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山仙馆丛书【清·潘仕成.清番禹潘氏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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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仕成(1804～1873)，字德畲、德舆，祖籍福建，世居广州，是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潘仕成先祖以盐商起家，他继承家业后继续经营盐务，以至洋务，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一生主要在广州度过，他既经商又从政，既好古也学洋，既是慷慨的慈善家，又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他还出资自行研制水雷、从国外引进牛痘，获得官员和民众的普遍赞誉。他主持修建的私人别墅——海山仙馆，成为岭南文化史上璀璨的明珠。潘仕成一生业绩为普通商贾所难得、学者所不能、官员所莫及，是广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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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仕成

　　潘仕成(1804～1873)，字德畲、德舆，祖籍福建，世居广州，是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潘仕成先祖以盐商起家，他继承家业后继续经营盐务，以至洋务，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一生主要在广州度过，他既经商又从政，既好古也学洋，既是慷慨的慈善家，又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他还出资自行研制水雷、从国外引进牛痘，获得官员和民众的普遍赞誉。他主持修建的私人别墅——海山仙馆，成为岭南文化史上璀璨的明珠。潘仕成一生业绩为普通商贾所难得、学者所不能、官员所莫及，是广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海山仙馆处于荔湾湖公园内。在清朝时代号称为全市私园之冠，是广州富商及文化名人潘仕成建于道光间别墅。它是岭南园林的代表作，加上上千方石刻及室内的中外精品饰物、家具，曾为当时名传中外名园。现重建的海山仙馆，主要用作展览场地。

潘仕成：十三行路的红顶商人

　　南粤自古多金，十三行的风云际会可以算作明证。十三家商行撑起了一条路的声名，十三行路至今还是荔湾区商铺密布的黄金宝地；十三家商行的故事更是口耳相传，最神奇的就是在某一年发生的大火中，十三行路上熔化的银浆竟然绵延流淌长达一公里，行商们白银的贮藏之丰由此可见一斑了。

　　潘仕成就是这亦幻亦真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先祖是清朝的盐务官，和今天一样，只要干著国家垄断的生意自然是一本万利，于是发达得无以复加。潘仕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耳濡目染的尽是洞明世事的学问、练达人情的机关，等到初涉人世的时候，他就在父辈的影响下、以惯性的力量按部就班地做起商人。并且，潘仕成干得更加出色，他花费20万两白银买了个二品官来做，一方面继续经营他的盐务、扩张他的茶叶生意，另一方面抓住清政府开埠的时机，顺风顺水地成为为清廷代理外贸的十三家行商之一。

　　已经没有资料显示潘仕成是如何克服种种时空和心理距离、通过何种渠道步步为营最终完成他亦官亦商的伟业的，过程早已湮没在历史风尘的深处，于史可证的就是最后的结果，那就是连皇帝都被他搞定——道光皇帝曾经一度因为考虑“应如何再加奖励”潘仕成而焦头烂额。唯一可以料定的是，由商而仕这条路中的苦楚是难免的，而钱的魅惑，也肯定是被潘仕成调动到淋漓尽致的境地。

    成为红顶商人的潘仕成也顷刻成为了不得的大众慈善家、军事开发的财阀、中央财政的无私资助者。铺路、赈灾、种牛痘，潘仕成要出钱；水雷开发和舰艇制造，他要出钱，然后无偿或微利转让给清政府；清廷养兵用军，他还是要出钱。一顶红换来一身累，恐怕是潘仕成没有料到的。如果说铺路、赈灾之类是回馈父老乡亲，他尚能甘之如饴的话，本来应该是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项目居然也让他分担责任，则确实成为生命里不能承受之重了。潘仕成是官员，但没有哪个官员能像他那样被无休无止的摊派包围的；他是商人，商人的利润竟然这样被掠夺而去，与剜肉何异?一顶红换来哑巴亏，潘仕成显然没有更多的办法。他必须固守财富，寸步不离广东于是成为这种心态近乎机械的体现。

    与其坐等钱财分散殆尽，不如想方设法、自助自救。既然流动资产易被抽走，那就让所有资财“固定”下来。潘仕成于是耗费心血修建自己的奢华庄园海山仙馆。今天风景如画的荔湾湖公园，事实上就是当时海山仙馆的一部分。海山仙馆极尽奢华，修建时花费了大量资金。别墅初具规模后，长期在馆内服务的杂役有30多人、婢女80多人，潘仕成带著他的50多个老婆在海山仙馆过著神仙般的生活。潘仕成是一个痴迷于收藏、热心文化教育的有识之士，他将所收藏的古帖及时人手迹，分类为摩古、藏真、遗芬，镌刻上石；同时选择了藏书中一些坊肆无传本的古今善本，编为《海山仙馆丛书》，珍藏于馆内。因为当时广东石刻作坊、印刷作坊的水平和效率都不高，潘仕成索性自办工场，自刻自印。海山仙馆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物，但在主观上，这私人豪宅的修建可能只是潘仕成转移财富的苦心使然吧。无奈荔枝何，前度来迟今太早；又摇苏舸去，主人不饮客常醺。十三行的风光人所共知，红顶商人的苦与痛，却随著尘封的历史一起老去。

