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是枣庄人

东莱野老

左丘明是枣庄人
                -----左丘明四考之一
                   东莱野老

左丘明，又写作左邱明（“邱”本为“丘”，孔子名丘，因尊至圣，讳丘，清代，“丘”改作“邱”），其先祖为齐国公族左公子，遂以左为姓，名丘明。左丘明先世因避齐公族之乱，遂逃至小邾国，并定居于小邾国的东蔇（今抱犊崮一带）。因承袭其先人倚相（即春秋时闻名各诸侯国的楚国“国宝”左史倚相）的渊博家学，仕鲁，成为鲁国史官，因其学识与人格魅力，深得儒家鼻祖孔丘友善与钦慕，也深得时人景仰，誉“鲁君子”美名，并传喻两千馀年。左丘明是我国真正史学意义上的伟大史学家、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伟大历史散文家与谱系拓荒人，左丘明一生可得考证的著作有《左氏春秋》（又称《佚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内传》、《春秋左氏经》、《春秋左氏长经》、《春秋古经》、《左氏经传》、《左氏经》、《左氏传》、《左传》、《左氏》等）、《国语》（又称《春秋外传》、《春秋外传国语》）、《世本》等不朽著作。其史直接影响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及后世史学，其文直接影响唐、宋以降的历代文人与科举，其政治思想与道德理念直接影响着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心灵，且至今不衰。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国语》、为炎 黄子孙赋展出一幅春秋时期全方位社会画面，他的《世本》不止为华夏子孙稽祖溯源提供依据，也为后世谱系之学开了先河。
左丘明的姓氏、墓地、居籍、著作多有争论，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争论无不与某个时代某些利益需要及势力消长相关（如左丘明“肥城说”的几次消长）；其历史功绩也多所湮埋，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湮埋又多来自于儒家独尊，即使左氏学说附会并屈居于孔丘之下（如儒家称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等）。凡此，将本来明晰的左丘明置于云里雾里，进而波及到枣庄人不能言左丘明就在自己的身边，不敢相信今天的枣庄就是“鲁君子”左丘明的故乡，岂不哀哉！
左丘明不是枣庄人吗？答曰：否。怎么会不是！不止左丘明其墓在枣庄，其故国也在枣庄。
一、《山东通志》有证
《山东通志》[注1 ]云：“峄县，周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注2 ]（《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二，清 光绪三十年本《峄县志》同，另《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同此。卷一百二十九：“君山，在县北六十里。”。清光绪三十年本《峄县志》同）县西南十三里，左有丞相祠。晋王肃墓，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官光禄勋，肃父朗为兰陵侯，因葬此。刘伶墓，在县东北二十里，今名刘曜村，村旁半里有刘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云云，言之凿凿，件件是实，《山东通志》无我欺也！
现在来说《山东通志》这部书。《山东通志》在明 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开始编撰，并且始具规模。清 康熙甲寅（公元1674年）诏修《大清一统志》，于是《山东通志》又得再次补修，增幅达十分之三四。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皇帝再次下诏增修《一统志》及各省通志，此次增修《山东通志》的领衔总裁人为山东巡抚兼理山东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岳濬与继任山东巡抚兼理山东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法敏。自接诏到《山东通志》清稿付梓的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九月，历时达七年。这七年，用岳濬的话说，“访延名宿火第採釐” [注3]，“有沿、有创、有订、有增”，“更订再三”，“缕晰条分，期于克臻醇备”（岳濬《山东通志序》）。法敏在乾隆元年进《山东通志表》中更透露，《山东通志》在最后增修成书的七年中，先后“易四稿”，且每位参与者无不怀有“任昉校仇”之志[注4]，“张华该洽”之心[注5]，“景《春秋》之笔”，“期雕鐫无误”，历时之长，考刊之精，在历代志书中是绝对少有，《山东通志》因而也得到后世学者的诸多赞许。明代薛应旂在《四书人物考》的写作中就极取信于《山东通志》，其中说：“往见余太史子华历证左丘明即传《春秋》者，今《山东通志》可考见云。”（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本，卷十五） 薛应旂推崇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始修时的《山东通志》，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炼之后的《山东通志》则更是学界言及山东风物史情的必遵之书，必引之典，如继顾炎武《山东考古录》之后的另一力作叶佩甫的《续山东考古录》就多征引《山东通志》。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此次《山东通志》增修正值学术史上朴学（即考据学派）盛行之时，“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的考据之风充斥整个《山东通志》增修过程。而且此次增修组织得十分严密：设有总裁、提调、监理、协理、采辑、分校、督梓、绘事等八个部门，计六十六人，其中主持编写与审订者不乏《清史稿》有传的朴学老宿，负责采辑者（负责资料的考证与取舍）就有多名翰林院检讨，连承担分校（负责再次考证与校订）工作的也无不是举人或拔贡出身。更引人入胜的是此次增修特“聘顾亭林（即顾炎武）先生入局”（见《续山东考古录》孔宪庚序），可谓职分明确、协理周翔、秋毫明察、考据精到、大老执管、下笔审慎，是自明至清二百间有关山东史志的经典之作、高信度之作，也是我国地方史志中用心最丰，考据最精，影响最力的一部！其志中“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这在《山东通志》考据、编撰者心中，抑或简直就是定论。今人岂能以空穴之风视之？
现在来破解左丘明墓的所在。
如要准确指出左丘明墓的方位，则首先要断定峄县“县治”的位置。清 康熙至乾隆年间（即《山东通志》增修付梓之年）峄县县域含四个春秋时期小诸侯国的部分地域，即鄫子国（“鄫”，又写作“缯”）的西部、偪阳国的北部、小邾国全境及薛国（秦 汉时昌虑县）东北部。其县域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一百六十里（见《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九），该县域最初定型于隋朝，其后县域虽有出入（如《新元史•志十四》载“至元二年，李璮为益都路行省，以其姻亲胡甲知沂州，峄州畏其逼，尽割州东二十里外与之，后遂因而不改”），但对其主体疆域并无大碍。
今考山东百余县，自秦 汉以至于清，城不迁名不改者，只有历城与掖县，峄县在迁改之中不足为奇。峄县旧域自秦、汉以来先后隶属氶（又写作“丞、承”，因其傍氶水而得名）、鄫（又写作“缯”，因其含鄫子国而得名），并几次分合为兰陵郡、鄫州，县治、州治（即府县衙门所在地）多数在秦、汉时的氶城。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625年）置峄州，属益都路辖州，州治另在秦、汉时氶城东南一里处筑峄城新城，因其城南二十五里处有葛峄山(即今之天柱山，又称柱子山，见《明史•志十七》)，由此得名峄城。明 洪武二年降峄州为县，辖于兖州府，十八年改属济宁府。清代截止康熙、雍正年间，峄县属兖州府。一言以蔽之：清时峄城（亦即今之峄城区治）始筑于元世祖二年，位于汉 氶城东南一里处，此即《山东通志》最后写作成书时峄县县治。峄县县治即今之峄城区治既已述明，那末“去县东北七十里”（《大清一统志》为“北六十里”）的左丘明墓又当在何处？今依《山东通志》可知左丘明墓就在今之君山（古称抱犊山，今又名抱犊崮）脚下。君山结纽于与孔子有着“同圣之才”的“鲁君子”（语见《史记•卷十四》及《史通外篇•申左》）左丘明的故国、墓地而得名，难道还有什么可疑的吗？
二、君山，“鲁君子”左丘明之山
君山，君子之山，鲁君子之山，鲁君子 左丘明之山，鲁君子 左丘明墓葬之山，鲁君子 左丘明墓葬与故国之山。只要我们潜下心来，仔细勾沉与研究文献中暗含着的信息，谁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抱犊山在史书（按：这里指的是所谓正史，即二十六史）中最先载记于《魏书•地形志》兰陵郡目下“氶，有抱犊山”，《隋书•志二十六》彭城郡承县目下同。《金史•志六》亦然，不过金时抱犊山已隶属滕县。有意思的是到了《明史•志十七》峄县目下名称大变，第一次称抱犊山为君山：“北有君山，一名抱犊山。”此种称谓到了《清史稿•志三十六》的峄县目下干脆连抱犊山都省略了，只书：“北，君山。”由抱犊山而君山，是史家随心写就的吗？如果没有特别事件的轰动或最高权威的认可，又怎么能撼动两代修史者大笔的呢！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由抱犊山而君山名称改动的时间。其时恰恰包含《山东通志》自明代嘉靖年间编撰至清代乾隆年间最终付梓的二百多年，这难道是一种各不相干的巧合？或者是因明 清两代学者研究考据左丘明的居籍、墓葬有了坚实的定论，《山东通志》、《明史》、《清史稿》只是这种研究成果的载述？
对此，笔者随手检索了明代一些文献，如果依今天举手表决方式，那末赞成左丘明姓“左”而非姓“丘”的为绝对压倒多数（因为姓左还是姓丘，直接关涉到左丘明的葬地与居籍；换言之，凡赞成姓左的，即间接认同左丘明墓及故国在峄县，凡赞成姓丘的，则直接认同左丘明墓在肥城。当然，考据绝不象举手表决那样简单。下详）。这里，笔者单举清代一场轰动朝野的左丘明姓左还是姓邱的大争论。乾隆年间，山东巡抚迫于肥城邱姓需要，上书朝廷，奏请朝廷立邱姓为左丘明之后，结果惹得廷议大哗。最終是大经学家段玉裁替礼部写了一篇《驳山东巡抚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清 段玉裁《经韻楼集卷四》），这场闹剧才算结束。这是笔者目前眼力所能查到的唯一一次“钦定”左丘明姓左的记载，也应看作是对明、清两代历时二百余年《山东通志》的普遍认同，其核心则是肯定左丘明墓在峄县，而非肥城。可以想像，由时任山东巡抚挑起的这场闹剧的平息，绝非上述文字那么简单，其背后必将是朝野志士、朴学大老们又一番考据忙碌，段玉裁驳文只不过是受朝廷之命对左丘明其姓、其墓、其籍居再次考证的结文而已。遗憾的是这场闹剧发生在《山东通志》（包括《大清一统志》）付梓之後，如果《山东通志》付梓于这场闹剧之后，峄县 左丘明墓乃至由抱犊山而君山的名称改变，下笔会更铁硬，更精明！
明、清两史一改前史抱犊山为君山的名称载记，将左丘明其墓、其故国由抱犊山更名君山；抑或因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因左丘明其墓其故国之所在而得名君山，明、清两史只是旧名重申，藉此来彰显这位历史伟人：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三种解释。须知，历代史书，包括各种史志，其旨在于载记事实或勘察考证结论，至于事实勘察过程与结论得出的考据资料，那是学术上的事。正因为事实勘察过程与结论得出的考据资料缺如，也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
今察，抱犊山周围，扩而大之到峄县古代地域，历史上称为“君子”的只有左丘明一人。就笔者眼力所及，称左丘明为君子的在现存古籍中最先出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四库全书》本卷十四）之后各代典籍，凡言左丘明多连称“鲁君子”，而说“鲁君子”则定指左丘明。如后汉人王遵《史记论》云：“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篇。”唐人刘知几《史通》以至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论著与讲演等等，在论及左丘明时无不连称鲁君子。“鲁君子”在两千多个春秋中已经成为左丘明耳熟目详的指代词了，如同称太史公则知指司马迁一样。左丘明之与孔丘，“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史通•鉴识》语），在《论语》里极少看到孔子钦同他人的言论，尤其是对他同时代的人，然而孔子对左丘明岂止是钦同，简直是景仰！《论语•公治长》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依左丘明之喜为己喜，依左丘明之恶为己恶，可见左丘明在孔子心目中地位之崇高。司马迁曾亲历鲁地，有感于左丘明历久不衰的“鲁君子”大名，进而在他的笔下连称“鲁君子 左丘明”，实属自然流露。同理，明 清两代学者仁人，甚而至于朝廷圣上出于对“鲁君子左丘明”的景仰，遂将左丘明之墓之故国所在的出口成习的抱犊山更名为君山，岂不更在情理之中？这不是对左丘明其墓及故国的进一步明确指认吗？
三、左丘明墓揭秘
人们或者要问，左丘明墓既已指认在君山，何以无坟无冢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明确何为“墓”、何为“坟”、何为“冢”。《前汉书•楚元王传》：“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唐人颜师古注：“墓，谓圹穴也。坟为積土也。”（《前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第六》，《四库全书》本）；又，《周礼•春官•序官》郑玄注：“冢，封土为丘垅，象冢而为之。”贾公彦疏：“案，《尔雅》：山顶曰冢，故云象冢而为之也。”（引见《四库全书》本）。由是可知，墓与坟、冢虽均与死葬攸关，但其形制与彰显理念却大不相同。墓，只是掘地为圹穴，将遗体置于其中，“掩坎其高可隐”（意思是掩土与圹平，而不被人发现。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坟，则是在墓圹之上封土其高，使具标显之意；冢，则是将坟极封其高，壘壘然如山颠，从而极具张扬的本意。《山东通志》中“峄县，周左丘明墓”，强调的是“墓”，而非“坟”与“冢”，这不仅指示了左丘明墓地与葬式，更透露出这位鲁君子遵从周时礼制的风范。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周初至于春秋，死葬微薄，所谓“穿（按：指掘土成圹）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自周公葬其兄武王，到延陵季子葬其子，无不如此。“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这就是周时礼制，也是周时“骨肉归復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 （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的理念与《礼记•檀弓》国子高所说“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见也”的周人解释（明贡汝成《三礼纂注》卷三十七，北京大学藏本）。宋国的司马桓魋在自己墓圹周遭砌了一层石头，孔子闻知怒从中来，诅咒道：“不如速朽！”（引同《前汉书•楚元王传》）既然取藏为义，那么藏得越隐秘也就越显高贵。《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有这样一段话：“晋侯朝王，王飨礼，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樊、温、原、欑茅之田。”（杜预注《春秋左传》卷六 汲古阁本）这段话说的是：晋侯因“勤王”有功而得到周天子的高规格礼遇，晋侯趁机向天子提出自己死后允许他用隧道形制埋葬自己，因隧道埋葬是天子独享的埋葬方式，所以周天子拒绝了他，赐给他五地作为对他的奖赏。宁愿赐以五地，也不肯有违周制。为形象说明这一礼制深入春秋之时。这里举一个孔子葬母的例子。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卒，母亲死后，孔子奉母命合葬于父墓，但却找不到父亲的墓地，最终在他人的指引下才得以实现。《礼记•檀弓上》是这样记载的：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引同《三礼纂注》卷三十七）
孔子的本意只是要在父母的墓地做出标记，而非封墓成坟。但，即使在孔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为门人的修坟封崇而自责自遣，以为不合周制周礼而耿耿于怀，以至“泫然流涕”。与孔子“同圣”的鲁君子 左丘明又怎么可能在君山破例修墓封冢？更况左丘明去今毕竟两千几百年之遥了，朝代更替，隶属迭迁，人丁流离，自然沧桑，即使左丘明当年真的为自己违制修墓成坟堆冢，也早已荡然了，而况鲁君子左丘明绝不会做出有违周制之事！所以如果有人不梳理文献及文献的情理，而拘泥于非指出某某就是左丘明之墓，方可相信左丘明的葬地在某州某县，则实在有些“形而上”了。就笔者的研读，以为，今天凡指出某某就是左丘明其墓其冢者，断非左丘明之墓之冢（下详）。
四、左丘明故国揭谜
现在的问题是，左丘明既为鲁国史官，死后何以得瘗于去鲁国以百里计数之遥的君山？左丘明生活的时代，君山隶属哪一个诸侯国？这个诸侯国与左丘明又有何瓜葛？
古人有“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的美谈，说的是“（齐）大公封於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明贡汝成《三礼纂注》卷三十七，北京大学藏本）作为与孔子“同圣之才”的鲁君子左丘明未必不遵其古训。因此解释只能有一个，即左丘明墓在君山之阿，其故土故国也在君山之阿，即春秋时的小邾国（郳国）。
为揭开左丘明故土故国为小邾国之谜，不得不将话题扯得稍远一些。先说小邾国及其生存环境。
春秋时期，自今天山东邹城巿至枣庄巿台儿庒区纵向出现三个同祖小诸侯国，北为邾国，又称邾娄（“邾娄”的合音为“邹”，是为邹县县名之源）；中为小邾国，又称为“郳”（郳，本为“兒”，又写作“倪”。“倪”表人，“郳”表城。），一国两称；南为偪阳国（楚宣王时改偪阳为傅阳）。所谓同祖，即三国的先祖均为虞舜时的陆终氏，再上溯可得祝融与颛顼，（汉 王符《潜夫论•志姓氏》：“祝融之孙分为八姓，己、秃、彭、姜、妘、曹、斯、芈。”）。其中偪阳国（陆终氏第四子求言所封国）为古国，妘姓，都邑偪阳（即今之台儿庄），鲁襄公十年（公元562年）晋灭偪阳国，赐宋，后归楚（见《左传襄公十年》）。邾国的情况较为复杂些，《世本卷四》说：“邾，曹姓，子爵，颛顼（祝融的先祖）之后有陆终产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侠为附庸。自安至仪父十二世进爵称子，是为邾子克。”（清 秦嘉谟辑补，嘉庆时琳琅仙馆刻本）孔颖达疏曰：“齐桓公行霸，仪父附从，进爵为子。”说的是曹（今山东 曹县一带）本为虞舜时陆终第五子安的封地，后因周武王封其弟叔振于曹，所以周武王改封安的后人邾侠于邾，作为鲁国附庸，仍以曹为氏，战国时为齐所灭。小邾立国与偪阳国、邾国的情况又有不同，《世本卷四》是这样说的：
小邾，曹姓，子爵，邾侠之后也，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肥别封为附庸。曾孙黎来（“黎”又写作“犁”）从齐桓公，尊周室，命为小邾子。其后有小邾穆公，穆公之孙惠公，以下六世而楚灭之。”（引同上）
《春秋左传•庄公五年》说：
五年秋，郳犂来来朝，名，未王命也。”杜预注：“未受爵命为诸侯，传发附庸，称名例也。其后数从齐桓公以尊周室，王命以为小邾子。”（杜预注《春秋左传》卷三，汲古阁本）
小邾与邾娄同祖，小邾是邾娄一支子孙的别封。清秦嘉谟按：“邾与小邾同祖，自颜以下始分耳。”（引同上）
请注意上面引文透露的重要信息：邾娄也好，小邾也好，其始均未得到周天子的授爵，未得授爵，当然称不起真正意义的诸侯国，辖地只能称为采邑或采卫，且都只能作为某个大诸侯国的附庸而存在。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疏中说道：“附庸，附大国耳。春秋之世，小国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国。”（《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元年，中华书局本）“不能自通”，就是“上不能自通於天子”，（见襄公二十一年，孔颖达疏）国事与外交要通过宗主国转达于周天子。《国语•郑语》也说：“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按：即邾娄）、莒，皆为采卫。”（上海古籍出版 1978年版）。邾娄得爵是在克时（即邾子克），其时离安封邑已经过去十二代；小邾得爵是在黎来时，其时离夷父颜封邑也有四代。由于得到周天子授爵（虽然只得较低的“子爵”爵位），其名自然改称为邾子和小邾子（按：子，爵位名），其国也理所当然地步入诸侯国之列！人们或许会问，就是这样两个“弹丸”小国，在“春秋无义战”（语见《孟子•尽心下》，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中不仅完好地生存于整个春秋时期，而且在诸多诸侯国中表现得尤为活跃，尤为强悍，原因何在？细审两国行事不难发现，邾子与小邾子表现出的强悍与活跃皆源于他对春秋早期霸主齐国的尊从，从而得到方伯齐国的强硬支持，这与同祖的偪阳国因无此背景而早早灭亡形成鲜明对照。
自齐桓公胁迫周天子授爵于邾与小邾之后（事实如此），两国扈从齐国而会盟于诸侯有之，如僖公元年会于柽、僖公二十八年会于温，等等，不下十馀次；因得齐国的旨意而侵伐鲁国有之，如襄公十七年因齐国的缘故而侵伐鲁国，其例也有三四次之多；邾与小邾唯齐命是从而不参与鲁国会盟有之，如襄公二年小邾不与鲁、晋之会盟，《左传》说“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接纳齐国迁移的亡国之民有之，如襄公六年齐国灭莱，迁莱民于郳；邾、小邾与齐联姻有之，如邾隐公奔齐，“齐甥也，故遂奔齐。”等等（以上均取自《左传》）。《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禍也。”[注6]（杜预注：“须句乃成风母家。成风，庄公之妾，僖公之母。”《春秋左传》汲古阁本卷七）在成风看来，非姬姓的邾与小邾皆蛮夷之国，是对周王室（鲁与周一体，这里当然包括鲁国）的巨大威胁。当然，齐国也从支持与纵容邾与小邾中得到好处，从战略意义上考虑，因为博得邾与小邾的尊从，就等于为齐国开辟了一条南下包剿鲁国（齐桓公因鲁国支持齐公子纠而结仇于鲁）、抵控楚国与吴国的最便捷通道。因为在此之前，南下通道只有经齐国西部长城之外的平阴取道荷泽（齐桓公杀公子纠于生窦即取道于此。事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本）。
邾和小邾之与齐国关系既已述明，那么左丘明得居小邾且葬于小邾之谜也就不难揭开了。
原来春秋时臣弑君、子弑父、弟弑兄的例子多不胜多。以“周礼尽在”的鲁国为例，鲁国十二公，被弑的就有隐公、桓公、闵公三公（对此，孔子极力掩盖，说“鲁无弑君”）。齐国的情况比鲁国更糟。春秋时期齐国自齐庄公始（齐成公之子购）至齐宣公（齐平公之子贷）止，共历十六个国君，被弑的就有襄公、懿公、庄公（灵公之子光）、悼公、简公等五个，另有四个无谥而被弑之君（僖公同母弟夷仲年之子公孙无知、桓公之子无诡、昭公之子舍、景公之子晏儒子）。事实上齐桓公也应该在被弑之内，且看《史记正义》引唐颜师古的一段文字：
明年，公有病，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我欲饮。” 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公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祷宫。虫流于户，盖以杨门之扇，二月不葬也。
如此算来，春秋时期，齐国共历二十君（包括四个无谥之君），其中被弑的就多达十个（包括桓公），在这样恶劣而残酷的公权更迭争斗中，公族之内人人危如临池之鱼，俎上之馐，当不为戏言！现摘《史记•齐世家》中两个因公权争斗而引发的公族大逃亡事例：
桓公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 元；郑姬，生孝公 昭；葛嬴，生昭公 潘；密姬，生懿公 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於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於卫共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於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景公五十八年：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驵、阳生奔鲁。
这就是权力更迭中齐国公族的真实处境。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上例标出人名与出逃地点的都是直接威胁到公权的公子，那些对公权不构成直接威胁，却攸关自家性命安全的出逃者则更是多不胜书。身为齐国公族的左丘明先人，加入齐国公族大逃亡的队伍中来。岂不是自然而又在情理之中？左丘明的先人逃至小邾国，进而定居在君山之下，当不为虚。
左丘明的先人何时逃到小邾的呢？经笔者考证应该在齐桓公死后（公元前643年--623年）那次公权的争夺中。理由如次：其一，齐桓公好内，夫人三，如夫人者六，媵妾及所生之子自然也不会少（《史记》称齐桓公有子十馀）。这场争斗，诸公子树党之多（无诡、元、昭、潘、商人、雍等各树党争立），旷时之久（历齐君无诡、孝公、懿公、昭公、惠公二十馀年），斗争之惨烈（先后被弑者有齐君无诡、孝公太子、齐君舍、懿公），从而引发的齐国公族大逃亡，在春秋史册中是空前的。其二，桓公时邾、小邾与齐国已经建立了亲密关系，邾与小邾已成齐国南下吴楚的重要通道，即使桓公诸妾中无小邾之女（史载，齐公族多逃至娘舅之国），但小邾在齐国公族中已不再是陌生之地。其三，桓公之后另一次因公权争斗而爆发的公族大逃亡是在齐景公死后（公元前490年），此时左丘明的先人倚相已由小邾国去楚国任左史四十馀年，也就是说，齐景公死后引发的齐国公族大逃亡是在左丘明先人出逃之后的另一拨。由此可以推出，小邾国之有左丘明先人的准确时间是公元前643年----前623年之间。如果将左丘明视为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同代人，那么居住在小邾国的左氏一族，延至左丘明至少有四代。孔子自其父叔梁纥由宋逃鲁，延自孔子不过两代，说小邾国是左丘明的故土故国，当然更为准确而无可厚非。
左丘明既为小邾国之民，何以得仕于鲁？这是后话。
五、左丘明时小邾其国
严格说来，小邾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名，“邾之别封，故曰小邾。”（杜预注《春秋左传》卷五，汲古阁本）小邾是有别于邾的一种习惯称谓，其国名应为郳。《春秋僖公七年》：“夏，小邾子来朝。”杜预注：“郳犂来，始得王命而来朝也。”（杜预注《春秋左传》卷五）《春秋》强调的是小邾得授子爵，杜预注强调的一是小邾国名为郳，得周王室封爵时间在鲁僖公七年，齐桓公三十四年，即公元前652年。
小邾子其國名為何稱“郳”？今查《公羊传》、《榖梁傳》也都不得其解。如《公羊传庄公五年》：“‘倪’者何？小邾娄也。小邾娄则曷为谓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版）“曷为谓之郳”？几于成为千古之谜。此前笔者有幸目睹枣庄巿山亭区东江村小邾国出土文物照片及铭文拓片，其中一鬲器（文物工作者称其为“兒庆鬲”）铭文赫然有一“兒”字，始证“郳”在小邾国存在时本称之为“兒”。《说文》：“兒，孺子也。”段玉裁注：“引伸为凡幼小之称。”对此，三国时宋忠说得更为清楚：“邾颜别封小子肥于郳，为小邾子。”（引自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第十一，郳）到此，《公羊传》没有解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即“小邾是邾父颜的小儿子肥的封地”。后世为将“小儿子”与封地区别开来，于是在“兒”字之左或之右加了“亻”或“阝”傍，成“倪”或“郳”遂成为小邾子的姓氏与国名[注7]。
郳的领土几何？笔者考证，郳基本覆盖了更古的蔇国（蔇，又写作“暨”）疆域，《春秋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杜预注：“蔇，鲁地，琅邪 缯县北有蔇亭。”（杜预注《春秋左传》，汲古阁本卷三）《路史》：“沂之氶有蔇亭，古蔇国也。”与杜注同。《说文》：“蔇，草多皃。”当是古蔇国地理环境的一种写照。庄公九年为公元前684年，因其时小邾也只是始封采地，并未得到周室授爵，蔇也只是小邾的采地而已，所以杜预注称蔇为鲁地并不为错（此说与清 马骕所说“左丘明 鲁人”相合。将有专文）。因为小邾国选都于蔇国的西部，所以时人习惯上将小邾国都邑一带称之为西蔇。西蔇，即今之西集。今天山亭区之西集镇原本称之为西蔇，“蔇”与“集”同声同韵，叫俗了，也就称之为“西集”。既然有西蔇，自然就有与之对称的东蔇，如同有太行山则必有小行山一样。东蔇即君山一带，也就是左丘明之先人避难进而定居之地。另据《太平寰宇记•沂州承县》目下，知小邾国都邑在峄城西北一里许，元代于钦的《齐乘》也有此说。因之可以断定：郳国疆域含今天的枣庄巿巿中区全部、山亭区南部及峄城区北部，与《小邾国文化》（枣庄市山亭区政协文史资料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版）一书中推定的小邾国疆域不太一致。
那么小邾子的都城，或者说郳国都城又在哪里呢？文献有三种说法。
