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是枣庄人
-----左丘明四考之一
东莱野老
左丘明，又写作左邱明（“邱”本为“丘”，孔子名丘，因尊至圣，讳丘，清代，“丘”改作“邱”），其先祖为齐国公族左公子，遂以左为姓，名丘明。左丘明先世因避齐公族之乱，遂逃至小邾国，并定居于小邾国的东蔇（今抱犊崮一带）。因承袭其先人倚相（即春秋时闻名各诸侯国的楚国“国宝”左史倚相）的渊博家学，仕鲁，成为鲁国史官，因其学识与人格魅力，深得儒家鼻祖孔丘友善与钦慕，也深得时人景仰，誉“鲁君子”美名，并传喻两千馀年。左丘明是我国真正史学意义上的伟大史学家、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伟大历史散文家与谱系拓荒人，左丘明一生可得考证的著作有《左氏春秋》（又称《佚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内传》、《春秋左氏经》、《春秋左氏长经》、《春秋古经》、《左氏经传》、《左氏经》、《左氏传》、《左传》、《左氏》等）、《国语》（又称《春秋外传》、《春秋外传国语》）、《世本》等不朽著作。其史直接影响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及后世史学，其文直接影响唐、宋以降的历代文人与科举，其政治思想与道德理念直接影响着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心灵，且至今不衰。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国语》、为炎 黄子孙赋展出一幅春秋时期全方位社会画面，他的《世本》不止为华夏子孙稽祖溯源提供依据，也为后世谱系之学开了先河。
左丘明的姓氏、墓地、居籍、著作多有争论，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争论无不与某个时代某些利益需要及势力消长相关（如左丘明“肥城说”的几次消长）；其历史功绩也多所湮埋，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湮埋又多来自于儒家独尊，即使左氏学说附会并屈居于孔丘之下（如儒家称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等）。凡此，将本来明晰的左丘明置于云里雾里，进而波及到枣庄人不能言左丘明就在自己的身边，不敢相信今天的枣庄就是“鲁君子”左丘明的故乡，岂不哀哉！
左丘明不是枣庄人吗？答曰：否。怎么会不是！不止左丘明其墓在枣庄，其故国也在枣庄。
一、《山东通志》有证
《山东通志》[注1 ]云：“峄县，周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注2 ]（《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二，清 光绪三十年本《峄县志》同，另《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同此。卷一百二十九：“君山，在县北六十里。”。清光绪三十年本《峄县志》同）县西南十三里，左有丞相祠。晋王肃墓，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官光禄勋，肃父朗为兰陵侯，因葬此。刘伶墓，在县东北二十里，今名刘曜村，村旁半里有刘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云云，言之凿凿，件件是实，《山东通志》无我欺也！
现在来说《山东通志》这部书。《山东通志》在明 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开始编撰，并且始具规模。清 康熙甲寅（公元1674年）诏修《大清一统志》，于是《山东通志》又得再次补修，增幅达十分之三四。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皇帝再次下诏增修《一统志》及各省通志，此次增修《山东通志》的领衔总裁人为山东巡抚兼理山东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岳濬与继任山东巡抚兼理山东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法敏。自接诏到《山东通志》清稿付梓的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九月，历时达七年。这七年，用岳濬的话说，“访延名宿火第採釐” [注3]，“有沿、有创、有订、有增”，“更订再三”，“缕晰条分，期于克臻醇备”（岳濬《山东通志序》）。法敏在乾隆元年进《山东通志表》中更透露，《山东通志》在最后增修成书的七年中，先后“易四稿”，且每位参与者无不怀有“任昉校仇”之志[注4]，“张华该洽”之心[注5]，“景《春秋》之笔”，“期雕鐫无误”，历时之长，考刊之精，在历代志书中是绝对少有，《山东通志》因而也得到后世学者的诸多赞许。明代薛应旂在《四书人物考》的写作中就极取信于《山东通志》，其中说：“往见余太史子华历证左丘明即传《春秋》者，今《山东通志》可考见云。”（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本，卷十五） 薛应旂推崇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始修时的《山东通志》，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炼之后的《山东通志》则更是学界言及山东风物史情的必遵之书，必引之典，如继顾炎武《山东考古录》之后的另一力作叶佩甫的《续山东考古录》就多征引《山东通志》。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此次《山东通志》增修正值学术史上朴学（即考据学派）盛行之时，“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的考据之风充斥整个《山东通志》增修过程。而且此次增修组织得十分严密：设有总裁、提调、监理、协理、采辑、分校、督梓、绘事等八个部门，计六十六人，其中主持编写与审订者不乏《清史稿》有传的朴学老宿，负责采辑者（负责资料的考证与取舍）就有多名翰林院检讨，连承担分校（负责再次考证与校订）工作的也无不是举人或拔贡出身。更引人入胜的是此次增修特“聘顾亭林（即顾炎武）先生入局”（见《续山东考古录》孔宪庚序），可谓职分明确、协理周翔、秋毫明察、考据精到、大老执管、下笔审慎，是自明至清二百间有关山东史志的经典之作、高信度之作，也是我国地方史志中用心最丰，考据最精，影响最力的一部！其志中“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这在《山东通志》考据、编撰者心中，抑或简直就是定论。今人岂能以空穴之风视之？
现在来破解左丘明墓的所在。
如要准确指出左丘明墓的方位，则首先要断定峄县“县治”的位置。清 康熙至乾隆年间（即《山东通志》增修付梓之年）峄县县域含四个春秋时期小诸侯国的部分地域，即鄫子国（“鄫”，又写作“缯”）的西部、偪阳国的北部、小邾国全境及薛国（秦 汉时昌虑县）东北部。其县域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一百六十里（见《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九），该县域最初定型于隋朝，其后县域虽有出入（如《新元史•志十四》载“至元二年，李璮为益都路行省，以其姻亲胡甲知沂州，峄州畏其逼，尽割州东二十里外与之，后遂因而不改”），但对其主体疆域并无大碍。
