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匮书【明·张岱撰.抄本】

aikanshu

作者】[明]张岱撰
【出版项】抄本
【完整性】完整无缺页
【便利度】无页码
【清晰度】清晰
【格式大小】DJVU.135M
【细部特征】220卷
【压缩卷数】18
【内容简介】明张岱撰，二百二十卷。有本纪、志、世家、列传。该书开始撰写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自序道：“经十七年，明亡后，携副本屏迹深山，又十年而成书，五易其稿，九正其讹。”，脱稿后犹时加删改，“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缺勿书”，前后历五十年。〈志〉和〈列传〉有总论和附论，有“石匮书曰”为评论。《石匮书》因崇祯朝无〈实录〉和〈起居注〉，材料不全，止于天启。内容分：〈本纪〉、〈志〉、〈世家〉、〈列传〉；〈志〉有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盐法、漕运、艺文诸目。〈列传〉下有循吏、独行、行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宦、宦者、胜国遗臣、盗贼、兀良哈、朵颜三卫、朝贡各国。顺治年间浙江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编《明史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买《石匮书》，宗子因家贫慨然予之。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多取材自此书。康熙初年，谷应泰编修《明史纪事本末》时，张岱参与其中，得以望见崇祯朝的大量史料，于是完成了记叙明崇祯朝和南明史事的《石匮书后集》，分本纪、世家、列传。体例如《石匮书》，共六十三卷，附录一卷。
邵廷采将《石匮书》与谈迁《国榷》并称：“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邵廷采又说：“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兴废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温瑞临《南疆逸史》亦称“两家体裁较他稗史独完具，而岱、迁于君臣朋友之间，天性笃至，其著书也征实覆核，不矜奇门，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
由于作者明遗老的立场，所以本书较之后来的官修明史，保存了较多真实原始的史料，有于清初森严的文禁，此书一直没有被正式印刷过，只是以抄本形式存在，且范围极少，使得许多学者，都认为此书已经亡逸。现在还能找到全本，所以更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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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kanshu

后石匮书：

[ 本帖最后由 aikanshu 于 2008-2-24 11:13 编辑 ]

笨手

非常感谢，难得一见。
据台静农先生忆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

cjc

书名:石匮书
作者清)张岱撰
其他作者:
ISBN号:
价格:RMB380000(套价)
发行地:上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
页数:766页
开本:26cm
装帧形式:精装

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的史学成就

　　内容提要：张岱不仅是小品文的大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本文在研读《续修四库全书·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的基础上，从史德、史识、史才三个方面，客观充分地论述其史学成就。

　　 今年10月5日(农历八十廿五)是张岱诞辰410周年，特作此文以飨。

　　关键词：存史实录文人修史

　　关于张岱的史学成就，由于他的《石匮书》很少有人见到，《石匮书后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过，但年代已远，八十年代以后偶有研究文章，仅据《石匮书后集》立论，因而未能全面把握，显得深度不够，层次不高。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石匮书》①，人们方能见到《石匮书》的全貌。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思想

　　《石匮书》与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罪惟录》一样，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体例参照《史记》分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部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石匮书》标明220卷，其中48卷至57卷系由《石匮书后集》窜入，与后重复，另在标卷上也有错误。经我仔细排比，《石匮书》应为本纪17卷，表6卷，志14卷，世家9卷，列传163卷，合计共计209卷。《石匮书后集》仅有本纪、世家、列传，标明63卷，缺第2卷(钱谦益、王铎列传)，27卷(洪承畴、冯铨列传)、30卷(郑芝龙列传)、31卷(吴三桂列传)、43卷(张春列传)、44卷(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郑遵谦、陈万良、徐龙达、潘国绪、罗腾蛟、王祁、王翊、王兴列传)、54卷(张煌言列传)、55卷(甘辉列传窜入《石匮书》卷53，与朱曼如、蒋武烈、廖应登等合为1卷)，实为55卷。前后集总共为264卷。

