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经过“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盛世，从昭王起，“王道微缺”走了下坡路。至穆王时，距建国已历百余年，穆王好游历，奢侈无度，造成财政空虚，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穆王闵文武之道缺”，遂命司寇吕侯（又称“甫侯”）“度时作刑”，在修订九刑的基础上制作《吕刑》，《史记·周本纪》又称之为“甫刑”。吕刑是西周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原本已佚，今文《尚书》所载《吕刑》篇已非吕侯原著法典，但的确是根据西周官方档案所整理的历史文献，其主要内容与穆王所处的时代背景相符，也符合周初以来一贯的刑法指导思想，因而可以据以剖析吕侯所制定的刑书。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以教祗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今尔罔不由慰曰勤，尔罔或戒不勤。天齐于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罪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 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
本篇诰词中，穆王详尽叙述了刑的源流，说明了当时刑法总共有三千条，而且制定了赎刑的条例，强调要依法定罪和采用中刑。它在穆王之世，起到了由乱变治的重要作用。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的刑法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吕刑》分三大段。第一段详述刑的源流，告诫诸侯应当勤政慎刑。第二段说明刑法的种类、条目，以及审理狱讼的方法。第三段说明惩办贪污和使用中刑的重要意义。
吕侯被命为卿时，穆王在位很久，军纪老了，还是广泛谋求制定刑法，来禁戒天下。
王说：“古代有遗训，蚩尤开始作乱，扩大到平民百姓。无不寇掠贼害，冒没不正，内外作乱，争夺窃盗，诈骗强取。苗民不遵守政令，就用刑罚来制服，制定了五种酷刑以为法律。杀害无罪的人，开始放肆使用劓、刖、椓、黥等刑罚。于是，施行杀戮，抛弃法制，不减免无罪的人。”“苗民互相欺诈，纷纷乱乱，没有中信，以致背叛誓约。受了虐刑和一些被侮辱的人都向上帝申告自己无罪，上帝考察苗民，没有芬芳的德政，刑法所发散的只有腥气。颛顼皇帝哀怜众多被害的人没有罪过，就用威罚处置施行虐刑的人，制止和消灭行虐的苗民，使他们没有后嗣留在世间。又命令重和黎，禁止地民和天神相互感通，神和民再不能升降来往了。高辛、尧、舜相继在下，都显用贤德的人，扶持常道，于是孤苦之人的苦情，没有壅蔽了。”
“尧皇帝清楚地听到下民和孤寡对苗民的怨言。于是提拔贤人，贤人所惩罚的，人都畏服，贤人所尊重的，人都尊重。命令三位大臣慎重地为民服务。伯夷颁布法典，用刑律制服人民；大禹平治水土，负责名山大川，后稷教民播种，努力种植庄稼。三后成功了，就富足了老百姓。士师又用公正的刑罚制御百官，教导臣民敬重德行。” “尧皇帝恭敬在上，三位大臣努力治事在下，光照四方，没有人不勤行德政，所以能勉力于刑罪的公平，治理老百姓以扶持常道。主管刑罚的官，不是终于作威，而是终于仁厚。又敬、又戒，自身不说坏话。他们肩负上天仁爱的美德，自己造就了好命，所以配天在下享有禄位。”
王说：“啊！四方的诸侯们，你们不是做上天的治民官吗？现在，你们重视什么呢？难道不是这伯夷施行刑罚的道理吗？现在你们要用什么作为惩戒呢？就是苗民不详察狱事的施行，不选择善良的人，监察五刑的公正，就是任用虚张威势，掠夺财物的人，裁决五刑，乱罚无罪，上帝不加赦免，降灾给苗民，苗民对上帝的惩罚无话可说，于是断绝了他们的后嗣。”王说：“啊！你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以及年幼的子孙们，都听从我的话，或许会享有好命。如今你们没有人不喜欢慰劳说勤劳了，你们没有人制止自己不勤劳。上帝治理下民，暂时任用我们，不成与成，完全在人。你们可要恭敬地接受天命，来辅助我！虽然遇到可怕的事，不要害怕；虽然可以休息，也不要休息，希望慎用五刑，养成这三种德行。一人办了好事，万民都受益，国家的安宁就会长久了。”