其一为“蕃县说”。此说之源在东汉 应劭。《前汉书•地理志第八下》鲁国目下说：“蕃 南梁水西至胡陵入沛渠。应劭曰：邾国也。”（《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八下。其中小号字为唐 颜师古注），晋书有同样的载记，《晋书•志第四上》鲁郡目下说：“蕃故小邾之国。”（《晋书》卷十四，中华书局本。其中小号字为原样）。笔者没有检索到应劭的原话出于何书（大概出于他的《汉书集解》），现依《大清一统志》将应劭的原话补足，应该是：“应劭曰：蕃，邾国也，在县东一里，梁水之东，周八里。”（参见《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蕃县故城、郳城目）蕃县就是后来的滕县，是汉代在古滕国基础上所建县，此名一直延用了若干朝代，隋朝时方改称滕县，其县治即今之滕州巿治。现在细较三处：《前汉书》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大有姑存一说之意；《晋书》则实为抄录；应劭说得十分细密肯定，这就为后来有关滕县史志的郳城在滕城提供了根据，也影响到今人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26—27页，地图出版社版）。应劭在东汉末曾做过泰山太守，对山东的风物人情、山川地理颇为通晓，然而断定小邾国的都城就在蕃县城东一里，显然搞错了。“滕国故城在滕县西南十四里。”（引自《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前面说过，汉时蕃县县治亦即清时的滕县县治，也就是说汉时 蕃县县治就在春秋时滕国的疆域之内。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小邾子自有封土，其都城不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却徧徧要跑到早已存在的滕国属地去选址建都，即使是小邾得爵建国时滕国已由候爵降为子爵，但小邾国也不至于势力到如此地步。需知，其时滕国与郳国并存于春秋时期！退一步说，即使蕃县县治（即应劭所称的郳城）不在滕国的疆域之内，则起码也在其疆域线上，这种有违于常理的“置都立邑”，“建国立家”的事情断不存在！
其二为“昌虑说”。此说最早见于《后汉书•志第二十一》东海郡目下：“昌虑有蓝乡（按：“蓝”与“滥”异字同地）。”梁人刘昭注曰：“左传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杜预曰，县所治，城东北有郳城。郳，小邾国也。”[注8] 与唐代孔颖达疏小邾国“附庸国也。东海昌虑县东北有郳城”同（《春秋左传正义》卷八，中华书局版）。昌虑本是汉宣帝甘露元年时梁孝王儿子刘宏的封国。后汉建安三年置昌虑郡，不久废郡复县。晋元康时昌虑县属兰陵郡辖。《大清一统志》昌虑故城目下称“在滕县东南六十里，春秋邾滥邑也。”（《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与《太平寰宇记》说的“滥城在滕县东南五十九里。”（引自《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吻合。由此可以断定昌虑县治就是小邾国的西蔇，即今山亭区西集附近。汉、晋时的昌虑县治已经确定，那么昌虑城东北的郳城城址方位也随之指明。可慰的是，随着山亭区东江村小邾国贵族墓葬的考古发掘，郳城所在的谜底也必将随之解开（近悉，考古工作者已经探得郳城遗址就在小邾国贵族墓葬附近）。
其三为“氶县说”。此说见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宋末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及元代于钦的《齐乘》，其中《太平寰宇记》说郳城在“氶县西北一里”。《齐乘》则说“郳城在鄫城南，土人称小灰城，即小邾之讹也”（引自《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鄫城，其时即氶城。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部第十一》引“宋忠曰：邾颜别封小子肥于郳，为小邾子。山东兖州府滕县、峄县并有郳城，疑在峄者近是。”我认为“氶县说”未必不可靠，如果成立，则当是小邾国的另一都邑，这个都邑存在的时间当在西蔇郳城之后。事实上春秋时诸侯国迁都并不新鲜，小邾的母国邾娄就有迁都之举，事见《春秋左传•文公十年》。再如僖公十四年诸侯集体搬迁杞都等。氶县位于春秋时鄫国的核心区西部，《文献通考》沂州目下有：“承，春秋鄫子国，唐县，有抱犊山，偪阳城。”（《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七）春秋中期以后，齐国与鲁国的较量越来越激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对邾（包括小邾）与鄫子国的争夺与控制上，出现所谓“鲁公请鄫”与“齐人请邾”的热闹场面（按：这里的请，实质是争夺控制权。参见《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二十一年《经传》及《疏》）。在历久不遏的争夺中，失势的必然是鲁国，得势的当然是齐国；倒霉的显然是鄫国，获利的自然是邾与小邾。如僖公十四年“邾人执鄫子用之”，意思是邾人直接进入鄫国之境，捉住鄫国国君，如同牲畜一样对待他；如僖公十九年“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意思是邾文公将鄫国国君作为次睢社社祭祭品；再如宣公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凌辱且不及，最后连杀戒都开了；到了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其时，小邾趁机取鄫国西部，即今天的峄城南北大片领土为已有，进而将其政治中心南移，也未必不可能。如果上述推断不虚，那么小邾继西蔇的郳城之后，当另有第二个郳城，这个郳城就是《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及《齐乘》所说的承县郳城。城址当在古白茅山北，旧称安阳，即今天枣庄巿巿中区的永安乡。当然，这需要进一步文献与考古发掘来佐证。
    六、小邾国独特的地理与人文造就了一代伟人左丘明
造就一代伟人，必有滋润一代伟人的土壤。这里只谈左丘明生活时代小邾国的人文与地理。
春秋时期，小邾国四周环绕着若干小国：北部为邾娄，东北为颛臾，东为鄫，南为偪阳（小邾国之初并不毗邻偪阳，小邾占有鄫国西疆之后，即与偪阳接界），南徧西為宋，西南为薛，西北为滕，另有许多采卫，如费、蔑、向等，如果以蛹与茧做比，周邻小国是茧，小邾则为蛹。小邾是一个得封最晚，得爵最迟的小国，周围被清一色正统守旧的鲁文化小国包裹着（偪阳国属楚文化圈，但那是后事），应该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茧外则是凌驾于诸侯之上先后崛起的三个超级大国齐、晋与楚，另有两个觐觎霸主地位而不得的鲁与宋。在春秋无义混战的局面下小邾国时时有受凌辱甚而被灭亡的危险，然而它却没有沦入此途。只要不拘泥于“春秋”《经》《传》一时一事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小邾立国兴邦的轨迹。
其一、从齐桓公，尊周室。从齐桓公在于得到霸主的庇护，尊周室在于得爵荣信于诸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有这样一件事，周昭王伐楚而溺死在汉水，在是否勤王的问题上晋侯尚在犹豫之中。“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小邾国当时是否出于同样考虑，文献缺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事实证明，小邾国走的就是这步棋，而且这步棋是走对了。正是它的“从齐尊周”政策，这才将它自身的蚕茧撕开，继而蛹化为蝶，飞翔于春秋大花园。
其二、“母子”默契，扼制鲁国。这里说的母子是一种比喻，因小邾是邾的儿子封国，已见上文，不赘。笔者在翻检“春秋”《经》《传》时，真实地感受到小邾与邾的默契配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僖公七年（也就是小邾得爵的当年）至定公四年的147年里，小邾参与重大国际活动就有十四次之多，其中邾与小邾一同参与的就多达13次（缺一次，原因见后），其中包括伐郑的盟会、晋侯伐偪阳及后来五次与晋（齐出席三次）的盟会、与齐会吴的盟会、与晋 齐因宋灾的澶渊之会及齐侵楚之会等。反过来，邾国的一些重大国际活动小邾虽然没有参与，但却往往从中得益，最明显的例子是上文提到过的邾灭须句、邾对鄫的羞辱与侵伐。邾灭须句也好，邾对鄫的羞辱与侵伐也好，其核心都是对着鲁国而来。鲁国深知邾与小邾为心头大患（见上文成风语），邾与小邾对鲁国这个准超级大国同样提防有加。昭公四年，楚国邀请诸侯国到宋国盟会，楚国怕晋国阻拦而担心诸侯们不来，于是咨询郑国子产，子产说道：“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偪（按：‘偪’同‘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杜预注《春秋左传》）最后小邾赴会，而邾未参与，此次小邾单独赴会是否暗传邾国对楚国的友好致意，这就不得而知了。鲁国因受齐国威迫而不得不结好于超级大国晋国，鲁国因结好于晋国，自然不会冒开罪于晋国的风险而赴晋国敌对的楚国盟会，邾国虽有齐国后盾，但鲁国就在自己的后院，没有齐国赴会，邾当然不会甘冒后院起火的风险。子产是何等地得察与精明！
小邾的处境与邾国并没有质的不同。如《左传》昭公三年载：“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按：逆，迎也）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按：指小邾），其如旧加敬也。’”[注9] 从穆叔的潜台辞里，同样可以读出鲁国与小邾敌对防范的紧张关系。
由上述可以看出，小邾国是游刃于大国霸主间得以生存，在对他国不构成直接威胁而只在各种争斗而坐收好处中得到发展的。这才是产生左丘明这样灵透人物的国情与土壤。
由于齐国南下通道在此打开，齐国自由民[注10] 的大量涌入（这其中不乏齐国公族以及东莱国的国君），本属于鲁文化思想理念的小邾国与齐国新的生产关系与思想文化理念得到第一次冲撞与融合，作为左氏一族也从小邾国原有文化中得到新的滋养。到左丘明生前一百年，晋灭偪阳，楚得偪阳，楚国国界直逼小邾国，以至于在稍后的战国时期完全沦为楚国，也就将刚刚形成的齐鲁思想文化的小邾国再次置于楚国思想文化的侵染熏陶之中，进而形成一种全新小邾文化与民俗风情，概括起来就是：怀义类鲁，阔达类齐，任气类楚。这在小邾国，尤其在左氏一族中显得特别灵透突出。只要抓住这条线索，就不难破解楚国的“国宝”倚相现象，就不难破解《左传》中所表现出来的“左氏理念”与“左氏笔法”。
七、左丘明“肥城说”之伪
不容否认，历来在左丘明墓与其故国的认定中确乎存在不少极不和谐的音符，有时这些极不和谐音符甚而至于盖过其本应该有的旋律，这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就是“肥城说”。下面将“肥城说”的几个主要“依据”一一加以考证，以证其伪。
“肥城说”的第一个依据是“有史为证”。
史籍中的确有左丘明墓在肥城一说，就笔者所见，最早见于史载的是拓跋魏与北齐之交魏收等人撰写的《魏书•地形志》，在其《志第六》东平郡目下有：“富城，二汉、晋属 有富城、上城、武强城、左丘明冢。”（《魏书》卷一百六中）魏书中所称富城，即今天的肥城，汉代所置县。这是二十六史中仅见的一次。那末肥城在春秋时属于齐国还是属于鲁国？
先以齐国的疆域为论。据清人叶佩甫考证，肥城当为齐国属地。他在《续山东考古录》中说：
春秋 齐境：今青州府（除安丘东境莒、杞地），诸城西境（南为莒地），昌乐东南境、莱州府（除潍县南境为杞地），即墨一县，济南、武定二府，东昌府之聊城、堂邑、博平、高堂、茬平，泰安府之平阴、东阿、及泰安 莱芜之北境，东平东境，肥城南境，沂州府兰山、蒙阴之北境，兖州府之阳谷，曹州府范县之中境，……。
由是可知，今之肥城直至南部，春秋时属齐国。
次以齐国长城为论。《管子》中有齐桓公与管仲两段对话：“管子问于桓公：‘敢问齐方于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又：“管子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宋本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清 光绪五年影刊）由此可知，齐长城在齐桓公时就早已有之，且为齐、鲁的疆界。齐长城的西部情况《山东通志卷九》是这样说的：齐长城“自平阴故城南起首，经（肥城）县北达长清县境。”如果说齐长城只是齐桓公时的齐、鲁疆界标志，那么齐桓公之后这条界线逐步被撕破，至战国初期齐国西部疆域已经扩展到泰安、兖州以西，连滕县南部也在其囊中。
再次以鲁国最强盛时的疆域为论。清代顾栋高考证，即使在鲁国疆域最扩张时，肥城也不在鲁国疆域之内，他在《春秋大事表卷四》中是这样说的：
鲁在春秋时实兼有九国之地，极、项、鄟、邾、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鄫、鄅则邾、莒灭之，而鲁从而有之者也；其疆域全有兖州府之曲阜、宁阳、泗水、金乡、鱼台、汶上、济宁州、嘉祥八州县之地，后兼涉滕县、邹县、峄县与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与齐接境，兼有新泰县、莱芜县、沂州府治及费县；曹州府之郓城县为鲁西郓，钜野为获麟处，城父县、单县为高鱼邑范县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丘、诸城二县，与莒接界；又河南 陈州府之项城县为鲁所灭项国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省二十六州县。”（四库全书本）
由是可知，无论是齐桓公时还是其后的战国初期（亦即左丘明生前死后），《魏书•地形志》所称左丘明墓均未脱离齐国的疆域，也就是说，富城在齐国，而非鲁国。为附会《魏书》称左丘明墓在肥城，“肥城说”者打出了“古肥子国为左丘明的食邑”，死后自然要葬到他的食邑之地。今考，左丘明向未在齐国任职，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齐国食邑；如真有所谓食邑，则只有鲁国恩赐，也就是说其食邑必在鲁国。这里就产生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身为鲁国的史臣，其食邑却在齐国，如同今天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科学院人员，其薪水不是由中国支付，而却偏偏要他们到莫斯科去拿工资，这可能吗？第二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左丘明断非鲁国卿大夫，孔子不是，左丘明也不是，既非卿大夫，又何得“食邑”？这里再引一段清代顾栋高考证的话：
三代宗法原于封建，盖先王建树屏藩，其嫡长嗣世为君，支庶则推因列为大夫，掌国事食邑，称公子，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以王父为氏，世世不绝。若异性积功劳为卿，掌国政，则各以其官或以邑为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春秋大事表》卷十二上，四库全书本。）
纵使破例赐予，那么曾一度做过鲁宰（相）的孔子尚未得此恩宠，又怎么会赐予比宰低得多的史臣左丘明？纵使真有食邑之说，那末左丘明也早就应该称之为“肥丘明”，进而《左氏春秋》也相应改称之为“肥氏春秋”。其实，创造“‘肥子国’为左丘明食邑”说的人对历史更是浑然无知。今考，春秋时官员奉禄皆取自于公田的粟谷，这在《管子•大匡》中说得很清楚，即便《左传昭公元年疏》中所说秦、楚二公子同食百人之饩[注11]，所得也都是粟谷（参阅清沈彤《春秋左传小疏》，四库全书本），左丘明又怎么能得到食邑食国呢？
“肥城说”中所称地处鲁国的古肥子国更是子虚乌有。查先秦古籍，山东皆无“肥子国”之说，《春秋》没有，《左传》没有，《世本》没有，《竹书纪年》没有，其它诸子百家书中也同样没有！能查到的则又来自于上文提到的那位汉末的应劭。他在其《汉书注》里说：“肥城，古肥子国。”（引自清 叶佩甫《续山东考古录》卷之六）对此叶佩甫大惑不解，写道：“不见于春秋 战国。”为了安慰自己，叶氏又续写了下面一段话：“乐正子春其弟子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焉。’其时或自国或齐邑，不可考矣。”（引同上）乐正子春是孟子的弟子，战国时曾做过鲁国的相，《孟子》里《离娄上》、《告子下》与《尽心下》三篇均有记载。诚如叶佩甫所说，即使乐正子春所过的肥为国，那也是“自国”，且也在“齐邑”。不过这些对左丘明“食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孟子生时已经去左丘明死时有近百年了，乐正子春所过的“肥子国”则更在百年之后，左丘明理所当然地得不到百年之后的恩宠，何况本属子虚乌有的鲁地“肥子国”呢？那么春秋时肥子国不存在了？存在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 绵皋归。”杜预注：“肥，白狄也，绵皋，其君名。钜鹿下曲县西南有肥累城”肥国，子爵，在今河北省藁城县西南七里,距今肥城直线距离有五百里之多，而且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春秋时确有肥子国，但却不在齐，更不在鲁。
至于《魏书》中所称“左丘明冢”也值得推敲。自周公在时的周初至春秋，墓葬有“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的规制，前面已经说过，堆冢且不论，修坟更是不合时宜。所以今人指认出左丘明墓的所在，“所在”定然不是左丘明墓！凡此，已经将《魏书•地形志》中“富城，左丘明冢”推到不经不信之中了。《魏书》中之所以有此“载记”，要么，是不经考证而抄袭前人（如果是，则很可能照抄应劭的《汉书注》，事实再次证明应劭又错了）；要么，是魏收屈于某种势力，如同乾隆年间的山东巡抚一样。
《魏书》的写作源于拓跋魏，成书于高齐。《魏书》一出，时人“众口渲然”，称其为“秽史”。“秽”的核心是时人（自然是门阀官宦）对书中有涉他的家世、郡望、先人职位等敏感问题的极其不满。对此被文宣帝 高洋盛赞“好直笔”的魏收也不得不对《魏书》做出多次“曲笔”修改。众所周知，汉代风行《公羊》、《穀梁》，《左传》处于深度排斥地位，至魏、晋以降，《左传》方成为《春秋》的显学、贤学。左丘明的声望自然也就扶摇直上。在门阀盛行的魏晋 南北朝时代，如能争得一位历史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宗先人，那是何等地显赫与荣耀！因此，丘姓人鹜争左丘明为祖先者也理所当然。魏收不愧为才子，其“曲笔”也运用得极为巧妙，他只是在左丘明的“墓”上轻点一笔，而对左丘明的姓氏全然不关，不然在《晋书•文苑•左思传》面前就会显出马脚来！
“肥城说”的第二个依据是“邱姓后人”。
肥城邱姓历来以左丘明为其祖先为尊为荣，不仅为“左丘明”守墓，且为其封墓壘冢，据说迄于今已经有八十几代左丘明的邱姓子孙了。左姓的左丘明却要别姓的人来接续香火，这在中国的姓氏史与风俗史上恐怕是空前的一次。近年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需要，左丘明改姓邱的音符也弥高。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左丘明到底姓左还是姓邱，抑或两者都不是，而是另外别的什么姓的问题。因为直接关涉到对左丘明的复原，所以一并在讨论之中。
一说姓复姓“左丘”，名“明”。以“左丘”称左丘明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说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这段“穷通”文字中将“左丘”连写，以至后人误以为“左丘”为复姓。
大凡中国人的族姓皆有规律可循，汉人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就说：
昔尧赐契姓子；赐弃姓姬；赐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为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微末，因是以为姓，则不能改也。故或传本姓，或氏号或邑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清 汪继培《潜夫论笺》卷第九，中华书局本）
如以“左丘”为氏，则只能是以所居地为氏。然而遍查古籍，史无“左丘”地名，更不要说以“左丘”地名为氏的了。司马迁所以将“左丘”连写而称左丘明，一是古人行文的习惯，即在名字中省去一字。如《国语•晋语》称曹叔振铎为“叔振”，《史记•管蔡世家》称为“叔铎”；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鲁隐公名“息姑”，而在《史记•鲁世家》中只称“息”；再如《史记•宋世家》中“昭公弟鲍革”，下文则单称“公子鲍”等；再如《史记•景帝纪》中“以御史大夫开封侯 陶青为丞相”，《汉书》则增补为“陶青翟”。（参见清 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版）这种省却姓名中一字或两字的例子直到唐代也没有休止，如“蜀老犹在，知葛亮之多枉”（唐 刘知几《史通•内篇•曲笔》程千帆笺记，中华书局本），这里连诸葛亮的姓都拆分开来了，怎么能将省却了名字中字的“左丘”作为左丘明复姓“左丘”的认定依据呢！二是诚如今人杨伯峻所言：“若称丘明，便和本句下文‘失明’的‘明’字重复。司马迁这段文字既都是四字一逗，又要避免重复，其称左丘明省为左丘，竟是文势所不得不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版）明代薛应旂《四书人物志》也说：“郑夹漈《志氏族》亦主其说。谓‘传《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鲁论》者（按：《鲁论》即《论语》），则居于“左丘”，以地为氏者也。’至考其志，详载氏族，终无“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北京图书馆藏明 嘉靖本卷十五）薛应旂说的是郑夹漈自己对左丘明的姓氏意持两端，自相矛盾，结果被人嗤笑。
与之相关联的复姓“左史”说，以官为氏。依此说法，左丘明应该叫“左史丘明”。左丘明的确做过鲁国史官，至于他是“左史”还是“右史”文献中从来就没有一个信得过的说法。今查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其中以“左”字打头的复姓确有“左史”，其中说“古者左史记言，因氏焉。楚有左史倚相”。但同时在“左氏”目下又有“楚左史倚相”，即“左史倚相”姓列两档。（《元和姓纂》卷七，四库全书本）其实这是林宝的一种误解。《国语•楚语》中有多处关于倚相的记载，如“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亹”、“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也”等四处，接续的文字则只称“左史”，“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谤之，举伯以告。”其中“左史”显然为官名，不足训为姓氏，而其它诸姓氏书中皆无“左史”这个复姓。且不论以地为氏的“左丘”也好，以官为氏的“左史”也好，自古均无省“丘”或省“史”这样的姓源规矩。
一说左丘明姓“邱”，名“明”。此说笔者能检索到的最早出处是前面提到过已经出现两次错误的应劭，他说：“邱氏，鲁左丘明之后。又齐太公封于营丘,子孙以地为氏,世居扶风.”（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中华书局版）其实应劭所说也在两可之中，然而此说却影响到广为传播的宋代陈彭年、邱雍等重修的《广韵》，《广韵》十八尤“丘”字注中引《风俗通》说：“鲁左丘明之后。”后来，人们将应劭的话忘记了，《广韵》于是成为坚持左丘明姓“邱”的最古最原始的必引之书，力证之据（见下俞正燮引语）。这里再引一条很有意思的事。明人方以智在他的《通雅》里说：“李太虚侍郎虚中言，昔湖州有人发古冢得碑，乃南朝丘迟，其言迟乃‘左史丘明’之后。王元美驳之，元美安知在‘丘明’之确姓左耶？”这里笔者倒不能不再反问一句：“应昭、陈彭年、李虚中、方以智又安知左丘明之确姓邱耶？”如果左丘明确姓“邱”，那么“左”字又将安放？古往今来没有一家称《左传》为“丘传”的；况且亘古就没有如此取姓的例子！至于“昔湖州有人发古冢得碑，乃南朝丘迟，其言迟乃‘左史丘明’之后”，更是道说途听，因为这样重要的信息《南史》在丘灵鞠与丘迟父子传中却一字也无。而在《南史》他人的传记中凡能追溯其姓源祖源的记载在在有之。
就在山东巡抚“奏请立邱氏为左丘明之后”之后的十余年后，安徽学者俞正燮又老账重翻，他在《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中说：“广韻十八尤‘丘’字注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丘明’子孙为邱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言之。”这就是今天出于某种需要而力主左丘明姓邱的人们特别津津乐道的佐证，有了俞正燮这一番言论，好象左丘明真的就又要改姓邱了一样！好象中国姓氏源流规律真的要改写、段玉裁受朝廷之命的驳议可以全然在不议不论之列一样！对此，今人杨伯峻说：“依俞氏之说，左丘明三字，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然而左史省称左，自古没见过这例子。………俞氏考据之学号称精审，但这种议论实在不高明。”（杨伯俊《春秋左传注•前言》）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就在杨伯峻说这番话的十余年后，更加不高明的左丘明“邱姓说”又有新提法，这就是所谓“邱—--左—--邱”姓氏演变说（见肥城 左丘明研讨会论文），就是说左丘明及其子孙们先是姓邱，既而又姓左，最后定姓为邱，而且肯定地认为左丘明原来就是姓邱、既而又改姓左、既而又改邱的邱姓祖先。殊不知这种议论比起直截了当的“邱姓说”还要不经之甚！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里说：“邱（“邱”本为“丘”） 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姓，世居扶风，《左传》邾大夫邱弱。扶风，汉平帝时邱俊持节安抚江淮，王莽篡位后，俊留江左，居吴兴。”《姓觹》“丘”姓下引《姓考》云：“齐太公封营丘，支孙以地为氏，代居扶风，汉时丘俊持节江淮，因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千家姓》云‘吴兴族’。”（明陈士元《姓觹》卷四，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本）这才是“邱”姓得姓之源与世系的真实。
然而左丘明姓“左”，却不姓“邱”。《世本卷七》：“左氏，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氏焉。”《古今姓纂》也说：“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氏焉。左丘明、楚左史倚相。”（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晋书•文苑•左思传》：“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为氏焉。家世儒学。”明人宋濂《洪武正韻》上声十四哿“左”字下云：“又姓，左丘明。”等等，明明白白是说“左”姓源于齐公族左公子。换言之,左姓为齐公族的“左公子”之后。今查先秦古籍并无齐公族“左公子”的记载，但不能否定齐国有“左”公子的事实。所谓“左、右”公子，系指诸侯非正妻所生之子。《左传桓公十六年》里说：“初，卫宣公烝（按：子通于父之妻妾曰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与朔，属于左公子。”杜预注：“左、右，媵之子，因以为号。”媵，就是正妻的陪嫁女，丈夫的小妾。由是可知，“左、右公子”是相对正妻所生嫡子（宗子、世子）而言，亦即所谓支子、庶子，“左、右”是众庶子依昭穆制度的一种排序称谓。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引《吕氏博议》说：“三代之时，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变者也。曰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者也，数世而一变者也。”“丘”姓与“左”姓虽同是齐太公 吕尚（姜尚）之后，但其得姓时间不同，嫡庶有别，姓源当然不同，丘迟的祖宗是齐国公族中的世子、宗子，左思的祖宗是齐国公族中的庶子、支子，如同齐太公本姓姜，因其先人属受封于吕地一枝子孙，所以“从其封姓”道理是一样的。（语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左姓源于齐国公族的左公子，左丘明为齐国公族左公子之后，这才是左姓得姓之源与左丘明姓左的真实。
八．结语
历来在研究与考订左丘明其墓其故国时普遍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左传》本身。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笔下都争脱不了他所熟习的人与事件，也都不会扬弃他对故土故国的那份深情地关注，文学家如此，史家同样不能例外。即使左丘明“传”的是《鲁国春秋》（笔者之见，左氏起始“传”的是鲁国“史记”，之后才转为传孔子笔削的《春秋》。此是后话），有本所依，但也不能否定《左传》中所奇予的左氏个人关注与情感取向，诚如唐人刘知几所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程千帆《史通笺记•疑古》外篇卷三，中华书局本）“《左氏》之书虽传《春秋》，实兼综列国之史。”（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本）春秋时期围绕鲁国的封地采邑、附庸小国、联姻诸侯不下十馀，而唯独邾与小邾这对“母子国”在《左传》中占有超寻常的地位与文墨比重，如果不省“春秋”就里，你会视之为俨然大国；而其它一百二十馀小国则多处于少书不论中，至于左丘明“肥城说”的指认地“肥子国”更是一文难求。这种看似超常而实属正常的结论只能是：左丘明“肥城说”为伪，左丘明墓在君山为真。