盐业　红顶　青云直上

    潘家至潘仕成已三代经营盐业，家业渐具规模。和一般的富贵公子不同，潘仕成并没有耽于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选择了科举成名、亦官亦商、倚势营财的发迹道路。潘仕成勤于读书，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28岁的他上京应试，中顺天乡试副贡。很快，他又捐助巨款赈济北京地区的灾荒饥民，又得钦赐举人，特授刑部郎中。在京城大做慈善事业的同时，潘仕成又极尽凶残屠戮之能事，捐钱镇压广东连山的瑶族起义。现在俗话说“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一刀”，潘仕成出钱出力对故土原居民斩尽杀绝的劣迹恐怕算是明证了。

    潘仕成因为镇压“广东连山瑶族滋事”而一举成名，从富甲一方的盐商摇身一变成为京中风流名士争相群附的显赫官僚。不久，他衣锦还乡、重归故里，与粤地的政界显达和官府人士往来甚密。从潘仕成后来自已编辑的《尺素遗芬》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他有书信来往的贵交有111人之多，并且全是鸦片战争前后的当朝显贵、地方政要：林则徐、郭尚先、涨岳崧、汤贻汾、邓廷桢等人，其中相国8人、太史6人、尚书8人，论科举出身，已明身份的就有状元5人、榜眼5人、探花4人。潘仕成由广东至京城旋即返回广东，只是时空上的简单流转，但是原来的商人加上了红顶，命途就真是不可限量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东道主的。

    潘仕成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交往，不仅经商盐务，而且承办军火生产、帮办洋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十三行的那些洋商因为中英交战元气大伤，日子并不好过，潘仕成却另取蹊径，以承办海防和战船发了财。在承办军工海防时，他自动捐资加制战船，最多一次捐助抗英军饷8万两，被称赞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的一员”。两广总督祁贡原本对修筑虎门海防工程犹豫不决，  “恐花数万之资，委于无用之地”，后来求助于潘仕成的资助才得以竣工。1841年2月，英军攻破虎门，广州垂危，潘仕成于是主动负担雇募300名海防兵勇的雇资。只是这番好意，却最终为林则徐婉拒。林则徐是吟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困祸福避趋之”的民族英雄，笔者猜测，他之所以拒绝潘仕成的义举，恐怕骨子里是不屑于与亦官亦商者有深交的。

制雷　升官　安土重迁

    鸦片战争期间，潘仕成深感“要制敌则必制其炮，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于是不惜以每月5000两银子的高薪聘请美国海军军官壬雷斯，在广东制成新式攻船水雷20具，一共花去6．5万两银子。这种攻船水雷以防水雷罩为外壳，内装炸药50至150斤不等，用雷汞火帽发火。潘仕成对这种攻船水雷相当满意，因为其本身不带火种，十分安全可靠。潘仕成派人将水雷运到天津大沽海口试演，用厚8寸，长6丈的杉本4层，共厚3．6尺，扎成木筏，坠锚于海河口，然后把装有120斤炸药的水雷送到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稍等片刻，轰然一声，水浪激起半空，将木筏炸得粉碎，碎木随烟飞起。观礼的官员大加赞赏。潘仕成彷制的这种“攻船水雷”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水雷，也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攻船水雷。

    由于筹防有功，潘仕诚受到粤地大吏的倚重，多次向朝廷表奏其功。道光帝一一再下谕嘉奖。1843年7月，春风得意的潘仕成将制成的水雷送京进呈，道光皇帝在观礼后对水雷的爆炸力颇为满意，于是下谕道：“该道员潘仕成，业经迭次加恩赏戴花翎，并加按察使衔，应如何再加奖励之处，著祁贡等酌核具奏，候朕施恩。”显然，潘仕成甚为得宠、青云一路，连皇上都不知还有何等奖励可以赐予了。不久，距奏议赏加潘仕成布政使衔。清代洋商所能得授最高官衔之能事三品职衔，布政使是从二品职衔，可见潘仕成因公得衔，地位十分显赫。

    官越做越大的潘仕成却越来越保守，除了参加《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这两次谈判，他轻易不去外地，竟先后五次辞去道光皇帝的委命。潘仕成固守粤地的原因众说纷纭，或推测说乡情难以割舍，或推测说确因督造战船难以分身云云。潘仕成是聪明人，事实上，不管怎样他都应该明白，“天高皇帝远”的快感终究只是暂时的，皇恩再浩荡，也保不准会因为疏远而猜疑，因为猜疑而杀戮。潘仕成后来的破败如大厦呼啦啦之倾覆，或许未尝不与他的远离京城有关。

