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人生矛盾初探
摘 要: 阮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富特色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他生不逢时,抱负无从施展,在残酷的政治清洗中,他矛盾重重,表面狂放不羁、任情放达,内心却痛苦不堪、恐惧忧虑。其人生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态度上“心”与“迹”的矛盾;二是思想形态上“儒”与“道”的矛盾;三是行为方式上“狂”与“慎”的矛盾。
关键词: 阮籍；人生 矛盾
引言
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极富特色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他出身于世代业儒的大家族,其父阮瑀是汉末著名学者蔡邕的学生,也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阮瑀能诗善文,精通音律,深得曹氏父子的器重。阮籍受其父影响,不仅诗俊文捷,而且音韵高雅。《晋书•阮籍传》云:
“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行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行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陈留阮氏是曹魏新兴士族,阮籍从小攻读儒家经典,“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渴望做个德才兼备的贤者,“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其31首);试图建功立业,奔赴沙场,“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另外,他更胸怀济世的爱国壮志。他在《咏怀诗》中写道:“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安风骨”的慷慨豪气对他的影响,也可以想象到阮籍青年时代所抱的宏愿大志,即便到了晚年,阮籍回首往事,仍流露出未能实现平生宿愿的遗憾。
然而,在魏晋交替、杀机四伏的黑暗疯狂时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痛心地看到了曹魏集团的日益骄奢浮糜、腐朽衰落,他深为失望,无意仕进;同时他也敏锐地觉察到了司马氏集团的高唱礼法、阴谋篡权的狼子野心,他忧虑愤慨、不愿依附。无情的现实在阮籍的心灵上留下了创伤。他沉默、苦闷、彷徨、悲愤。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这种想建功立业的个人内在意志与报国无门的外部压力冲突产生了强烈而尖锐的痛苦,撕裂、折磨着阮籍的心。阮籍也曾“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近乎痴狂的行为是阮籍内心冲突的强烈宣泄,是对那黑暗现实无可奈何的软弱抗议。
在那种残酷的现实下,阮籍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的人格世界在极端压抑中被扭曲了。他的生命形态因苟合于乱世而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翻阅阮籍的诗文集,可以发现他性格、思想和行为的多重矛盾及其他在挣扎翻腾中的绝望,其复杂的人生矛盾,大体可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描述。
一、 政治态度上“心”与“迹”的矛盾
阮籍心里希望曹魏王朝振兴,但却因无望而不可出仕;他心里反对司马氏集团篡魏,但却因高压恐怖而低头就范。读书而仕,向往人生之遇,向来是中国士人的人生追求,阮籍“本有济世志”,况且其父阮瑀曾是曹魏手下的宠臣,他自己从内心深处对进入仕途并不反对,但由于司马氏政权的残暴,当时的名士难逃厄运,动辄丢掉性命。为了保全自己,阮籍深藏宏愿,开始作出酣醉恣肆的狂态,与稽康、山涛、向秀等遁迹于江湖。尽管阮籍性情孤傲、又无意于仕途,然而业已名满天下的他却难以逃避世俗的纠缠。阮籍二十三岁那年,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但阮籍坚不应召,结果惹恼了蒋济,后经乡民劝慰,阮籍才勉强就吏。不久,即托病谢官。嘉平初年,司马氏开始大肆杀戮异己,曾任曹爽参军的阮籍,虽然早已借疾归隐,仍为司马懿所迫,改弦易帜,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这大违阮籍的心志。于是,他又借酒佯狂,做出许多怪异放诞之举,以此来平息郁闷,避人口舌。实际上,阮籍只是以仕为隐,隐于朝廷,借以全身,既不为仕,更不为利禄繁华,这种在仕隐夹缝里生存的官,是很难做、很痛苦的。司马懿死后,阮籍又在司马师手下继续做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徒散骑常侍”。在大将军司马昭专权时期,阮籍的情况颇有变化:为了避免伪君子阴险的加害,阮籍只得托庇于大将军司马昭;而司马昭心里深知此时的阮籍已经不会成为他夺权的障碍了,为了拉拢文士,收买人心,他利用阮籍做出礼贤下士的假象。司马昭公开对人赞扬阮籍:“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世说新语上卷上•德行》注引《魏书》),因而“恒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世说新语下卷上•任诞》注引《文士传》)。