今考山东百余县，自秦 汉以至于清，城不迁名不改者，只有历城与掖县，峄县在迁改之中不足为奇。峄县旧域自秦、汉以来先后隶属氶（又写作“丞、承”，因其傍氶水而得名）、鄫（又写作“缯”，因其含鄫子国而得名），并几次分合为兰陵郡、鄫州，县治、州治（即府县衙门所在地）多数在秦、汉时的氶城。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625年）置峄州，属益都路辖州，州治另在秦、汉时氶城东南一里处筑峄城新城，因其城南二十五里处有葛峄山(即今之天柱山，又称柱子山，见《明史•志十七》)，由此得名峄城。明 洪武二年降峄州为县，辖于兖州府，十八年改属济宁府。清代截止康熙、雍正年间，峄县属兖州府。一言以蔽之：清时峄城（亦即今之峄城区治）始筑于元世祖二年，位于汉 氶城东南一里处，此即《山东通志》最后写作成书时峄县县治。峄县县治即今之峄城区治既已述明，那末“去县东北七十里”（《大清一统志》为“北六十里”）的左丘明墓又当在何处？今依《山东通志》可知左丘明墓就在今之君山（古称抱犊山，今又名抱犊崮）脚下。君山结纽于与孔子有着“同圣之才”的“鲁君子”（语见《史记•卷十四》及《史通外篇•申左》）左丘明的故国、墓地而得名，难道还有什么可疑的吗？
二、君山，“鲁君子”左丘明之山
君山，君子之山，鲁君子之山，鲁君子 左丘明之山，鲁君子 左丘明墓葬之山，鲁君子 左丘明墓葬与故国之山。只要我们潜下心来，仔细勾沉与研究文献中暗含着的信息，谁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抱犊山在史书（按：这里指的是所谓正史，即二十六史）中最先载记于《魏书•地形志》兰陵郡目下“氶，有抱犊山”，《隋书•志二十六》彭城郡承县目下同。《金史•志六》亦然，不过金时抱犊山已隶属滕县。有意思的是到了《明史•志十七》峄县目下名称大变，第一次称抱犊山为君山：“北有君山，一名抱犊山。”此种称谓到了《清史稿•志三十六》的峄县目下干脆连抱犊山都省略了，只书：“北，君山。”由抱犊山而君山，是史家随心写就的吗？如果没有特别事件的轰动或最高权威的认可，又怎么能撼动两代修史者大笔的呢！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由抱犊山而君山名称改动的时间。其时恰恰包含《山东通志》自明代嘉靖年间编撰至清代乾隆年间最终付梓的二百多年，这难道是一种各不相干的巧合？或者是因明 清两代学者研究考据左丘明的居籍、墓葬有了坚实的定论，《山东通志》、《明史》、《清史稿》只是这种研究成果的载述？
对此，笔者随手检索了明代一些文献，如果依今天举手表决方式，那末赞成左丘明姓“左”而非姓“丘”的为绝对压倒多数（因为姓左还是姓丘，直接关涉到左丘明的葬地与居籍；换言之，凡赞成姓左的，即间接认同左丘明墓及故国在峄县，凡赞成姓丘的，则直接认同左丘明墓在肥城。当然，考据绝不象举手表决那样简单。下详）。这里，笔者单举清代一场轰动朝野的左丘明姓左还是姓邱的大争论。乾隆年间，山东巡抚迫于肥城邱姓需要，上书朝廷，奏请朝廷立邱姓为左丘明之后，结果惹得廷议大哗。最終是大经学家段玉裁替礼部写了一篇《驳山东巡抚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清 段玉裁《经韻楼集卷四》），这场闹剧才算结束。这是笔者目前眼力所能查到的唯一一次“钦定”左丘明姓左的记载，也应看作是对明、清两代历时二百余年《山东通志》的普遍认同，其核心则是肯定左丘明墓在峄县，而非肥城。可以想像，由时任山东巡抚挑起的这场闹剧的平息，绝非上述文字那么简单，其背后必将是朝野志士、朴学大老们又一番考据忙碌，段玉裁驳文只不过是受朝廷之命对左丘明其姓、其墓、其籍居再次考证的结文而已。遗憾的是这场闹剧发生在《山东通志》（包括《大清一统志》）付梓之後，如果《山东通志》付梓于这场闹剧之后，峄县 左丘明墓乃至由抱犊山而君山的名称改变，下笔会更铁硬，更精明！
明、清两史一改前史抱犊山为君山的名称载记，将左丘明其墓、其故国由抱犊山更名君山；抑或因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因左丘明其墓其故国之所在而得名君山，明、清两史只是旧名重申，藉此来彰显这位历史伟人：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三种解释。须知，历代史书，包括各种史志，其旨在于载记事实或勘察考证结论，至于事实勘察过程与结论得出的考据资料，那是学术上的事。正因为事实勘察过程与结论得出的考据资料缺如，也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
今察，抱犊山周围，扩而大之到峄县古代地域，历史上称为“君子”的只有左丘明一人。就笔者眼力所及，称左丘明为君子的在现存古籍中最先出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四库全书》本卷十四）之后各代典籍，凡言左丘明多连称“鲁君子”，而说“鲁君子”则定指左丘明。如后汉人王遵《史记论》云：“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篇。”唐人刘知几《史通》以至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论著与讲演等等，在论及左丘明时无不连称鲁君子。“鲁君子”在两千多个春秋中已经成为左丘明耳熟目详的指代词了，如同称太史公则知指司马迁一样。左丘明之与孔丘，“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史通•鉴识》语），在《论语》里极少看到孔子钦同他人的言论，尤其是对他同时代的人，然而孔子对左丘明岂止是钦同，简直是景仰！《论语•公治长》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依左丘明之喜为己喜，依左丘明之恶为己恶，可见左丘明在孔子心目中地位之崇高。司马迁曾亲历鲁地，有感于左丘明历久不衰的“鲁君子”大名，进而在他的笔下连称“鲁君子 左丘明”，实属自然流露。同理，明 清两代学者仁人，甚而至于朝廷圣上出于对“鲁君子左丘明”的景仰，遂将左丘明之墓之故国所在的出口成习的抱犊山更名为君山，岂不更在情理之中？这不是对左丘明其墓及故国的进一步明确指认吗？
三、左丘明墓揭秘
人们或者要问，左丘明墓既已指认在君山，何以无坟无冢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明确何为“墓”、何为“坟”、何为“冢”。《前汉书•楚元王传》：“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唐人颜师古注：“墓，谓圹穴也。坟为積土也。”（《前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第六》，《四库全书》本）；又，《周礼•春官•序官》郑玄注：“冢，封土为丘垅，象冢而为之。”贾公彦疏：“案，《尔雅》：山顶曰冢，故云象冢而为之也。”（引见《四库全书》本）。由是可知，墓与坟、冢虽均与死葬攸关，但其形制与彰显理念却大不相同。墓，只是掘地为圹穴，将遗体置于其中，“掩坎其高可隐”（意思是掩土与圹平，而不被人发现。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坟，则是在墓圹之上封土其高，使具标显之意；冢，则是将坟极封其高，壘壘然如山颠，从而极具张扬的本意。《山东通志》中“峄县，周左丘明墓”，强调的是“墓”，而非“坟”与“冢”，这不仅指示了左丘明墓地与葬式，更透露出这位鲁君子遵从周时礼制的风范。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周初至于春秋，死葬微薄，所谓“穿（按：指掘土成圹）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自周公葬其兄武王，到延陵季子葬其子，无不如此。“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这就是周时礼制，也是周时“骨肉归復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 （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的理念与《礼记•檀弓》国子高所说“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见也”的周人解释（明贡汝成《三礼纂注》卷三十七，北京大学藏本）。宋国的司马桓魋在自己墓圹周遭砌了一层石头，孔子闻知怒从中来，诅咒道：“不如速朽！”（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既然取藏为义，那么藏得越隐秘也就越显高贵。《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有这样一段话：“晋侯朝王，王飨礼，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樊、温、原、欑茅之田。”（杜预注《春秋左传》卷六 汲古阁本）这段话说的是：晋侯因“勤王”有功而得到周天子的高规格礼遇，晋侯趁机向天子提出自己死后允许他用隧道形制埋葬自己，因隧道埋葬是天子独享的埋葬方式，所以周天子拒绝了他，赐给他五地作为对他的奖赏。宁愿赐以五地，也不肯有违周制。为形象说明这一礼制深入春秋之时。这里举一个孔子葬母的例子。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卒，母亲死后，孔子奉母命合葬于父墓，但却找不到父亲的墓地，最终在他人的指引下才得以实现。《礼记•檀弓上》是这样记载的：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引同《三礼纂注》卷三十七）