公益　豪宅　盛极必衰

    广东人有好善乐施的光荣传统，不管以前是瓮牖绳枢之子或者引车卖浆者流，只要发了家以后没有不慷慨施财的。潘仕成也是这样，在地方上热心于公益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被誉为“轻财好义，地方善举资助弗吝”。潘仕成有“三喜”。一是喜欢赈灾济贫，广东地区常有灾情，潘仕成不止一次捐款，最多一次居然拿出银子1.3万两；二是喜欢修路，广州小北门外至白云山，路多崎岖，潘仕成出巨资铺上平坦的石路，以利行人；三是乐于资助教育。当时，广州贡院已经残破不堪、杂草丛生，他独自捐银1.35万两，新建室舍565间，院内浚井修渠，排潦去秽，还种上树；位于五曜坊的学署文场年久崩塌，他大力资助，维修一新，改设石桌石凳，坚固实用。除了以上“三喜”，潘仕成还敢为天下先，大力倡种牛痘，建议官府、亲友推广种牛痘，并为之代购进口种痘洋刀，输送洋种痘。西风初始东渐的时候，有些人特别是某些官僚对牛痘这个昂贵的舶来品持怀疑态度，但是有了潘仕成这个大财爷出钱出力兼苦口婆心地游说，索性也半推半就接受了事。各方人士和受惠者均赞其“功德无量”。

    除开公益事业，潘仕成在岭南文化史上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兴建海山仙馆。海山仙馆原名荔香园，是潘仕成耗尽心血建成的私人豪宅。园内仿江南园林，建有眉轩、雪阁、小玲珑室、文海楼等。此外，潘仕成还在海山仙馆内收藏了大量古玩文物，其所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画有“粤东第一”之称。许多风流名士都为其浓郁的岭南园林特色和与众不同的文化品位所折服。在极盛之时，海山仙馆甚至一度成为广东清朝高级官员非正式接见欧美外交使者和商人的场所。