　　张岱撰写《石匮书》经历了明亡前和明亡后两个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明亡前：根据《石匮书自序》：“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遂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崇祯元年(1628)时年31岁，修史动机有二：家庭修史背景和史料的积累：“自幸吾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班、彪。”②“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余乘，亦且蘯为冷烟，鞠为茂草矣。”③更主要的是为了纠正实录和私人记载的失实和阙误。“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个诬妄之世界。”④此话虽然有些过激，但却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明代史学不振的原因。明朝实录严重失实，朝廷禁忌极多，“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浚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矫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玉，不肯阙疑。博洽如王弇州，但誇门第；古鍊如郑端简，纯用墓铭。《续藏书》原非真本，《献征录》未是全书；《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誉，《大政记》有挂一漏万之讥”。{5}谈迁在《国榷自序》也曾经说过同样的话：“泌阻{6}之憸险也而史；江陵⑦之严刻也而史；杨士贞{8}、董太简{9}之偏也而史，史之权不有所欹，则有所避。”此外，谈迁还痛切地批评统治者施行种种限制，封锁修史材料，“木天金匮之藏，每乘舆代兴，则词臣云集而从事。既奏竣，扃与之秘阁，即荐绅先生不得以一目剽。”朝廷禁绝外人接触实录等记载国家大事的资料，使著史者无所取材。任用皇帝亲近侍臣修史，编写出来的史书成为朝廷诏书的翻版。“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备经筵侍从，既夺名山之咎，而前后有所编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议如筑舍。”由于史臣丧失独立的思想，根本不能为后留下信史。

　　明亡后，则以强烈的民族爱国感情投注于史著。国可灭，而史不可灭，要写一部真实反映明朝兴亡的历史，流传后世。这是甲申以后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的共同见识。明朝灭亡了，鲁王监国绍兴的政权垮台了，国破也使张岱失去了原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奴仆，完全沦为城市贫民。“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輓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10}入清以后的三十余年，开始是颠沛流离异常贫困的生活，“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布衣蔬食，常至断炊”；恶劣的生活环境、苍凉的意绪，曾经几次逼得他想自杀，然而终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的信念，支持他苟活下来。他的这种隐衷，《石匮书·义人列传》的总论中曾有吐露：“然余之不死：非不能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不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应为至元)二十五年之谢枋德，更难于至正(至元)二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张岱为了完成未竞的事业——《石匮书》的修撰，宁可象晋灵公时的程婴，南宋末年的谢枋德：含污忍垢，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这与司马迁发愤著述《史记》的精神一样。顺治十一年(1654)，经过“五易其稿，九正其讹”，史稿“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后皆阙之”，{11}“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奏章，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定论。”{12}是为前编，将原名《明书》易为《石匮书》。“石匮”者，原意石制之柜，并盖三层，方广五尺；又兼山名，绍兴有石匮山，一名玉笥，以此比喻深藏名山秘而不宣之意也。

《石匮书》前编成稿后，“史学知己”的李砚斋给予很高评价：“当今史家，无逾陶庵”，“伯乐一顾，遂多索看之人。”{13}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谷应泰以户部郎中出任浙江提督学政，于西湖畔设“谷霖仓著书处”，邀集两浙名士，纂修《明史纪事本末》。张岱将《石匮书》提供给谷应泰编纂明史作为参考，而得以出入“谷霖仓著书处”，“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14}方能续写崇祯一朝史实，完成《石匮书后集》的初稿。请朋友周戬伯为之审阅校雠《石匮书》前后编。“弟盖以先帝鼎昇之时，遂为明亡之日，并不一字载及弘光，更无一言牵连昭代。兄可任意校雠，无庸疑虑也。”“吾兄朴茂长厚人也，言事讷讷，不易出诸口。而为弟较正《石匮书》，则善善恶恶，毫忽不爽，欲少曲一笔，断头不为，则兄又刚毅倔强人也。细观诸传，见吾兄笔削之妙，增一字，如点龙睛，删一字，如除荆棘。”{15}

