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世多自雄”的章太炎，其学术著作向称艰深难读。但他的一些随笔杂文，却简洁明快，百读不厌。近读〈太炎文录续编〉，有〈救学弊论〉，抨击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制度，指谪当时的“学弊”，出在“恶制陋习”。他说，现在大学里的老师们，学问是有学问，他们的弟子中，凡是高材勤业的，也能继承光大老师的学问，但大部分人都不及格，原因在哪里？他认为一是“恶制”，一是“陋习”。所谓“恶制”，就是大学学制，往往只是强求学生“速悟”，因此，只求灌输给学生一些现成的知识，让学生只要去听听讲座读读讲义，在“耳学”上下功夫就行了。所谓“陋习”之恶，则在于学生们只要得到一纸毕业证书，方便毕业后谋生即可，这与旧时“贡生”没有什么差别。在这种制度和陋习下，就是孔子转世来做他们的老师，也徒叹奈何。因此，章太炎强调治学关键，在于“寻其根底”，要重视“眼学”，而不能“专重耳学”，否则学生所知，超不出“讲义”的范围。 章太炎指出，学者“竞言优秀”，但他们所谓的优秀是什么呢？不过是“失其勇气，离其淳朴”罢了，他觉得最担心的“不止于庸行，懼国性亦自此灭也”。章太炎提出所谓“国性”的概念，但没有专论“国性”的内容，只说“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他举例说，金和清都是从塞外入主中国的，却因“好慕中国文化，失其朴勁风，比及国亡，求遗种而不得焉”；而蒙古起于沙漠，入主中夏之后，却坚持自己的文化，没有被汉化，被明所灭之后，“犹能还其沙漠，与明相争且三百年”，可见，蒙古人能在元朝灭亡之后，仍能立足，原因就在他们坚守了自己的“国性”。章太炎接着批评当今之世，国人“慕远西物用之美，大半已不能处田野”，而中国的特色，即在“田野”多而“都会”少也，能处都会而不能处田野，“是学子已离中国大部”，此与金、清失其“国性”差不多了。因此，他断言，“一旦有事，则抗节死难之士必非学子可知也”，因为“智识愈高，则志趣愈下”的结果，就是“国性”日失。——听起来有些保守，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国性”，但若不从“原教旨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国性”，而把“国性”的根基归于本民族经由“实践”产生的“文化”，庶几近之？ 〈菿汉闲话〉里谈到师徒关系的一段也很意思。他很欣赏自己的学生黄季刚，说“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离経辨志，不异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即发露头角矣。自尔以往，又当以愚自处。不过三年，昭然如披云雾见青天者，斯后智愚杂用，无所不可。余弟子中独季刚深窥斯旨。”黄季刚能做到这一点，自是性格坚毅渊默使然，恐亦与他深解章太炎治学着力处，深植根底有关。 章太炎引戴东原的话云：“大国手门下，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他解释说：“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念之）、段（玉裁）、毛（广森）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遂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这段文字大有嚼头，颇有心理治疗功效，因它既解放了“老师”，也解放了“学生”。“老师”若有“高名”，学生自然容易“倚师为墙壁”，一生事业，或者只在诠释师学，或致力于保护师门名誉，失去开创新路的热情和动力；“老师”若无名气，也无需“自卑”，因为“二国手”老师的学生反而容易“勤于自求”，成就自己一番事业，成为“大国手”。 章太炎师从俞樾，然而“反”出师门，自立门户；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曹聚仁等均以章太炎为师，亦并非亦步亦趋，反而各有成就。这些师生们的治学和人生经验，也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经验之一，成就一段新的师生佳话。 | 
发表于 2009-5-15 16:4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