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还是撒旦——读《文明的冲突》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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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在学术界及普通人群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不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1]
自然，对他的评价就见仁见智了。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且不熟谙国际政治所以仅凭性情发挥了，文中不乏妄度猜测之处还请指教，因为我的本心并非如此。
天使与撒旦同身:
在论述一本书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作者的一些情况，[2] 我们应该注意到亨廷顿的身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他还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可见，亨廷顿不仅仅是普通的学者而已，而是身兼学者和谋士的双重身份（我们通常认为学者是可爱的，如同天使一般；而政治家则如同撒旦）。因此我们可以隐约嗅出超出史学论文的气息。
通读全书后我觉得其理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注意并强调各国文明的差异，并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国际冲突问题。他也许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的影响吧
作为学者，他提出新的解释框架、解释体系，发出警告；作为政治家，他为西方文明的衰落而叹息，为积极维护西方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而出谋划策。我想他也深受自由主义之累，天使与撒旦同身的他经受着双重的忧虑和煎熬：依照他的研究，世界将成为文明冲突的舞台，作为学者的他不忍心看到此种情况，这是对自由的挑战啊；作为政治家的他既要维护私利又不敢冒违背自由主义之嫌而对其他文明有任何公开的歧视，只能闪烁其辞。[3]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这种双重身份是如何在文章中交织在一起的。
天使的忧虑:
亨廷顿在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时代”中，通过引用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4]  明确表达了他对“新时代”的新解释依据，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地图和范式，即用“文明形态论”来解释当今世界政治。[5] 他的“文明形态论”是建立在对所谓的旧范式的批判上的：首先，他否认了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命题，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因为他看出了冷战结束时的和谐只是一种海市蜃楼。的确，和谐世界的范式离现实太遥远了。接着，他又批判了“两个世界论”，即是常提到的富裕（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和贫穷（传统的、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国家；与经济划分相关的是“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划分。他的理由是“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势力和军事能力；（另：穷国可能的确没有这个能力，从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很快失败，且其高级军官收取美国贿赂中可见一斑。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没这个心理。穷国之所以是穷国，他们多半会把其原因归因于富国从而嫉恨之。很有意思的是使本书一夜成名的缘由竟是举世震惊的美国“9·11”事件。这能否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穷国向富国挑战的能力？）至于把世界从文化上划分为两部分，亨廷顿认为这更没意义：西方是一个实体，而东方呢，却是一盘散沙。初看没什么不妥之处，但看到后面亨廷顿说儒家文明将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挑战西方时我纳闷了：既然说“日本、中国、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6]又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再次，他又封住了“国家主义论”的嘴。国家从产生开始就一直以维护自己本身的利益为己任，无论在哪个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世界都是基本可行的，像这样的真理几乎等于“完美”了，而“完美”是等于“虚无”的。[7] 最后，他无情的批判了“混乱范式”，即：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组织的出现，避难者倍增至数万人，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的盛行。亨廷顿认为这种“混乱范式”由于过于接近现实，因此是凌乱的、复杂的、不明晰的，它不能提供“解释”，因而失去了历史的意义。[8]
既然其他的解释体系都不合适宜，那么他的所谓“文明形态”又是什么呢？亨廷顿对文明的定性为：“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9]
由于文明的不同才会产生冲突,这正是亨廷顿忧虑的地方。而且，一般来讲，文明的相异性只有保持其静态的形式才能保证冲突的可能性，因为这样才能使文明之间的陌生、恐惧不会“褪色”。因此，文明的冲突是基于文明的“静态观”。有意思的是他在给文明定性时又认为文明是动态的、变化的，并具有超强的生命力：“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10] 这样他也就给了读者批判的口实，但真是这样吗？恐怕这还值得商榷。他讲到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时谈到“随着通讯、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还从心理学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强了。”这才是他最担心的地方：文明在运动中更能显示出冲突的一面。的确，这其中不乏真理，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走到一定距离时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安慰的，人们渴望认同，也渴望被认同。但这又不一定非得要通过排斥或敌视为载体。然而在天使忧虑的同时，他也会偶尔露出微笑：亨廷顿在描述文明的性质时，他讲到了“文明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他还引用汤因比的话说，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看到这里我有点糊涂了，既然他所描写的文明是能“海纳百川”的又怎会得出“文明的冲突”的结论？
带着我的困惑，我们深入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让天使产生忧虑。
文明有不同，自然就有认同，冲突恰恰是在认同的过程中发生的。亨廷顿分析道：“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由此，他提出了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明的彼此陌生上的。[11] 而这种陌生感又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紧密联系的因此是轻易改变不了的。狄尔泰曾说：“人类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存在，而所谓历史的存在也正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的范畴。”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民族的存在都是建立在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罗志田在《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有一章讲“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他分析北伐军之所以能“赢在战场上”恰恰是靠了无形战力的巨大作用。即是“观众效应”：南北的地缘文化意识、新旧的区分，特别是党、“主义”、宣传等新事物结合在一起，给北伐军在战场之外造成一片支持的鼓噪之声。大概言之，是地缘文化因素推动了军事的进展。其实这也是个很好的文化认同的例子。
文明冲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不可能产生一个“普世文明”，因此他在整个第三章都在批判“普世文明”。他认为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通俗文化和消费品这些看似“普世”的东西都不能叫做“普世文明”，因为它们太肤浅太基本，根本算不上实质性的“普世文明”。他说了一句初看起来很有哲理的话：“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12] 他这是为了说明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并不能造成一个普世文明。的确，文明的本质并不是这样的思想的发展，但这种物化的精神不也恰恰证明了人类思想的变化：追求时尚、追求个性，这不也正反映出民主、自由的西方精神吗？其实，亨廷顿是在责怪非西方社会阻碍了西方的这种“精神”的传播，也就阻碍了文明和谐共存的步伐。[13]
