洪迈《夷坚乙志》卷19）[1]（87册P949）为争索柳永词，歌妓们不惜使出浑身解数：“珊瑚席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柳永《玉蝴蝶》）而且，所谓爱屋及乌，不爱屋如何及乌，我们还可以从杭州名妓咏词助柳永（《古今词话》）[2]（P26）、江淮官妓竭产从柳永（《古今词话》）[2]（P25）、京西群妓合金葬柳永（《古今词话》）[2]（P25）等词坛轶事看出柳永及其词在歌妓群体中广泛、深入、持久的接受效应，明代冯梦龙据柳永与歌妓事作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其中有云：“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3]（P177）
宋代的歌妓包括官妓、家妓、私妓等类，其中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的是私妓。私妓即指市井歌妓，她们以普通平民为服务对象，举凡歌楼、酒馆、平康诸坊、以至杀猪之巷都可以见到她们的身影。柳永词之所以被歌妓看好，显然是与主要歌妓群体的主要顾客来源，也是柳永词的第二大受众群体——平民群体分不开的。
柳永长期落拓下层，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与真率的平民风格，作词往往从平民的欣赏习惯出发，“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故而其词被平民百姓普遍接受，“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宋翔凤《乐府余论》）[2]（P2498），直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4]（2787册P49）。这种空前绝后的盛况，连贬低柳永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如“不知书者，尤好耆卿”（《碧鸡漫志》卷2）[2]（P84）、“骫骳从俗，天下咏之”（《苕溪渔隐丛话》卷1）[2]（P163）、“言多近俗，俗子易悦”（《苕溪渔隐丛话》卷2）[2]（P171）等等。据现有资料，当时平民百姓对柳永词的热爱达到痴迷与疯狂的程度。如徐度《却扫篇》载：“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诋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5]（863册P788）普通平民如此醉心于柳永词，并且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维护它的地位与尊严，面斥贵族文人的肆意诋毁，这种殊荣在词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当时就连超脱尘外不问世事的方外之人也有迷恋柳永词且至死不渝者。江少虞《事实类苑》载邢州开元寺僧法明落魄嗜酒，日唱柳永词数阕，如是者十余年，死前乃作一偈，曰：“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5]（874册P390）
整个宋代，歌妓与平民这两大群体对柳永词的接受是一以贯之的，南宋刘克庄《哭孙季蕃诗》尚云：“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6]（P2585）而柳永词的第三大受众群体——文士群体对柳永词的接受则表现出一种亦贬亦褒、亦褒亦贬的矛盾态度。如身为天下文士之首、号称“留意儒雅，务本理道”的宋仁宗，一方面在临轩放榜时还要特意黜落柳永，让他落得个“奉旨填词”、终生潦倒的结局，另一方面却又“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后山诗话》）[5]（1478册P286）苏轼一面以“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斥秦观词“以气格为病”（沈雄《古今词话•词话》卷上）[2]（P764），一面又暗中与柳永较劲，动辄问“我词比柳词何如”（俞文豹《吹剑续录》）[2]（P771），甚至不由自主地赞叹柳永词“不减唐人高处”（杨慎《词品》卷3）[2]（P474）。李清照一面说柳永词“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协音律”，一面又说柳永词“词语尘下”（《魏庆之词话》）[2]（P22）。陈振孙一面说柳永词“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一面又贬其“格固不高”（《直斋书录解题》卷21）[5]（674册P887）。王灼一面说柳永词“序事闲暇，有首有尾”、“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一面又极力诋毁柳永词为“野狐涎之毒”、“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碧鸡漫志》卷2）[2]（P83-84）。沈义父一面承认柳永词“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一面又斥其“未免有鄙俗语”（《乐府指迷》）[5]（1494册P527）。
虽然大多数文士在柳永词面前扭扭捏捏、态度暧昧，但宋代文士中亦不乏激赏柳永词之“发烧友”。如黄裳观柳永词“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书乐章集后》，《演山集》卷35）[5]（1120册P239）。李之仪盛赞柳永词“铺叙展衍，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跋吴师道小词》，《姑溪居士文集》卷40）[5]（1120册P580）。范蜀公感叹“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道之，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览》卷10）[5]（471册P660）王观不仅词学柳永，更以“冠柳”名词集。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王明清《挥尘后录》卷8）[5]（1038册P502）。江陵病叟项平斋甚至认为“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因为“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5]（865册P425），将柳永词与杜甫诗相提并论，创下柳永词接受史上的最高荣誉记录。