    然而世事难测，潘仕成一生显赫，晚年却横遭变故，落魄而死。1871年，因为经济拮据，67岁的潘仕成甚至将《佩文韵府》的木刻版抵押给山西某票号来支撑局面，继而又将位于十七甫的故宅以3.8万两银子的价钱售出。何以一本万利的盐务生意会亏损累至家财尽破，其中原因现在已是不得而知。见证潘仕成飞黄腾达和穷困潦倒的海山仙馆最后也在1873年被查抄，在满跟离披的衰草、颓圮的残垣里，饱经变故的老人仓皇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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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仕成（1785――1859），祖籍福建，世居广州而入籍番禺。他出身盐商之家，是广州当时著名的潘、卢、伍、叶四大富豪之一，且是一家三代四举人。
    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以副贡中顺天举人，因两次捐资济北京大饥，特授刑部郎中而名重京师。1844年，潘仕成捐款修葺琶洲塔，与其一起捐款的还有当时广州的富商伍崇耀。
    道光二十六年（1846）任甘肃平庆泾道，继而转战七省战船督办，后转广西任职，但被总督上奏留在广东省协办洋务和税捐工作。离京后，他捐出北京寓所给番禺会馆使用。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抵御外侮，他捐资8万两作军费，还重资从美国雇请工程师来华制造火炮和水雷。他还把水雷的原理、构造、技术和图纸的等详加说明，编成《水雷图说》一书。
    他在道光年间，在广州西关外宝珠炮台西南，建“荔香园”，又称潘园，题名“海山仙馆”。是当时广州最大最富丽的园林。
他在典籍中选出重要著作，刊刻成《海山仙馆从书》。而特别提倡科学，首选出数学、科技之书刊行。
    广东在清代图书出版业十分兴旺，而私家出版就首选伍崇曜的《粤雅堂丛书》、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丛书》。
    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被任为两广盐运使。他遵守清代回避规例请辞，便改为任浙江盐运使。但总督留他不放，委他帮广东省办理外事。后因草拟《洋税章程》久未定案，便奉旨到上海议定章程，其后他南归养病，不复出仕。在隐居中，他还与人捐出2600余两白银，修筑小北门至白云山石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海山仙馆被抢掠和破坏，堆了几个房间的《海山仙馆丛书》木刻板片也被掠去，后来还作为“战利品”陈列于法国巴黎博物院。
    名园损失惨重，剩下的一些木刻板片，也只好押给山西某票号，取款支撑局面。后由于亏欠大量国税，无法上缴，政府就在同治年间抄了潘仕成家，没收了海山仙馆划归南海县收管。名园被以售卖而无人有此巨资，便以印3万张彩票每张3元出售，后被一名穷师塾重奖获此名园，结果，其大加拆毁变卖，不出两年便夷为平地，潘仕成不久也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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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仕成，清藏书家。字德畲。广东番禺人。道光间官兵部侍郎。后经营盐业致富。性好藏书。岭南藏书家以潘仕成、伍崇曜、康有为、孔广陶为“粤省四家”。其藏书楼“海山仙馆”藏书充栋，精善本颇多。道光中辑刊《海山仙馆丛书》，共收书５６种。辑者称所先之书均保存原文，不加删动。除经史著作外，多选西方的数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近代科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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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藏书楼史话
　　易奇
　　
　　晚清之季，岭南性好藏书而盈栋者，有南海伍崇曜、康有为、孔广陶，加之番禺潘仕成，并称“粤省四家”。而潘仕成实居四家之首，尤其所藏金石、古帖被誉为“南粤之冠”。
　　潘仕成(1785－1859年)，字德畲、德舆或德隅，祖籍福建，世居广府。其先世盐商起家，承受家业之后，经年治洋务，为广州巨富。
　　潘仕成生于清嘉庆年间，生活时代历道光、咸丰和同治。早年原有志于科场，走士子成功之路，故取名仕成。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后因捐助巨款赈济北京地区灾荒饥民获钦赐举人。鸦片战争期间，因捐制火炮、水雷等器和协助筹防、筹饷，获加布政使衔。又授为两广盐务使、浙江盐运使等，均未赴任。后因洋税章程久未定后与钦差大臣花沙纳赴上海与英法等国代表谈判，挽回清廷面临崩溃的关税来源。事竣而归广州，归田养疴于私家豪苑荔湾海山仙馆。
　　据说，海山仙馆门前曾嵌有“海上神山，仙人旧馆”对联，地广百亩，范围大致在现今的荔湾湖公园一带，南至蓬莱路，北至泮塘，东至龙津西路，西至珠江边，一时水木清华之胜，烟云神仙之所，素有岭南园林之冠的美称。
　　海山仙馆之所以受到人们由衷的惜宠喜爱，并非仅仅缘于它的园林美景、红荔云色，更重要是它积淀着丰硕的经典文化内涵。因为该园既是潘氏颐养天年的别墅，又是当时文化名流雅集之地。潘仕成身为巨商而性雅好古，凡故书雅记，奇文杂录，皆致力搜求，甚至不惜重金购买。他曾以21字的斋名(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历数家珍，豪卷云天。原龚定庵珍藏汉钩弋夫人的玉印、诗人韦应物旧有之唐天蠁(响)古琴，亦俱入藏。他还喜制紫砂壶，盖唇外刻“潘”字为识，人称“潘壶”。
　　潘仕成在海山仙馆内建有“文海馆”，藏书数万卷，多宋本元椠。他不惜花费巨资刊刻成《海山仙馆丛书》56种，461卷，装订成120册，书前有道光二十八年叶志诜所作序。其内容除传统经史著作外，其余大多选择西方所传来的数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近代科学书籍，故此丛书在学界影响极大。如丛书中《火攻挈要》一书被誉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100种译作之一。
　　在金石学方面，潘氏广泛搜罗历代书法名家王羲之、欧阳询、蔡襄、黄庭坚、苏东坡、米芾、赵孟頫\、阮元及清代名人等的法帖、手迹，分为摹古、藏真、遗芬，镌凿成千多块石刻，大多镶嵌在海山仙馆回廊曲径沿壁之中。但至今只有《尺素遗芬石刻》部分基本保存完整，原存于广州法政路汪精卫旧宅“湖海亭”的遗址，现移至广州美术馆碑廊。潘仕成把这批石刻拓本编成《海山仙馆丛帖》68卷、楔叙2卷，为清代著名法帖，包括有《藏真初刻》16卷、《续刻》16卷、《三刻》14卷、《四刻》6卷，共52卷；《摹古》12卷、《尺素遗芬》4卷。
　　潘仕成平生轻财好义，乐善好施，早年为京城、广东地区多次赈济捐资，一次竟达13000两白银之多。后又捐资13500两抢修广州贡院，出资为小北门至白云山铺设石路等。1842年曾出资6500两重金聘请美国人壬雷斯来华研制水雷，获道光皇帝嘉奖。
　　同治年间，潘仕成终因盐业亏累而破产，财产抄没拍卖。海山仙馆因经年分拆变迁，原筑无存，藏书金石径自散去。近年，政府在荔湾湖公园内重建海山仙馆，供人凭吊，只是人去楼空，人书俱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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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先贤——大变局中的红顶行商潘仕成
摘 要：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在这一动荡年代做出了不同抉择。广东籍行商潘仕成是比较成功一位红顶商人，他捐输报效，“襄办夷务”，以商入仕，乐善好施，推动广东教育卫生的发展，修建的“海山仙馆成为中外名士聚会交流之所。集商、官、儒于一身的潘仕成最终因盐务而破产，其兴败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中商人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潘仕成；行商；海山仙馆