王说：“啊！来吧！诸侯国君和各位大臣，我告诉你们要善用刑法。如今你们安定百姓，要选择什么呢，不是吉人吗？要慎重什么呢，不正是刑罚吗？要考虑什么呢，不就是判断适宜吗？”
“原告和被告都来齐了，法官就审查五刑的讼辞；如果讼辞核实可信，就用五刑来处理。如果用五刑处理不能核实，就用五罚来处理；如果用五罚处理也不可从，就用五过来处理。五过的弊端是：法官畏权势，报恩怨，谄媚内亲，索取贿赂，受人请求。发现上述弊端，法官的罪就与罪犯相同，你们必须详细察实啊！” “根据五刑定罪的疑案有赦免的，根据五罚定罪的疑案有赦免的，要详细察实啊！要从众人中核实验证，审理案件也要有共同办案的人。没有核实不能治罪，应当共同敬畏上天的威严。” “判处墨刑感到可疑，可以从轻处治，罚金一百锾，要核实其罪行。判处劓刑感到可疑，可以从轻处治，罚金二百锾，要核实其罪行。判处剕刑感到可疑，可以从轻处治，罚金五百锾，要核实其罪行。判处宫刑感到可疑，可以从轻处治，罚金六百锾，要核实其罪行。判处死刑感到可疑，可以从轻处治，罚金一千锾，要核实其罪行。墨罚的条目有一千，劓罚的条目有一千，荆罚的条目有五百，宫罚的条目有三百，死罪的刑罚，其条目有二百。五种刑罚的条目共有三千。” “要上下比较其罪行，不要错乱供辞，不要采取已经废除的法律，应当明察，应当依法，要核实啊！上刑宜于减轻，就减一等处治，下刑宜于加重，就加一等处治。各种刑罚的轻重允许有些灵活性。刑罚时轻时重，相同或不相同，都有它的条理和纲要。” “刑罚虽不置人死地，但受刑罚的人感到比重病还痛苦。不是巧辩的人审理案件，而是善良的人审理案件，就没有不公正合理的。从矛盾处考察供词，不服从的犯人也会服从。应当怀着哀怜的心情判决诉讼案件，明白地检查刑书，互相斟酌，都要以公正为标准。当刑当罚，要详细察实啊！要做到案件判定了，人们信服；改变判决，人们也信服。刑罚贵在慎重，有时也可以把两种罪行合并考虑，只罚一种。”
王说：“啊，谨慎啊！诸侯国君以及同姓官员们，对我的话要多多戒惧，我重视刑罚，有德于老百姓的也是刑罚。如今上天扶助老百姓，你们是在下面作天之配。应当明察一面之辞，老百姓的治理，无不在于公正地审理双方的诉讼词，不要对诉讼双方的诉词贪图私利啊！狱讼接受贿赂不是好事，那是获罪的事，我将以众人犯罪来论处这些人。永远可畏的是上天的惩罚，不是天道不公平，只是人们自己终结天命。上天的惩罚不加到他们身上，众民就不知有美好的政治在天下了。”
王说：“啊！子孙们，从今以后，我监察什么呢？难道不是行德吗？对于老百姓案情的判决，要明察啊！治理老百姓要运用刑罚，使无穷无尽的讼辞合于五刑，都能公正适当，就有福祉。你们接受治理我的百姓，可要明察这种祥刑啊！”
《尚书·吕刑》一开始便以苗民无德滥刑，遭受亡国绝祀而尧帝重视德化，使民众信服的对比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和“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的总结，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教德的重要性。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其继承了周初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德治，注重教化；所谓“慎罚”，就是适用刑罚要慎重，不能滥酷，以教化为主，先教后刑。这些思想都是周初出现的，在《尚书·吕刑》里都有着明显的体现。而《尚书·吕刑》比周初的进步性又表现在对这一法律思想的贯彻实行上，《尚书·吕刑》的“穆穆在上，明明在下……”一段就是针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执行而言，其强调“明于刑之中”。所谓“中”含有公平、准确、宽和之意，因此只有明德慎罚，德明于刑，才能达到“中”的要求。 《尚书·吕刑》提出了根据形势援法酌情的定罪量刑原则，即其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轻重诸罚有权”，“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刑罚世轻世重”是指用刑的轻重要考虑到社会环境与治乱背景，也就是治乱国用重典，治中国用中典，治新国用轻典之意。这种从客观形势出发而区别用刑的原则，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它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确是中国乃至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而自周以后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沿袭了这一原则。而至于“轻重诸罚有权”，是指从百锾到千锾的不等罚金，可由执法者灵活掌握，酌情变通。这也是由《尚书·吕刑》的制定目的决定的，其是为补救财政空虚，缓和社会矛盾而修订的，因此要规定完整的赎刑之法。从墨、劓、剕、宫以至大辟，均可以以铜赎罪，数量自百锾到千锾不等。这虽然也体现了其援法酌情来定罪量刑的原则，但另一方面也为贵族们逃脱刑罚的制裁开了方便之门。