孔子的本意只是要在父母的墓地做出标记，而非封墓成坟。但，即使在孔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为门人的修坟封崇而自责自遣，以为不合周制周礼而耿耿于怀，以至“泫然流涕”。与孔子“同圣”的鲁君子 左丘明又怎么可能在君山破例修墓封冢？更况左丘明去今毕竟两千几百年之遥了，朝代更替，隶属迭迁，人丁流离，自然沧桑，即使左丘明当年真的为自己违制修墓成坟堆冢，也早已荡然了，而况鲁君子左丘明绝不会做出有违周制之事！所以如果有人不梳理文献及文献的情理，而拘泥于非指出某某就是左丘明之墓，方可相信左丘明的葬地在某州某县，则实在有些“形而上”了。就笔者的研读，以为，今天凡指出某某就是左丘明其墓其冢者，断非左丘明之墓之冢（下详）。
四、左丘明故国揭谜
现在的问题是，左丘明既为鲁国史官，死后何以得瘗于去鲁国以百里计数之遥的君山？左丘明生活的时代，君山隶属哪一个诸侯国？这个诸侯国与左丘明又有何瓜葛？
古人有“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的美谈，说的是“（齐）大公封於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明贡汝成《三礼纂注》卷三十七，北京大学藏本）作为与孔子“同圣之才”的鲁君子左丘明未必不遵其古训。因此解释只能有一个，即左丘明墓在君山之阿，其故土故国也在君山之阿，即春秋时的小邾国（郳国）。
为揭开左丘明故土故国为小邾国之谜，不得不将话题扯得稍远一些。先说小邾国及其生存环境。
春秋时期，自今天山东邹城巿至枣庄巿台儿庒区纵向出现三个同祖小诸侯国，北为邾国，又称邾娄（“邾娄”的合音为“邹”，是为邹县县名之源）；中为小邾国，又称为“郳”（郳，本为“兒”，又写作“倪”。“倪”表人，“郳”表城。），一国两称；南为偪阳国（楚宣王时改偪阳为傅阳）。所谓同祖，即三国的先祖均为虞舜时的陆终氏，再上溯可得祝融与颛顼，（汉 王符《潜夫论•志姓氏》：“祝融之孙分为八姓，己、秃、彭、姜、妘、曹、斯、芈。”）。其中偪阳国（陆终氏第四子求言所封国）为古国，妘姓，都邑偪阳（即今之台儿庄），鲁襄公十年（公元562年）晋灭偪阳国，赐宋，后归楚（见《左传襄公十年》）。邾国的情况较为复杂些，《世本卷四》说：“邾，曹姓，子爵，颛顼（祝融的先祖）之后有陆终产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自安至仪父十二世进爵称子，是为邾子克。”（清 秦嘉谟辑补，嘉庆时琳琅仙馆刻本）孔颖达疏曰：“齐桓公行霸，仪父附从，进爵为子。”说的是曹（今山东 曹县一带）本为虞舜时陆终第五子安的封地，后因周武王封其弟叔振于曹，所以周武王改封安的后人邾侠于邾，作为鲁国附庸，仍以曹为氏，战国时为齐所灭。小邾立国与偪阳国、邾国的情况又有不同，《世本卷四》是这样说的：
小邾，曹姓，子爵，邾侠之后也，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肥别封为附庸。曾孙黎来（“黎”又写作“犁”）从齐桓公，尊周室，命为小邾子。其后有小邾穆公，穆公之孙惠公，以下六世而楚灭之。”（引同上）
《春秋左传•庄公五年》说：
五年秋，郳犂来来朝，名，未王命也。”杜预注：“未受爵命为诸侯，传发附庸，称名例也。其后数从齐桓公以尊周室，王命以为小邾子。”（杜预注《春秋左传》卷三，汲古阁本）
小邾与邾娄同祖，小邾是邾娄一支子孙的别封。清秦嘉谟按：“邾与小邾同祖，自颜以下始分耳。”（引同上）
请注意上面引文透露的重要信息：邾娄也好，小邾也好，其始均未得到周天子的授爵，未得授爵，当然称不起真正意义的诸侯国，辖地只能称为采邑或采卫，且都只能作为某个大诸侯国的附庸而存在。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疏中说道：“附庸，附大国耳。春秋之世，小国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国。”（《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元年，中华书局本）“不能自通”，就是“上不能自通於天子”，（见襄公二十一年，孔颖达疏）国事与外交要通过宗主国转达于周天子。《国语•郑语》也说：“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按：即邾娄）、莒，皆为采卫。”（上海古籍出版 1978年版）。邾娄得爵是在克时（即邾子克），其时离安封邑已经过去十二代；小邾得爵是在黎来时，其时离夷父颜封邑也有四代。由于得到周天子授爵（虽然只得较低的“子爵”爵位），其名自然改称为邾子和小邾子（按：子，爵位名），其国也理所当然地步入诸侯国之列！人们或许会问，就是这样两个“弹丸”小国，在“春秋无义战”（语见《孟子•尽心下》，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中不仅完好地生存于整个春秋时期，而且在诸多诸侯国中表现得尤为活跃，尤为强悍，原因何在？细审两国行事不难发现，邾子与小邾子表现出的强悍与活跃皆源于他对春秋早期霸主齐国的尊从，从而得到方伯齐国的强硬支持，这与同祖的偪阳国因无此背景而早早灭亡形成鲜明对照。
自齐桓公胁迫周天子授爵于邾与小邾之后（事实如此），两国扈从齐国而会盟于诸侯有之，如僖公元年会于柽、僖公二十八年会于温，等等，不下十馀次；因得齐国的旨意而侵伐鲁国有之，如襄公十七年因齐国的缘故而侵伐鲁国，其例也有三四次之多；邾与小邾唯齐命是从而不参与鲁国会盟有之，如襄公二年小邾不与鲁、晋之会盟，《左传》说“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接纳齐国迁移的亡国之民有之，如襄公六年齐国灭莱，迁莱民于郳；邾、小邾与齐联姻有之，如邾隐公奔齐，“齐甥也，故遂奔齐。”等等（以上均取自《左传》）。《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禍也。”[注6]（杜预注：“须句乃成风母家。成风，庄公之妾，僖公之母。”《春秋左传》汲古阁本卷七）在成风看来，非姬姓的邾与小邾皆蛮夷之国，是对周王室（鲁与周一体，这里当然包括鲁国）的巨大威胁。当然，齐国也从支持与纵容邾与小邾中得到好处，从战略意义上考虑，因为博得邾与小邾的尊从，就等于为齐国开辟了一条南下包剿鲁国（齐桓公因鲁国支持齐公子纠而结仇于鲁）、抵控楚国与吴国的最便捷通道。因为在此之前，南下通道只有经齐国西部长城之外的平阴取道荷泽（齐桓公杀公子纠于生窦即取道于此。事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本）。
邾和小邾之与齐国关系既已述明，那么左丘明得居小邾且葬于小邾之谜也就不难揭开了。
原来春秋时臣弑君、子弑父、弟弑兄的例子多不胜多。以“周礼尽在”的鲁国为例，鲁国十二公，被弑的就有隐公、桓公、闵公三公（对此，孔子极力掩盖，说“鲁无弑君”）。齐国的情况比鲁国更糟。春秋时期齐国自齐庄公始（齐成公之子购）至齐宣公（齐平公之子贷）止，共历十六个国君，被弑的就有襄公、懿公、庄公（灵公之子光）、悼公、简公等五个，另有四个无谥而被弑之君（僖公同母弟夷仲年之子公孙无知、桓公之子无诡、昭公之子舍、景公之子晏儒子）。事实上齐桓公也应该在被弑之内，且看《史记正义》引唐颜师古的一段文字：
明年，公有病，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我欲饮。” 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公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祷宫。虫流于户，盖以杨门之扇，二月不葬也。
