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北方农民起义与民间宗教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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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北方农民起义与民间宗教管窥
——从《元典章》中的李佛儿说起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1]第十七卷，《户部卷三·户计·籍册》“户口条画”，有如下一条：
“一、诸色户驱良
乙未年附籍民户，壬子年于他人户下作驱抄上或漏籍，仰改正为民，收系当差。如经过赵小来叛乱被虏为驱及为李佛儿断没之人，不在此限。若壬子年另户附籍、依例定夺。”
《户部卷三·籍册》中“户口条画”，是元世祖至元八年整理户籍时所作的一些规定。元代前期曾三次对户口进行整理录籍，以便政府统治及征收赋税，在历史上称为括户。这三次分别为太宗七年时的乙未括户，宪宗二年的壬子括户和世祖至元八年，即《元典章》所记载的这一次括户。
“诸色户驱良”一条明确规定，乙未括户时录入籍册作为民户的户口，在壬子年作为驱户录入，或“漏籍”未录入的户口，应重新附籍为民。这当然是一条有利于增加国家收入，减轻人民疾苦的规定。然而“经过赵小来叛乱被虏为驱”和“为李佛儿断没之人，不在此限”，即继续为奴，不能成为国家统治下的民户。
据文意判断，赵小来无疑是一次起义的领袖，在这次战乱中，有一部分人被虏为驱。但另一人名“李佛儿”则语焉不详，这个“李佛儿”是什么人，在史料中有没有更多记载？“为李佛儿断没”是一个什么事件？为什么这些人作为特例，不能改正为民呢？
《元典章》中的这一条，也保存在《通制条格》中，“赵小来”作“赵小哥”，其余同[2]。方龄贵先生的《通制条格校注》中，“李佛儿”出注如下：
“赵小哥李佛儿：《元史》卷一二四《塔本传》：‘甲午，盗李仙、赵小哥等作乱，塔本只诛首恶，宥其诖误”李仙当即李佛儿。《元典章》卷十七《户部计籍册·户口条画》条赵小哥作赵小来，疑字误。’”
这条注颇有商榷余地。盗李仙、赵小哥作乱，明为一事，而《元典章》“户口条画”中赵小来和李佛儿分作两事。且《塔本传》[3]中所记载的“作乱”在甲午年，即太宗六年，在乙未括户之前。虽然也有可能六年起义，到七年乙未括户后才得以平定，并做出断没为驱的处理，但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此“盗李仙、赵小哥”即《元典章》中的“赵小来、李佛儿”，还是略嫌武断。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中辑录了两条李佛儿起义的材料，均在一二三七年，太宗九年。
材料一出自《紫山大全集》[5] 卷十八，《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兼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王公行状》：
“公讳义，字宜之，世为宁晋人……，庚辰秋，拔冀州，张帅复称表上功，授公龙虎卫上将军、安武军节度使、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佩金虎符……公摄帅府，金经李佛儿以妖术惑众谋乱，有司连系十余家，公白主者曰：首恶者当诛，愚缪不识义理，为人蛊惑而不知为罪者，可以情恕。全活者万余人。癸巳秋，邢州土贼伪号赵大王……。”
材料二出自《中庵集》卷二十[6]，《齐河县尹李公墓铭》：
“金季板荡，挺身操戈，佐东平侯严武惠公壁青崖以活遗民……壬辰，以劳授武节将军、齐河县尹……丁酉，妖人李佛儿扇党来攻，御诸月河之西，公一矢毙其号都统范姓者，贼溃，奔长清，追及大败之，妖人以缚。”
据《紫山大全集·王公行状》记载，王义庚辰年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摄帅府事期间发生了李佛儿起义，且此时仍在金统治下。庚辰年为元太祖十五年，记于李佛儿事件之后的赵大王起义发生在癸巳年，即太宗五年，而金灭于一二三四年，即太宗六年。则李佛儿起义发生在太祖十五年至太宗五年之间，不可能在太宗九年，也不可能在乙未括户之后断没此次战争中的人户。
《中庵集·李公墓铭》中所述起义发生在丁酉年，即太宗九年，时间完全吻合，当与《元典章》所述为同一事。《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或因两条材料所记人名均为“李佛儿”，故将两事误作一事，同系于太宗九年。
除此之外，《遗山先生文集》[7]卷三十，《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记载：
“妖人李佛子之狱，诖误万人，已会诸镇兵守之长清，三日不与食，将尽诛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蹈于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获更生之赐，何忍坐视而不救乎？’先相恻然感动，为之别白故误，剖决生杀，力所不及，且以金缯赎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与有力焉。”