“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这句话里蕴藏着的法思想及其丰富：“齐”指的是罪刑相应，罪刑法定，“非齐”指的是罪与刑不相应，同罪异罚，罪刑非法定，“齐非齐”者，罪刑法定与罪刑非法定的有机结合是也。“齐”与“非齐”，罪刑法定与罪刑非法定，其存在都是合理的，它们都是刑罚原则的实现方式。“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无论是“齐”，还是“非齐”，是罪刑法定还是罪刑非法定，其实施都必须符合原则（“伦”、“要”）。
《尚书·吕刑》明确规定了“上下比罪”和“疑罪有赦”、“疑罪入罚”的刑法原则。“上下比罪”按《礼记.正义》：“上下比方其罪之轻重，上比重罪，下比轻罪，观其所犯，当于谁同。”另据《蔡传》：“罪无正律，则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尚书·吕刑》还特别提出“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作为上下比罪的注脚。汉时的“取比类以决定”，以及封建社会后期的援例类推断罪，都发端于此。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刑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罪，上下比照刑律来定罪量刑，仔细查明犯罪事实，依法处理，使刑当其罪），罪刑法定的一面；而“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重刑宜于减轻，就用轻刑处治，轻刑宜于加重，就用重刑处治）则是其灵活性的一面，罪刑非法定的一面。司法过程中它们两者的统一就是罪刑法定与罪刑非法定的统一。
而《尚书·吕刑》中关于“五刑之疑有赦”、“五伐之疑有赦”的刑法原则，实际是近代刑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它体现了三千年前周刑法中的法治主义精神。凡经过核实，不能确认为犯罪的案件，可去性从罚，即处以不等的罚金；至于五罚有疑的案件，则赦免。这一法律思想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研究，能在当时出现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另外，《尚书·吕刑》中关于诉讼与审判等一系列的原则性规定，也表现出了法制文明的先进性。例如对于诉讼双方（两造）的陈述，要求司法官认真听取，所谓“师听五辞”；凡未经查实者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所谓“无简不听”，经过查实者要依照刑书公开共同审判，所谓“明启刑书胥占”。为了使审判公正，《尚书·吕刑》十分重视对司法官的责任要求，一再提出“惟查惟法，其审克之”；要“念之哉！”、“敬之哉！”，力求做到“非佞折狱，惟良折狱”、“哀敬折狱”，“罔不由慰日勤”。司法官如犯有贪赃枉法之事，如“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则按“其罪惟均”的原则，以其人之罪反坐处理，并由此得出“狱货非宝”的结论。
四、总结
综括以上，《尚书·吕刑》所反映的周朝法制，是奴隶制法制的成熟形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的重大发展。自汉以来历代刑法志多首引之，以示祖述渊源之意，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雏形和奴隶制法学之集大成。
| 
发表于 2008-5-15 12:2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