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式耜，字起田，别号稼轩，江苏常熟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英雄，其事迹前人多有论之。本文主要着眼于瞿氏在广西抗清期间的诸多活动加以分析，钩沉史事，廓清史实，希望能进一步加深对瞿式耜本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认识。（一）瞿式耜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27岁便中了进士，随后曾任江西永丰县令、户科给事中等职，但不久即因“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1]（p7180），得罪了权贵，于崇祯十一年（1637年）起落职居家。。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大明已经由强盛转向衰落，国内积聚多年的社会矛盾逐步激化，而关外又有满洲铁骑的崛起，一次又一次冲击着边塞的关隘，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的攻入北京则正式宣告了它的灭亡。随后清军打着为明王室复仇的旗号入关，农民军被迫退出北京，紧接着清人铁蹄又长驱南下，连下薙发令，改换衣冠令等，遭到了人民的广泛抵抗，形势陡然逆转，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在明亡的当年五月，南京建立了福王政权，瞿式耜被召任应天府丞，不久擢为广西巡抚。然而此时的天下已剩下半壁江山，福王政权很快被势如破竹的大清铁骑所颠覆。之后又出现了福建的唐王政权，但也仅是昙花一现。形势的发展逐渐将瞿式耜推到了历史前台，隆武二年（1646年），当得知清军攻陷汀州后，身为原广西巡抚的瞿式耜与两广总督丁魁楚等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肇庆，不久称帝，以明年为永历元年，从而建立起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南明政权――永历政权，而瞿式耜的抗清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着气势汹汹的清朝军队，面对着不堪一击的福王、唐王政权，面对着双方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瞿式耜开始思考，总结教训，他认为“南京之事，因四镇离心，权奸误国也；闽中之事，因郑氏开隙，弃关不守也”[2]（p55）。正由于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就十分强调内部事权的统一与团结。因此多次上疏给永历帝，要他“揽大权，明赏罚，亲正人，闻正言”[2]（p143），而当时首先必须加强的就是政治上的统一，也就是要“揽大权”。对于僻处粤西一隅的永历小朝廷，瞿式耜认识得很清楚，认为“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统而位置多官，其宰相不过抵一庶僚，其部堂皇不过抵一杂职耳”[2]（p260）。但许多官员却仍汲汲于功名利禄，“干济本平常，争官则犀锐，部曹则想科道，科道则想督抚”[2]（p261）。在这些官员当政之下，广西出现了“司道府县，不由部选，游棍杂乱，流行委署”的情况。这严重影响了政权对人才的延揽，使“四方员才抱略之士，无从展抒，无从求售”[2]（p121），同时也破坏了行政机构的正常动作，破坏了抗清大业。因此瞿式耜强烈要求“各省所属府州县官，有不由铨选，不报抚按者，尽与开缺补选”，使“事权归一”。[2]（p101）他还曾上疏认为“玺疏者，帝王守天下之器也。近来空敕滥给，有空敕即有矫诏”“空敕不可轻给”。[2]（p109）此外对于破坏政治统一的人他也毫不留情予以参奏。如陈邦傅擅改敕诏，自称世守广西，瞿式耜上疏曰：“今躐五等者相望，初未裂士两封，海宇剥削，止粤西一隅为天子之土，桂滇数万之师日需食，邦傅辄称世守，将置车马于何地”[3]（p222），有力地斥责了这种卑劣行径，体现了他要求团结抗清的鲜明立场。就财政经济方面而言，当时永历政权也十分需要统一运筹，以供应军费开支。但事实上各个地方均由镇将坐地收税，而永历政权直接所辖的仅桂林、平乐、梧州等地，财政状况动辄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每年还要拨出五万两自银作为帝室经费。在这种情况下，瞿式耜只能自行设法，以办钱法、盐政、屯田等方法筹措军饷弥补不足。据《东明闻见录》载：“式耜以蕞乎广西抗大兵，其军饷所资，除正赋外，惟钱法、盐政、屯田三事：开钱局每月得二万金，以钱易东盐（海盐），以盐招民垦田，事多掣时，开中之制又议三分现兵，以一军守全放州，一军冲锋出厅一军屯田充饷……以迄于亡”。