　　就在《百匮书》校雠定稿“祈著丹铅，以终厥役”之时，血腥的镇压和高压的文化政策接踵而至，时时扣击着张岱疲惫不堪的心扉。康熙元年(1662)，魏耕、钱缵曾、潘廷聪、祁班孙等因“通海”罪被捕，不久，魏耕、钱缵曾等被杀害于杭州，祁班孙遣戍宁古塔。康熙二年庄廷鑨《明史》案发，张岱好友查继佐无端地牵连下狱，因此案而死者七十余人。康熙三年七月，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被捕，同年九月杀害于杭州。一连串白色恐怖的信号，迫使张岱预感到因私修明史随时都有被告发、被捕杀头的危险，于是不得不于康熙四年为自己预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并仿效陶渊明、王绩、徐渭预先写下了《自为墓志铭》。张岱已经做好了与《石匮书》共存亡的准备，一旦牵连就以生命殉之，决不曲俯自己的民族气节，也要保护《石匮书》的安全。其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标举“伯鸾高士，塚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王里也。”{16}就是表明自己决不承认清朝，同时鼓励时人和后人不断奋起反抗，继绝世，砥励忠义精神，为“存明”“复明”而努力。

　　张岱基于明朝晚年君主怠政、昏庸，大权旁落，党争迭兴，导致士风败坏、人格泯灭的政治现实，早在万历四十六年至崇祯年间，编撰了《古今义烈传》，其后，在《石匮书》的“循吏”、“独行”、“义人”和“胜国遗臣”等列传中，专门为王保保、蔡子英、陈友定、杨维桢等立传，“搃见我明珍重节义，不避雠仇”{17}。崇祯末年，“闯贼陷京师，百官报名投顺者四千余人，而捐躯者殉节，效子车之义者，不及三十余辈。博带峨冠，尽化为雉翎绿帽。辇下如此，遑问畿外!当官如此，遑问在籍乎!”{18}弘光朝四镇之一刘良佐，号称花马刘，与清勾结，投降清朝，说降黄得功，并与田雄获弘光献俘京师，张岱评曰：“我明受流贼之祸烈矣，吾谓受流(刘)将军之祸更烈于流贼。……花马之间谍不行，则黄闯之咽喉不断。国家大祸，无不以四镇酿成。而阙(厥)后四镇身死，数十万骄悍之兵，俱变为鞑靼。今四方受鞑兵之害者，犹是四镇之余孽也，其流毒可胜道哉!”{19}为此在《石匮书后集》的《死义诸臣列传》、《乙酉殉难列传》、《江南死义列传》、《丙戌殉难列传》、《江右死义列传：》、《两广死义列传》、《辛卯殉义列传》、《义人列传》等篇中，热情歌颂了敢谏善谏的忠臣和为抗清斗争献身的英雄。他赞赏品格端正廉洁而又讲究谏诤策略的李贤：“文达之初谏‘达官’，用急着，‘谏边防？用先着，颇不相入。及大拜之后，但用应着，用松着，用不着意之闲着，刚果之主自倒入其怀中而不疑焉。”{20}认为臣子谏诤的目的是要取得主人采纳，因此要讲究策略，使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对于那些“一往孤忠”的抗清英雄，张岱给予最热烈的歌颂：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清修《明史》仅用二十余字写之，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则作了上千字的有声有色的描写，其中写夏完淳“籍圣兆衙署，得完淳初表，连完淳并逮南都就讯，讯者曰：‘若年少，必为人所作。’完淳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吾事已毕？且此事岂容代作？吾父殉国已二年，完淳速死，尚无以见父地下。’清置之法，时同难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犹索纸笔与家人决，作绝命词，字迹不乱。”凸现了一个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从容不迫的少年反清英雄的形像。张岱主张“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入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21}要求人主“急起收之”，自己则“急起记之”。他认为在民族危亡时刻，高扬正气，力斥势利，坚持气节，不屈不挠，抗争到底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因为“人畏虎，虎亦畏人，石压笋，笋能斜出，”其亦奈何我哉!{22}任何幻想与妥协都是不可取的。张岱在《石匮书》中审时度势，力倡“古今成败事，力到即为名。”{23}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鼓励人们为反抗清人，不必计较利害。