注1：《山东通志》始修于明 嘉靖年间，山东巡按御史方远宜始议，所属提学副使陆釴等创修，计四十卷，52类，附10类。陆釴字举之，号少石子，鄞县人。明 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明史•文苑传》有传。陸釴编撰的《山东通志》在明朝时就号称佳本。体例不务新奇，而详核有法。清 康熙十二年，巡抚张凤仪、布政使施天裔重为修辑。大抵存明代《山东通志》文十之八九，新增十之一二。此本乃雍正七年岳浚奉诏重修。并延检讨杜诏等开局排纂，至乾隆元年告成。后任巡抚法敏表进于朝。中间体例，于旧志多有改革。如宦绩人物，旧志于列国卿大夫缕载无遗。另《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同此。
注2：该条全文为：“峄县，周 左丘明墓，在东北七十里。一云，在肥城县西南正觉寺西，元魏《地形志》云在富城县，即今肥城境也。”《山东通志》将左丘明墓“肥城说”只置于“一云”地位，而在肥城条下，左丘明墓却一字也无。故此处引文只引如是，证“肥城说”之伪者，见本文第七部分。
注3：访延名宿火第採釐   访延：诞访，即到处访求之意。名宿：这里指名声高标、学识渊博的耆老与学者。火第，即高门望族。採釐，采集梳理、考订校对。此言《山东通志》采集与写作中的严肃、谨慎与务求精到的认真态度。
注4：任昉校仇   任昉（公元460----508），字彦升，历仕南朝 宋 齐 梁三代，时有“任（昉）笔沈（约）诗”之称。梁武帝时任昉任秘书监，主持官藏典籍整理，下令儒臣躬身部籍，广收异本，手自校雠。“自齐 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仇校，由是篇目定焉。”（《南史•任昉传》列传卷四十五）。
注5：张华该洽  张华（公元232----300）字茂先，官至晋司空。张华博学多闻，强记默识，著有《博物志》等。该洽，广博精密之意。“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晋书•张华传》列传第六）。
注6 ：“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禍也。”该句译文：尊崇该祭祀的，保护弱小的，这是周王室的礼仪。不是姬姓的国家扰乱中原，是周王室的禍害。
注7：今查，春秋之前，山东本无“倪”或“郳”地，更无古“郳国”之说。因小邾本为邾父颜的小儿子封国，其始俗称为邾娄的儿子国。“倪”字为小邾一族从“兒”中得姓，故改写为“倪”；“郳”则是从小邾都邑而来。但这些都是小邾得封之后的事。
注8：今查，《春秋左传》杜预注并无此说，刘昭当有另本。蓝，《春秋左传》写作“滥”，为同地异字，滥是郳国属地，《小邾国文化》（山亭区政协编）将其定为“滥国”，并称“三邾”，误。
注9：“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按：逆，迎也）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按：指小邾），其如旧加敬也。” 该句译文：不能这样，曹、滕、邾与小邾也真没有忘记鲁国的好，尊敬他们，欢迎他们来，还怕他心生贰意，如其不然，又丢了小邾国。应该比过去还敬重才对。
注10： 《管子•立政》：“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可见齐桓公时齐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与提供租税的农民、自由职业者。说明齐国旱在齐桓公时已经是由奴隶制步入自由民租税制为主的国家。
注11：《晋语》称，秦后子、楚公子干来仕，叔向为大傅，实赋禄。韩宣子问二公子之禄焉。对曰：“大国之卿，禄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古代“百人为卒”（见《左传正义》）。