　　A Merchant in the Changing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an Shi-cheng
　　Wang Yuan-lin Lin Xing-rong
　　(History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GuangDong,China)

　　Abstract：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 faced great challenge，the Chinese merchants who engaged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trade made different choices. Pan Shi-cheng, a Guangdong trader, was one of the successful official merchants, he contributed money to government, helped the officials to negotiate with the foreign countries, made earnest efforts to welfare, and the Hai San Xian Guan he built was the place where literary celebrities often met and discussed the current events. Though he had several identities,was a merchant ,an official and a Confucian scholar, he went into bankruptcy because of the salt business in the end .We can studying the chan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from his rise and fal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Pan Shi-cheng ; Hong merchant; Hai San Xian Guan



　　潘仕成是清代道光年间广东的一位著名行商，他以个人家产为资本，以商入仕，大展鸿图，改变了中国传统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的定势，活跃于中国的政界和文化界，集官、商、儒于一身，成为当时灼手可热的人物，不但深受地方大员的倚重，而且还为当时的道光皇帝所重用，这在具有强烈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不多见的。潘仕成是新时代下一位有别于传统的红顶商人。国内有关潘仕成的研究仅有陈泽泓的《潘仕成略考》 以及蒋祖缘的《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辩》 ，两文对其字号、生平以及其商人身份等作了考证。本文梳爬《海山仙馆尺素遗芬》等史料，探求中国大变局下潘仕成从商入仕，亦官亦商兼儒的多重身份，以及乐善好施，推动广东文化建设的举措，还望方家证之。

　　一、潘仕成的祖籍与行商身份的认定

　　潘仕成，字德畲，又名德舆、德隅，先祖原籍福建，后迁入广州，与当时显赫一时，任十三行总商的同孚行主人潘正炜是同族。查光绪《（番禺）潘氏族谱》，清代传至十七世潘启（振成），由闽入粤经商，请旨开设同文洋行。乾隆四十一年（1776），潘启在广州河南乌龙岗一带设祠“能敬堂”。同文行在嘉庆十三年（1808）歇业，二十年（1815）改名同孚行复业，由潘启四子有度（致祥）经营，后有度传子潘正炜。潘启排行老大，其三弟潘颖（字振联）之长子有量是盐商。族谱谓有量“以孙仕成诰赠资政大夫，覃恩诰赠荣禄大夫”。有量次子正威由闽入粤，为“怡怡堂”始祖。有量八子正畴“卜居太平门外第十甫”，而仕成旧居此处，故推测其父为正畴。
　　对于潘仕成的商人身份一直以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盐商、茶商、行商等多说。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对于潘仕成与同孚行潘家之间的关系和商人身份作了分析。他根据杨守敬的《丛书举要》、张锡麟撰的《先祖通守公事略》和《两广盐法志》等多文，推测潘仕成可能是在同孚行歇业后顶办。但据梁先生采访潘氏后人，又得知潘仕成是盐茶商，与同文、同孚行无关。两者相互矛盾使梁先生也难以判断。 此后学者们对于潘仕成的身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近年蒋祖缘先生作《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辩》一文，认为潘仕成为行商而非盐商。
　　总之，从潘仕成家世来看，祖父以盐商起家，后来他亦担任盐运使，盐商一说应与此有关。今从《海山仙馆尺素遗芬》中保留的大量与潘仕成有关的书信可窥其身份。首先，在程矞采写给潘氏的信中说道：“此时来省夷务固资大力维持，而粤西鹾务久疲，知亦诸劳擘画。想近来已大有起色，积引亦渐可畅销。便中祈为示悉，将来升擢都转，尤为熟路轻车。” 据此，潘仕成当时是夷务、盐务都有经营，从文中内容来看，当时潘仕成的盐业经营十分艰难，成为严重的经济负担。而杨振麟信中又说“闻粤中今昔悬殊，洋行日弊，深用慨然。吾弟公余之暇，仍当不荒旧业为要” ，这里的旧业应指的是洋行，而公则是指他担任盐运使一职，故经营洋务应在盐业以前。另外韦德成信中也说：“十三行事总期允贴方好，官办终觉隔膜，想阁下又当费心，则受惠者正难以数计耳。” 美国人亨特所著的《旧中国杂记》中还把潘仕成当作当时的十三行总商潘启官，可见他与行商之间的密切关系。 清政府一向有以行商协助处理对外事务的传统，因此只有潘仕成从事过洋行经营，并积累了许多与洋人交涉的经验，才可能协助耆英、花沙纳等人进行多次对外交涉。经营盐务有可能是担任盐运使以后的事，他“晚岁因盐车至破其家，未几卒” ，这可能是人们忽略他行商身份的原因。综上所述，潘仕成应具有行商的身份。退一步来讲，即使他不是行商，也一定从事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行业，而且当时行外商人染指中西贸易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潘仕成虽与同孚行潘氏是同族，但从各种资料来看，二人并无太大的联系。而潘仕成倒与当时怡和行行商伍崇曜关系十分密切。当时许多广东文人，如梁廷枏、黄培芳、张维屏、何绍基等，在记载聚会的诗文中均有二人共同出现的身影。潘伍还经常共同参与各种地方文化福利建设，二人曾共同提议并出资兴建赤冈、琶洲两文塔，谭莹还为此作文以记之。 此外别人欲与伍崇曜攀关系也多托潘仕成从中牵线搭桥。如在朱昌颐的信中就提到：“紫垣五兄（指伍崇矅）係二十年前素交，人极古道情长，仰祈二兄大人（指潘仕成）转与婉商，慨假千金。” 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证明潘仕成的确与当时的对外贸易是有关的。两人均大力刻书,伍崇曜曾刊刻《粤海堂丛书》，潘仕成也刻有《海山仙馆丛书》。