　　幸而康熙六年亲政以后，集中精力铲除螯拜势力，接着镇压南明余部和吴三桂反清势力及收复台湾，白色恐怖活动有所收敛。康熙十八年，参予博学鸿词科考试而录取、身为翰林入史馆编修《明史》的毛奇龄，以同乡后辈致书张岱，乞求张岱将《石匮书》前后集送到山阴姜宸英家，让人抄录一部，供清廷撰修《明史》参考，条件是要改易“本朝称谓”，“则此后正可示人，无庸再秘，尤为朗快。”张岱是否照办和复信，未见资料可证，仅从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礼部下达公文，要求地方官将《石匮书》(傅维麟：《明史》卷首附《移取咨送读案牍》)等送到史馆的举措来看，张岱可能没有行动。而此次礼部的命令，地方官的严催，张岱可能不会拒绝将史稿提供清廷史馆参考：一者《石匮书》“并无一字载及弘光，更无一言牵连昭代”，张岱心里坦荡，无所畏惧；二者，撰修《明史》，保存国史，与张岱撰修明史的初衷并不相悖；再者，朝廷允许：以南明四王事迹附载崇祯之后，张岱方得以续补南明史事，成就今本《石匮书后集》。

(二)、实录直书的治史精神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家所遵循的史学传统，“董狐精神”为中国史学开创了求实的记事原则，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后，存实录、写信史便成为后世史家追求的目标，正如刘知几所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24}张岱作史秉承了史家求实、客观公正的史学传统，他曾说：“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思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25}自称修《石匮书》“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26}为了“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他于顺治十年上三衢，入广信，采访明朝遗老，核实事迹；他“五易其稿，九正其讹”，聘请好友周戬伯与之校正；“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石匮书后集》中，由于史料的缺乏，有目无文之传计有30人之多。

　　《石匮书》竭力推崇开国之君朱元璋，赞扬：“汉高帝之功胜汤武，……我高皇帝之功胜舜禹；汉高帝之功一世功也，高皇帝之功，万世功也!”{27}开国之初，减轻百姓负担，免除各地田租，及时赈灾，停止或缓建皇宫内土木工程，严惩贪官，改革卫所制度，实行屯田，寓兵于农，重视学校教育，诏令全国设立府、州、县学等。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后，进一步完善乃父制订的各项制度，赞扬其“自燕邸至建康大小凡百余战，未尝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后，五出漠北，三下安南，近数千余里，几无王庭焉。当时不无苦其劳费，然后此二百年虏所以不敢大肆其凭陵者，岂非文皇之遗烈哉!”{28}肯定朱棣开发、稳定北鄙之功。在此同时，张岱修史不以实录为主要依据，他深知实录因隐瞒或改窜造成失实，为此多方采摭资料，正实录之是非，郑重地写出事实的真相。张岱学习《史记》的“分叙法”，如卷67《傅友德列传》记载傅友德被迫自杀事，更使人怵目惊心。“蓝玉诛，友德以功多内惧。定远侯王弼谓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我辈当合纵连横。’太祖闻之，会冬宴，从者彻馔，彻不尽一蔬，太祖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有传，太祖语曰：‘携其首至。’顷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太祖惊曰：‘何遽，尔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太祖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地。王弼亦自尽。”传后评曰：“古大将创主之功业，得以令终者，代有几人哉!”对朱元璋大杀功臣提出批评。同时又在卷57《石匮书曰》：“高皇诏人直言，而每多愎谏，其颔下逆鳞，撄之者立靡。而李仕鲁辈言不忌讳，必中其隐，何其闵不畏死也耶!虽然帝王防口甚于防川，石压笋，笋能斜出，诸臣亦直行其意耳!太祖亦奈之何哉!”一箭双雕，既直写了朱元璋趁纳谏之名行愎谏之实，又赞扬了李仕鲁诸臣敢谏不畏死的精神。