如此算来，春秋时期，齐国共历二十君（包括四个无谥之君），其中被弑的就多达十个（包括桓公），在这样恶劣而残酷的公权更迭争斗中，公族之内人人危如临池之鱼，俎上之馐，当不为戏言！现摘《史记•齐世家》中两个因公权争斗而引发的公族大逃亡事例：
桓公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 元；郑姬，生孝公 昭；葛嬴，生昭公 潘；密姬，生懿公 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於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於卫共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於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景公五十八年：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驵、阳生奔鲁。
这就是权力更迭中齐国公族的真实处境。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上例标出人名与出逃地点的都是直接威胁到公权的公子，那些对公权不构成直接威胁，却攸关自家性命安全的出逃者则更是多不胜书。身为齐国公族的左丘明先人，加入齐国公族大逃亡的队伍中来。岂不是自然而又在情理之中？左丘明的先人逃至小邾国，进而定居在君山之下，当不为虚。
左丘明的先人何时逃到小邾的呢？经笔者考证应该在齐桓公死后（公元前643年--623年）那次公权的争夺中。理由如次：其一，齐桓公好内，夫人三，如夫人者六，媵妾及所生之子自然也不会少（《史记》称齐桓公有子十馀）。这场争斗，诸公子树党之多（无诡、元、昭、潘、商人、雍等各树党争立），旷时之久（历齐君无诡、孝公、懿公、昭公、惠公二十馀年），斗争之惨烈（先后被弑者有齐君无诡、孝公太子、齐君舍、懿公），从而引发的齐国公族大逃亡，在春秋史册中是空前的。其二，桓公时邾、小邾与齐国已经建立了亲密关系，邾与小邾已成齐国南下吴楚的重要通道，即使桓公诸妾中无小邾之女（史载，齐公族多逃至娘舅之国），但小邾在齐国公族中已不再是陌生之地。其三，桓公之后另一次因公权争斗而爆发的公族大逃亡是在齐景公死后（公元前490年），此时左丘明的先人倚相已由小邾国去楚国任左史四十馀年，也就是说，齐景公死后引发的齐国公族大逃亡是在左丘明先人出逃之后的另一拨。由此可以推出，小邾国之有左丘明先人的准确时间是公元前643年----前623年之间。如果将左丘明视为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同代人，那么居住在小邾国的左氏一族，延至左丘明至少有四代。孔子自其父叔梁纥由宋逃鲁，延自孔子不过两代，说小邾国是左丘明的故土故国，当然更为准确而无可厚非。
左丘明既为小邾国之民，何以得仕于鲁？这是后话。
五、左丘明时小邾其国
严格说来，小邾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名，“邾之别封，故曰小邾。”（杜预注《春秋左传》卷五，汲古阁本）小邾是有别于邾的一种习惯称谓，其国名应为郳。《春秋僖公七年》：“夏，小邾子来朝。”杜预注：“郳犂来，始得王命而来朝也。”（杜预注《春秋左传》卷五）《春秋》强调的是小邾得授子爵，杜预注强调的一是小邾国名为郳，得周王室封爵时间在鲁僖公七年，齐桓公三十四年，即公元前652年。
小邾子其國名為何稱“郳”？今查《公羊传》、《榖梁傳》也都不得其解。如《公羊传庄公五年》：“‘倪’者何？小邾娄也。小邾娄则曷为谓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版）“曷为谓之郳”？几于成为千古之谜。此前笔者有幸目睹枣庄巿山亭区东江村小邾国出土文物照片及铭文拓片，其中一鬲器（文物工作者称其为“兒庆鬲”）铭文赫然有一“兒”字，始证“郳”在小邾国存在时本称之为“兒”。《说文》：“兒，孺子也。”段玉裁注：“引伸为凡幼小之称。”对此，三国时宋忠说得更为清楚：“邾颜别封小子肥于郳，为小邾子。”（引自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第十一，郳）到此，《公羊传》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即“小邾是邾父颜的小儿子肥的封地”。后世为将“小儿子”与封地区别开来，于是在“兒”字之左或之右加了“亻”或“阝”傍，成“倪”或“郳”遂成为小邾子的姓氏与国名[注7]。
郳的领土几何？笔者考证，郳基本覆盖了更古的蔇国（蔇，又写作“暨”）疆域，《春秋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杜预注：“蔇，鲁地，琅邪 缯县北有蔇亭。”（杜预注《春秋左传》，汲古阁本卷三）《路史》：“沂之氶有蔇亭，古蔇国也。”与杜注同。《说文》：“蔇，草多皃。”当是古蔇国地理环境的一种写照。庄公九年为公元前684年，因其时小邾也只是始封采地，并未得到周室授爵，蔇也只是小邾的采地而已，所以杜预注称蔇为鲁地并不为错（此说与清 马骕所说“左丘明 鲁人”相合。将有专文）。因为小邾国选都于蔇国的西部，所以时人习惯上将小邾国都邑一带称之为西蔇。西蔇，即今之西集。今天山亭区之西集镇原本称之为西蔇，“蔇”与“集”同声同韵，叫俗了，也就称之为“西集”。既然有西蔇，自然就有与之对称的东蔇，如同有太行山则必有小行山一样。东蔇即君山一带，也就是左丘明之先人避难进而定居之地。另据《太平寰宇记•沂州承县》目下，知小邾国都邑在峄城西北一里许，元代于钦的《齐乘》也有此说。因之可以断定：郳国疆域含今天的枣庄巿巿中区全部、山亭区南部及峄城区北部，与《小邾国文化》（枣庄市山亭区政协文史资料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版）一书中推定的小邾国疆域不太一致。
那么小邾子的都城，或者说郳国都城又在哪里呢？文献有三种说法。
其一为“蕃县说”。此说之源在东汉 应劭。《前汉书•地理志第八下》鲁国目下说：“蕃 南梁水西至胡陵入沛渠。应劭曰：邾国也。”（《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八下。其中小号字为唐 颜师古注），晋书有同样的载记，《晋书•志第四上》鲁郡目下说：“蕃故小邾之国。”（《晋书》卷十四，中华书局本。其中小号字为原样）。笔者没有检索到应劭的原话出于何书（大概出于他的《汉书集解》），现依《大清一统志》将应劭的原话补足，应该是：“应劭曰：蕃，邾国也，在县东一里，梁水之东，周八里。”（参见《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蕃县故城、郳城目）蕃县就是后来的滕县，是汉代在古滕国基础上所建县，此名一直延用了若干朝代，隋朝时方改称滕县，其县治即今之滕州巿治。现在细较三处：《前汉书》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大有姑存一说之意；《晋书》则实为抄录；应劭说得十分细密肯定，这就为后来有关滕县史志的郳城在滕城提供了根据，也影响到今人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26—27页，地图出版社版）。应劭在东汉末曾做过泰山太守，对山东的风物人情、山川地理颇为通晓，然而断定小邾国的都城就在蕃县城东一里，显然搞错了。“滕国故城在滕县西南十四里。”（引自《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前面说过，汉时蕃县县治亦即清时的滕县县治，也就是说汉时 蕃县县治就在春秋时滕国的疆域之内。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小邾子自有封土，其都城不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却徧徧要跑到早已存在的滕国属地去选址建都，即使是小邾得爵建国时滕国已由候爵降为子爵，但小邾国也不至于势力到如此地步。需知，其时滕国与郳国并存于春秋时期！退一步说，即使蕃县县治（即应劭所称的郳城）不在滕国的疆域之内，则起码也在其疆域线上，这种有违于常理的“置都立邑”，“建国立家”的事情断不存在！