东莱野老

《左丘明是枣庄人》补证
                         东莱野老

一、        左丘明是谁
左丘明是谁？人们也许会感到陌生。因此在本文开头先设置这个问题，目的是想要人们来了解这位为中国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进而对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产生浓郁的兴趣。要说明的是，这里介绍的一切都是经过笔者考实的，而且在将来的文章中也要一一加以考述交待。
左丘明，春秋时鲁国（实则鲁之附庸小邾国）人，姓左，名丘明，约生于公元前527年（鲁昭公十年），少孔子约二十岁，卒于公元前443年左右（鲁悼公二十三年，据六国表推算），享年约八十四岁以上。左丘明先人原是齐国公族左公子，因此得姓为“左”氏。曾祖辈因避后齐桓公时代公族争斗之乱而逃至小邾国的东蔇（今枣庄市山亭区抱犊崮一带）。楚国据有偪阳国（今枣庄市台儿庄区一带）之后，左丘明的父亲倚相有感于楚国人文新奇，更为原本是五十里子国而迅速扩张成泱泱大国的楚国神话所吸引，遂由东蔇赴楚，任楚国左史，成为闻名春秋各国的楚国“国宝”。本为齐国公族后裔的左丘明，少年时期游走于鲁楚之间，秉承渊博家学、聪颖天资与深广阅历，三十岁左右来到鲁国，成为鲁国史官。这就使左丘明得以随从国君左右，并得以阅览太庙秘籍，从而使得左丘明越发博学厚积，再加上左丘明独有的人格魅力，所以深得孔子的钦敬和时人的景仰，成为时人同声赞誉的“鲁君子”、成为史称与孔子“同圣”的中华伟人。
左丘明与孔子虽然年龄相差几近一代，但因两人好同志一而成为善小必稱、過微必糾、道义相疏、过失相规的“畏友”。（注1）《史通•内篇》卷第七说：“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体。”在左丘明一方，《左氏春秋》里引孔子的话就多达十余处，这些引话多有对人事权衡准则用意，并具有藉以申明左丘明自己观点的意义；左丘明竭力排除来自“三桓”的阻力而劝说鲁哀公任命孔子为大司寇之职。在孔子一方，孔子说道：“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引自《论语•公治长》，《十三经注疏》本）依左丘明之喜为己喜，依左丘明之恶为己恶，在孔子心目中很少有人获得如此崇高地位。孔子晚年将修订《春秋》，特与左丘明一起乘车去周都洛阳，查阅《周史》。回到鲁国之后，孔子笔削鲁国《史记》，左丘明则为孔子《春秋》作《传》，使得《经》《传》天衣弥合，共为表里。诚如宋代家铉翁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传》，何可废也？” （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左丘明是我们今天得知的孔子唯一默契的合作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得更为清楚：“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政见在春秋各国七十余君那里不得施展，于是比照周王室《史记》的规制与周礼理念褒贬、笔削鲁国《史记》，其旨“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 （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事实范围也本未超出鲁史，笔法也只在于“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断狱口吻。在只有两万字的《春秋》里，记下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各国历史是绝对办不到的，诚如民国学者章太炎所说：“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问当事者事实，但据下级法庭所叙，正其判断之合法与否而已。”因此，历史上多称孔子笔削的《春秋》为政书、罪书、刑书；而与政治家、周礼守护者孔子的《春秋》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左丘明煌煌十八万字的《左氏春秋》则是“论本事”，即完全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与慎审态度载记与处理春秋史实。《左氏春秋》虽未出鲁国纪历编年，但其记事范围却远远超出鲁国国境，是一部系统完整的春秋史籍，从而扬起我国真正史学的先鞭。《后汉书•班彪传上》说：
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注2），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后汉书》卷七十，武英殿本）
《左氏春秋》笔调与风格与《春秋》乃至《乘》、《梼杌》也迥异，《左氏春秋》是以“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语见《章太炎演讲录》）从《春秋》与《左氏春秋》两相对较中可以看出，《左氏春秋》写作于孔子笔削《春秋》之前，而结稿于孔子去世之后。唐人刘知几说：左传“采摭羣言，然后成一家，传诸不朽。观夫丘明授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録。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史通•内篇》卷第五）待孔子《春秋》完成之后，《左氏春秋》则又承当起解《经》的责任，即左丘明尽量将《左氏春秋》移向传《春秋》的方向。即便如此，但也还保留了若干《左氏春秋》的原始风貌，如更多的无《经》之传、合《经》之传、《经》虚《传》实、“不祖孔子”《春秋》（朱熹语），以至于连日月时日也多有与《春秋》牴啎等现象。对此，后世学者多看出些门道，如宋人刘敞就说：“然左传日月与经不同者多，或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错杂文。”（《春秋权衡》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明末清初人朱鹤齡说：“左氏论人论事，时有悖于圣人者。”又说：“学者无耽其文之博丽而昧其义之踳駮者矣。”（《读左日钞•凡例》四库全书版）这些也都说明《左氏春秋》始于孔子《春秋》之先，而其后又从《春秋》之不及。
左丘明继《左氏春秋》之后的另一部史作是《国语》。《国语》，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各国历史资料汇编，而且是左丘明写作《左氏春秋》时未被采用的那一部分。唐人刘知几说：
子长（即司马迁）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有者哉！”（《史通•内篇》卷第二，《四部丛刊》本）
《尔雅注疏》卷第六：
《左传》曰：“今又荐饥。”释曰：“此《晋语》文也，左丘明旣作《传》以解《春秋》，又采简牍以作《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谓之外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就在写作《国语》期间左丘明的眼疾发作，几近于失明，这就给左丘明写作带来极大不便。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国语》文字若干不相协调的原因皆源于此。
左丘明的第三部史著是《世本》。《世本》载记的是上自少典、黄帝，下至春秋时期帝系及诸侯、卿、大夫、士的系谥名号。《世本》当是左倚相与左丘明父子两代人所作，这与后世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作《史记》、班彪与班固父子作《汉书》、刘向与刘歆父子校雠典籍的情形是一样的。《左氏春秋》中就保留了大量古《世本》的资料，如“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左氏春秋定公元年》）等等。
史书，历代都是国家的一级机密，且不得私人撰修。司马迁父子虽身为太史，但在未得“王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写作。班固父子修《汉书》同样如此，而且班固还曾因私修史书之罪下过牢狱。庄廷鑨私修《明史》，生前未被办罪，死后却遭戮尸。国史不可私作，自古皆然。清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书说类五》 卷二十八引韓愈话说：
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尙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呉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注3）
《史记》修成之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以《史记》起始也不被人知。同理，正因为《春秋》与《左氏春秋》两书的性质不同，前者可在孔门弟子中流传，后者则只能或深藏于太庙之中，或私藏于自家，秘不示人。因此，在整个战国时代，人们只知《春秋》，而对《左氏春秋》知之者甚少。此外，孔子与左丘明写作时虽然已经有了周宣王时创造的籀书（太史籀所创文字，俗称大篆），但他们却执意用古老的所谓“科斗文”（即后世所称“古文”）写作。清人桂馥《說文解字义证》卷十五就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即谓之籒书。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又说“此可知大篆不施于书册也”。这样一来，致使对于简约的《春秋》，孔子得意门生“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引《史记》卷四十七），何况对于史实因果更为繁复的《左氏春秋》！这是影响《左氏春秋》流布的另一个原因。
《史记•六国表序》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讥刺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试想：“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则今日之视春秋犹是洪荒之世已。”（引自《章太炎演讲录》）这里再追加一句，假使没有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国语》、《世本》，视春秋为洪荒且不论，连我们的祖宗是谁都将不得而知！今天我们说左丘明伟大，其伟大处不就在于此？
然而，《左氏春秋》在战国时代并没有完全不被人知。刘向《别录》就说，左丘明将《左氏春秋》授弟子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张苍是谁？张苍本秦朝御史，“主柱下方书”，也就是管理天下图书典籍。入汉朝之后几经升迁，到汉文帝时位居丞相。《史记•张丞相列传》说他“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其中就有《左氏春秋》，并亲授贾谊。《汉书•儒林传》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即便有如此绵绵不绝的研究队伍，《左氏春秋》也还没有立于西汉学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哀帝，原因则在于《公羊经》派的深度排斥。西汉末年，奉车都尉刘歆联合光禄大夫房凤、王龚等与“公羊派”抗争，直到汉平帝时才立《左氏春秋》于学宫。
这之后《左氏春秋》传《经》地位越来越高，以至翘楚于《公羊传》之上而成为显学。左丘明这位贤人的名声也随之弥高，直至东汉末及魏晋时期，左丘明的声望如中天之日。就在左丘明的历史地位复原到应有程度时，认领左丘明为祖先的闹事也随之而来，因为在门阀隆兴的时代，有此贤人做为自己的祖宗，不止带来荣宠，而且可以取得仕途与姻戚的实在利益。
第一个配合肥城丘姓认领左丘明为其祖宗的人是东汉末年的应劭。应劭曾做过太山太守，有名的“泰山通”，不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其一，他硬是将春秋时期的肥子国从河北藁城搬到山东肥城；其二、他硬是要得姓比左氏早得多的丘姓来认领左氏为其祖宗；其三，很可能还是他（应劭《汉书注》已经为佚书），硬是将肥城的一处土堆说成是左丘明冢。凡此不能不令人怀疑应劭与肥城丘姓之间的不寻常关系。如其不然，著有《风俗通》与《汉书注》的应劭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错误呢？正是应劭的这些不实“记载”，而为此后的肥城丘姓认定左丘明就是他们的祖宗提供了所谓依据。
第二个为肥城丘姓张目的是魏收，即被世人视为小人之史、秽史的《魏书》作者。前文（指《左丘明是枣庄人》，下同）已经说过《魏书》几经修订，原因在于显门官宦对其不满。《魏书•地形志》东平郡目下“富城，左丘明冢”，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次左丘明墓在肥城的记录。有了这唯一一次，也就更加为肥城丘姓认领别左姓人为祖宗提供了超乎常理的所谓依据。这里要指出的是，出现这样的载记，要么是魏收照抄应劭的《汉书注》，要么其中同样包藏着鲜为人知的不光彩秘密。
到了唐、宋，儒家们关心的似乎不再是左丘明的葬地与籍贯，而是节外生枝地攻讦《左氏春秋》的著作者。如唐朝啖助、赵匡等人以为左丘明在孔子之前，王安石则硬说左丘明是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人，而且列出十一条证据（可惜这十一条今已不存，不然大可拿出来逐一欣赏），叶梦得则更是无中生有地称“古有左氏与左丘氏”，于是他大胆地将左丘明一分为二，说《春秋传》出左氏，《国语》则出左丘氏，如是等等，连大名鼎鼎的二程（程颖、程颢）、朱熹也概莫能外。再加上《广韵》的不辨与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鼓噪，于是将魏晋之前非常通透明晰的左丘明置于重雾厚霾之中。对此，宋末经学大师家铉翁说道：“以此误天下后世，有不可胜诛之罪。”（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虽然，但更多的学者却不听这一套。《六臣注文選》卷第四十三唐人傳良注：“左，姓也；丘明，名也。”清代乾嘉学者毛奇齡说道：
孔安国曰：“左丘明，即鲁太史也。”按汉（书）《艺文志》：《左氏传》、《国语》皆鲁太史左丘明著。《司马迁传》：“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复纂异同，为《国语》。而刘向、刘歆、杜预辈，皆言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恶与孔子同，亲见夫子，而《公》、《谷》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侔也。”其曰好恶与圣人同，则明指《论语》“左丘明耻之”诸句。自唐人啖助、赵匡、陆德明辈，不知何据，乃曰《论语》所引丘明，乃史佚迟任之类。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谓左氏即其人非也。宋程、伊川遂谓左丘明古之闻人，而朱子用之，亦遂分《论语》、《左传》为两人。然实无明据。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左丘明“肥城说”似乎也在“与时俱进”，随着以上提到的鼓点不断地编造若干自己都不能自圆的假证。
二、一场“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的闹剧
清嘉庆八年（1803年）,山东巡府铁保给朝廷上了一个疏奏（当然要附上由肥城丘姓炮制的一堆附件），要求皇帝授予肥城丘姓----也就是授予丘姓头面人物丘明善世袭五经博士爵位。
今查，铁保字冶亭，栋鄂氏，满州正黄旗人。铁保由漕运总督于嘉庆七年迁广东巡府，同年调山东（见《清史稿》）。铁保奏折是在调任山东巡府的第二年，具体说也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不到半年时间丘明善怎么可能撼动这么大的人物呢？深入考究，原来撼动铁保者不是丘明善，而是时任山东学政的刘凤诰。山东人对刘凤浩并不陌生，济南大明湖铁公祠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楹联即此人之作，书写者就是铁保。
刘凤诰，字丞牧，号金门，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迁升为侍读学士，嘉庆五年起任山东学政，直至嘉庆九年调离，著有《存悔斋集》。刘氏是一位力主左丘明姓丘名明的人，他认为：“舉其官曰左氏，着其人曰丘明。”（刘凤浩《存悔齋集》卷六）也就是说，左是官，即左史的省称，而丘明，才是他的姓与名。刘凤浩的论断要得“实证”支持，而肥城头面人物丘明善自然要从“实证”中得到利益，可谓一拍即合。再加铁保的什么动机，于是这就有了《山东巡抚疏请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第一个折子。
铁保折子被嘉庆皇帝批转到礼部，其时的礼部尚书为纪昀，于是就有了纪昀《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疏请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折子》（见附件一中第一个折子）。纪昀，字晓岚，乾嘉朴学（考据学派）的领袖人物，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十余年。山东巡府疏奏的荒唐与假证理所当然地被其驳回。第二年，也就是嘉庆九年，铁保等人（当然包括刘凤浩并丘明善在内）不服朝廷（实则礼部）驳议，再次上疏朝廷，“坚执姓丘，不应被驳。”并另请增设汉儒郑玄子孙世袭五经博士。于是就有了纪昀的第二个奏折----《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申辩前疏并另请增设汉儒郑元世袭五经博士>折子》（见附件一中第二个折子）。应该说，纪昀的两个奏折大有意犹未尽之憾，于是又责请时在京城的另一位经学大师段玉裁写就代礼部《驳山东巡抚请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见附件二）。
段玉裁是谁？段玉裁（1735――1815），字若庸，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文字、音韵、训诂及经学大师。著名学者钱大昕、姚鼐、王念孙父子皆为其友。早年在贵州、四川多个县任知县，后辞官回乡，从事经典研究，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七百馀卷，收于《经韵楼丛书》。其中《说文解字注》最为著称，王念孙感叹道：“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段玉裁55岁时再次入京，嘉庆九年（公元1803年）受礼部尚书纪昀之托，写就《驳山东巡抚请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 如果说纪昀的两个折子是以礼部尚书身份上书皇帝，那么段玉裁的折子则是礼部乃至各阁院博士们集体奏议。如果说纪昀的折子只是就山东巡府铁保疏奏范围之内而论事，那么段玉裁的“博士议”则远远超出授爵丘明善与否的范围，而是对千百年来歪邪儒生强加给左丘明的姓氏、籍居、墓地、著作等一系列扭曲不实之词的大清算、大扫除。今天看来，此次清扫虽然还有欠根除其《风俗通》、《魏书•地形志》种源之憾，因为《风俗通》与《魏书•地形志》的时代更具有造假气候与土壤（下文有专论），但亦可以看作是对左丘明身世、籍贯、墓葬及其著作虚假不实的总“结算”。笔者将纪昀、段玉裁奏议做为附件，并做了必要的铨释，给出白话译文，人们大可从中领略“肥城说”的荒唐与虚假、可笑与可悲！东汉班固说：“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庆，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 （《白虎通德论》卷八）姓，人伦内核，古人视之如身家性命！然而为一己之私，竟也有“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颠倒是非以至如此，中国历史尚难找出第二例！这倒不全怪段玉裁的言辞激烈，因为他面对左丘明这位伟人如此受辱，实在难以掩饰内心的愤懑而已！
可惜的是，铁保的两次奏折我们一时难以搜寻得到，大概是收藏于清秘府了吧？不过还是找到了刘凤浩的一篇《进文》，从内容看，该《进文》当是铁保第一个疏奏被驳退之后，刘凤浩为铁保出主意，坚持再次上奏时写的。《进文》，呈进顶头上司铁保之文也。为便于大观，同样做为附件，并加了一个驳议，这就是附件三。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对铁保、刘凤浩伙同丘明善的拙劣造假、欺骗朝廷的行为稍有披露。附件四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坚持左丘明“肥城说”安徽学者俞正燮的。俞氏在其《书<左传精舍志>后》一文中，对上述人等的荒诞行径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当然，他不可能将笔锋直指铁保与刘凤浩，于是对丘明善大加鞭伐。因为，依他的说法：“山东官吏不能辨别伪书，丘氏子孙自诬其祖”，再加上“部员不能分别古书”，“三难具而累及先贤”，以至于误了“丘氏真贤”。说明白些就是：让姓了左姓两千多年的左丘明改姓丘之所以没有得逞，全是铁保、刘凤浩、丘明善等人造假惹的祸，全是纪昀与段玉裁们不懂古书所致。俞氏的轻狂，令人瞠目！
真的不可小觑此场由山东巡府铁保及刘凤浩、丘明善演出的闹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国千百年来空前规模、空前深入、空前紧凑的有关左丘明研究的大演场，参与人数之多、涉猎之宽泛、揭示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代所不及的。只要翻检一下乾嘉学者们的集子，几乎没有不对此有所议论的。
由山东巡府挑起的这场学术大辨争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纪昀在第二个奏折里说道：“《山东通志》载左丘明墓在峄县，而以肥城之墓分注于下，是此二墓皆在疑似之间，未必肥城果眞，峄县果伪。”这样的结论，看起来好像仍为两可，但对“肥城说”的彻底否定，不就是间接肯定左丘明墓在峄县的吗？这是有清一代对左丘明墓在峄县坚定不移的认定！本文不惜篇幅将此次论争的原始主要构件作为附件，想读者自会有所结论，故不再多加赘语。
同一般戏剧一样，由刘凤浩为导演，由铁保、丘明善充当主角的这场闹剧结束不久，俞正燮则貂续于后。因为俞正燮的说词为今天“肥城说”们所论必征，所以这里有必要对俞氏的说词加以述评。
俞正燮何许人？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1821年中举，以后虽数次参加会试，却都榜在孙山之外。之后他开始游历大半个中国，这其间他结识并得到学者孙星衍赏识，进而声名大彰。应该说，俞氏在学术上还是多有造诣的，但在左丘明的姓氏与墓地考据方面却实在不经一击，这中间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与肥城丘姓有什么“过手”。他先后写出有关左丘明姓氏与墓地系列考据文章，主要有《左丘明作<左传>论》、《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左丘明墓考》、《书<左传精舍志>后》等等（见俞正燮《癸巳类稿》）。其中为左丘明不得改姓丘而大鸣不平，对朝廷认定左丘明墓在峄县大喊其屈。指斥纪昀与段玉裁们不懂古书，俨然以独自瞭知古籍者自居。以下是俞氏系列文章的大体。
《左丘明作<左传>论》：俞氏在文中，一方面大鞑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以私心测圣”，否定《左传》为左丘明所作，一方面只说是丘明作《左传》，全然不提“左”字放到何处。单读该文，可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听你说反倒糊涂起来了”。
《左丘明子孙姓氏论》：俞氏在文中，极力反对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中左、丘两姓是由“左丘”复姓合分而成的说法。他说：“丘氏二脉：一出太公，一出丘明。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也就是说，齐太公与左丘明完全是两档子事，齐太公的裔孙姓丘是以地为姓，而左丘明的裔孙姓丘则始自丘明这个人。俞氏的根据就是汉代史游的《急就章》与宋代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那就让我们看史、王两位的《急就》吧。先说史游。史游为西汉元帝时人，曾为黄门令，是一位书法家。他的《急就章》本是一部识字蒙书，史游用隶书草写，也就是用后人们世称之为“章草”书体书写的，三字一句，以供儿童识字之用，并非什么学术上的经典之作。其中有：
“左地馀”三字，唐人颜师古注：“左丘明本鲁之左史，继守其职，遂为姓焉；又，楚左史倚相末裔亦为左氏。”
又有“丘则刚”三字，唐人颜师古注：“陈有宛丘居之者，以为姓；又邾有丘弱，后亦为丘氏。”（引自《四部丛刊》本）
再说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浙江鄞县人。进士出身，南宋学者，官至吏部尚书。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著书立说，名著《困学纪闻》、《玉海》就是这个时期写的。王应麟晚年为教本族子弟读书，先后编写了儿童蒙书《三字经》（时称《三字歌诀》）与《姓氏急就篇》。
《姓氏急就篇》是仿照史游《急就章》写成的，也是三字句，在“左丘明”一句下，王应麟自注道：
左氏：周有左儒；又，左丘明，鲁之左史，继守其职，遂为氏；又，楚左史倚相，末裔亦为氏；又齐公族有左丘公子，后为氏。
丘氏：陈有宛丘居者，以为姓；《风俗通》鲁左丘明之后。┅┅”（引自《四库全书》本）
在颜师古与王应麟的注里看到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交待，均没有肯定左丘明就是姓丘！俞正燮也真能想得出，将儿童蒙书拿出，且号称“义最古，无疑”的左丘明姓丘的证据！即使这样些儿童蒙书的证据，读者如果不加检索原著，还真的以为西汉时就有人认定左丘明本姓丘，从而他的子孙也随之姓丘，当然也还真的会随俞正燮认鹿为马了。然而事实却是从春秋到秦、汉、魏、晋，除应劭之外，再也没有一本书将左丘明拆分开来，以为左是官，丘是姓，明是名的。真正要左丘明改姓丘，那是唐代以后“邪儒”所为。宋人马永卿对此极为愤慨，说道：
后世之罪大矣，至于唐时啖助尤为作怪！至于以谓左氏者非左丘明也，乃《论语》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人。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者，左丘明非春秋左氏，而左氏别有名也。其妄意穿凿，乃至如此。想见啖助当初立此新意穿凿之时，自谓可破万世之惑，不知为后世笑具也。（《元城语录》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左丘明姓左最早见于《论语》，俞正燮说左丘明姓丘是“义最古”，岂不在强奸孔子《论语》，岂不在强奸史游与王应麟的《急就》？
俞正燮认定左丘明姓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告诉人们：肥城丘姓所守的“墓”（真的有春秋时人屍骨？）就是左丘明的墓，换言之，左丘明墓不在峄县，而在肥城。于是他又有了《左丘明墓考》一文。《左丘明墓考》是俞正燮篇幅最长，花气力最多的一篇。文中他一口气说出了左丘明墓在肥城的三个“佳证”。为不失俞氏原意，不妨稍长一些摘录如下：
《元史•地理志》济宁路肥城云：至元十二年以平阴辛镇寨东北十五里古城改设今县是也。《水经•汶水注》云：泌水西南流经肥城县故城南，泌即今城南肥水，今县城即汉城，元人盖据水经知之。《水经注》又云：泌水自肥城故城又西南过富城，则魏富城治在今治西南，魏富城本汉肥城地。《魏书•地形志》东平郡富城注云：有富平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魏富城为今肥城，丘明冢见古籍者以魏书为始，冢在肥城。佳证一矣。
平阴县志云：卢故城，在县东北七十里长清境内，其迤西南十里，正今肥城西北境内，为唐平阴治，唐《元和郡县志》平阴县云：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应在今县西南地。佳证二矣。
《太平寰宇记》云：郓州平阴县本汉肥城，谓其治为肥城地。又云：隋开皇时置榆山县，大业二年移于今里，改名平阴。则宋平阴治，始隋大业时，一与唐同。又云：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亦与《元和志》合。佳证三矣。
正因为有此三个“佳证”，于是俞氏说道：“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现在来梳理一下俞氏的三个“佳证”。先说第一个。《魏书•地形志》的确有那么一段，而且是二十五史中唯一标记左丘明墓的一次。今本（即中华书局本）原样是：“富城，二汉、晋属，有富城、上城、武强城，左丘明冢。”查汲古阁本《魏书》亦同。《魏书》分明写的是“富城”，而俞氏却引为“富平城”。富平在哪？清人钱坫《新校注地理志》卷第八：“富平，在今武定府阳信县东南三十里，《后汉书》注故城今厌次县也，《括地志》在阳信县东南四十里，《太平寰宇记》三十里。”（清咫进斋藏本）富城与富平城相去几百里，俞氏显然搞错了。既然错了，又谈什么“佳证”！另两条“佳证”只引利于“肥城说”一项，为什么不引《太平寰宇记》中墓在峄县一项？给人感觉好象古籍只有墓在肥城的唯一记载，这叫瞒天过海！而且俞氏三条“佳证”只能指明《地形志》所说左丘明墓的具体方位，而全然不辩证左丘明墓为何在此处，而不在峄县。因此，说左丘明墓就在肥城并不能令人信服。俞氏的这种顾左右而言它的考据方法，实在不算高明。左丘明墓“肥城说”一向不敢越《魏书•地形志》一步，如闭口不谈肥城春秋时属鲁还是属齐？古肥子国真的就是肥城？左丘明又是如何得肥子国封邑的？如是等等，一旦越过《魏书•地形志》一步，则“肥城说”就会全线崩溃。
三、应劭是“肥城说”的始作俑者
前面说过，不论纪昀与段玉裁，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从根本上澄清被“肥城说”奉为金科玉律的证据，这就是来自应劭的《风俗通》及今已失传的《汉书注》虚假不实的存记。下面专门讨论这两本书。
应劭，字仲远（又作援、瑗），东汉世代宦门，“汉灵帝中平三年举高第,再迁，六年，拜太山太守。”汉献帝初平二年，曹嵩、曹德父子被徐州牧陶谦杀之于太山郡界，应劭畏惧曹操加害于己，于是“弃郡奔冀州牧袁绍”那里去了（《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任太山太守四年，（今人王利器以为六年，非。见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版），史称“泰山通”。现在的问题是，应劭在与左丘明的相关问题上都说了些什么，是否可信。
应劭有两部著作被“肥城说”视为真经、圣经，一是《风俗通》，一是《汉书注》（又称《汉书集解》）。先说《风俗通》。《风俗通》成书，《后汉书》本传里是这样说的：
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又论当时行事，著《中汉辑序》，撰 《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后汉书卷四十八》）
司隶，即司隶校尉，相当后世的吏部尚书，是汉室遴选与考铨官吏机构的总理官。应劭的父亲在任司隶校尉期间曾下达通知，要各官府郡国的官员、显贵上报他们先人的名望事迹，由此喊出了魏晋南北朝门伐风尚的第一声！青年的应劭将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这些资料整理成《状人录》，这本《状人录》就成为《风俗通•姓氏篇》里的主要写作素材。清代学者桂馥称《风俗通》为“少年之作”并不为错（注4），今人王利器极称《风俗通》为历官之后作，也不为错：这只说明《风俗通》“论当时行事”时间之长。应劭的《姓氏篇》早已散佚，今天能看到的都是后人从古籍中辑录出来的。下面是清代乾嘉时期经学大师张澍的辑录及张澍所加按语：