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很理解阮籍的处境和心情,他认为阮籍是位贤者,“口不论人过……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他叹息说,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雠,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他对阮籍和司马昭这种相互为用的微妙关系是理解的。既然司马昭给了阮籍相应的一点喘息空间,阮籍也就由此做出了放诞狂放之事。为了能够躲开身边的奸佞小人,阮籍借酒佯狂,“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他醉翁之意不在酒,“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阮籍凭自己的机智和圆融的处世技巧,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但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隐疼却是凄厉而又深刻的。要做的不能做,不愿做的又要违背心愿勉强为之,阮籍“迹”的任性狂放并不能掩盖其“心”的极不平静。他忧患惶恐,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人生最为矛盾与复杂,其心理状态也是最为微妙与痛苦的。他不像嵇康因性格“峻切”而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因投靠司马氏集团而官居要职,他在政治生涯中一直是不隐不仕,又隐又仕,既做官,又不真做的消极敷衍状态。阮籍的内心是极度厌恶和排斥司马氏政治集团的,可是,他却在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矛盾中撰写了向来为诸多史家所深恶痛绝的《为郑冲劝晋王笺》。据《晋书•阮籍传》曰:“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可见,阮籍撰写《为郑冲劝晋王笺》原本不是出自其真心。他本想以借醉忘作来推脱敷衍撰写劝进书一事,不过,在使者的催促和司马集团政治势力的利用强迫下,他却不得不违心地写下了《为郑冲劝晋王笺》。显然,这篇书笺不是阮籍主动阿谀逢迎之文,但却是他全身远祸、大哀在怀的消极违心之作。这种政治态度上“心”与“迹”的极端矛盾让阮籍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诉说也不能诉说。阮籍在《咏怀诗》中痛苦渲泄:“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叟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细玩全诗,这不仅是他在政治上的危急处境及其感受的写照,而且透露出煎熬之“火”与履霜之“冰”的意象同时出现时阮籍终身惶惑无依、痛苦焦虑、战战兢兢、灵魂大消的大哀。“迹”的狂傲与“心”的痛苦矛盾地统一在阮籍身上,铸就了他被时势扭曲而压抑的矛盾人生。
二、思想形态上“儒”与“道”的矛盾
阮籍青少年时的宏伟大志和道德情操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而且终其一身苦苦追求,不曾忘怀。成年后阮籍喜好《老》、《庄》,成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力倡导者,但他的老、庄道家思想并没有使他彻底摈弃其思想形态上的儒家观念。儒家重视道德伦理,名教所规定的上下尊卑的等级性关系在魏晋以前的汉代确实曾经起到过整饬人心、化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可是,随着汉末名教异化及其功能的削弱和丧失,那些伪善的伦理制度却残害了合于自然之道的人性与人格。因此,阮籍对名教的逾越,并不是否定合于自然之道的名教,而是否定荼毒人性的名教。
在阮籍的著名作品《达庄论》、《大人先生传》与《通易论》、《乐论》中,明显表现出一种企图调和儒道思想的努力。而在他的《咏怀诗》中,则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出这种冲突在他内心中的不同调和及这种调和所造成的人格扭曲和伤害。阮籍的《乐论》、《通易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讨论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两组作品。其中,《乐论》、《通易论》是对符合于人性自然的名教世界的肯定与关心,《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则是对不合于自然之道的名教礼法的鞭挞与抨击。其实,这两组作品不仅仅反映了阮籍思想上的巨大矛盾,而且也暗含了他思想中相当自觉的一种努力,即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之冲突。阮籍的《乐论》认为乐的产生和目的在于调和阴阳、娱悦鬼神、变化民俗、协调上下。