其二为“昌虑说”。此说最早见于《后汉书•志第二十一》东海郡目下：“昌虑有蓝乡（按：“蓝”与“滥”异字同地）。”梁人刘昭注曰：“左传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杜预曰，县所治，城东北有郳城。郳，小邾国也。”[注8] 与唐代孔颖达疏小邾国“附庸国也。东海昌虑县东北有郳城”同（《春秋左传正义》卷八，中华书局版）。昌虑本是汉宣帝甘露元年时梁孝王儿子刘宏的封国。后汉建安三年置昌虑郡，不久废郡复县。晋元康时昌虑县属兰陵郡辖。《大清一统志》昌虑故城目下称“在滕县东南六十里，春秋邾滥邑也。”（《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与《太平寰宇记》说的“滥城在滕县东南五十九里。”（引自《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吻合。由此可以断定昌虑县治就是小邾国的西蔇，即今山亭区西集附近。汉、晋时的昌虑县治已经确定，那么昌虑城东北的郳城城址方位也随之指明。可慰的是，随着山亭区东江村小邾国贵族墓葬的考古发掘，郳城所在的谜底也必将随之解开（近悉，考古工作者已经探得郳城遗址就在小邾国贵族墓葬附近）。
其三为“氶县说”。此说见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宋末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及元代于钦的《齐乘》，其中《太平寰宇记》说郳城在“氶县西北一里”。《齐乘》则说“郳城在鄫城南，土人称小灰城，即小邾之讹也”（引自《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鄫城，其时即氶城。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第十一》引“宋忠曰：邾颜别封小子肥于郳，为小邾子。山东兖州府滕县、峄县并有郳城，疑在峄者近是。”我认为“氶县说”未必不可靠，如果成立，则当是小邾国的另一都邑，这个都邑存在的时间当在西蔇郳城之后。事实上春秋时诸侯国迁都并不新鲜，小邾的母国邾娄就有迁都之举，事见《春秋左传•文公十年》。再如僖公十四年诸侯集体搬迁杞都等。氶县位于春秋时鄫国的核心区西部，《文献通考》沂州目下有：“承，春秋鄫子国，唐县，有抱犊山，偪阳城。”（《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七）春秋中期以后，齐国与鲁国的较量越来越激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对邾（包括小邾）与鄫子国的争夺与控制上，出现所谓“鲁公请鄫”与“齐人请邾”的热闹场面（按：这里的请，实质是争夺控制权。参见《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二十一年《经传》及《疏》）。在历久不遏的争夺中，失势的必然是鲁国，得势的当然是齐国；倒霉的显然是鄫国，获利的自然是邾与小邾。如僖公十四年“邾人执鄫子用之”，意思是邾人直接进入鄫国之境，捉住鄫国国君，如同牲畜一样对待他；如僖公十九年“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意思是邾文公将鄫国国君作为次睢社社祭祭品；再如宣公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凌辱且不及，最后连杀戒都开了；到了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其时，小邾趁机取鄫国西部，即今天的峄城南北大片领土为已有，进而将其政治中心南移，也未必不可能。如果上述推断不虚，那么小邾继西蔇的郳城之后，当另有第二个郳城，这个郳城就是《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及《齐乘》所说的承县郳城。城址当在古白茅山北，旧称安阳，即今天枣庄巿巿中区的永安乡。当然，这需要进一步文献与考古发掘来佐证。
六、小邾国独特的地理与人文造就了一代伟人左丘明
造就一代伟人，必有滋润一代伟人的土壤。这里只谈左丘明生活时代小邾国的人文与地理。
春秋时期，小邾国四周环绕着若干小国：北部为邾娄，东北为颛臾，东为鄫，南为偪阳（小邾国之初并不毗邻偪阳，小邾占有鄫国西疆之后，即与偪阳接界），南徧西為宋，西南为薛，西北为滕，另有许多采卫，如费、蔑、向等，如果以蛹与茧做比，周邻小国是茧，小邾则为蛹。小邾是一个得封最晚，得爵最迟的小国，周围被清一色正统守旧的鲁文化小国包裹着（偪阳国属楚文化圈，但那是后事），应该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茧外则是凌驾于诸侯之上先后崛起的三个超级大国齐、晋与楚，另有两个觐觎霸主地位而不得的鲁与宋。在春秋无义混战的局面下小邾国时时有受凌辱甚而被灭亡的危险，然而它却没有沦入此途。只要不拘泥于“春秋”《经》《传》一时一事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小邾立国兴邦的轨迹。
其一、从齐桓公，尊周室。从齐桓公在于得到霸主的庇护，尊周室在于得爵荣信于诸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有这样一件事，周昭王伐楚而溺死在汉水，在是否勤王的问题上晋侯尚在犹豫之中。“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小邾国当时是否出于同样考虑，文献缺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事实证明，小邾国走的就是这步棋，而且这步棋是走对了。正是它的“从齐尊周”政策，这才将它自身的蚕茧撕开，继而蛹化为蝶，飞翔于春秋大花园。
其二、“母子”默契，扼制鲁国。这里说的母子是一种比喻，因小邾是邾的儿子封国，已见上文，不赘。笔者在翻检“春秋”《经》《传》时，真实地感受到小邾与邾的默契配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僖公七年（也就是小邾得爵的当年）至定公四年的147年里，小邾参与重大国际活动就有十四次之多，其中邾与小邾一同参与的就多达13次（缺一次，原因见后），其中包括伐郑的盟会、晋侯伐偪阳及后来五次与晋（齐出席三次）的盟会、与齐会吴的盟会、与晋 齐因宋灾的澶渊之会及齐侵楚之会等。反过来，邾国的一些重大国际活动小邾虽然没有参与，但却往往从中得益，最明显的例子是上文提到过的邾灭须句、邾对鄫的羞辱与侵伐。邾灭须句也好，邾对鄫的羞辱与侵伐也好，其核心都是对着鲁国而来。鲁国深知邾与小邾为心头大患（见上文成风语），邾与小邾对鲁国这个准超级大国同样提防有加。昭公四年，楚国邀请诸侯国到宋国盟会，楚国怕晋国阻拦而担心诸侯们不来，于是咨询郑国子产，子产说道：“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偪（按：‘偪’同‘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杜预注《春秋左传》）最后小邾赴会，而邾未参与，此次小邾单独赴会是否暗传邾国对楚国的友好致意，这就不得而知了。鲁国因受齐国威迫而不得不结好于超级大国晋国，鲁国因结好于晋国，自然不会冒开罪于晋国的风险而赴晋国敌对的楚国盟会，邾国虽有齐国后盾，但鲁国就在自己的后院，没有齐国赴会，邾当然不会甘冒后院起火的风险。子产是何等地得察与精明！
小邾的处境与邾国并没有质的不同。如《左传》昭公三年载：“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按：逆，迎也）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按：指小邾），其如旧加敬也。’”[注9] 从穆叔的潜台辞里，同样可以读出鲁国与小邾敌对防范的紧张关系。
由上述可以看出，小邾国是游刃于大国霸主间得以生存，在对他国不构成直接威胁而只在各种争斗而坐收好处中得到发展的。这才是产生左丘明这样灵透人物的国情与土壤。