丘明氏，鲁左丘明之后，又云，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氏，世居扶风。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也。”
澍按：丘光庭《兼明书》引《广韻》云：“丘氏，鲁左丘明之后也。明曰丘明，出自齐太公之后，不因丘明得姓。”《汉艺文志》：“左丘明姓左，名丘明。”岂其子孙以父祖之名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则左氏为传时已有丘氏，非丘明之后也。审矣！（清张澍《补风俗通姓氏篇》二酉堂板）
张澍注中说，辑此段文字于《隋纪》、《广韻注》、《通鉴》。三书合辑，大概符合应劭《姓氏篇》原貌的。对于这样一个常识性，且春秋、两汉时期对左丘明的姓氏本无异议，举任何一本书，也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到应劭那里，却又怎么横生出一个“丘明氏”来了呢？岂纪昀一个“应劭《风俗通义》，而未着其何以分”、段玉裁一个“非《风俗通》有误，而《广韵》误也”所能化解得了的（纪、段引话见附件）？依笔者之见，这根本就不是有误与否，而是别有用心：要么早在司吏校尉纪奉征集“各上前人像赞”时，肥城丘姓就篡改了他们的祖源；要么在应劭任太山太守时，肥城丘姓就与应劭有了不光彩的“过手”，不然这样的常识性颠倒断然不会发生！另一个与之相关联的是非颠倒是，应劭硬是将春秋时期的肥子国从河北藁城搬到了山东肥城（应劭的影响极为恶劣，后世地志与注释大都不加分辨地加以引用）。在应劭的《汉书注》里，他说：“肥城，古肥子国。”以至引得叶佩甫大惑不解，说道：肥子国在山东，“不见于春秋、战国。” （引自清 叶佩甫《续山东考古录》卷之六，已见前文）应劭的《汉书注》也已散佚，今天很难得其就里，但叶佩甫的引话不会有误，因为清人钱坫《新校注地理志》有同样的引用：“肥成，应劭曰，肥子国。”（钱坫的引用，与叶佩甫同样存有不解之惑）如此颠倒是非，应劭到底要告诉人们什么？后世的“肥城说”们在解答左丘明墓之所以在肥城，动辄就引应劭的“肥城，古肥子国”，进而来圆古肥子国是左丘明的食邑，死后自然要埋到他的食邑、家乡的痴话妄语。左丘明真的有采邑？前文对此已有所证，这里再补充一点：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宋人胡仔《孔子编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孔子在春秋时期是出了名的圣人，弟子三千，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与鲁宰，薪水是奉粟六万，并无什么采邑，而左丘明只是一介书记史臣，且春秋时期列国史臣已非周天子的命官，其势、位逊于孔子多多，连孔子拿的也都是奉禄，左丘明又哪里来的古肥子国封邑？出现这一系列怪现象，笔者很是怀疑：左丘明墓在肥城的源头也是出于应劭之手！并由此推断：肥城丘姓的“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闹剧序幕拉开的具体时间是东汉末年，即东汉灵帝与献帝之交，中经南北朝的拓跋魏，历时一千七百多年，直至清代嘉庆年间，走上戏剧高潮。
《后汉书》应劭本传说得非常清楚：其文“不典”。张自烈《正字通》说：“典，法也。”“不典”就是不可为凭、不可为据、不可为法、不可为信。譬如应劭在《汉书注》里硬是将小邾国的都邑塞进同时存在的滕国疆域之内，等等（已见前文）。然而就是这样一些不经不信的文字却被后世的一些著书者不加思索、不假考证地引以为据，其中包括一些大著、名著，如《元和郡县志》、宋人陈彭年的《广韵》、郑樵的《通志》、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等。然而也有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其惑的，如极受乾隆皇帝推崇的宋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人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两部大著就是。王圻就说：
丘氏有三：太公都营丘，支庶以地为氏。又丘林、丘敦氏并改丘氏。
左氏有二：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为氏，楚有左史官，亦为左氏。（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八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丘氏得姓之源有三，其中之一是与左氏同出齐太公，然而这丘姓一支比左姓一支得姓时间早得多，绝非同宗。这岂能为《风俗通》一书所能搬动得了的！至于肥城丘姓是不是齐太公的后裔也值得怀疑，因为汉末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南下，因慕汉人的人文而自比，丘林、丘敦等外族也就改姓为丘。说到此，我想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首诗来，道是：“虚经腐史意何如，谿刻阴森惨不舒，競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陈寅恪全集•经史》）我改了其中几个字以附于此：“《风俗》腐史意何如，妄改左氏惨不舒，競作丘论荒唐语，遗误千古是此书。”
现在再来审视《魏书》。魏收的《魏书•地形志》有“富城，左丘明墓”字样，我在前文说过，《魏书》所以出现这样的字样，要么是照抄应劭《汉书注》，要么是魏收写作此书时有着应劭、山东巡府与肥城丘姓同样的“过手”，除此难以找到别的解释。其实《魏书》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从《魏书》三番五次修订就可见一斑。时人称其为“秽书”，后世学者又称其为“小人之史”，唐人刘知几《史通•外篇》卷第十八就说道：
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熏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注5）
对于小人之史，佞人之笔，人们又怎么能去当真？至于千百年来，关于左丘明的种种“积非成是”，当然必须釐正，还澄明于左丘明。
四、左丘明墓在小邾国补证
在指认左丘明墓所在何处，有一派言论为“请拿出先秦文献记载或实物证据来”。有此一派言论并不为奇，那是因为他不知左丘明其人，更不知其所处时代历史所致，单就左丘明所处时代墓葬习尚而言，哪里会有什么墓封？又奢谈什么墓冢？我在前文已经说过，指“这就是左丘明冢者”，则定然不是左丘明墓冢。因此目前研究的方法只有“排除法”，即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结合事理、情理，综合分析、比对，而决不可只凭假造的什么“左传精舍”、造假的歌咏左丘明为“英雄”的诗文，乃至编造的唐、宋、明各代朝廷对左丘明的封赐为凭据。
今查古籍，左丘明墓共有四处：一在甘肃灵台，一在曹州（即今定陶县），一在肥城，一在峄县。（注6）为使读者对此有个全面而深层次的了解，这里引述的资料不妨稍多一些，稍全一些，辨证稍多一些，稍长一点，目的在于证明本文绝非虚证。
其一、左丘明墓“灵台说”
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这样写的：“灵台，左丘明庙，在县东北三十里。” 清乾隆《甘肃通志》卷二十五：“左丘明墓在灵台县东北三十里。”据称明朝《灵台县志》有同样记载，可惜笔者手头无此书。左丘明为何埋葬于灵台？据传，鲁国内乱，左丘明遂因之西进，沉迷于灵台山水甲秀，于是定居并老死于此。《左氏春秋昭公十五年》：“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晋杜预注：“密须，姞姓国也，在安定阴密县。”（杜预注《春秋左传》汲古阁本）阴密县即今之灵台县，今属甘肃省平凉市，相去鲁国数千里之遥，古籍记征甚孤，且与事理、情理不符，这只能表明普天之下，对于这位“鲁君子”的景仰而已，并不说明左丘明墓真的就在灵台。
    其二、左丘明墓“定陶说”。
明嘉靖《山東通志》卷十九：“定陶縣陶丘之巔葬魯太史左丘明之王父，有宋盛琳所撰碑刻。”清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四十四：“左君墓，在曹县西北左山上，府志相传左丘明父葬此。”其实这是一种误传。古定陶地域含济阴、定陶两县，汉哀帝时葬定陶恭王于此，因为葬地在魏晋时的定陶城之左，所以世人称之为左城，也称葬城。而左山葬的却是战国时人慎到。慎到，战国时赵国人，与孟子同时代，崇尚道家、法家（今存《慎子》一书），是战国时期的显士，曾于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禄，鲁国也曾拜其为大将军，所以后人称慎到为鲁太师。明万历举人郭文英《左公庙碑记》是这样写的：“州治（即渮泽）之南四十余里，灵圣湖迤南，有土隆然一丘，号为左山，不知始于何代，《州志》则谓左丘明之墓，盖周良史云。”由于济阴县与定陶县县域历代变迁，所以人们以讹传讹，于是由鲁太师慎到墓，而鲁太史左丘明王父墓（王父，祖父也），而鲁太史左丘明之父墓，而左丘明墓。由“太师”而传为“太史”，再由“王父、而父、而左丘明本人”，道理同于甘肃省灵台县左丘明墓：这也同样只能表明普天之下，对于这位“鲁君子”的景仰而已，并不说明左丘明墓真的就在定陶。
左丘明墓“灵台说”与“定陶说”向来不为人承认，因为于事、于理均不成立。到此，只有左丘明墓“肥城说”与“峄县说”非此即彼了。关于“肥城说”，前文与上文已经征述其伪许多，因为“肥城说”历代炒作，虽每每取辱于世人，然至今毫无检点，而“峄县说”几于偃声，大有“邪径败良田”（《汉书•沟洫志》语）之势，所以，下面不得不再罗列一些证据，以申明笔者前文所引乾隆《山东通志》其证不孤。
先引明、清两代方志，为不失于偏执，特将同书有关肥城的载记一并同列。
        明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九峄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一在肥城县。” 同卷肥城目下：“左丘明墓　在肥城县西南二十五里，一在峄县。”
清康熙十三年《山东通志》卷二十一兖州府目下：“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一在肥城县。”济南府目下：“左丘明墓，在肥城县西南十五里，一在峄县。”
清雍正三年《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二百四十至卷二百五十一峄县目下：“左丘明墓，楚左史之后也，墓在县东北七十里。”
清乾隆元年《山东通志》卷三十二兖州府目下：“峄县，周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一云在肥城西南五十里正觉寺西。元魏《地形志》（即《魏书•地形志》，古人称拓跋魏为“元魏”）云在富城县，即今肥城境也。”（笔者按：文渊阁《四部全书》本。泰安府肥城县目下，无左丘明墓字样。卷九肥城目下只说：“都君庄，在县西南四十里，相传即舜成都之处。”
清乾隆三十五年《兖州府志》卷二十一峄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一云在肥城西南五十里正觉寺西，元魏《地形志》云在富城县，即今肥城境内。”（当府志自刻，无刻本信息）
清嘉庆二十五年《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八兖州府目下：“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泰安府目下：“左丘明墓，在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又《元和志》：在平阴县东南五十里。”（《四部丛刊续编》本）
历代方志的写作，皆有必遵的规矩：其中就有“正讹而传信”、“缺疑以慎言”这样两条。所谓“正讹而传信”，就是已知其误，即使古籍有记载，写作时也不取用，如乾隆元年《山东通志》肥城目下就断然不书左丘明墓之存在，而只在峄县左丘明墓条下加注，且引《魏书•地形志》以说明出处，姑存一说。所谓“缺疑以慎言”，对于那些在似与不似之间游弋而难断者，则慎审下笔，“以疑传疑”。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左丘明墓为什么会出现在多处的原因。本文引述以上，旨在说明：左丘明墓“峄县说”在明清两代方志中的分量远比“肥城说”重得多。
再引宿儒著述，其标准如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道统考》卷二百：“峄县东北七十里，济南府胙（胙，肥的异体字）城县西南二十五里俱有左丘明墓，未知孰是。” （笔者按：明万历癸卯刻本。王圻，字元翰，一字洪洲，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擢御史。）
明郭子章《圣门人物志•先儒》卷七：“其书自宣、成已前三纪而成一卷，至襄、昭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一在肥城县。”（笔者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自号蠙衣生，泰和(今属江西)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曾任都御史、贵州巡抚、兵部尚书等职，后成名医。）
清熊赐履《学统•附统》卷三十四：“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一在肥城县，未知孰是。”（笔者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熊赐履，字敬修，孝感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大学士。）
凡言及左丘明墓在肥城者，大多会提及《魏书》及《风俗通》；而称左丘明墓在峄县者，则多缄口出处，这似乎在向人们昭示：凡言在肥城者，则出于《魏书》，凡言在峄县者，则出于世代口碑。古語：“裨谌谋于野。”是说，郑国欲有军国大事，便派大夫裨谌到乡间百姓那里共同谋划。《魏书》与《风俗通》为造假之作，世代相传的“峄县说”岂不更为可信？
    今本《大元大一统志》已经为残本，在只存三十五卷与附录九卷里，缺的又恰恰是山东这一部分，因此我们难以看到具体。而在元代于钦的《齐乘》卷五山东陵墓一节里是这样说的：
           左丘明，峄州东北七十里。《元和志》东平平阴县东南復有丘明墓。
元代至元二年设峄州，州治为峄县。其时肥城都君庄一带归平阴县，平阴县又属东平州所辖。现在来说于钦与《齐乘》。于钦，字思容，山东益都人，历官至御使宪台都事左司员外郎，做过多年益都路田赋总管。山东，古齐、鲁之邦。单称齐，犹今单称鲁。乘，即史。鲁的史书叫春秋，齐的史书叫乘。《齐乘》就是山东的史志，是山东历史上的第一部史志，也是世人评价极高的一部。《四库全书提要》说道：
钦，本齐人，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实为详确、可信。故向来推为善本。卷首有至元五年苏天爵序，亦亟称之。
时人嘉议大夫、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苏天爵的《齐乘序》里写道：
于公生于齐，官于齐，考订古今，质以见闻。岁久始克成编，辞约而核。
《齐乘》是当之无愧的信史、信志！它不是古籍的照抄，而是“援据经史，考证见闻”的勘查、辩证所得，于钦考定左丘明墓就在峄县。之所以列出《元和郡县志》中的“肥城说”，只为存此一说，并不当真。
再向上追溯到唐、宋。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下面是两部书有关左丘明墓的述记：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一郓州平阴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本。笔者按：肥城都君庄一带历史隶属变迁频繁，至唐贞元十四年隶于平阴并归郓州所辖。）
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沂州承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卷十三郓州平阴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笔者按：氶，又写作“承”，见前文。肥城都君庄一带历史隶属变迁频繁，至唐贞元十四年隶于平阴并归郓州所辖。）
现在来说这两部史地志书。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唐宪宗时宰相。应该说李吉甫深明时政，在相位是很有建树的：为汇总全国方镇、府、州、县数与户口、赋税、兵员等状况，著有《元和国计簿》十卷；为掌控职官源流与职务，著有《百司举要》一卷；为“辨州域之疆理，时获省闻，或裨聪明”（《自序》语），他先后撰著《十道志》（已佚）与《元和郡县志》两部地理志，两书结为姐妹篇，因此《元和郡县志》不同于一般的地志，是在藩镇割据国情下，是为弄清郡国疆域与摆脱财政窘境而写作的。而《太平寰宇记》则不同，它“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本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书而大变。”（引自《四库全书提要》）乐史，北宋人，官至太常博士、直史馆事迹，《太平寰宇记》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名。现存《元和郡县志》中确无峄县有左丘明墓载述，但这并不能成为俞正燮否定峄县有左丘明墓的依据。且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自序》里说的：
            虽则贾眈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国志》，不独编修太简，抑且朝代不同，加以从梁至周割据更名，暮四朝三。臣今法波讨源，穷本知末，不量浅学，撰成《太平寰宇记》。（笔者按：贾眈唐代人，所撰《十道述》今已散佚。）
《元和郡县志》四十卷，而《太平寰宇记》则洋洋二百卷；另外《太平寰宇记》“采摭繁富”，“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要”（《四库全书提要》语）：凡此，《元和郡县志》都是难以与《太平寰宇记》开比例的。至此，人们或许要问，《太平寰宇记》既为信史、信志，为什么还要将左丘明墓开列在平阴目下呢？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有《风俗通》、《魏书》的疑书伪记，因此《太平寰宇记》也不得不遵循“以疑传疑”史志写作的规矩。
    然而，左丘明墓在峄县并不能说《太平寰宇记》载记为最古。再向上追溯，笔者推定早在西晋时就载记于册，这册就是大名鼎鼎的《述征记》。《述征记》的作者为东晋与刘宋时期的郭缘生，《隋书•经籍志》卷二《史部•地理类》载:“《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同志《史部•杂传类》又载: “《武昌先贤志》二卷，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则知郭缘生曾做过天门太守。“征记”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界乎方志与游记之间的文体，如郭缘生的《述征记》、《续述征记》，裴松之的《北征记》，戴延之的《西征记》等，可惜《述征记》早已成为佚书。下面是《太平寰宇记》与《齐乘》引述《述征记》的话：
《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峄县目下：“君山，一名抱犊山，在县北六十里，《述征记》曰：承县君山，即抱犊山，壁立千仞，顶宽而有水。去海三百里，天气澄明，宛然在目。山上有池，周迴五丈，深可三四尺，春冬水旱，未尝有减；若渐污秽，则竭，诚祷，则生。上有精庐，每有修定，僧居焉。上有地顷余，昔有隐遁者抱一犊于其上垦种，故以山名。汉名楼山，魏号仙台，高九里，周迴四十五里。”
《齐乘》卷一峄县目下：“君山，一名抱犊山，峄州北六十里。《述征记》曰：承县君山有抱犊固，壁立千仞，去海三百里，天气澄明，宛然在目。山上有池，深才数尺，水旱不增减。平田数顷，昔有隐者王老，抱一犊，于上耕种。后遇异人，仙去，故以名焉。汉曰楼山，魏号仙台。其高九里，周四十五里。”
由上引述文字，可以看出《述征记》之大拢，现在我们来分析这段文字。《述征记》所谓“汉名楼山”，楼，本作“娄”，邾娄之娄，即邾娄国之山，是以领属关系所命名的。而称君山则与之不同，君山是以“鲁君子”左丘明关系所命名。《述征记》在指示读者：其一、“君山”之名自古有之，且与“楼山”两名并行，到了魏晋始有“抱犊山”或“仙台”之称。为什么呢？因为魏、晋玄学大兴，传有王姓隐居者抱犊其上垦种，故名抱犊山；因王姓隐者后遇异人仙去，故名仙台。其二、君山是一个周廻四十五里大的山体总称，抱犊山与仙台只指山上“崮体”那一部分山体。梳理一下上述文字：春秋时称君山或称楼（娄）山，至魏、晋时始有抱犊山或仙台之称，而君山、楼（娄）山之名贯于春秋与后世始终。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即那周廻四十五里山体又何以命名为“君山”呢？笔者翻检古籍，此地并无道家老君仙化的记载，其山形也无道君的形象，所有，只有春秋以及后世尊仰为“鲁君子”左丘明的墓地。换言之，君山的得名完全出于与孔子“同圣”、世代推崇的“鲁君子”左丘明墓所在。所以，东晋、刘宋时期郭缘生的《述征记》本来就有君山为左丘明墓葬地的记载。如果说应劭所运用的是“搬地法”，将肥子国强从冀北搬运到齐西，如果说魏收所运用的是“指鹿为马”法，硬将一堆土块谎称为左丘明冢，那么《述征记》的君山葬有左丘明骸骨记载，则是自春秋至魏晋七百年来的口碑相传。《元和郡县志》所以不载，那是因为古人为尊者讳的成例所致。隋煬帝大业“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齐郡贼杜威率众渡淮，攻陷历阳郡。丙辰，勃海贼窦建德设坛于河间之乐寿，自称长乐王，建元丁丑。辛巳，贼帅徐圆良朗率众，破东平郡。”（《隋书•帝纪第四》，中华书局版）也就在这一年，左丘明的后代“山贼左君衡”纠合君山山民攻陷峄县（见《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并盘据经年，这些给后来唐王朝一统都带来不少麻烦。由与孔子“同圣”的“鲁君子”左丘明，其后代一变为“山贼”造反者，这在正统儒家那里怎么也不可接受的。同例还有明代崇祯年间的“先圣”孔子后裔孔有德，孔有德虽然叛逃于清（有意思的是史书上称清为辽），然而清人所修的《明史》仍然以乱臣贼子视之（参阅《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四年》）。乐史与于钦所以不直引《述征记》左丘明墓于书，亦同样有因于此。
    今查君山一带左姓奇少，那是因为唐王朝对君山一带以左君衡为首的左姓一族包剿的结果，致使左丘明后裔星罗于临沂市之苍山、费城、平邑，枣庄市之峄城、市中等地，现在这些地方以左氏命名的村庄，如峄城区的左庄、苍山县的左家官庄等，则皆中古以后左丘明后裔逃难地。应该说“左君衡事件”是左丘明一族在中古时所遭的致命一击。这之后左丘明的奉祀且不论，即使左丘明这位历史伟人的口碑也湮没在历史睡河之中了。然而，左丘明并不孤独，他另有同时代的季文子为伴。《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鲁卿山，一名季山，在（峄）县东北七十里，季文子相鲁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鲁人思其遗惠，为之立庙，山因名。”费县鲁卿山是君山一脉，季文子葬地相去左丘明墓未远，两位春秋鲁国之臣静阅后世沧桑，不知心做何想！
五、左丘明小邾国籍贯再考
左丘明的先世本为齐国左公子一族，上溯至第四代因避“后齐桓公时期”公族之乱而逃至小邾国之东蔇，因此，称左丘明的籍贯为小邾国本无可疑，前文已有所论证，再补证如次。
纵观古籍，左丘明的居籍有三说，其一为鲁国说，其二是中都说，其三是楚国说。
“楚国说”的代表人物是南宋朱熹。《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七里说道：“《春秋》难看，三家（指《左传》、《公羊传》、《榖粱传》）皆非亲见孔子，或以“左丘明耻之”是姓左丘，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极详。”因为《左氏春秋》记载楚国时事翔实，所以左丘明就应该是楚国人。也亏朱熹想得出！于是有人根据朱熹的推论法则，又得出左丘明是晋国人，因为《左氏春秋》所记晋国时事并不亚于楚国。只是“晋国说”没有成气候，而朱熹等的“楚国说”却影响到一些人，如明代唐顺之所编《荆川稗编•春秋三》就说：“左氏之书序秦楚事最详，如楚师熸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论不经一驳。第一、“楚国说”为朱熹一家之言，历代史志均无此记载。况且《春秋》这样的国家机密文书，远在江河之隔的楚国人怎么会得以涉足呢？“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缺，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唐刘知几《史通》卷十四语）。第二、《史通•外篇》卷第十四说：“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之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愽总群书，至于《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覩，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明人郭孔延也说：“《琐语春秋》，即晋《汲冢竹书》中所称《琐语》十一篇，《晋史》言鲁国甚详，岂有鲁史不能纪晋事乎？”（《史通评释》卷十四）同理，“岂有鲁史不能纪楚事乎？”况“左氏所记，惟晋、楚为详，良以《晋乘》、《楚梼杌》二书与《春秋》并行，左氏所据而为之也”。（日本《左氏会纂》卷一）第三，既称左丘明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那就说明左丘明与楚国有某种人缘、地缘联系，本文开头已经有所交待，具体将有专文述证。
“鲁国说”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司马迁相去左丘明不过三百年，司马迁也曾“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即汉代蕃县，今滕县）、薛、彭城”（《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应该说司马迁对齐、鲁是熟悉的，何况对左丘明这样一位贤良君子，岂不关注有加？“鲁君子”，说的就是左丘明的先人在鲁国、出生地在鲁国、居住地在鲁国，一句话，左丘明的籍贯是鲁国。“鲁君子”，即鲁国的君子，而非齐国的、楚国的、抑或晋国的，意义十分明确，无庸置疑，而且两汉以至于后世时期也从未有人置疑。
鲁国这个地域概念一向有其不稳定性，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环境，概念范围大小也不同。
首先，从鲁国的特殊地位谈起。鲁国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诗•鲁颂•閟宫》说道：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注7）
诗的解释可参读《左传定公四年》里子鱼说的话。意思是，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成王的显功奇勋，所以伯禽受封时不仅得到了同于王室的礼器、千乘革车，享有领属名山大川（名山大川本归王室所有），受命统领东方殷商各诸侯国的特权，而且令“殷民六族”（注8），“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向鲁国称臣。所以，鲁侯虽初封于“商曲”，又益封“商奄”（曲、奄，商时古国），而实际势力范围却包括齐长城以南的大半个山东乃至今天江苏北部、河南东北部大片土地，成为极为特殊的“方伯”。邾与小邾得爵之前，两国皆为周王室的“采卫”而附庸于鲁国，因此，邾与小邾是的的道道的鲁国疆域。事实上，即使邾与小邾得爵之后，邾与小邾也还要时时朝觐鲁国，非但身为子爵的邾与小邾，连同身为侯爵的薛、滕、鄫诸国也在朝觐之列，在整个西周与春秋时期，历史上形成的鲁国“宗主”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其次，春秋时期，各国疆域没有一刻稳定过，或侵或灭，或割或夺，暮四而朝三。从鲁国的最大实际疆域谈起，清人顾栋高是这样说的：
鲁在春秋时实兼有九国之地，极、项、鄟、邾、邿、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鄫、鄅则邾、莒灭之，而鲁从而有之者也；其疆域全有兖州府之曲阜、宁阳、泗水、金乡、鱼台、汶上、济宁州、嘉祥八州县之地，后兼涉滕县、邹县、峄县与邾接境；又泰安府之泰安与齐接境，兼有新泰县、莱芜县、沂州府治及费县；曹州府之郓城县为鲁西郓，钜野为获麟处，城父县、单县为高鱼邑范县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丘、诸城二县，与莒接界；又河南陈州府之项城县为鲁所灭项国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省二十六州县。”（《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由此，大而言之，称左丘明为鲁人，岂不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典籍早已将山东分成齐、鲁两大板块，凡齐长城以北皆称之为齐，以南则皆称之为鲁。肥城，在齐长城以北，的的道道的齐国疆域（前文已经述及），且没有一部典籍称左丘明为齐国人的。左丘明籍居在鲁国，墓在鲁国，这难道是“肥城说”们所能搬运得了的？
    “中都说”起于明代。下面是所见该说的书籍举例：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左丘明，中都人，《授经图》曰鲁人。楚左史倚相之后。”
清乾隆《雅州府志》卷七：“先贤左丘明，中都人，《授经图》曰鲁人，楚左史倚相之后。”
            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八十七：“左丘明，鲁中都人，唐贞观永徽中配食孔庭，宋封瑕丘伯，改封中都伯。”
其实“中都说”包括“瑕丘说”，是一种误解误称。自魏、晋以来，尊孔祭孔之风日盛，自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孔子庙于国子监后，则又掀起一股股封孔热潮，如唐高宗乾封元年追赠孔子为先师、太师，唐明皇开元二十七年封孔子为文宣王等等，到了宋代，孔子受封且不论，连孔子的老爹老娘也要受封，如宋朝大中祥符十一月孔子的父親叔梁纥封为齐国公，其母颜氏封为鲁国太夫人。在一系列的封赏中，孔子弟子也在受封之列，鲁君子左丘明当然也不例外，如宋大中祥符三年七月诏封鲁史左丘明瑕丘伯，政和改封中都伯等。改封原因，是因为“瑕丘”含孔子名讳（孔子名丘），由此可见上述所封某某伯，与左丘明的出生地、死葬地本无什么实际联系，然而明、清两代却误以其为出生地。无论相关也好，附会也罢，与肥城都全不沾边，即没有一个朝廷认定左丘明墓或出生地在肥城的。近日“肥城说”们编造出唐、宋、明、清皇帝如何封祀“肥城左丘明”的事例，对此笔者花大量时间一一查对，共检阅《大唐六典》、《唐大昭令》、《元典章》、《大明会典》、《大清会典》、《大清诏令》、《乾隆朝上谕档》等典章诏令，却没有检出一件“肥城说”们所举证的诏令记录，今天的“肥城说”们又在玩弄造假故技。更有甚者，竟有人再次举出本来就不存在，连造假者都供认是造假的“左传精舍”来证明左丘明为肥城人的证据，其欺世盗名的行为，令人发竖！
    要言之：左丘明墓在古之小邾国，今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之君山之阿，证据无任何文饰与造假；左丘明居籍在春秋时鲁国附庸小邾国之东蔇，今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之君山之阿：历代口碑相继，载记凿凿，岂造假的“肥城说”所能湮之哉！