　　《明太祖实录》对于“靖难”重大政治事件讳莫如深。“靖难”指的是太祖朱元璋死后，嫡长孙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推行削藩。燕王朱棣起兵，号称“靖难”，经过三年争夺皇位的战争，做了皇帝，是为成祖。遂对建文朝主张削藩和抵抗他的官员大肆报复，撰写实录的明代史官自然不敢据实直书。关于建文帝的记载，太祖实录的第三次修改本，将建文年号代之以洪武纪年，并将这四年事情改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实录中，根本不承认建文这一朝的存在。王鸿绪《明史稿》，傅维麟《明书》及清朝修的《明史》对于“靖难”的记载，鉴于文字狱，往往隐瞒真实情况。而《石匮书》恢复了建文年号，不但把建文列入本纪，而且记事符合历史实际，纪中详尽地描述了建文削藩及燕王起兵的经过。称建文“性仁厚，孝友，异常人”，“参决机务多以宽大济严核”。称朱棣为“燕王”、“燕藩”。本纪后附有史彬仲的《致身录》，对于建文出亡也备一说。并在《逊国诸臣列传》《靖难死谏列传》通过赞颂“靖难”死节之臣突现朱棣的残忍。又在《开国死事列传》“石匮书曰”插进“文皇杀戮忠义，草简瓜蔓，村社为墟。”之语，予以谴责。

　　张岱是一位忠于明王朝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对于直接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是仇视的，因而对他们不无偏见和污蔑；但张岱根据“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治史原则，有意识地把农民军与明军进行对比描写：“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此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29}明军的“唐通，白广恩，左良王辈，乳虎鹅鹰，弱肉强食，百姓遂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之语，故宁可见贼，不愿见兵也。”而李白成“众数十万号百万，驻匝南阳，分兵攻汝宁，陷之，所属州县，多望风纳款。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30}由此得出了农民军因受人民欢迎而胜利，明军因被人民反对而失败的结论。这正显示了张岱求实直书的治史原则，也彰显了张岱正确深沉的观察力，较少因袭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为自己的成见所蒙蔽，表现了卓越的史识。

张岱在明亡后，曾以满腔的希望和热情投入鲁王监国绍兴政权反清复明的活动，慷慨资助，可是鲁王政权目光短浅，热衷于党争，反而斥逐张岱，使得张岱心灰意冷。张岱怀着对南明诸王既同情又愤慨的态度，专门写了《明末五王世家》，之所以以“世家”对待，他认为崇祯之亡，不仅是明中央政权的垮台，也标志着明朝统治的结束；同时，当时清政权已入主中原，成为全国的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主导的情况下，南明诸王政权是偏隅一方的地方性政权，毕竟是明政权的延续和残余，仍然坚守一隅，抗击清军，故将五王事迹作为“世家”处理。不然，“成败之始末，迁播之方隅，羁縻之岁月，拥戴之臣工，则未之详也。”{31}张岱在《明末五王世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甲申北变之后，诸王迁播，但得居民拥戴，有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满，不知其身为旦夕之人，亦只图身享旦夕之乐，东奔西走，暮楚朝秦：见一二文官便奉为周召，见一二武弁，便依作郭李。唐王粗知文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痛哭。永历惟时奔逃。黄道周、瞿式耜，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如此庸碌，欲与之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尤其是对于拥有四镇雄兵的弘光政权，不到一年时间，便顷刻瓦解，作者深情地斥责道：“弘光痴于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这既反映了张岱对南明诸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憎复杂的感情，又表现了他肯定南明五王政权的合法性，和清官修的《明史》立场完全不同，以明遗民自居的坚定民族气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严肃、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张岱从卷24至卷57整三十卷(不含有目无文之卷)的篇幅详尽展现了南明“拥戴之臣工”不屈不挠的反清斗争场景和英雄事迹。赞扬“凌駉乘高一呼，号召义旅，燕齐五十余城，仍复为明”，{32}“彝仲(夏允彝)、豫瞻(夏峒曾)父子死节，死当以良金写象，世世祀之矣。”{33}“余读三传(满之章、夏之旭、何光显)，未尝不为之扼腕三叹也。”{34}对于辅佐永历的“瞿式耜世纡金紫，其平时立朝，卿贰材耳。及入粤之后，辅佐永历，拯溺救焚，大见材略，事虽无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古之诸葛，又何加焉。”极力赞扬；对其遭遇“独恨少主轻狂，闻惊即走；出师之表方上，灵武之驾已驰。志欲补天而天如玑璇：鍊石在手，则亦奚益哉!”表示惋惜。对于那些借举义之名“以行吾机诈，此岂真起义哉？”{35}的马士英、阮大铖、方国安、郑遵谦之流的卑劣行径，作者则愤慨谴责：“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大铖，反而为大铖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大铖在先帝时，每思辨雪逆党，蓄毒未发，至北变后，遂若出柙之虎，咆哮无忌，及用间既成，超擢内院，国门一示，扫地尽矣!呜呼，操莽温懿，犹如修饰边幅，大铖一败至此，与彼偷牛剧贼，抑又何异哉!”{36}