由于齐国南下通道在此打开，齐国自由民[注10] 的大量涌入（这其中不乏齐国公族以及东莱国的国君），本属于鲁文化思想理念的小邾国与齐国新的生产关系与思想文化理念得到第一次冲撞与融合，作为左氏一族也从小邾国原有文化中得到新的滋养。到左丘明生前一百年，晋灭偪阳，楚得偪阳，楚国国界直逼小邾国，以至于在稍后的战国时期完全沦为楚国，也就将刚刚形成的齐鲁思想文化的小邾国再次置于楚国思想文化的侵染熏陶之中，进而形成一种全新小邾文化与民俗风情，概括起来就是：怀义类鲁，阔达类齐，任气类楚。这在小邾国，尤其在左氏一族中显得特别灵透突出。只要抓住这条线索，就不难破解楚国的“国宝”倚相现象，就不难破解《左传》中所表现出来的“左氏理念”与“左氏笔法”。
七、左丘明“肥城说”之伪
不容否认，历来在左丘明墓与其故国的认定中确乎存在不少极不和谐的音符，有时这些极不和谐音符甚而至于盖过其本应该有的旋律，这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就是“肥城说”。下面将“肥城说”的几个主要“依据”一一加以考证，以证其伪。
“肥城说”的第一个依据是“有史为证”。
史籍中的确有左丘明墓在肥城一说，就笔者所见，最早见于史载的是拓跋魏与北齐之交魏收等人撰写的《魏书•地形志》，在其《志第六》东平郡目下有：“富城，二汉、晋属 有富城、上城、武强城、左丘明冢。”（《魏书》卷一百六中）魏书中所称富城，即今天的肥城，汉代所置县。这是二十六史中仅见的一次。那末肥城在春秋时属于齐国还是属于鲁国？
先以齐国的疆域为论。据清人叶佩甫考证，肥城当为齐国属地。他在《续山东考古录》中说：
春秋 齐境：今青州府（除安丘东境莒、杞地），诸城西境（南为莒地），昌乐东南境、莱州府（除潍县南境为杞地），即墨一县，济南、武定二府，东昌府之聊城、堂邑、博平、高堂、茬平，泰安府之平阴、东阿、及泰安 莱芜之北境，东平东境，肥城南境，沂州府兰山、蒙阴之北境，兖州府之阳谷，曹州府范县之中境，……。
由是可知，今之肥城直至南部，春秋时属齐国。
次以齐国长城为论。《管子》中有齐桓公与管仲两段对话：“管子问于桓公：‘敢问齐方于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又：“管子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宋本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清 光绪五年影刊）由此可知，齐长城在齐桓公时就早已有之，且为齐、鲁的疆界。齐长城的西部情况《山东通志卷九》是这样说的：齐长城“自平阴故城南起首，经（肥城）县北达长清县境。”如果说齐长城只是齐桓公时的齐、鲁疆界标志，那么齐桓公之后这条界线逐步被撕破，至战国初期齐国西部疆域已经扩展到泰安、兖州以西，连滕县南部也在其囊中。
再次以鲁国最强盛时的疆域为论。清代顾栋高考证，即使在鲁国疆域最扩张时，肥城也不在鲁国疆域之内，他在《春秋大事表卷四》中是这样说的：
鲁在春秋时实兼有九国之地，极、项、鄟、邾、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鄫、鄅则邾、莒灭之，而鲁从而有之者也；其疆域全有兖州府之曲阜、宁阳、泗水、金乡、鱼台、汶上、济宁州、嘉祥八州县之地，后兼涉滕县、邹县、峄县与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与齐接境，兼有新泰县、莱芜县、沂州府治及费县；曹州府之郓城县为鲁西郓，钜野为获麟处，城父县、单县为高鱼邑范县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丘、诸城二县，与莒接界；又河南 陈州府之项城县为鲁所灭项国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省二十六州县。”（四库全书本）
由是可知，无论是齐桓公时还是其后的战国初期（亦即左丘明生前死后），《魏书•地形志》所称左丘明墓均未脱离齐国的疆域，也就是说，富城在齐国，而非鲁国。为附会《魏书》称左丘明墓在肥城，“肥城说”者打出了“古肥子国为左丘明的食邑”，死后自然要葬到他的食邑之地。今考，左丘明向未在齐国任职，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齐国食邑；如真有所谓食邑，则只有鲁国恩赐，也就是说其食邑必在鲁国。这里就产生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身为鲁国的史臣，其食邑却在齐国，如同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科学院人员，其薪水不是由中国支付，而却偏偏要他们到莫斯科去拿工资，这可能吗？第二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左丘明断非鲁国卿大夫，孔子不是，左丘明也不是，既非卿大夫，又何得“食邑”？这里再引一段清代顾栋高考证的话：
三代宗法原于封建，盖先王建树屏藩，其嫡长嗣世为君，支庶则推因列为大夫，掌国事食邑，称公子，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以王父为氏，世世不绝。若异性积功劳为卿，掌国政，则各以其官或以邑为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春秋大事表》卷十二上，四库全书本。）
纵使破例赐予，那么曾一度做过鲁宰（相）的孔子尚未得此恩宠，又怎么会赐予比宰低得多的史臣左丘明？纵使真有食邑之说，那末左丘明也早就应该称之为“肥丘明”，进而《左氏春秋》也相应改称之为“肥氏春秋”。其实，创造“‘肥子国’为左丘明食邑”说的人对历史更是浑然无知。今考，春秋时官员奉禄皆取自于公田的粟谷，这在《管子•大匡》中说得很清楚，即便《左传昭公元年疏》中所说秦、楚二公子同食百人之饩[注11]，所得也都是粟谷（参阅清沈彤《春秋左传小疏》，四库全书本），左丘明又怎么能得到食邑食国呢？
“肥城说”中所称地处鲁国的古肥子国更是子虚乌有。查先秦古籍，山东皆无“肥子国”之说，《春秋》没有，《左传》没有，《世本》没有，《竹书纪年》没有，其它诸子百家书中也同样没有！能查到的则又来自于上文提到的那位汉末的应劭。他在其《汉书注》里说：“肥城，古肥子国。”（引自清 叶佩甫《续山东考古录》卷之六）对此叶佩甫大惑不解，写道：“不见于春秋 战国。”为了安慰自己，叶氏又续写了下面一段话：“乐正子春其弟子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焉。’其时或自国或齐邑，不可考矣。”（引同上）乐正子春是孟子的弟子，战国时曾做过鲁国的相，《孟子》里《离娄上》、《告子下》与《尽心下》三篇均有记载。诚如叶佩甫所说，即使乐正子春所过的肥为国，那也是“自国”，且也在“齐邑”。不过这些对左丘明“食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孟子生时已经去左丘明死时有近百年了，乐正子春所过的“肥子国”则更在百年之后，左丘明理所当然地得不到百年之后的恩宠，何况本属子虚乌有的鲁地“肥子国”呢？那么春秋时肥子国不存在了？存在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 绵皋归。”杜预注：“肥，白狄也，绵皋，其君名。钜鹿下曲县西南有肥累城”肥国，子爵，在今河北省藁城县西南七里,距今肥城直线距离有五百里之多，而且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春秋时确有肥子国，但却不在齐，更不在鲁。
至于《魏书》中所称“左丘明冢”也值得推敲。自周公在时的周初至春秋，墓葬有“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的规制，前面已经说过，堆冢且不论，修坟更是不合时宜。所以今人指认出左丘明墓的所在，“所在”定然不是左丘明墓！凡此，已经将《魏书•地形志》中“富城，左丘明冢”推到不经不信之中了。《魏书》中之所以有此“载记”，要么，是不经考证而抄袭前人（如果是，则很可能照抄应劭的《汉书注》，事实再次证明应劭又错了）；要么，是魏收屈于某种势力，如同乾隆年间的山东巡抚一样。
《魏书》的写作源于拓跋魏，成书于高齐。《魏书》一出，时人“众口渲然”，称其为“秽史”。“秽”的核心是时人（自然是门阀官宦）对书中有涉他的家世、郡望、先人职位等敏感问题的极其不满。对此被文宣帝 高洋盛赞“好直笔”的魏收也不得不对《魏书》做出多次“曲笔”修改。众所周知，汉代风行《公羊》、《穀梁》，《左传》处于深度排斥地位，至魏、晋以降，《左传》方成为《春秋》的显学、贤学。左丘明的声望自然也就扶摇直上。在门阀盛行的魏晋 南北朝时代，如能争得一位历史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宗先人，那是何等地显赫与荣耀！因此，丘姓人鹜争左丘明为祖先者也理所当然。魏收不愧为才子，其“曲笔”也运用得极为巧妙，他只是在左丘明的“墓”上轻点一笔，而对左丘明的姓氏全然不关，不然在《晋书•文苑•左思传》面前就会显出马脚来！