注1：左丘明《左氏春秋》中凡称孔子处，多称其字“仲尼”，而孔子弟子则称孔子为“子”，这也可看出左丘明与孔子友人关系。
注2：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梼杌、乘、春秋，春秋时诸侯国《史记》名称。
注3：孔子不遇，指孔子不得诸侯国重用。左丘明失明，指其晚年遭眼疾。司马迁刑诛，指其受腐刑。班固瘐死，指其因私修史书而入狱。齐太史兄弟几尽，指崔抒弑齐庄王，太史兄弟三人照实书之于册而遭杀戮。陈寿起又废，指陈寿作《三国志》而屡遭贬谪。王隐谤死，指王隐作《晋书》而遭虞预讪谤。习凿齿无一足，指习凿齿著《汉晋春秋》，桓温借口其足疾而罢官还乡。崔浩、范晔亦死，指崔浩修北魏《国记》，范晔修《后汉书》，后均被处死。魏收夭绝，指魏收因修《魏书》，死后遭人挖坟弃骨。宋孝王诛死足下，指因修《关东风俗传》而死。吴兢不闻身贵，指唐朝史臣吴兢虽著有《唐书》、《唐春秋》而不见得身价高起来。
注4：桂馥《晚学集•书风俗通后》卷五：“世传《风俗通》，残阙太甚，见於《太平御览》诸书者，今本多失载。余观书中名义，不无疏违，盖少年之作也。”参见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注5：薰音勋，似阴芜，香草也。莸音犹，臭草，一名蔓于，一名轩于。漫生水上，随水高下，汎汎然，故曰莸游也。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县)人。着有《齐春秋》、《庙记》、《十二州记》、《钱塘先贤传》总计六十一卷，注释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惜皆已亡佚。
注6：一说左丘明墓在今山东平阴县，因今肥城地古时一部分属平阴，所谓左丘明墓在平阴与肥城实指一地，故不单列一说。
注7：该诗写于鲁僖公时。閟宫，即周公新庙。是说鲁僖公德政显著，能复兴与扩大鲁国初封时的疆域。引诗述叙伯禽封鲁时的盛况。锡，赐也。
注8：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皆居住在鲁中南的殷商氏族部落。

东莱野老

附件（东莱野老点注）

附件一、礼部尚书紀昀上嘉庆皇帝两个折子

纪昀（注1 ）嘉庆八年（1803年）
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疏请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折子