阮籍在《乐论》中提到“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这是对儒家乐礼的继承和发挥,其基本思路仍然没走出儒家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肯定礼乐的重大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儒学系统,但是《乐论》又暗中采用了玄学家的道家词汇,如“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道德平淡”、“无声无味”等,据儒依道,以儒家的乐教思想贯通玄学抽象、思辩的行上世界。而且,在阐明音乐的本体性质时,《乐论》说“夫乐者,天地之礼,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这和儒家的《礼记•乐记》中的“乐者,天地之和也”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乐实质上是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和谐状态。阮籍接受这一思想的同时,又揉和了道家的思想,进而提出考察乐之和与不和,在于它是否合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音乐的和谐根源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乐论》曰:“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由此可见,阮籍把“乐”这种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情感和谐看成是天地自然的和谐,这种对音乐本体的认识,显然综合了儒道两家思想。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虚构了一位“大人先生”:“不知姓字”、“莫知其生年之数”、“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阮籍笔下夸张和神化了的“大人先生”活脱脱是一个庄子《逍遥游》中餐风食霞、乘云驾雾、与自然相与为一的至人形象。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云:“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这是借用庄子的“齐物”方法论证了“万物一体”。“万物一体”的境界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一种天人合一、同物我、合内外、浑忘世事、化解一切差别后的混沌的道家境界。“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及其精神境界显然是以老庄的道家思想为底蕴,凸显的是老庄的道家精神。同时在《达庄论》里,阮籍宣扬老庄典型的道生天地万物的思想。阮籍的《达庄论》云:“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在这里,阮籍把老庄所说的“道”直接点明为自然,并在随后对万物莫不出于自然及事物的相对性的阐释上烙下了庄子思想的痕迹。这些都充分表现了阮籍对老庄思想的崇尚,但在这些宣扬老庄学说的最后落脚处,却往往仍是儒家的政治思想,阮籍的这种思想上的自我表现矛盾,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他确实受新思想即老庄人生哲学的吸引,但他又是一个正直而又有操守的人,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他要坚守儒家的一些基本原则,可现实的黑暗却又使这些忠义、正直等等原则在流氓政治中变得一钱不值。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阮籍以违礼言行去揭露伪善者以礼法作掩护的丑恶面目一样,他是以老庄学说为批判的武器,与当时高谈儒家仁义道德、实质却卑鄙无耻的小人们进行战斗,但对于真正的儒家学说和行为却无一丝轻蔑和否定。尽管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对“心若怀冰,战战栗栗”、“唯法是修,唯礼是克”的腐儒们进行了辛辣无比的嘲讽,讥笑他们是“大人”裤裆中的“虱子”,但实质上他是把矛头对着当时的腐儒。在其《咏怀诗》四十五首中,阮籍毫不遮掩地表达了他对真正的儒者与名教的褒扬:“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法不可言。渴饮清泉流,饥食甘一箪。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咏南风,緼袍不华轩。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这首诗充分彰显了阮籍骨子里对儒家思想的固守与眷恋。
这种思想形态上“儒”与“道”的矛盾的激荡,对于一个敏锐的文人来说是一种超乎常人的精神折磨和挣扎,因而也使阮籍的心灵世界躁动难安、奔突迸裂。
三、行为方式上“狂”与“慎”的矛盾