材料中起义军的领袖叫做“李佛子”，他与李佛儿是一个人吗？据《神道碑》所载毕侯生平，他为李佛子狱上言一事，当在丁亥年劝降李全之后，庚子年嗣相莅事之前[8]，即太祖二十二年到太宗十二年之间，时间范围相符。“会诸镇兵守之长清”，与《中庵集》中的“贼溃，奔长清，追及大败之，妖人以缚”吻合，在十几年内，同一县城中有两次这样大规模的起义，且领袖姓名如此相似，可能性非常小，因此我们认为，《遗山先生文集》中的“李佛子”当即《中庵集》中的“李佛儿”。
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山东卷，齐河县在长清县西北，东距长清县一里，南距长清县一里，中隔大清河。《中庵集·李公墓铭》载：李忠身为齐河县尹时，在河之西抵御李佛儿的攻击，贼溃，奔长清被擒。则此事正发生在山东省，齐河、长清一带。
《紫山大全集》中的李佛儿与《中庵集》中的李佛儿同名，前后相差不过二十来年，又同为华北农民起义领袖。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两个李佛儿是同一人，此人先在河北起义，失败后转移到山东，又发动起义，再次失败被擒；第二，有两个叫李佛儿的人，先后在河北和山东这两个深受金元战火荼毒的地区起义，两次起义人数都超过万人。
可以推测，李佛儿也许不是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真实姓名，与这次起义相关的材料中都称之为“妖人”，说明起义带有民间宗教色彩；《遗山先生文集·毕侯神道碑铭》中称其为“李佛子”，则李佛儿很可能以佛教教义为号召，自称佛子出世、佛儿再生，因此当世称之为李佛儿（李佛子）。以称号或绰号替代真实姓名发动起义也有隐瞒真实身份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历代都存在，明人曾总结“一时贼首……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9]。
中国历史上，自佛教传入并形成民间信仰后，就不断出现以佛教教义为号召的农民起义。与农民起义相关的主要是净土宗中的弥勒信仰。在《佛说弥勒下生经》中讲到，佛曾预言，弥勒佛将从兜率天下降人间，继承释迦牟尼的佛位，弥勒出现，国土丰乐[10]。随着此种信仰的流传，出现了很多伪经，加入了“扫除旧魔”，“改天换地”等内容，逐渐发展成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即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在不同时期应世而出，救度众生，弥勒佛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改天换地，救度群氓[11]。
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起义最早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为沙门起义，但由于此种思想极适于作为起义口号，很快就被广泛利用。北魏沙门法庆起义口号为“新佛出世，除去旧魔”[12]；唐开元年间，王怀古号称“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13]，北宋庆历七年，王则号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事”[14]，我们可以看到，漫漫近千年中，口号的内容都惊人相似，足以说明弥勒信仰的惊人号召力。
有学者认为弥勒信仰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繁荣，隋朝由盛转衰，中唐后逐渐式微，被弥陀信仰取代[15]。也有认为弥勒信仰在东晋以后即已衰微，隋唐以后所说的净土宗，专指弥陀信仰一派，到南宋时期，在南方产生了信仰阿弥陀佛的白莲教，又在宋末元初传到北方[16]。按照这种说法，此次李佛儿起义，应与弥勒信仰无关，此时弥勒信仰早已被以白莲教为主的弥陀信仰取代，如果起义是以佛教为号召，也应是弥陀信仰一派。
这一说法并不全面。首先，直到元末明初，还有大量以弥勒佛降生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元末韩山童起义，口号即为“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17]。洪武六年，罗田县人王佛儿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僧彭玉琳起义，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李某起义等，均号称弥勒佛降生[18]。其次，弥勒信仰主要在北方传播，北魏法庆起义在冀州，唐代王怀古和宋代王则均在贝州起义，白莲教出现在南方，宋末元初开始向北方地区传播，一时间难有很大影响力，史料中所记载的白莲教经堂，除大都有一座外，均分布在南方各行省[19]。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弥勒信仰中强调的新佛出世，是起义首领自称“佛子”、“佛儿”的依据。后赵时，已有侯子光自称“佛太子”起义[20]；明初有称弥勒佛降生的王佛儿。在弥陀信仰经典中，阿弥陀佛发愿，度尽众生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并无下生救世，革去旧佛的传说，应与“佛儿”、“佛子”无涉。且白莲教主张结社念佛，修行往生，并不反抗现有社会秩序，其在起义中的作用主要是形成组织，储备力量，在宣传方面逊于弥勒信仰，因此在元末明初，出现了很多以白莲教结社，以弥勒降生为宣传口号的起义。
实际上，元世祖统治前期，华北地区连续发生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21]，但记载中只称“妖人”、“妖言惑众”，难以判断其具体信仰。一方面因为金末元初战乱频繁，华北地区各种教派盛行，相互影响，甚至产生了很多新的教派[22]；另一方面，蒙古人南下之初，对汉地复杂的宗教状况难以理解，因此记载非常模糊，幸而有“李佛儿”的相关史料，为我们判断彼时北方民间信仰留下了一丝线索。
至元九年，世祖下令“括民间四教经，焚之”[23]。四教经的具体所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禁令无疑与至元初年过于频繁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不无关系。至元三年至七年，短短五年中，《元史》明确记载与宗教有关的起义就有五次[24]。至元五年，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25]。至元六年，中书省颁布提刑按察司条画，第一条就是“若有谋反逆叛、啸聚山林贼人，并许诸人火速告报所属官司，随即根捕，须管得获。其告首人闻奏旌赏。强切盗贼捕捉得获，钦依元奉，给赏。如官司陈告，不即掩捕追理及匿而不申者，仰提刑按察司究治。”[26]。至元八年，因“盗贼滋横”，陕西省臣认为“若不显戮一二，无以示惩”，朝廷竟“敕中书详议”，显然也认为有此必要，因安童反对才没有实行[27]，可见当时各地起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至元八年括户，将大量驱口改正为民，却对李佛儿、赵小来起义中为驱的户口不予解放，使其不得附籍，看似突兀，其实是当时起义频繁暴发，政府所做的一连串应对措施之一，大概赵小来，李佛儿起义情节特别严重，因此专门作为例外，以示警告吧。