“肥城说”的第二个依据是“邱姓后人”。
肥城邱姓历来以左丘明为其祖先为尊为荣，不仅为“左丘明”守墓，且为其封墓壘冢，据说迄于今已经有八十几代左丘明的邱姓子孙了。左姓的左丘明却要别姓的人来接续香火，这在中国的姓氏史与风俗史上恐怕是空前的一次。近年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需要，左丘明改姓邱的音符也弥高。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左丘明到底姓左还是姓邱，抑或两者都不是，而是另外别的什么姓的问题。因为直接关涉到对左丘明的复原，所以一并在讨论之中。
一说姓复姓“左丘”，名“明”。以“左丘”称左丘明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说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这段“穷通”文字中将“左丘”连写，以至后人误以为“左丘”为复姓。
大凡中国人的族姓皆有规律可循，汉人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就说：
昔尧赐契姓子；赐弃姓姬；赐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为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微末，因是以为姓，则不能改也。故或传本姓，或氏号或邑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清 汪继培《潜夫论笺》卷第九，中华书局本）
如以“左丘”为氏，则只能是以所居地为氏。然而遍查古籍，史无“左丘”地名，更不要说以“左丘”地名为氏的了。司马迁所以将“左丘”连写而称左丘明，一是古人行文的习惯，即在名字中省去一字。如《国语•晋语》称曹叔振铎为“叔振”，《史记•管蔡世家》称为“叔铎”；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鲁隐公名“息姑”，而在《史记•鲁世家》中只称“息”；再如《史记•宋世家》中“昭公弟鲍革”，下文则单称“公子鲍”等；再如《史记•景帝纪》中“以御史大夫开封侯 陶青为丞相”，《汉书》则增补为“陶青翟”。（参见清 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版）这种省却姓名中一字或两字的例子直到唐代也没有休止，如“蜀老犹在，知葛亮之多枉”（唐 刘知几《史通•内篇•曲笔》程千帆笺记，中华书局本），这里连诸葛亮的姓都拆分开来了，怎么能将省却了名字中字的“左丘”作为左丘明复姓“左丘”的认定依据呢！二是诚如今人杨伯峻所言：“若称丘明，便和本句下文‘失明’的‘明’字重复。司马迁这段文字既都是四字一逗，又要避免重复，其称左丘明省为左丘，竟是文势所不得不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版）明代薛应旂《四书人物志》也说：“郑夹漈《志氏族》亦主其说。谓‘传《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鲁论》者（按：《鲁论》即《论语》），则居于“左丘”，以地为氏者也。’至考其志，详载氏族，终无“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北京图书馆藏明 嘉靖本卷十五）薛应旂说的是郑夹漈自己对左丘明的姓氏意持两端，自相矛盾，结果被人嗤笑。
与之相关联的复姓“左史”说，以官为氏。依此说法，左丘明应该叫“左史丘明”。左丘明的确做过鲁国史官，至于他是“左史”还是“右史”文献中从来就没有一个信得过的说法。今查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其中以“左”字打头的复姓确有“左史”，其中说“古者左史记言，因氏焉。楚有左史倚相”。但同时在“左氏”目下又有“楚左史倚相”，即“左史倚相”姓列两档。（《元和姓纂》卷七，四库全书本）其实这是林宝的一种误解。《国语•楚语》中有多处关于倚相的记载，如“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亹”、“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也”等四处，接续的文字则只称“左史”，“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谤之，举伯以告。”其中“左史”显然为官名，不足训为姓氏，而其它诸姓氏书中皆无“左史”这个复姓。且不论以地为氏的“左丘”也好，以官为氏的“左史”也好，自古均无省“丘”或省“史”这样的姓源规矩。
一说左丘明姓“邱”，名“明”。此说笔者能检索到的最早出处是前面提到过已经出现两次错误的应劭，他说：“邱氏，鲁左丘明之后。又齐太公封于营丘,子孙以地为氏,世居扶风.”（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版）其实应劭所说也在两可之中，然而此说却影响到广为传播的宋代陈彭年、邱雍等重修的《广韵》，《广韵》十八尤“丘”字注中引《风俗通》说：“鲁左丘明之后。”后来，人们将应劭的话忘记了，《广韵》于是成为坚持左丘明姓“邱”的最古最原始的必引之书，力证之据（见下俞正燮引语）。这里再引一条很有意思的事。明人方以智在他的《通雅》里说：“李太虚侍郎虚中言，昔湖州有人发古冢得碑，乃南朝丘迟，其言迟乃‘左史丘明’之后。王元美驳之，元美安知在‘丘明’之确姓左耶？”这里笔者倒不能不再反问一句：“应昭、陈彭年、李虚中、方以智又安知左丘明之确姓邱耶？”如果左丘明确姓“邱”，那么“左”字又将安放？古往今来没有一家称《左传》为“丘传”的；况且亘古就没有如此取姓的例子！至于“昔湖州有人发古冢得碑，乃南朝丘迟，其言迟乃‘左史丘明’之后”，更是道说途听，因为这样重要的信息《南史》在丘灵鞠与丘迟父子传中却一字也无。而在《南史》他人的传记中凡能追溯其姓源祖源的记载在在有之。
就在山东巡抚“奏请立邱氏为左丘明之后”之后的十余年后，安徽学者俞正燮又老账重翻，他在《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中说：“广韻十八尤‘丘’字注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丘明’子孙为邱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言之。”这就是今天出于某种需要而力主左丘明姓邱的人们特别津津乐道的佐证，有了俞正燮这一番言论，好象左丘明真的就又要改姓邱了一样！好象中国姓氏源流规律真的要改写、段玉裁受朝廷之命的驳议可以全然在不议不论之列一样！对此，今人杨伯峻说：“依俞氏之说，左丘明三字，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然而左史省称左，自古没见过这例子。………俞氏考据之学号称精审，但这种议论实在不高明。”（杨伯俊《春秋左传注•前言》）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就在杨伯峻说这番话的十余年后，更加不高明的左丘明“邱姓说”又有新提法，这就是所谓“邱—--左—--邱”姓氏演变说（见肥城 左丘明研讨会论文），就是说左丘明及其子孙们先是姓邱，既而又姓左，最后定姓为邱，而且肯定地认为左丘明原来就是姓邱、既而又改姓左、既而又改邱的邱姓祖先。殊不知这种议论比起直截了当的“邱姓说”还要不经之甚！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里说：“邱（“邱”本为“丘”） 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姓，世居扶风，《左传》邾大夫邱弱。扶风，汉平帝时邱俊持节安抚江淮，王莽篡位后，俊留江左，居吴兴。”《姓觹》“丘”姓下引《姓考》云：“齐太公封营丘，支孙以地为氏，代居扶风，汉时丘俊持节江淮，因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千家姓》云‘吴兴族’。”（明陈士元《姓觹》卷四，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本）这才是“邱”姓得姓之源与世系的真实。