　　二、潘仕成的入仕之途

　　虽然潘仕成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商人，但却胸怀大志，一心希望以自己的才识报效国家，梁廷枏曾评价他：“聚米于掌，罗竹在胸。扛鼎之力山崇，飄箨之财泉涌。善以多多其逾益，制以日日而又新。” 凭借自己对洋务的熟悉，潘仕成多次协助清政府官员经办洋务，是早期洋务人物的代表。他曾希望通过自己的财富以大量捐输求得仕进之途，这是中国传统商人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道光十二年（1832）潘仕成参加顺天府乡试，期间发生灾荒，他以商人的身份大力捐助赈灾，获清帝钦赐举人而踏入仕途，名声震天下，“海内人士争延访之，以不识其人为憾”。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要得到政治权利，往往通过大量的捐输和从事各种文化建设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钦赐官位，成为所谓的红顶商人。但这种通过金钱换来的官职大多只是虚名，并没有实际的权利。因此早期潘仕成并未获得真正重用，直至道光十六年（1836）也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在籍郎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战争迫使清政府放弃传统朝贡为主体的外交体系，接受新的现代外交规则。突然而至的外交事务使得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措手不及，因此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得不倚重于当时广东地方各类熟悉夷务的官绅。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潘仕成凭借他对夷务的了解而成为清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顾问，一方面以个人力量捐造战船和水雷，巩固军防力量。另一方面协助本地各级官员参与多次的外交活动。
　　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潘仕成就已经开始捐助军工海防，共捐铸五千觔、三千觔、二千觔礮四十尊。 当时广东的许多商人都有参与捐资购船，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行商伍敦元就购买了美利坚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 但潘仕成并未停滞不前，在没有得到官方任何资助的情况下，直接仿造西洋战舰。这一举动却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道光二十三年（1843），潘仕成所造之船已初具规模，军机大臣奕山马上向中央进行了强力推荐。奕山在奏折中分析道 ：“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极其坚实，驾驶演放，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并仿照美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只。”
　　清政府立刻对潘仕成委以重任，不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还为他的工作大开方便之途。“以后制造船只，即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发给，并不必限以时日，俾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 。为保证造船质理，要求“务须木料坚固，堪务捍御之用为要”。 可见当时清政府的重视程度。但此时清政府面临极为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费开支十分紧张，使得当造船工作遇到一些困难时便逐渐冷淡下来。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清政府针对已造的战船就提出“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着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 最终这项工作不了了之。
　　在仿造战船的同时，潘仕成还不惜巨资高薪聘请法国人雷士壬制水雷、火炮 。开始清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热情，称“如果造成演试有效，着即送京呈览.” 。在广东试验成功后，潘仕成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委派曾经学习制造并配制火药的李光钤、潘仕豪、李光来，“带同匠役，将水雷二十具，火药四百斤，并缮绘《水雷图说》一册，赉送进呈” 但是水雷在天津演试后，负责审阅的讷尔经额认为“轰击虽利，亦未见适用” ，最终搁浅。
　　此次捐建工作使潘仕成的才干为清政府各级官员所赏识，很快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这对他的仕途发展是十分关键的。这次的捐资办公不但使他得到了朝廷“始终奋勉”的评价，而且获赏加布政使衔。 清代洋商能捐得的最高官衔只是三品职衔，而布政使为总督巡抚属官，从二品职衔，可谓显赫。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在福建招募抗英勇士及组织团练以为护卫之备，林则徐为此还特意写信表示感谢 。他的这些行动得到了时人的赞赏，声名鹊起，梁廷枏就称赞他“近搜军实，运择神工，招备黄龙，亲挥丹兔。” 正是此两项工作开创了当时研制西方军事科技的风气，先后出现了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仿造与著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已有把西方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这也是后来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可见潘仕成这两项工作在当时的重要影响。