臣等公同酌议，伏思功存经籍，固（固，本来）当邀（邀，遮也，意为“荫遮”）后世之荣，典（典，法也）重表章，亦宜有古来之证。左丘明《春秋传》立在学宫，一代鸿儒据以窥笔削（笔削，指孔子所修《春秋》）（注2）之义，实为上承圣训（圣训，此指孔子笔削的《春秋》）,下惠儒林。予以世袭五经博士，原分所应得，理所当然。
译文：臣等讨论，一致认为，左丘明在解释《春秋》经中存有大功，他的子孙本来应该承荫受荣，从而重典表彰，这也是自古以来的成法。左丘明的《春秋传》做为学堂的一个科目，借此来深究孔子修订《春秋》的真义，实在是承绪孔子的教训，使得后世儒林受惠多多。给左丘明子孙世袭五经博士爵位，本来分中应得，理所当然。
惟是（惟是，只是，但是）详核旧籍，司马迁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则左丘为复姓无疑，其何以单称左氏？史无明文。朱彝尊《经义考》谓“孔门弟子因避师讳而然”，究（究，究竟）为臆说（臆，通“意”，想像）。至其分为左、丘二姓，惟见应劭《风俗通义》，而未着（未着，没有点出）其何以分。《元和姓纂》左字注内称“临淄有左丘明后”，引晋左思等为证，是在山东者姓左不姓丘。《广韵》丘字注内称吴兴、河南二望是其族，唐以前已久徙他郡，不在山东。卽以山东之丘而论，《姓纂》称太公少子封于营丘，以丘为氏，《左传》称邾大夫有丘弱（注3），其受氏皆在左丘明前，皆不能断其无后，安见此肥城丘氏必出左丘？今请立博士之丘明善（注4），但据其现住肥城，遂执为数千年之祖籍；但持一新刊之家谱，遂执（执，据也）为六十世之确证。且考其谱内可疑之处不一，所录前代诗文皆不见于古书，其文不合格，诗不谐律，亦如出一手。
        译文：只是翔实考据古代典籍，司马迁所说“左丘因眼睛失明，他才写出《国语》”，那么左丘是复姓好好像没有问题，却又为什么只称左氏，古籍并没有说出所以然。朱彝尊的《经义考》说“孔门弟子因为避孔丘的名讳才这样称呼的”，然而这毕竟是朱彝尊的主观臆断。至于复姓的“左丘”后来分为“左”与“丘”两姓，只在应劭的《风俗通义》里能找到，而应劭并没有指出何时分出与如何分出的实例。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左”字内注道：“临淄有左丘明的后人。”并引晋代左思做为证据，在山东这一支姓左，不姓丘。《广韵》“丘”字注里说“吴兴与河南两个大族是丘姓子孙，在唐朝以前就从山东迁徙到外地了，并不在山东”；即使就山东的丘姓而论，《元和姓纂》说齐太公小儿子封在营丘，以地名“丘”字为姓，《左传》就有邾大夫丘弱，丘氏得姓时间在左丘明之前，丘姓也好、左姓也好，都不能说他们没有后代，这怎么能说肥城的丘姓一定是出于左丘呢？而今山东巡府奏请将丘明善立为五经博士，单凭他住在肥城，于是说左丘明老辈就住在那里；单凭拿着的一本新印的家谱，于是做为左丘明之后的六十代子孙的确证。况且我们经过考勘，所谓家谱里的前代诗文在古籍没有一点影子，文章不合古文格式，诗歌不合韵律，也都像出于一人之手。
公议：所系名器（名器，表示身份地位的称谓与器用）所关，未便（未便，不便）因一面之词遂为创立博士。应请旨交该省巡抚、学政详细覆查，如果确有实据，再行题（题，奏也）请。傥（傥，通“倘”，假设词）难断其必是必非，则疑以传疑，仍照乾隆十六年所定，给以奉祀生可也。是否有当，伏祈皇上训示遵行。
        译文：臣等议论以为：此事与身份地位攸关，不便于只凭山东巡府的一面之词而授予丘明善世袭经学博士。请皇帝颁旨给山东巡府与山东学政进一步复查，如果证据确凿，则再行上奏。假若难以判断是非，那么就应该以疑传疑，仍然按照乾隆十六年的规定，给予奉祀生的身份。是否妥当，恭请皇上训示遵行。
------《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四•折子》

（注1）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河北献县人。《清史稿•列传一百七》：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再迁左春坊庶子。授贵州都均府知府，高宗以昀学问优，加四品衔。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得罪，昀为姻家，漏言夺职，戍乌鲁木齐。释还，复授编修。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举昀及陆锡熊为总纂。迁左都御使，礼部尚书。疏请会试罢胡安国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穀，从之。嘉庆元年移兵部尚书，复移左都御使，复迁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谥文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十余年，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晚年著文言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系其孙纪树馨在他死后收集的。
（注1）春秋时期无纸,文字载体有两种，即竹简与木牍，其制都有一定尺寸，用途也不尽一致，大事书于简，小事书于牍。所谓“笔则笔之，削则削之”，笔是书写，削是用刀子将旧字削平刮掉。笔削，即修订。
（注2）邾大夫丘弱。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还，将自离姑。公孙鉏曰：‘将御我。’自武城还，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下，遇雨，将不出，是不归也。’自离姑。”
（注3）丘明善，据折子内透露消息，应该是肥城丘姓的头面人物，不只是一系列假证的制造者，更是疏奏得逞的直接得利者。


纪昀嘉庆九年（1804年）
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申辩前疏
并另请增设汉儒郑元世袭五经博士折子

臣等伏思，左丘明、郑元（元，本作“玄”，避康熙讳，遂写作“元”）功在六籍，从祀孔庭，其应给世袭五经博士，原分所应得，无庸多赘繁词。左丘明之姓氏，古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其应添给世职与否，亦不系乎此。惟是典重表章，事关名器，欲褒崇其宗祖，当愼核其子孙，如年远难征（征，证也），恍惚疑似，恐神不歆于非类，爵或至于滥加。今丘氏之谱疑窦甚多，郑氏又称谱牒久失，祇（祗，只也）一现在之宗图（注1），更无确据。臣等实不敢遽行率准。且十三经授受皆有本师，如传《易》之商瞿、传《诗》之毛苌者，（注2）不一其人，傥其同乡同姓纷纷援例而来，各执家谱求立博士，臣部尤难办理，是以公同商酌，仍拟议驳。但恐臣等一偏之见，未必果当。除郑氏原无谱牒外，谨恭录铁保原疏二件并丘氏原志，粘贴黄签，将纰缪之处开具淸单，进呈御览，应否各给世职之处，伏候钦定遵行。
译文：臣等认为，左丘明、郑玄对于六经的贡献特别大，配享于孔庙，给予子孙世袭五经博士恩荣，本来是份中应得的事，无须多论。关于左丘明的姓氏，古来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他们的子孙应该享受世袭恩荣与否本不在于此。只是国家隆重表彰他们的宗祖，事关身份地位，应该严格地复核他的子孙，因为年代久远难以证实就是他们的子孙，如果在是与不是之间，恐怕左丘明与郑玄的在天之灵未必接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恩宠，国家的爵位也会流于滥授乱加。现在看到的丘氏家谱可疑之处特别多，郑氏又说他们的谱牒早已丢失，只有当今一份宗图，那就更不能确证就是郑玄的后裔了。臣等实在不敢轻率地批准山东巡府的奏章。况且十三经的传授都有渊源，如传授《易经》的商瞿，传授《诗经》的毛苌，等等。假若他们的同乡同姓也都拿家谱来要求授予经学博士，我们礼部更加难以办理，因此礼部议定仍然驳回山东巡府的奏章。惟恐我们礼部见解片面，不一定妥当。除了郑氏本来没有谱牒外，现将山东巡府铁保原《疏》两件以及丘氏原《志》，粘上黄签，将有纰漏的地方开具清单，进呈皇上御览，应该给予他们世职与否，恭候皇上旨意照办。
《左传精舍志原序》（注3）
案：此文旣称“志序”，则当别有“左传精舍志”一书，乃谱中所称志者，卽是此序。序中所言又全是家谱，与“左传精舍”毫不相渉，末题“建武（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六年十七世孙丘堂熏沐（熏沐，）敬书”，汉代亦无此欵式，其为依托无疑。
译文：《左传精舍志原序》。 按：此文既然号称“志序”，那么必当有“左氏精舍志”一书，而家谱称之为“志”的就是这一篇“序”文。序中说的全是家谱，与“左氏精舍”毫不相干，序文末尾题款为“建武六年十七世孙丘堂熏沐敬书”，汉代没有这样的款式，这毫无疑问是在造假。
序中称齐太公之后（后，子孙）奔楚，为左史倚相，倚相之后奔鲁，为左丘明
案：左丘明为倚相之后，古书俱载；至倚相为太公之后，则从未见于古书。此因太公少子封于营丘（营丘，一说在今昌邑），以丘为氏，在左丘明之前。故牵合附会殊不足凭（凭，据也）。
译文：序中称齐太公的后裔逃到楚国，这就是左史倚相，倚相的后人又投奔到鲁国，这就是左丘明。 按：左丘明是倚相的后代，古书上都有记载；至于倚相是齐太公的后代，在古书上却未见过。这是因为齐太公的小儿子封于营丘，用丘做了姓氏，比左丘明的左姓得姓早得多。所以如此牵强附会的证据不能成立。
遗像三图
案：三图旣称旧谱所传，则衣冠器具必作古制，乃孔子、左丘明皆着束发道冠，又有高几坐墩及纸本书籍、笔、墨、砚、水中丞之类，全同后世之式，显系依托。
译文：三张遗图。 按：三张遗图既然被说成是旧谱就有的，那么人物的衣帽与生活用具必然是古代样子，然而图中孔子与左丘明都收束起头发，戴着道家的帽子，另有高高的桌子、坐墩以及纸本书籍、笔、墨、砚、文房盛水的小盂之类，全是后世的样式，显然是在造假。
左子墓在肥城西南五十里
案：《山东通志》载左丘明墓在峄县，而以肥城之墓分注于下，是此二墓皆在疑似之间，未必肥城果眞，峄县果伪。
译文：左子墓在肥城西南五十里。按：《山东通志》载左丘明墓在峄县，而以肥城的左丘明墓附在注里，这就是说峄县与肥城的两座左丘明墓还在考证之中，未必在肥城就是真的，在峄县就是假的。
丘起避王莽之征改姓丘氏
案：《前汉书•鲍宣传》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无丘起。且旣改姓避莽，则当匿其本姓，何以又筑“左传精舍”，使欲盖弥彰？
译文：“丘起避王莽之征改姓丘氏。” 按：在《前汉书•鲍宣传》里凡是不响应王莽征召的人都列在名单中了，唯独没有丘起。况且，既然是为逃避王莽的征召而改姓丘，又为什么同时建起“左氏精舍”来，岂不欲盖弥张？
乾隆十五年，丘文水出资七千余金独修学宫
案：丘姓能出七千余金修学宫，是其家不贫，何以又无力修其祖祠，乞李英捐助百金，殊不近事理。
译文：“乾隆十五年，丘文水出资七千多金独自修造学堂。” 按：丘姓能出七千多金修造学堂，说明他们家不穷，可为什么却没有财力修葺祖宗的祠堂，而向李英乞求捐助百金？这太不合情理了。
李芬序中引诗曰“倬彼云汉”以下四行
案：以文王比左丘明，以周王比丘姓，诞妄悖谬。
译文：李芬序中引诗曰“倬彼云汉”以下四行。 按：将周文王比做左丘明，将丘姓比做周王，简直荒诞之极，悖谬无比。
宋给事中丁谓左丘明赞
案：丁谓乃宋相，非给事中；又考《宋史》丁谓本传亦不载其曾为给事中。
译文：“宋给事中丁谓左丘明赞。” 按：丁谓是宋朝的宰相，并不是给事中；翻检《宋史》里的丁谓传也不曾担任过给事中之职。
金王去非诗“请看廿一简多少，独有先儒冠汗靑”
案：金代尚未有“廿一史”。
译文：金代王去非诗“请看廿一简多少，独有先儒冠汗靑。”  按：金代还没有二十一史。
左氏墓诸诗文
案：左氏墓诗有“闻说英雄葬此中”句，金王去非诗有“传留千载英雄渺”句，明赵贯台诗有“谁知烈骨此中埋”句，张宗旭诗有“一弔英风自可钦”句，张仲适诗有“下马园陵拜所钦”句：皆字义乖舛（乖舛，矛盾错讹。“舛”音chuǎn）。史廷桂诗有“树封盲史绣笔鲜”句，尹廷诗有“羽翼圣经乱贼安”句，梁士奇诗有“褒贬还能祛鬼魔”句：皆文理不通。孟成已序谓“丘明称左丘明，犹柳下惠称柳展禽”，亦殊弇陋（弇陋，犹言特别鄙薄无知。弇yǎn，深也）。确为一手之所作。又其诗平仄不论一三五。考“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乃康熙中游艺诗（书画配诗的总称）法入门之谬论，古无是例，又近人依讬明证。
译文：左氏墓诸诗文。 按：左丘明墓诗有“闻说英雄葬此中”句子，金代王去非诗有“传留千载英雄渺”句子，明赵贯台诗有“谁知烈骨此中埋”句子，张宗旭诗有“一吊英风自可钦”句子，张仲适诗有“下马园陵拜所钦”句子：这些诗句与左丘明事迹全然不合。史廷桂诗有“树封盲史绣笔鲜”句子，尹廷诗有“羽翼圣经乱贼安”句子，梁士奇诗有“褒贬还能祛鬼魔”句子：这些诗句胡编乱造，文理不通。孟成已序谓“丘明称左丘明，犹柳下惠称柳展禽”，同样鄙薄无知。凡此，都是一人所为无疑。另外，那些所谓诗句不讲究一三五句平仄。而“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那是康熙年间才出现的书画配诗的诗论谬论，在古代并没有这样写诗的规矩，再次说明那是近代人假造的明证。
------《纪文达公遗集•文集卷四•折子》

说明：山东巡府铁保两次上奏嘉庆皇帝，附的是肥城丘姓若干造假材料，这些材料笔者一时难以搜到，然而纪昀两个折子出示的内容足以看出肥城丘明善等人不光彩的造假行为、看出其告假手法的拙劣，山东巡府的疏奏理所当然地被饱学的纪昀主事的礼部驳回。为更正视听，时任礼总尚书的纪昀另请经学大师段玉裁写了一篇驳议，这就是附件二。
（注1）宗图，即宗族谱系图。《礼记》有“别子为宗”的话，意思是子有嫡长子，是为承祀宗，承祀之外的别子则称为“房”或称“支”，后世子孙则称“别子”为宗祖。家谱一般有谱有图。谱，又称谱牒，是家族中个人生平简介；图，又称系图，多做树状图，以显示各人的承绪渊源。
（注2）传《易》之商瞿、传《诗》之毛苌者。 商瞿，字子木，小孔子二十九岁，鲁国人。孔子《易经》弟子，是孔门传道者之一。传八代至汉川人杨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杨向以懂易学而至中大夫。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商瞿被封为“蒙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须昌侯”。明世宗成谆三年(1267年)以“须昌侯”从祀孔子；明嘉靖九。年(1530年)后改称“先贤商子”。 毛苌西汉赵人，“毛诗学”的传授者。世称“小毛公”，其诗学来自毛亨。当年讲解《诗经》的主要有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四家。学者独将《毛诗传》视为儒门正宗，所以得以广为流传。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汉学大儒毛亨、毛苌注释的“毛诗”。
（注3）《左传精舍志原序》，左氏精舍，不知为何物，从字面看当为建筑物，为祠堂一类，也未知何时所建。但从纪昀的折子中看，当为子虚乌有的东西。

附件二、经学大师段玉裁代礼部驳山东巡府博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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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莱野老