竹林诸人皆嗜酒,常以饮酒聚会中的狂狷醉态傲视俗士,阮籍也不例外。由于他清醒地看到名士们被迫害的残酷和政治的黑暗,阮籍常常以放诞任性的方式向黑暗现实作出强烈的抗争。阮籍善于长啸,他常常在石屋内和无人的旷野凄厉长啸,以此排谴胸中块垒。《世说新语•栖逸》篇里曾说:“阮步兵啸闻数百步”,“兀然长啸,以此终日”。但阮籍的佯狂假痴、长歌当哭只是他对现实无奈的一种放任自流,一种无所适从的幻灭心理的反映。当其子阮浑深受其影响,并养成“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的习惯时,他却说:“仲容(其侄阮咸)已豫吾流,汝不得复尔!”这岂不是说阮家已经学坏了一个,你不准再学坏了吗?这种自相矛盾、自我鄙薄其实是阮籍自知所行并非儒家规范,因而极力劝止儿子不得“豫吾此流”、放达任诞。阮籍在当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业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显然,阮籍说此话是有感于司马氏虽以孝治天下却行弑君篡位之事,他是在对政治现实进行辛辩讽刺,但当别人责问他时,他却不得不用逃避和隐晦的手段,凭着自己的机智和聪警,偷梁换柱地躲过了一劫。阮籍在生活的不同方面有许多矛盾的不同表现。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阮籍这些傲世睨物、违礼越规的狂放形迹是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人格被撕裂的烦忧和冲突的强烈宣泄。这是一种觉醒的颓废、清醒的绝望和自觉的痛苦。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棊,对者求止,籍留与決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决,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于灭性”。阮籍不拘礼教,纵情越礼, 曾口出迹近于灭伦之狂言,但在行动上却事亲“至孝”。母死饮酒几升泣血而出,这才是阮籍至孝真情的流露,而“孝”正是儒家奉行的仁义之本。阮籍对亡母的挚爱之情与儒家的尊君孝亲之情相一致,是他骨子里存在的向儒成分的绽露。鲁迅先生1927年9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中讲到:“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的,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的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是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鲁迅先生对阮籍的这种评价在当时是新颖独到、发人所未发、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迄至今天,这种看法依然是一针见血、无人超越的!阮籍在骨子里是恪守传统价值观念的,他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旨在反对司马氏不合于自然之道的虚伪名教。阮籍曾向晋王推荐过卢播,在《与晋王荐卢播书》一文里,阮籍这样描述卢播:“耽道悦礼,仗义依仁……忠敬足以肃朝,明断足以质疑,机密足以应权。临烦不惑,在急弥明”。阮籍推荐的卢播绝不是和自己一样的傲世鄙俗的狂狷之士,卢播的言行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阮籍内心向儒的精神归路。然而,魏晋时期世道昏暗,良禽无枝可栖,良士被杀被戮,为避免阴毒多疑的司马氏的猜疑,阮籍只有用“至慎”来压抑自己狂傲多锋芒的人格。《晋书》说阮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兖州判史王昶久仰其名,想让他到幕府作幕僚,可阮籍却终日不发一言,让王昶不知其在想什么,后不得不作罢。就这样,阮籍以这种谨慎处世、喜怒不形于色的城府避开了一场官场纠葛,又一次从险恶的政治漩涡中超脱出来。阮籍好友嵇康就说:“阮嗣宗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然而阮籍“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见任情之士则见青眼;邻家极富才色的兵家女未嫁而夭,阮籍不识其父兄,亦“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因为他深知才女未嫁而夭乃“天地灵秀之气一瞬即逝者”。这种爱憎分明、无所顾忌、对生命珍爱的纯真情感的流露又哪里是“至慎”的样子。
阮籍以“疏狂”、“痴傲”来蔑视和超越“礼法”、“名教”,以行为的放荡来愤世嫉俗,以缄默压抑其狂傲的人格,以韬晦避开司马氏的迫害,这种行为上的狂放与至慎的冲突,造成阮籍人格上的分裂,但狂与慎等矛盾不可分割地统一在阮籍身上,使他成为一个魏晋士人性格激烈矛盾和冲突的集合体。阮籍放浪形骸、佯狂酒酣的行迹下蕴藏的是不羁、抗争的灵魂。英国文论家斯马特曾说:“悲剧全在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包围而逃奔,即使是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他的心中总有一种反抗”。没有灾难的反抗,就没有悲剧!正是阮籍的这种痛苦不堪的追求、这种毁灭式的压抑的反抗,才使阮籍的人生矛盾沉痛悲凉、愤懑不平。在行为的反常中,阮籍失去了他追求的自然本真,这反而加重了他对个性追求的痛苦和烦闷。任情的结果是旷野之中无告的痛哭,不由径路的结果是无路可走、孤寂无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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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魏晋风度及其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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