文明冲突的一个关键前提条件是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即是说非西方社会崛起了可又不是以西方的精神为指导的。不管曾经现代化的西方对非西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冲击，也不管非西方社会出现了怎样的回应，如今非西方社会都在“充分现代化”了（按照胡适的话来讲），可又不是“西方化”！因此，现代化改造了传统文化，并提高了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从而使这个社会的人民增加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进而成为自身文化的伸张者。所以亨廷顿由此抓住了文明冲突的关键前提。可为什么非西方社会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会导致文明的冲突呢？于是亨廷顿搬出了“硬权力”与“软权力”。[14] 一方面，对于西方来说，在“硬权力”上，亨廷顿看到了西方的衰落：领土和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都在相对的、逐步的下降。特别是对于人口的持续下降更是忧心忡忡。人是万物之灵，是一切的动力，没有了“人口的活力”西方恐怕真的要完了。[15] 随着“硬权力”的衰落，“软权力”也将渐损，因为“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16] 另一方面，非西方社会的崛起，特别是东亚和伊斯兰的崛起必定会极力伸张其文化从而构成对西方权威的挑战。
应注意到，“硬权力”与“软权力”的概念至多能帮助我们理解文明冲突存在的可能性，但还不能说其具有必然性，我们还得回到文明的差异和人们对文化的认同上来谈。
撒旦的狰狞:
   为了使其文明的冲突更具说服力和合理性，他不得不大肆强调文明的差异及人们对文化的认同。而这样一来他那种天使的忧虑就完全变成了撒旦的狰狞。
亨廷顿极力论证说：“任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17] 他的这种“两分”已暗示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绝对的对立。不仅如此，他还论证说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文明集团自身欲望的扩张。[18] 的确，众所周知，满足欲望的能力总没有产生欲望的能力强，因此，冲突是必然的。最后，他从最一般的角度论证冲突的必然性：冲突的普遍性。他认为“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敌人，人们需要敌人。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这就是亨廷顿所认为的冲突的必然性，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论述是有充分理由的，[19] 不过他是在撒旦的角度上说的，他的立论基础是“人性恶”而已。我们暂且不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因为观点总是为作者的思想服务的。
为了让读者更清楚文明冲突的必然性，亨廷顿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即提出了“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其意思就是说：一个区域中，以文明核心国家为圆心，以与之有文化共性的其他国家为半径所形成的同心圆，因核心国家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这个同心圆是稳定的，有秩序的。世界上有七、八个文明的核心国家，即有七、八个同心圆，他们内部都是稳定的（即使不完全如此，也假设如此），但同心圆之间因没有一个核心（原有的核心——西方文明已开始衰落）因此是无秩序的，必将产生冲突。而最有可能性的是西方文明与儒家——伊斯兰文明的联盟之间的冲突。这其实是亨廷顿作为撒旦的角色因恐慌而扭曲的面目：“造成一些特定问题上差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之时，相对于西方而言，这些文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20] 作为撒旦，他的恐惧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的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21] 其实是以文明不同为借口，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力图阻止中国成为在亚洲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他甚至还进一步表白：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22]为了让读者能更清楚的感受到冲突的必然性，他还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幻想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到这里，亨廷顿的双面角色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学者（天使）他提出了文明的冲突，既然他认为这种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自然也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而作为政治家的他（撒旦），当然会为美国指明道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的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他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利的促进美国的利益。”[23]
其实，有些话亨廷顿确实没说明白，他既然认为“人是需要敌人”的也就从心里渴望着给美国寻找到“敌人”从而促使美国继续亢奋——为了霸权。然而冷战的结束，对手没有了，“历史终结”了，在“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同时，美国也渐离“如日中天”。这种状况很令亨廷顿忧心：作为学者本应研究状况提出理论；作为政治家更是义不容辞维护本国利益。
天堂之路：
在文章的结尾处，我们又看到了作为学者的亨廷顿的可爱。他对世界和平共处充满了期待：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他还进一步指出：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24]
其实，亨廷顿也不用那么忧虑，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在谈论“正义”时就已开始了探讨解决之法，像柏拉图那样追求一种理想主义，即追求一种作为人的和谐的理念——“公共的善”（The Common Good）又有何不可？难道冲突与和平就真如天使与撒旦一般不可调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描写过“公元1500年之后的时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之前，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根本就没有全球的联系，遑论全球统一。……我们时代的众多动乱均由两大相互对抗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一方面，由于现代通讯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现代技术正在前所未有的将全球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决心制造自己未来的沉睡至今的大众觉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由此，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冲突（语意深化为：撒旦）和统一（天使）本是硬币的两面。
然而，天堂之路在何方呢？难道真的就不能有世界的“大一统”？我也懂得哲学上有个命题：“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可由此得出结论：没有两组完全相同的基因。既如此，那么就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文化（或文明）。自然也就不会有绝对的“世界一统”（如果你认为通过克隆可以出现一样的基因，那么这恰好说明通过人为可能创造“普世文明”）。
然而，我想说的是“绝对”的“大一统”是不可能的，但“相对”的“大一统”却是很有可能的。政治上的“民主”已成为“普世趋势”，[25] 经济上的联系更是如此。正如汤因比在论述“大一统”国家时所说的：“未来的大一统国家必须是真正世界性的，但这就意味着它不一定像过去那样是一种文明的产物。……相反，未来世界国家很可能出自于一个自愿的政治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一系列现存文明的文化因素都将继续保持本色。……因此，我们从大一统国家的历史中所获得的最大教益之一就是，相互竞争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26] 这也就意味着各文明都得学会“妥协”的精神。亨廷顿大概就不太懂得“妥协”（compromise）的含义，殊不知“妥协”才是世界和平共存的良药。更有意思的是汤因比希望未来世界大一统的领导人最好由中国人担任，因为中华文明中有大一统的精神，而且中国人爱好和平。
历史学有句格言叫做“孤证不立”，因此，我再引用纳什的“博弈论”中讲到“集体行动悲剧的克服”的话来说明。在博弈论中，人是经济的人或理性的人，然而理性的人往往导致谁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这就是集体行动的悲剧，即自私的人或理性的个体从自身利益出发，使群体受到损害。“对当前悲剧的唯一解决方式是世界政府的建立，世界政府的建立可以消除各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就是在说要成立世界大一统。它进而讨论了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在管理能力上不是问题，关键是文化的差异，但作者也认为儒家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和包容强的文明，由它牵头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可能得以相互理解和认同。而且即使不形成一种共同文化，但只要能够相互理解和宽容，世界政府是有可能建立的。
最后让我们像托克维尔那样，双手合十，内心充满信念与期待：
“美国人始终认为，秩序和社会繁荣是彼此携手并肩前进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的秩序和全球的繁荣是需要全人类携手并肩前进的——这就是天堂之路！