　由于熟知夷务，潘仕成成为地方大员处理对外事务的重要顾问。道光二十四年（1844），广东巡抚程矞采有关调查法国兵船停泊粤洋的奏折中提到，对法国兵船的探查和处理主要的咨询对象就是潘仕成，可见潘仕成当时已经间接参与了当时的对外事务 。同年，中国政府分别与美、法两国在广州和澳门进行外交交涉，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潘仕成以在籍道员的身份与赵长龄等人，跟随负责此事的耆英参与了这次事件的处理。 今在澳门妈祖阁仍留有潘仕成所作诗文一首。 条约签定后，美国使者顾盛又以查看贸易之名来到广州，引起了耆英的警惕，“随派委藩司黄恩彤、即选道潘仕成往向查询。” 同年法国政府派遣拉萼尼与中国谈判条约，不但要获得和英美一样的待遇，还要求得到传教的权利和发还教堂产业。 此前耆英已派潘仕成、赵长龄“赴澳察看夷情”，于八月十六日率同黄恩彤、潘仕成、赵长龄等由省起程赴澳，与之订期会晤。 故潘仕成实际参与了整个过程，其主要工作是探察夷情，以及负责各项接待工作。十月初一后，拉萼尼转至广州进行谈判，潘仕成不但借出栈房，还捐备食用，周到的接待使得法国大使“极为欢忭” 。十月二十四日，中法两国于广州黄埔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在这次操办洋务的过程中，潘仕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耆英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布政使衔即选道潘仕成，熟悉夷情，通达事体，勷办夷务，半年以来，于一切驾驭机宜均能得其窥要，复两次随往澳门，屡见夷酋，设法羁縻，不遗全力。” 而在他写给潘仕成的私人信件中更说道：“阁下公忠体国，义敦世好，顾全大局，使我安枕感之，一字未便形诸私情，实乃为国称庆耳。告示自应遵教即行晓谕。此中一切，远赖鼎力善为调处为要为属……” ，足见耆英对他的赏识。
　　潘仕成通过“捐输报效”、“襄办夷务”得以提升，但却始终因为要筹办洋务而不能到任。道光二十六年（1846）放甘肃平庆泾道，因督办七省战船未竣，经粤督奏调近省。同年十一月放广西桂平梧郁道，又因帮办洋务被奏留。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补授两广盐运使，又因为“该员籍隶本省，其族姻交好多以盐务营生，究属窒碍难行。因思潘仕成留于广东以道员差遣，该督可以臂指之助，”于是又“以候补盐运使仍留广东，交耆英差遣委用”。 可见潘仕成在广东地区筹办洋务上的重要性。潘仕成最后一次接受公命是陪同钦差大臣花沙纳等往江苏上海与美法代表举行洋税章程谈判，同英、美、法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例》。此后他“归而养疴里门，不复出” 。潘仕成在仕途上的发展与耆英的提拔密不可分，随着耆英的失势，他也逐渐淡出政坛，时人皆为之可惜，著名诗人何绍基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作客海山仙馆，曾极力游说其出山，但潘氏当时“以事羁身未决” ，最终“晚岁困盐车至破其家，未几瘁” 。