无论态度上是遮遮掩掩，还是坦坦荡荡，宋代文士们在应制、奏对等方面的实际创作行为充分显示出柳永词在宋时（尤其是北宋）已广为文士所接受，我们可以从下面两则记载窥见一斑。蔡绦《西清诗话》载：“王安石嘉祐间作诗应制有‘太液池边’语，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耆卿词。”[7]庄季裕《鸡肋编》载：“徽宗尝问近臣：‘七夕何以无假？’时王黼为相，对云：‘古今无假。’徽宗甚喜。还语近侍，以黼奏对有格制。盖柳永七夕词云：‘须知此景，古今无价。’按此词为《二郎神》调。而俗谓事之得体者，为有格制也。”[4]（2867册P99）上述两则记载表明宋时无论名公钜相，还是至尊皇帝，都对柳永词烂熟于胸，“窃用”不以为耻，暗用不露痕迹，足见当时文士对柳永词的接受已不仅仅限于喜爱这一简单层面，而是已经内化为一种深层的心理接受。王灼《碧鸡漫志》卷2云：“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年、处度叔姪、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2]（P83）这段话本是指斥柳永词之“流弊”，但客观上正好揭示出柳永词对宋代文士影响之巨。其实，远非止于上述6人，宋代其他著名词人如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吕渭老、康与之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柳永词的沾溉。如王奕清《历代词话》卷6载：“圣求（吕渭老）词婉媚深窈，视耆卿伯仲”[2]（P1204）、“伯可（康与之）词如柳耆卿”[2]（P1224）、“山谷（黄庭坚）……词尤伤雅。其在当时，固以柳七、黄九并称”[2]（P1351）。又如秦观词人称“情韵兼胜”，实际上就是在柳永词基础上雅处更雅、俗处更俗，前者如《满庭芳》之“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后者如《满园花》之“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再如周邦彦《意难忘》之“些个事，恼人肠。试说与何妨。又恐伊寻消向息，瘦减容光”、《庆宫春》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等等，明白畅达，温馨一片，可谓最得柳永词之精髓。
总观柳永词在宋代文士中的接受情况，文士们对柳永词实在是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难言的情绪，故而他们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就处于一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亦褒亦贬、明贬暗褒、外贬内褒的并行悖反状况。就“褒”而言，一方面，柳永词俗白近情、率直真切，往往能触动文士们自己不敢拨动的心弦、挠到他们自己无法挠到的痒处，故而他们无法拒绝柳永词的强大诱惑，也就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柳永词并受到其影响。从上文述及的材料看，至尊无上如宋仁宗、宋徽宗，身居高位如王安石、王黼，盛世文名如苏轼、周邦彦，遁世玩世如吕渭老，颂世谀世如康与之……都未能逃脱柳永词“温柔的陷阱”。另一方面，柳永兼擅音律，其词谐美柔婉、圆滑流转的音韵效果让文士们（包括那些极度贬低柳永词者）不得不叹服，如李清照、陈振孙、王彦昭、王灼、沈义父等人。再者，柳永词多用长调体制、铺叙手法，形容曲尽，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其超妙的艺术成就与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也令不少文士怦然心动，如黄裳、李之仪、陈振孙、范镇、项平斋等人。
就“贬”而言，柳永词来源于下层、扎根于平民，下字用语力求平实易懂，尚浅务尽，俨然已成为宋代俚俗词的一面旗帜，与儒家“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雅正”传统自然大相径庭。而宋代文士们大多熟谙风骚雅旨，又往往身居官位，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所充任的社会文化角色都促使他们黜俗向雅，自觉不自觉地和柳永词划清界线。实际上，宋词的雅化就是从对柳永词的批判开始的。晏殊以柳永词《定风波》中“针线慵拈伴伊坐”一句斥退柳永（张舜民《画墁录》卷1）[5]（1037册P172），正式拉开了这场批判的序幕。随着由北宋而南宋，词体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对柳永词的鞭挞就愈加凌厉。北宋时苏轼、李清照等人对柳永词已颇有微词，而对柳永词批判最激烈、用语最尖刻的王灼、沈义父等人则都是南宋人。王灼《碧鸡漫志》主要就是针对柳永、曹组甚至李清照的“淫靡”词风，沈义父《乐府指迷》则在批判柳永等人俚俗词之外，正面提出雅词主张：“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降至宋末元初，张炎作《词源》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2]（P26）在张炎看来，柳永词连被评论的资格都够不上，毋论其他了。由于这样的原因，北宋中叶以后，柳永词实际上已日益被抛掷于正统词坛和主流话语之外。虽然仍有不少文士欣赏、摹习柳永词，但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不大见得了阳光的私下行为，所谓“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5]（863册P788）若仅看表面现象，这句话并无大谬——从前文来看，激赏、摹习柳永词之人大多集中于北宋，降至南宋，虽然还有吕渭老、康与之等人继续学步“屯田蹊径”，但却再无居官如王安石而公然“窃用”柳永词者，少有文名如苏轼而公开大赞柳永词者。
作品的接受是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密切相关的，这种“期待视野”具体表现为欣赏习惯、艺术趣味、接受心理等，作品与接受者在这些方面相互契合与否，直接决定了接受者对作品的接受情况。从前文所论三大受众群体对柳永词的不同接受状况来看，正因为柳永词符合歌妓与平民的欣赏习惯、艺术趣味与接受心理，所以这两大受众群体对柳永词的接受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与近乎疯狂的激情。对于文士群体而言，由于受到社会政治、正统文化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欣赏习惯变得言不由衷，艺术趣味变得表里不一，接受心理变得矛盾尴尬，他们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就表现出亦褒亦贬、毁誉不一的严重矛盾悖反状况——这里面有由衷的畅快，有本能的惊惧，也有“家门不幸”式的深恶痛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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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 吴之振.宋诗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