[4]（p408）此外，他还劝谕当地士绅出资助饷，“奔走于颓垣败屋，赤日风雨之中，鼓舞劝谕，以资腾饱”[2]（p138）。桂林一隅的坚守与这些措施的采取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瞿式耜高超的理财能力，何滕蛟曾评价说：“桂林屡警之后，帑藏空虚，人民奔窜，留守能绝处逢生，无中变有，飞挽军资，以资腾饱，留守之才略，虽萧何、邓禹不是过也”[5]（p386）。但尽管如此，当时仍时时“挪御营上供”“乞灵于东省接济”，[2]（p149）到最后桂林城破之前，“焦饷六万半食桂林，灌阴入永国（曹忘建），义兴入宜章（卢鼎），惟灵田，临桂二县督府得专资焉”[4]（p416）。（二） 南明时期，特别是在永历朝，农民起义军在抗清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主要存在两大农民军系统，一是郝永忠、李赤心、高必正领导的大顺农民军的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等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余部，能否团结这部分力量，对于抗清大业至关重要。那么，对此瞿式耜是怎么做的呢？ 最近有学者认为“瞿式耜等人……是南明政权中目光短浅的一批死硬分子，对原农民军极尽打击排斥之能事”[6]（p425），到底是否如此呢？这就需要辩明两件事。其一便是郝永忠的大掠桂林。对于这件事，传统说法认为是由于“明朝官军之歧视农民军”[7]（p170）引起的，但事实究竟如何呢？如果我们对这段史实仔细分析一下，恐怕就不言自明了。郝永忠本是大顺农民军将领，后与明军联合抗清，受节制于何腾蛟。永历元年（1642年）冬十一月，由于湖南失陷，当时的南安候郝永忠率兵由湘入桂。对于这样一支农民军，桂林的一些官员是怀有敌意的，拒绝郝部入城，两广总督于元烨甚至想派兵剿杀郝部，只因兵力太少，未能得逞。瞿式耜开始对郝永忠也有所顾忌，但为了桂林地区的安全，他最终和广西巡抚鲁可藻出城晤见郝永忠，“答应千言，不激不随，极为得体”转引自[6]（p424）。第二天他又在桂林城中举行宴会招待郝永忠。郝部农民军在驻扎桂林期间“疑主客不相安，式耜加礼抚慰，永忠信服为之用”， 他努力“调和主客，集永、思、琏誓于神，刻期出师”，[8]（p226）从而取得了著名的全州大捷。在战后所上的《飞报大捷疏》中瞿式耜称“是役也，躬冒矢石，身先士卒，以收破虏奇功，则南安侯郝永忠、宜章伯卢鼎、新兴伯焦琏，与滇镇赵印选、胡一青”[2]（p78）诸人并举，毫无偏袒之意。全州之役后“（何）腾蛟再督师出全，兵益不睦，焦琏下平乐，永忠壁兴安”，他又“忧劳于密勿之间”[4]（p405），调停主客。可见瞿式耜对郝永忠可谓是仁至义尽。当然不可否认，当时在桂林屯驻的大批军队中的确也存在一批仇视农民军的人物，因此也发生过扣发粮饷的事。对这样的事情，如果郝永忠能平心静气，并非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他却“扎营校场，日取乡民，弦绞其腿，讯诸司贤否贫富，阅百十人，乃于各名下画圈，以多寡分享高下，按而索之”转引自[6]（p429），这样的做法自然得不到人们的支持。要是郝永忠在桂林危急时能协助瞿式耜共御清军，或许这还可理解。可是事实上当永历二年（1648年）初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率军向桂林推进时，他竟坚决拒绝与瞿式耜一起保护桂林，而主张奉永历帝向后方转移。但当时的情况却正如瞿式耜所说“若以走为上策，桂愈威，柳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独不可到南、太乎”[4]（p394）。最后由于永历帝已如惊弓之鸟，听取了郝永忠等人的意见，撤离了桂林。在撤兵途中，郝永忠又不能约束部下，从而就发生了所谓的大掠桂林的事件，更有兵丁直上瞿府中堂，“搜抢无遗”，使其“肩背腰肋，无不重伤”，最后不得不躲到城外小舟中[2]（p81），因此这次事件只能看成是一次兵士的哗变，它的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了清军的入侵，险些使桂林失守。郝永忠之不顾大局如此，因此又怎能用这件事来否定瞿式耜对农民军的团结呢？关于瞿式耜对农民军态度需要辩明的第二件事就是孙可望的胁封王号。孙可望本为张献忠养子，四川失陷后，可望于东川入云南，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遣使邀封王号。对此当时朝中有很多人反对，如金堡等人便认为“三百年来无异姓封王例，祖宗定制不可坏”[9]（卷16）。而堵胤锡等则认为“可望割据西川，尽有滇黔，曷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尚知请命，当即降敕封之”[10]（卷29）。