参考文献
《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故宫博物院本。
《通制条格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
《紫山大全集》，四库全书珍本四集，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中庵集》四库全书珍本三集，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明太祖实录》，台北，史语所校勘印本，1968年。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戴笠，辽沉书社，1993年。
《大正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陈高华、杨讷，中华书局，1985年。
《南宋河北新道教考》，陈垣，中华书局。
《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中国民间宗教史》马西沙、韩秉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隋朝的弥勒信仰——以弥勒信仰的兴衰为主线》，华方田，《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


[1]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故宫博物院版。

[2] 《通制条格校注卷二·户令·户例》第二条。中华书局，2001年。

[3] 《元史》，中华书局。

[4] 《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陈高华、杨讷，中华书局，1985年。

[5] 《紫山大全集》，四库全书珍本四集，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6] 《中庵集》四库全书珍本三集，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所用《中庵集》为北京图书馆藏大清抄本，为“卷一零”。

[7] 《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戊午刊本。

[8] 详见《遗山先生文集·濮州刺史毕侯神道碑铭》

[9]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戴笠，辽沈书社，1993年。

[10] 《大藏经》卷一四，《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11] 《中国民间宗教史》马西沙、韩秉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2]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

[13] 《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

[14]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

[15] 《隋朝的弥勒信仰——以弥勒信仰的兴衰为主线》，华方田，《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

[16] 《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7] 《明史·郭子兴传》，《明史》卷一二二，列传第十。中华书局。

[18] 《明太祖实录》，台北，史语所校勘印本，1968年。

[19] 《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杨讷，中华书局，1989年。

[20] 《晋书》卷一百六《石季龙传》，中华书局。

[21] 参看《元代农民战争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

[22] 参看陈垣《南宋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

[23]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中华书局。

[24] 至元三年，“平阳路僧官以妖言惑众伏诛。”至元五年，“田禹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济南王保和以妖言惑众，谋作乱。”《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至元五年，“济南道士胡王反。”，至元七年，“僧臧罗汉与彰德赵当驴反”，《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25] 《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

[26]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六，《台纲二·体察·察司体察等例》。

[27] 《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