[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 P1

[2] 不止一位历史哲学家指出史家写作历史，必然要受其主观的影响，如贝克尔曾说：“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在史料的搜集过程中，以及在对史料的解释中，都不可避免的会搀入历史学家自身主观的情感、偏好、厉害关系。”

[3] 附录中李慎之在“数量优势下的恐惧”一文谈到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悖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发展到不容许人们有任何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语言歧视、性别歧视的的公开表现。”

[4]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范式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

[5] 历史学家的一个突出作用就是解释历史，柯文在其著作《历史三调》中就点明了历史的解释功能，他说：“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就是理解过去发生之事，然后向读者进行解释。” 然而解释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英国历史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历史有意义吗？》一文中说出了“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

[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 P13-14

[7] 用亨廷顿的话来说是“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

[8] 亨廷顿说：“世界可能是混乱的，但它并非全然无秩序。把政府描述成普遍的和无区别的无政府状态，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可以用来理解世界，整理事件和估价它们的重要性，预测政府状态的趋势，为政府政策指定者提出指导路线。”

[9]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 P26

[10]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 P27

[11] 由于陌生而产生的恐惧感实在是一种常情，正如孔飞力在其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分析为什么妖术大恐慌的主要嫌疑对象是僧道和乞丐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们无根无底、漂泊不定，这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相距太远，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常常成为怀疑的对象。

[1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 P45

[13] “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P57-58

[14] 前者指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后者指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要的东西”的权力。

[15] 附录中李慎之在“数量优势下的恐惧”一文谈到亨廷顿有些话没说明白，“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却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萎缩，不但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

[1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 P110

[17]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 P134

[18] “不同文明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体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体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集团的能力。”P134

[19] 霍布斯不是认为“人与人就像狼与狼一样”，连黑格尔不也说“他人即地狱”吗？有本叫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的书在开篇就讲了“身怀利器，杀心自起”的故事。

[20]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P201

[2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P230

[2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P254

[2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P361

[24]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P369-372

[25]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写民主永存的豪情壮语：“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以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否认“民主”这个趋势的全球化？

[26] 汤因比《历史研究》P28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