附件二、经学大师段玉裁代礼部驳山东巡府博士议

段玉裁（注1）代礼部
驳山东巡抚请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

臣等窃惟（窃，谦词，暗地、私下。惟，同维，思考），国家右文尊经以《春秋》一经（右，上也。古人以右为上，“右”与“尊”互文，崇尚之意。“文”与“武”对言），孔子並世之左丘明为之《传》，与《经》並尊（《经》指孔子笔削的《春秋》；《传》指左丘明为《春秋》所作的《左氏传》），议授其子孙五经博士，承袭不替（意为代代传承），制度超出前古万万伹（伹，音徐，愚钝之意）。此事所以（所以，此为推原之词）尊左氏，尊左氏则不宜诬左氏。尊左氏而以他氏之子孙诬之，不如不尊也。上年山东巡抚请为左丘明立博士，欲以丘姓承充，经本部议驳，左丘明系左氏非丘氏。今该抚（意为该山东巡府）复奏坚执姓丘，不应被驳。蒙谕核议。（注2）
[译文]  礼部诸臣认为，国家用《春秋》做为崇文尊经的对象，因有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所以应该与《春秋》一并尊崇，决定授予左丘明子孙五经博士尊号，代代承袭，永不更改，这一英明规制超出古人万万倍。以此来崇敬左氏，那么崇敬左氏就不当给左氏抹黑。尊崇左氏却将别的姓氏的子孙来充当他的子孙，不如不授其子孙尊号。去年山东巡府奏请为左丘明立经学博士，想将姓丘的人来充任，经本部讨论后，驳回，理由是左丘明姓左而非姓丘。而今该山东巡府再次上奏并坚持左丘明姓丘，不应该被驳回。承蒙皇帝谕旨，礼部再次核议。
臣等空疏无学（空疏，空，虚也，缺也。疏，与“密”相对。空疏无学，谦词，意为疏陋无学问）。稽考（“稽”与“考”同意，即考究、考证）经史，盖（盖，句首语词，承接上句，推原事理）先贤左姓名丘明，固（固，本然词，本来）绝无可疑者。《论语•公冶长》篇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孔安国曰：“左丘明鲁太史也。”梁时皇偘义疏曰：“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云‘某亦耻之’者，亦从丘明耻也”。唐孔颖达《春秋正义》卷一曰：“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乘，这里指车，意为乘坐马车），观书於周史（周史，指周王室史籍），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注3）。晋杜预《春秋传序》曰，“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下文曰“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又曰“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又曰“盖丘明之志也”，又曰“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注4）。以上三事皆上言左丘明，下言丘明，言左丘明是全举其姓名，言丘明是单举其名，文法至显。至如《严氏春秋》乃西汉之书，所引《观周篇》，乃周秦之书（注5），早谓左为姓，丘明为名，是则（是，此也；则，就也。）自周秦至於六朝未有不谓（不谓，不说也）左姓而名丘明者也。自汉至今多言《左氏传》，未有言“丘氏传”者。《汉书•艺文志》列六艺於《春秋》家，曰 “《左氏传》三十卷”，曰“《公羊传》十一卷”，曰“《穀粱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左丘明鲁太史，公羊子齐人，穀梁子鲁人。”假令复姓左丘，则何不同公羊、谷粱之例，云“‘左丘传’三十卷”也？上言左氏，则注言丘明者，其名可知也。或谓（或谓，设问词）汉人之文，未有言左氏丘明者，则左姓名丘明亦尚无确证。今按：汉魏晋六朝唐人之文，皆言左氏，不言左丘氏；皆言丘明，不单言明，固已随处可证。况《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曰：“鲁恭王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多者二十余通，藏於秘府。”明言左氏丘明，碻（碻，同確，简化字作“确”）凿可据。《文选》卷四十三载其文无异（注6）。是以孔颖达作《春秋正义》，卷一云：“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永乐大典》所载唐《元和姓纂》哿韵左姓下云：“鲁有左丘明。丘明之后，魏左雄，生思。”是则自汉讫（讫，毕词，至也。同迄）唐未有言先贤姓左丘者也。然则左丘之说何昉（昉，天始亮曰昉。引申为“始”）乎？司马迁《史记自序》及《报任安书》皆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人言“左氏”者不下百千万处，言“左丘”者仅一见於是。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未有据一以废百千万者也。不曰“左丘明”而曰“左丘”，盖司马氏偶然损字，如晋公子重耳，《左传•哀四年》称晋重；仲孙何忌、魏曼多，《公羊经》定六年、哀十三年作仲孙忌、魏多之比（比，同也）；抑或“左丘明失明”本一句内两明字，因或删之欤？《十二诸侯年表》曰“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必加鲁君子於姓名之上，是其尊先贤之意也。郑康成注《仪礼》曰：“君子，国中有盛德者是也。”且自古未有氏左丘者，《广韵》丘字下引汉复姓四十四氏，自籍丘、梁丘以至厚丘、泥丘，历历可数，不数（不数，不载也）左丘。唐《元和姓纂》亦无复姓左丘氏。宋人叶梦得乃言有左氏，有左丘氏。左氏为《传》，左丘氏为《国语》，因司马迁之言而附会之；而邓名世作《姓氏书辨证》遽信，无稽出（无稽出，即不考证出处）。左丘氏盖邪说之生於唐后，如此，且左丘氏不可云丘氏明矣。东方朔可云方朔，不可云姓方，司马长卿可云马卿，不可云姓马。该抚（该抚，指该山东巡抚）所据者《广韵》十八尤丘字下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此固当辩。《风俗通•氏姓篇》今不传，《广韵》不当摘取左姓人之名以证丘姓。盖（推原词，由上文“不当”而引出下文）《风俗通》本谓左姓为鲁左丘明之后，作韵书者应入之哿韵左下，而误入尤韵丘下，此事理之显然，无可疑者。《元和姓篡》亦本《风俗通》，则入之左姓下不误，是则非《风俗通》有误，而《广韵》误也，岂可援以定谱牒之学！岂可援以定先贤谱牒崇德象贤之礼？倘其一姓分为二姓，如汉《潜夫论》所说苦城、漆雕、公冶者，犹必左丘之后分而或左或丘（注7），见於古人纪载，确有明文，况自汉至今，曰左氏、曰《左传》，本无曰左丘者，又安得有去“左”言“丘”之证据也（也，诘词，义同耶、邪）？臣等窃惟《左氏》羽翼《春秋》（羽翼，比如《左传》是《春秋》翅膀，意即为发明《春秋》本义），其功甚大，自（自，自当、本当）贾谊、刘歆、贾逵、郑众、郑元等表章（等，等齐、等同），特（只也）至唐贞观、永徽中，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庭配食止颜渊、左丘明二人（注8）。迨（迨，及也，意为“到了••••••时”）宋儒尽舍三传，说《春秋》前明（意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人），竟以胡安囯注列学宫取士。我高宗纯皇帝（即乾隆皇帝，高宗是其庙号）乃黜（黜，废除）《胡传》，用《左传》，以《公》、《穀》辅之，真万世不可易之制。然则今日为左氏子孙立博士固当汲汲（急切之意）也，而必以丘姓为左氏之后，则断（断，绝词，意为“绝对”）有所不安（不安，不妥）。
        [译文]  礼部臣等才疏学浅，经过对经史考证，先贤姓左名丘明，本来绝对没有可疑之处。《论语•公冶长篇》中说道：“左丘明以为可耻，我也以为可耻。”孔安国说：“左丘明是鲁国太史。”梁代的皇侃解释说：“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收到《春秋》知识，说‘我也以为可耻’，也是接受左丘明荣辱观的。”唐代孔颖达在其《春秋正义》卷一里说：“沈氏说，《严氏春秋》里引《观周篇》说道，孔子想修《春秋》，与左丘明一起乘马车到周天子那里去查阅史籍，回来之即动手作《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于是《经》《传》遂成为表里一体。晋代杜预在其《春秋传序》里说道，“左丘明拜孔子为师学习《春秋》，下文说“退又不守丘明之《传》”，对丘明的《传》一窍不通。又说“只有专攻丘明的《传》方能解释《春秋》，”又说“这就是丘明的意愿”，又说“孔子是素王，丘明是素臣”，以上三段都是上称左丘明，下称丘明，称左丘明是连姓带名一块叫，称丘明，只是单叫他的名：在行文上非常清楚。至于《严氏春秋》则是西汉人的著作，所引的《观周篇》却是周秦时的书，早就说左是姓，丘明是名。这也就是说从周秦到六朝没有不说左是姓，丘明是名的。从汉代到现在，都称《左氏传》，没有叫《丘氏传》的。《汉书•艺文志》将六艺收在《春秋》家类下，说“《左氏传》三十卷”，说“《公羊传》十一卷”，说“《穀梁传》十一卷”班固自己注解道：“左丘明是鲁太史，公羊子是齐国人，穀梁子是鲁国人。”假如是复姓左丘，那么为什么不与复姓的公羊、穀梁一样叫“‘左丘传’三十卷”呢？上面称左氏，而注里说丘明，可知是名。或许有人要说：“汉代人书里没有称‘左氏丘明’的，那么左是姓、丘明是名也未必是确证。”今按：汉魏晋六朝唐人的文章都叫左氏，没有称左丘氏的；都叫丘明，没有称单字“明”的，这本来到处可以得到证实。况且《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都说：“鲁恭王是从破败的墙壁中得到这些古文：散佚的《礼》书有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以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多到二十馀种，这些都被秘府收藏。”明明白白说的就是“左氏丘明”，根据确凿，无庸置疑。《文选》卷四十三所载与之没有什么两样。《永乐大典》所载唐《元和姓篡》哿韵左姓下说：“鲁国有左丘明。丘明之后，魏有左雄，左雄子左思。”这就是从汉到唐没有说先贤姓左丘的证据。那么“左丘说”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司马迁《史记自序》及《报任安书》里都有“左丘丧失视力，于是就有《国语》写出”，汉代人称“左氏”的地方不下百千万处，称“左丘”的地方仅此一处。三人占卜就应该信从两个人占得的结果，没有因手持一个证据而否定百千万个证据的道理。不称“左丘明”而称“左丘”，则是司马迁偶然掉字，如同晋公子重耳，《左传•哀公四年》里就称晋重；仲孙何忌、魏曼多，《公羊经》定公六年、哀公十三年就写作“仲孙忌、魏多”是一样的。或者是“左丘明失明”本来一句之中有两个明字，也许就因为有两个明删掉一个的吧？《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鲁君子左丘明写成《左氏春秋》”，一定要在名字之上加“鲁君子”，这是司马迁对先贤表示敬意。郑玄在《仪礼》注中说：“君子，是对国中有大德人的称呼。”而且自古至今就没有姓左丘的。《广韵》丘字下引汉两个字姓的有四十四个，从籍丘、梁丘以至于厚丘、泥丘，历历可数，而独没有左丘。唐代的《元和姓纂》也没有复姓叫左丘的。宋代人叶梦得却说有左氏，有左丘氏。左氏作的是《左氏传》，左丘氏作的是《国语》：这是对司马迁话的附会。然而邓名世写《姓氏书辩证》时立马就信，也不考证出处。“左丘氏”这一歪理邪说产生在唐代以后，即使邪说成立，左丘氏也不能说就是丘氏，这是非常明显的。东方朔可称为方朔，不能说他姓方；司马长卿可称之为马卿，不能断定他就姓马。这个山东巡府所依据是《风俗通•姓氏篇》，世上已经不见了，《广韵》也不该割裂左姓人的人名来证明姓左的应该姓丘。《风俗通》本来说的是左姓是鲁国左丘明的后人，作韵书的人应当收入哿韵“左”字下，却错误地收进尤韵“丘”字下，在事理上非常明显，没有可怀疑的地方。《元和姓纂》所依据的也是《风俗通》，却收进了无误的“左”字下，就是说不是《风俗通》有问题，而是《广韵》有问题，怎么可以依据有错误的《广韵》来定人的姓氏谱系呢！怎么可以依据有错误的《广韵》来定左丘明的谱牒并以此表示对先贤尊崇礼赞呢！假如一姓分为两姓，就象汉代《潜夫论》里说的苦城氏、漆雕氏、公冶氏，也还必须左丘氏的下面分成左氏或丘氏，而且要有古书记载，的确有文献证明，更何况从汉代至现在，称左氏、称《左传》，根本就没有叫左丘的，又怎么会有将“左”字去掉，而单单称“丘”的证据呢！我们礼部认为《左氏传》解释《春秋》，功绩特大，贾谊、刘歆、贾逵、郑玄等人也自当在表彰之中，只是在唐代贞观、永徽年间，祀奉周公为先圣，祀奉孔子为先师，在孔子庙里配享奉祀只有颜渊与左丘明两人。待到宋代儒家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完全丢在一边，说左丘明是春秋以前的人，竟然将胡安国的《传》列为学堂教科书，成为选举取士依据。高宗乾隆皇帝于是罢黜胡安国之《传》，用《左传》，用《公羊传》、《榖梁传》作为辅助，真是万世不更改的规制。因此，今天立左氏子孙为经学博士本当是急切的，然而一定要丘姓人充当左姓的子孙，那是万万不妥当的。
盖（盖，句首词，有另说一事作用）自汉而后，群儒好为异说，一（一，总括之词，有“总结”意）左丘明而诬之者有六焉：
一曰有二人。左姓名丘明作《左传》者，左丘姓名明作《囯语》者，此宋叶梦得之说，其愚甚於说班固、孟坚（班固，字孟坚，一人也）为二人者也。其诬一也。
一曰《论语》左丘明与作《春秋传》之左丘明是二人。此唐赵匡、宋程颐、刘僘、吕大圭之说，考《论语》孔安国注、班固《艺文志》皆曰“左丘明鲁太史”，然则（接上文引出一句之词）一人无疑也。丘明为鲁太史，孔子之畏友（畏友，善小必稱，過微必糾；道义相疏，过失相规：是为畏友），是以不在七十二弟子之列，《十二诸侯年表》又别左丘明於诸弟子外也。其诬二也。
一曰左丘明系六囯时人。此宋王安石之说。安石既目《春秋》为断烂朝报，又有於《左传》不足与辨也。（注9）其诬三也。
一曰作《春秋传》作《囯》（即《国语》）者必二人。此晋傅元（元即玄，避康熙帝玄烨讳，改“玄”为“元”）、唐刘炫及宋人之说，其意以《囯语》所载或与《传》不符，不知《囯语》者乃随孔子观书於周室，网罗放佚（放佚，散落），汇而存之，及其受《经》作《传》则又不无去取同異。丘明为鲁太史，是以得踵（踵，随也）。《经》十四年西狩获麟至於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某卒，而后《经》止（注10）。《史记年表》、《自序》、《汉书•艺文志》言《左氏传》、《囯语》皆系之左丘明，已为定论，其诬四也。
其诬之甚者莫甚於康熙间朱彞尊《经义考》，巻二百八十一齐（齐，均也）笔书“颜子回、曾子参、左丘子明”，割名益姓，其妄已极（注11）。
尤莫甚於该抚谓丘明为丘姓，易名为姓，而使先贤无姓，使先贤之名不完，是诬先贤也；是谓神可歆（歆，鬼神食气叫歆）非类，民可祀非族也；是诬汉以来之称左氏者也；是诬天下万世也！倘丘姓自称左公之后，是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以窃取宠乐，为无耻之甚者也！
[译文]  从汉代以后，群儒好发奇谈怪论，对左丘明的诬蔑不实之词总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说有两个人。姓左的名叫丘明，作的是《左传》；姓左丘的名叫明，作的是《国语》，这是宋代人叶梦得说的，他的愚昧无知有过于说班固与班孟坚是两个人。这是第一个污蔑不实之词。
一说《论语》里提到的左丘明与写《春秋左氏传》的左丘明是两个人。这是唐代赵匡，宋代程颐、刘敞、吕大奎说的，《论语》孔安国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说“左丘明是鲁国太史”，那么所谓两个左丘明其实是一个人无庸置疑。丘明做鲁国太史，是孔子志同道合、互敬互助的朋友，这是左丘明不在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中的原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不将左丘明列于七十二弟子之内。这是第二个污蔑不实之词。
一说左丘明是六国时期的人。这是宋代王安石的说法。王安石既然将《春秋》看成是迂腐杂乱的诸侯报料，对于《左传》自然用不着去潜心研究。这是第三个污蔑不实之词。
一说作《春秋传》与作《国语》的一定是两个人。这是晋代傅玄、唐代刘炫以及宋代人说的。他们的意见是《国语》与《左传》所记的事不相符。他们不知道《国语》是左丘明与孔子一起去周天子那里查阅史书，搜罗散落的资料，汇集而成，等到接受孔子托付为《春秋》作《传》时又没来得及辨别异同。丘明身为鲁国太使，所以才有机会与孔子一起到周天子那里去。《春秋》十四年鲁哀公去鲁国西疆射得麒麟，到了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去世，《春秋》到此为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史记自序》、《汉书•艺文志》说《左氏传》、《国语》都是左丘明所作，已经是历史定论。这是第四个污蔑不实之词。
污蔑不实之词没有比康熙年间朱彞尊的《经义考》再过的了！在其卷二百八十一里一概写作“颜子回、曾子参、左丘子明”，将左丘明的名割裂开来进而作姓，无知到空前程度。
更加无知的是该山东巡府说丘明姓丘，改名作姓，即使先贤没有姓，使先贤名字不完整，这是对先贤的污蔑；是让鬼神接受不同类的祀奉，让人接受不同族姓的祀奉；是污蔑汉代以来称左氏的学者；是污蔑与误导天下万代后人！假若丘姓人自称是左丘明的子孙得逞，那是他们不将自己的祖宗做祖宗，而将另姓的人做自己的祖宗，用这样的手段来窃取宠幸与荣耀，真是无耻到极点了！
臣等窃谓先贤实左姓，不得立丘姓者充博士，应求山东及他省士民左姓实系先贤之后的确可信者，题（题，奏折）充以昭（昭，彰显）。郑重（郑重，重视也）梼昧（梼昧，愚昧。梼chóu）之言，未知有当以否。古人有言曰：“群言淆乱衷诸圣（衷，正也；诸，之于合词；圣，指皇帝）。”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译文]  我们认为先贤的确姓左，不应该立丘姓人充当《左传》经学博士，应当到山东以及别的省访求左姓而且的确可信是先贤的后人，奏请充当所要表彰的。以上慎重愚昧的话，不知妥当否。古人有言：“众说纷纷时要皇上来指正。”乞请皇上明察、训示。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四》

（注1）段玉裁（1735――1815），字若庸，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文字、音韵、训诂学家，经学家。曾拜在大经学家戴震门下，与钱大昕、姚鼐、王念孙父子为友。早年在贵州、四川多个县任知县，历时十年，后辞官回乡，从事经典研究，55岁时再次入京，嘉庆九年（公元1803年）受礼部尚书纪昀之托，写就这篇驳议。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七百馀卷，收于《经韵楼丛书》。其中《说文解字注》最为著称，王念孙感叹道：“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注2）嘉庆八年，时任山东巡府的铁保上疏奏请立肥城丘姓为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皇帝下诏令礼部核议，遭到礼部否决。第二年，铁保再次上疏抗议礼部，并另请增设汉儒郑玄世袭五经博士折子。嘉庆九年，皇帝下诏礼部再次核议。应该说明，由山东巡府引发的此次左丘明姓左还是姓丘，包括左丘明国籍、墓地等一系列争论与考证，牵涉学者之多，集中历时之长，在中国学术史上都是空前的。
（注3）乘如周：乘，本为一车四马，《孔子家语•观周》里说鲁哀公“与孔子车一乘，马两匹”。《春秋》与《左传》为表里：元代赵汸《春秋师说》引其师说：“使非《左氏》事实尚存，则《春秋》益不可晓矣。”民国国学大师章太炎也说：“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则今日之观春秋犹是洪荒之世已！”
（注4）仲尼素王，丘明素臣。语出《孔子家语》：“齐太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是说没有真王位的王。这是子馀赞美孔子的话，并不是孔子自称素王。历史上有些学人不追究此话的来龙去脉，以为孔子自况之词，说《春秋》确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孔子之道，所以称左氏为素臣。
（注5）《严氏春秋》乃西汉之书，所引《观周篇》，乃周秦之书：《严氏春秋》系西汉严彭祖传承《公羊传》的著作，所引《观周篇》出自于《孔子家语》，今本《孔子家语•观周》无“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这句话。
（注6）《文选》卷四十三载其文无异。原文是：“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蠱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注7）《潜夫论•志氏姓》说，苦城、漆雕、公冶三氏后分别分而成：古氏、成氏（“苦”改“古”，“城”改“成”），漆氏、周氏（“雕”省为“周”），公氏、冶氏。“此数氏者，皆本同末异，凡姓之离合变分，固多此类。”段氏说“苦城、漆雕、公冶者，犹必左丘之后分而或左或丘”即此意。
（注8）至唐贞观、永徽中，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庭配食止颜渊、左丘明二人：按：查《通典》卷五十三云：“大唐武德二年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时致祭。贞观二十一年制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同享。”段氏此处有误。
（注9）安石既目《春秋》为断烂朝报，又有於《左传》不足与辨也。《宋史纪事本末》卷九说：“王安石又谓，孔子作《春秋》实垂世立教之大典，当时游、夏不能赞一词。自经秦火煨烬无存，汉求遗书，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自今观之，一如断烂朝报，决非仲尼之笔也，《仪礼》亦然。请自今经筵毋以进讲学校，毋以设官贡举，毋以取士，从之。时诏议贡举，咸谓宜变法便。”事实上，王安石之否定《春秋》与《左传》，实则是为春变法之需要。
（注10）《经》十四年西狩获麟至於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某卒，而后《经》止。
（注11）朱彞尊《经义考》，巻二百八十一齐笔书“颜子回、曾子参、左丘子明”，割名益姓，其妄已极。

文中所涉人物与书籍简介（以在文章中出现先后为序）：
山东巡府铁保，字冶亭，栋鄂氏，满州正黄旗人。世为将家，铁保折节读书，成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先后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嘉庆四年任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尹，后为漕运总

东莱野老

文中所涉人物与书籍简介（以在文章中出现先后为序）：
山东巡府铁保，字冶亭，栋鄂氏，满州正黄旗人。世为将家，铁保折节读书，成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先后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嘉庆四年任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尹，后为漕运总

0YANG

齐国出了两个大圣人多好呢,为什么历史不让他们并列伟大呢?

jageon

虽然理据未必充分,但是楼主的学识还是令人钦佩!

[ 本帖最后由 jageon 于 2008-6-10 14:48 编辑 ]

shanhe1943

左丘明在世的时候，未必有枣庄。不喜欢说谁谁是哪里人，孔子是山东人吗？他是鲁国人。

nothing

"段玉裁（1735――1815），字若庸"……有訛字，“若膺”為是。全文宏大，未敢屬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