平心而论，堵胤锡等人的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现实可行的。正如清人徐鼒所说“是时明之国势十去其九，可望何所求于明，何所畏于明，而奉朔归诚哉，只欲乞一封号，洗去贼名”[9]（卷16）而已。金堡等人的言论则看似清高，实则迂阔且有党争偏见，只不过是想借此打击堵胤锡等人，并不能实行。正当朝中争论之际，陈邦傅却抢先派胡执恭封孙可望为秦王，此事发生后，瞿式耜认为“胡执恭之擅封孙可望”，“疏请斩之”[1]（p7183）。好象他是反对招抚孙可望的。《南疆绎史》的作者也认为当时孙可望不能归附，“不能不问于瞿文忠留守也”[11]（卷17）。我们再来看一下《瞿式耜集》中所存《纠罪镇疏》，文中认为胡执恭“私行宜斩，矫诏宜斩，乱祖法宜斩，破坏抚局宜斩”[2]（p108），可见瞿式耜以为胡的一大罪行就是破坏了对孙可望的招抚，换言之，也就是说他是主张招抚大西农民军的，而是否封王，封一字王还是二字王则只是一个策略问题，是可以变通的。况且当时孙可望请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明王朝的册封将自己的地位置于其他农民军首领如李定国、艾能奇之上，只要达到这一目的，即使封公，孙可望恐怕也会接受的。而事实上永历朝廷已答应封其为平辽王，只是因为陈邦傅急于借助孙可望的力量排斥忠贞营，抢先派胡执恭伪封其为秦王，才将事情搞糟。这样的做法不仅破坏了抚局，更破坏了抗清大业，所以堵胤锡也认为要“缚胡执恭归朝正法诛之，则赏罚大权，庶不倒置”[10]（卷29）。因此以此事诟病瞿式耜也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不妨再来探讨一下瞿式耜与忠贞营高必正，李赤心诸人的关系。高必正原名高一功，李赤心原名李锦，均是原大顺农民军的将领，在李自成殉难之后，他们出于民族大义与南明政权联合，共同抗清，所部称忠贞营。对于这支抗清的重要力量，瞿式耜始终是赞赏支持的。永历二年（1648年），堵胤锡领导忠贞营参与收复湖南的战争时，他就十分欣赏，在奏疏中认为高必正等能够“齐奋戮力”“忍死以卫边疆”[2]（p99）。永历三年（1649年）。忠贞营由湖南退入广西，驻扎于南宁、横州一带。当时的庆国公陈邦傅为了把这支军队从自己的地盘上支开，竟“怂惥必正提兵入桂”，给瞿式耜制造麻烦，式耜得知以后，“疏请以粤西全省粮饷分给诸勋”，从而使忠贞营有了充足的粮饷供应，“邦傅计不行”[12]（p293）。永历四年（1650年）高必正入见永历帝，吴贞毓等人又怂恿他“逐严起恒、瞿式耜”，但高必正仅“详诺之”[3]（p123）。这一方面说明了他能顾全大局，但从另一方面也正可看出瞿式耜平时对农民群众的态度是友好团结的，至少是不排斥的，才能赢得忠贞营将领的尊重。正是由于瞿式耜能够积极团结诸支军队，使其和睦相处，坚守桂林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当时将士“皆以桂林为杓枢”，“道路臣僚，以桂林为会极”“江楚民情，以桂林为拯救之声援”[10]（卷28）。（三）起于万历年间的党争对明朝的灭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直到明亡之后的各个小朝廷中党争仍普遍存在，永历朝亦是如此，这就严重影响了内部的团结，危害了抗清大业。关于永历朝的党争，在《续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已成吴、楚两党，吴党以朱天麟，王化澄、吴贞毓、李用楫、张孝起、万翔、程源、郭之奇主之，皆内援马左翔，外倚陈邦傅；楚党以金堡、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主之，皆外联瞿式耜，内恃李成栋”。[13]（p342）可见当时朝臣大致被划为吴楚两党，而瞿式耜被划入楚党，在其他关于党争的记载中也均作如是划分。又《南疆逸史》一书认为瞿式耜“惟于五虎事颇事标榜，及其败而疏救凡七上，有具密揭，封进太妃，力为之护”[11]（卷7）。那么瞿式耜与五虎关系究竟如何，他是否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党争，下面就对此加以阐明。瞿式耜十六岁时从同邑著名东林党魁钱谦益读书，“负笈先生之门三十余年，晚而共刊章之祸”[2]（p104），因此他受东林党思想影响是很深的，而东林党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喜结社讲学，议论时政，指陈时事，这些在他身上体现十分明显。永历政权建立后，他自己常说“臣先朝之言官也，尝叹先帝聪明圣哲之君，无有导其纳谏悔过之事”[2]（p94），并且多次上疏永历帝，认为“励志中兴，首先纳谏”，“言官去留，邪正视以消长”[2]（p95），“庸庸之寡过，弗若铮铮之善鸣”[2]（p130），类似的言论在其奏疏中多次出现。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他在感情上是偏向言官的。