然而左丘明姓“左”，却不姓“邱”。《世本卷七》：“左氏，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氏焉。”《古今姓纂》也说：“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氏焉。左丘明、楚左史倚相。”（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晋书•文苑•左思传》：“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为氏焉。家世儒学。”明人宋濂《洪武正韻》上声十四哿“左”字下云：“又姓，左丘明。”等等，明明白白是说“左”姓源于齐公族左公子。换言之,左姓为齐公族的“左公子”之后。今查先秦古籍并无齐公族“左公子”的记载，但不能否定齐国有“左”公子的事实。所谓“左、右”公子，系指诸侯非正妻所生之子。《左传桓公十六年》里说：“初，卫宣公烝（按：子通于父之妻妾曰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与朔，属于左公子。”杜预注：“左、右，媵之子，因以为号。”媵，就是正妻的陪嫁女，丈夫的小妾。由是可知，“左、右公子”是相对正妻所生嫡子（宗子、世子）而言，亦即所谓支子、庶子，“左、右”是众庶子依昭穆制度的一种排序称谓。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引《吕氏博议》说：“三代之时，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变者也。曰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者也，数世而一变者也。”“丘”姓与“左”姓虽同是齐太公 吕尚（姜尚）之后，但其得姓时间不同，嫡庶有别，姓源当然不同，丘迟的祖宗是齐国公族中的世子、宗子，左思的祖宗是齐国公族中的庶子、支子，如同齐太公本姓姜，因其先人属受封于吕地一枝子孙，所以“从其封姓”道理是一样的。（语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左姓源于齐国公族的左公子，左丘明为齐国公族左公子之后，这才是左姓得姓之源与左丘明姓左的真实。
八．结语
历来在研究与考订左丘明其墓其故国时普遍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左传》本身。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笔下都争脱不了他所熟习的人与事件，也都不会扬弃他对故土故国的那份深情地关注，文学家如此，史家同样不能例外。即使左丘明“传”的是《鲁国春秋》（笔者之见，左氏起始“传”的是鲁国“史记”，之后才转为传孔子笔削的《春秋》。此是后话），有本所依，但也不能否定《左传》中所奇予的左氏个人关注与情感取向，诚如唐人刘知几所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程千帆《史通笺记•疑古》外篇卷三，中华书局本）“《左氏》之书虽传《春秋》，实兼综列国之史。”（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本）春秋时期围绕鲁国的封地采邑、附庸小国、联姻诸侯不下十馀，而唯独邾与小邾这对“母子国”在《左传》中占有超寻常的地位与文墨比重，如果不省“春秋”就里，你会视之为俨然大国；而其它一百二十馀小国则多处于少书不论中，至于左丘明“肥城说”的指认地“肥子国”更是一文难求。这种看似超常而实属正常的结论只能是：左丘明“肥城说”为伪，左丘明墓在君山为真。
注1：《山东通志》始修于明 嘉靖年间，山东巡按御史方远宜始议，所属提学副使陆釴等创修，计四十卷，52类，附10类。陆釴字举之，号少石子，鄞县人。明 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明史•文苑传》有传。陸釴编撰的《山东通志》在明朝时就号称佳本。体例不务新奇，而详核有法。清 康熙十二年，巡抚张凤仪、布政使施天裔重为修辑。大抵存明代《山东通志》文十之八九，新增十之一二。此本乃雍正七年岳浚奉诏重修。并延检讨杜诏等开局排纂，至乾隆元年告成。后任巡抚法敏表进于朝。中间体例，于旧志多有改革。如宦绩人物，旧志于列国卿大夫缕载无遗。另《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同此。
注2：该条全文为：“峄县，周 左丘明墓，在东北七十里。一云，在肥城县西南正觉寺西，元魏《地形志》云在富城县，即今肥城境也。”《山东通志》将左丘明墓“肥城说”只置于“一云”地位，而在肥城条下，左丘明墓却一字也无。故此处引文只引如是，证“肥城说”之伪者，见本文第七部分。
注3：访延名宿火第採釐 访延：诞访，即到处访求之意。名宿：这里指名声高标、学识渊博的耆老与学者。火第，即高门望族。採釐，采集梳理、考订校对。此言《山东通志》采集与写作中的严肃、谨慎与务求精到的认真态度。
注4：任昉校仇 任昉（公元460----508），字彦升，历仕南朝 宋 齐 梁三代，时有“任（昉）笔沈（约）诗”之称。梁武帝时任昉任秘书监，主持官藏典籍整理，下令儒臣躬身部籍，广收异本，手自校雠。“自齐 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仇校，由是篇目定焉。”（《南史•任昉传》列传卷四十五）。
注5：张华该洽 张华（公元232----300）字茂先，官至晋司空。张华博学多闻，强记默识，著有《博物志》等。该洽，广博精密之意。“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晋书•张华传》列传第六）。
注6 ：“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禍也。”该句译文：尊崇该祭祀的，保护弱小的，这是周王室的礼仪。不是姬姓的国家扰乱中原，是周王室的禍害。
注7：今查，春秋之前，山东本无“倪”或“郳”地，更无古“郳国”之说。因小邾本为邾父颜的小儿子封国，其始俗称为邾娄的儿子国。“倪”字为小邾一族从“兒”中得姓，故改写为“倪”；“郳”则是从小邾都邑而来。但这些都是小邾得封之后的事。
注8：今查，《春秋左传》杜预注并无此说，刘昭当有另本。蓝，《春秋左传》写作“滥”，为同地异字，滥是郳国属地，《小邾国文化》（山亭区政协编）将其定为“滥国”，并称“三邾”，误。
注9：“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按：逆，迎也）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按：指小邾），其如旧加敬也。” 该句译文：不能这样，曹、滕、邾与小邾也真没有忘记鲁国的好，尊敬他们，欢迎他们来，还怕他心生贰意，如其不然，又丢了小邾国。应该比过去还敬重才对。
注10： 《管子•立政》：“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可见齐桓公时齐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与提供租税的农民、自由职业者。说明齐国旱在齐桓公时已经是由奴隶制步入自由民租税制为主的国家。
注11：《晋语》称，秦后子、楚公子干来仕，叔向为大傅，实赋禄。韩宣子问二公子之禄焉。对曰：“大国之卿，禄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古代“百人为卒”（见《左传正义》）。 |
发表于 2008-5-29 14: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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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22 12: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