　　三、潘仕成的乐善好施与广东文化发展

　　潘仕成虽然是一个以追求商业利润为最高宗旨的商人，但为人却轻财好义，一直热心于广东的文化公益事业。这是中国传统商人提升自身地位的方式，也体现了他固守传统的一面，兼儒兼商。他对广东文化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首先，资助教育事业。一方面“修考棚以便岁科两试，扩贡院以备广録人才”，独资捐银13500两，新建试舍565间。另一方面还把自己在京城宣武门外上斜门的旧宅捐为番禺公车会馆，以供本邑学子上京应试或乡绅公车息憩之所。 其次，积极倡种牛痘，热心引进外国先进的医疗技术，积极为各地筹办洋痘种和接种工具，促进各地卫生事业的发展。时任总督的骆秉章就曾写信托潘仕成代购种痘洋刀。 仕成这一系列善举深得广东父老的尊重，赢得慈善家的称号，对于他树立地方威望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潘仕成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化建设活动是以他花巨资兴建的海山仙馆为中心的，邀请各地著名的文人骚客来此诗文倡和，使这座园林成为广州地区文人汇萃，学人神往的地方。海山仙馆座落于广州城西的荔枝湾，滨临珠江，风景旖旎，历来是富家大族及士大夫宦成而归后，“处治广囿、营别墅，以为休息游宴之所”。 园林以“海上神山，仙人旧馆”一联而得名，既有“蓬岛仙山”之誉，还有“务尽华夷所有”之赞，广罗中外各地精品，房子中有涂着日本油漆的名贵木料做的家具、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大理石铺的地面等， 是一座中西交融的私家园林。俞洵庆称赞道：“潘园之胜，为有真水真山，不待以有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
　　海山仙馆在潘仕成的精心经营下成为广州的一大名园，在粤的官宦名儒均受邀而至，在此诗文唱和，成为当时文人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在海山仙馆中寄居过的著名诗人有翁同书、黄培芳、张维屏、何绍基、梁廷枏等，其中许多人均曾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早期的洋务，对中外局势有着共同的看法，这也使海山仙馆多了一层政治色彩，成为当时提倡洋务的有识之士交流的重要场所。以游玩诗文为证，在梁廷枏作客海山仙馆后所作的《海山仙馆雅集图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客人们在园内的情景。 从中可看出主人的儒生气质以及主客之间的深厚交情，这是海山仙馆能吸引如此多名人来此作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招待中国的达官名士以外，潘仕成还在海山仙馆接待外国宾客。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载，“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这里成为当时中外交流的重要政治场所。同文还引述了1860年4月11日登载在《法兰西公报》上一封来自广州的信，提及他们造访海山仙馆的事，称主人每年花在这处房产上的花费达300万法郎，还提到园中设有印刷厂，应是当时刻印《海山仙馆丛书》所修建的。作者还称主人“十分喜欢法国人”，这与潘仕成早年曾参与接待法国大使的工作有关。 同书中还记载了当时耆英在这里接待法国驻广州领事拉地蒙冬的事情，主人和耆英所展现出来的文雅气度使他惊奇不已，他说：“我到过许多欧洲的宫廷，在其中我也遇到和结识了不少最杰出的人物；但在举止的优美、高贵和从容方面，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有人能超过这些中国人的。” 由于潘仕成家中经常聚集各国夷人，引起不少仇视外国人的百姓不满，“哄于其门”。 因此海山仙馆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官员接见外宾的重要场所。
　　潘仕成在海山仙馆中除了宴客以外，还把它作为进行文化建设的中心，投入巨资搜购各地古典文献，将历代名家墨宝、书迹藏于此，刻印出版了《海山仙馆丛书》、《海山仙馆丛帖》、《佩文韵府》及法国传教士玛吉士编的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外国地理丛考》等丛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馆内还筑有回廊三百间，以嵌石刻，就丛帖卷册所占面积估算，总数逾1000余石之多，其中不少是历代著名书家作品，价值极高。
　　潘仕成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文化建设活动是他由官商向儒商身份转变的手段，在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但这些活动却日益成为他的严重经济负担。此外，潘仕成善于交际，无论是威镇一方的地方大员还是诗名远播的各地士人均乐于交结，这也是造成日后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海山仙馆尽素遗芬》中收入与他有书信来往的贵交一百一十三人，都是当朝的名宦显贵、地方政要和科举才子，如林则徐、耆英、翁同书、黄爵滋等。他结交朋友从不吝惜，而且为人仗义，因此不少书信都是求他帮忙或是致谢信，有的是向他借钱，有的是求他拉关系等，而他却绝少拒绝。例如道光年间的布政使严良训知道他升任盐道使就曾写信向他推荐同乡人入职 。何桂清在信中不禁说“安得天下士尽能如兄之实心实力，好义急公，不负君恩，不负人望？虽难而不诿效，虽远而亟图，则无事时恐有事，有事然后无事矣。”
　　潘仕成晚年“因亏帑籍没，园亦入官”，海山仙馆由于园基太大无人应标而被拆卖。 这座名园最终随其主人的破败而湮没。

　　四、结语

　　潘氏虽然在商界、政界上都能游刃有余，但却始终逃不过败落的结局，晚年困于盐鹾并最终破产，一方面有经营不善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他坚持传统儒商身份，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应酬开销有关。这种危机在陶恩培的信札中已有透露，信中说：“但使经理得宜，日有起色，不难弥补积亏。惟尊府酬应甚广，恐致入不敷出，则依不能宽裕耳。” 可见当时他已经困于盐业，但仍然难以控制开销，破产已是早晚的事情。作为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潘仕成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比一般商人和官员更为深刻，也具有更高的见识，对于中国与外国的交涉起过重要作用。这种以商人身份入仕在当时中国传统商人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有了新的含义，一方面担任起清政府了解外部世界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传统的束缚，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交织，其兴起与败落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下的一个缩影。最后他还是和一般传统官商命运一样，走向失败，这是中国红顶商人的必然末路。他看到了时代的发展，但却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作者简介：王元林(1968- )，男，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林杏容（1979- ），女，广东广州人，暨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