如在永历立朝之初，“吏科都给事刘鼎等疏论（王）坤内臣不得荐人”遭到叱逐，“式耜力持之，得复用”[14]（p337）；御史童琳参都御史周光复，命廷杖，“式耜力救得免”[14]（p341）。当时朝中诸臣与瞿式耜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所谓“五虎”。五虎分别指的是左都御史袁彭年、都察院都御史刘湘客、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给事中金堡、户科有给事中蒙正发等五人，大部分为言官，其中金堡便是由瞿式耜奏请入朝的，刘湘客亦“由荐举起家，受知于留守” [12](p299)，丁时魁与蒙正发也都曾在桂林与瞿式耜共事过。所以瞿式耜与五虎关系密切是无疑议的。他自己也认为“臣与五虎夙称莫逆，每朝政得相商，杀五臣，即所以杀臣，去五臣，即所以去臣”，并自称“党魁”[2]（p145）。所以如果要把瞿式耜划为楚党，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东明闻见录》上所说：“五虎素以先太师（瞿式耜）为景行，自附于正人之列，至于凌轹官府，侵轧同僚，所恃东诸侯也”[4]（p415）云云，想否认五虎与瞿式耜的密切关系，则是曲为回护之词，不足为信。作为言官，在朝中议论时事，整肃风纪，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后来金堡等人为了标榜自身清高，连上奏章弹劾朝臣，所谓“言非五虎党不发，事非五虎党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15]（卷28），而且动辄引祖制旧章，这样一来就影响了内部的团结，形成了党争的态势。但瞿式耜是否就是楚党的核心人物，是否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党争却值得斟酌。永历三年（1649年），湖南复陷，堵胤锡入朝，遭到了金堡、李元胤等人的弹劾与排挤。瞿式胤就写信给金堡都等人，“言此时寇逼门庭，岂臣子争锋角口之日”[5]（p339）。后来堵又写信给瞿式耜诡称：“上有密敕：东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有中土之望，惟卿与瞿先生图之”。信中所说东人指李成栋子李元胤，当时为楚党首领，而堵胤锡则属吴党。瞿式耜接信以后马上回信斥责，要他“毋挑东激西，以兴同室之斗”，可当永历索取信件时，他仅答“业付诸水火” [12]（p293）。堵胤锡临终曾上遗疏认为：“如国家大事，有李元胤、刘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时魁、蒙正发六人作皇上心腹股肱，成败可虞”[14]（p410），在此他也没有列上瞿式耜的名字，可见他对瞿是比较信任的。再有当永历驻肇庆时，“已丑春正月，时魁辈逐朱天麟，不欲何吾驺为首辅，召式耜入阁，以文渊阁印畀之，终不入”[11]（卷7），仍坚守桂林，以抗清为重。另外，对吴党中有才能的人瞿式耜也一视同仁，如程源、虽属吴党，却有“封疆轻熟之才”，并且“恢剿著绩”，因此瞿式耜推荐他经理黔蜀[2]（p142）。但反观吴党中的许多人却心胸狭窄，永历四年（1650年）二月，永历帝逃往广西梧州，进入陈邦傅势力范围，吴党随即反戈一击，十四人联名上奏，将五虎逮捕。随后便有了瞿式耜数次上疏论救五虎的事，这跟他平时重视言官的态度是吻合的，只不过由于跟五虎关系较密切，才章凡数上论救，但也并无其他特别之处，而且事实上当时情况下也确实不应再滥杀大臣。五虎被收捕以后，吴党秉政，从此“府君（瞿式耜）封事，每多沉阁，而勋镇所请，朝上夕下”“惟知困沮府君，置之于万难措手之地”[5]（p405），后来他们又夺去瞿式耜兵权，桂林危急时，“朝士闻桂警，有斟酒称贺者”[4]（p417），其行如此，与瞿式耜相去又何可以道里计。综上所述，作为南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瞿式耜在抗清活动中采取了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措施，还能团结各支军队共赴抗清大业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也有一些做法有失偏颇，但这些并不能妨碍他成为一个彪炳青史的人物。他出色的政治才能，他务实的作风，他勇于任事的精神，他英勇抗清的业绩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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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5 22:4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