　　张岱的《石匮书》在“求实”、“直书”的同时，比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罪惟录》高出一筹的地方，还在于他从历史事实出发，认真总结并揭示了明代灭亡的过程及原因。张岱认为明朝灭亡的迹象万历后期已经显露：“神宗(万历皇帝)冲年嗣位，英明果断，有江陵辅之，其治绩不减嘉隆，迨二十年后深居不出，百事丛挫，养成一骫骳之疾，又且贪呓无厌。矿税内使四出虐民，譬如养痈，特未溃耳。故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前后地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盖我明之亡症，已见之万历末季矣！”{37}至光宗接位，“撤矿税，发内帑，起直言，勤召对，翻然就大寐之天下而使之觉，人且谓之一月之唐虞焉。臣工海甸，方思改头换面，以共济太平，乃竟以一月殂，而我明气数薄矣！”{38}至熹宗朝，明朝已衰亡到极点：“天启则病死在命门，精力既竭，疽发背，旋痈溃毒流，命与俱尽矣。烈宗虽扁鹊哉，其能起必死之症乎？”{39}“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祯，而实亡之天启；不失之流贼，而实亡之(魏)忠贤。”{40}张岱认为明朝统治到了天启年间，已经病入膏盲，不可救药了，即使是神医国手，也难措手。崇祯与历代亡国之君不同，“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机无旷，即古之中兴君主，无以过之。”竭力想挽救危局；但他急躁蛮干，“刻于理财，”“骤于行法”，“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如用人一节，黑白屡变，捷如奕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则用新进；求之科目而不得，则用荐举；求之词林而不得，则用外任；求之朝廷而不得，则用山林；求之荐绅而不得，则用妇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则用宗室；求之资格而不得，则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则用武举。愈出愈奇，愈趋愈下。”“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乞无一用。”{41}如实、客观反映了崇祯朝十七年的统治状况，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张岱认为明朝灭亡除了崇祯本人的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党争误国。有明一代，党祸与国家衰亡相终始。远的不说，近的从万历后期产生的魏党(宦官势力)与东林党之间的党争，一直延续到明亡，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还未休止，南明小朝廷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还要闹党争，直到统统完蛋。张岱痛心疾首地指出：“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瓯无阙之天下，平心论之，实实葬送于朋党诸君子之手。”{42}“烈矣哉，门户之祸国家也。我明之门户，日久日甚。万历之岁有门户科道，天启之岁有门户宦官，崇祯之岁有门户宰相，弘光之岁有门户天子。”{43}真是剀切之言。张岱冷眼旁观数十年，对朋党的研究尤为深刻，感情也尤为激烈。他认为“朋党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官做，则又千方百计装点不要官做，故别其路曰门户，集其人曰‘线索’，传其书曰‘衣钵’，美其号曰‘声气’，窃其名曰‘道学’。非门户之人，廉者不廉，介者不介；是门户之人，贪者不贪，酷者不酷，奸者不奸，恶者不恶。”{44}张岱愤怒地斥骂魏忠贤：迫害忠良，“贱之如囚徒”，“轻之如狗 ”，“扑灭如蚊虻”的残酷罪行，切齿谴责魏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祸国殃民：“徒事贪淫，不思恢复，有韩侂胄之嗜欲，而无其志气；有意偷安，不能留恋，有贾似道之荒淫，而无其福德；自立城府，斥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无其智谋。”的罪行，{45}恨不得立斩奸佞，生祭弘光。张岱认为作为朋党之一的东林党，尽管以“声气”、“道学”相标榜，其实质仍是结党营私，以我划线，排斥异己，与魏党没有两样，为此，张岱也予以痛斥。当时有些“大老”，对于《石匮书》“不拥戴东林”颇有异议，张岱“心殊不服”，表示决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吾臂可断，决不敢徇私情也。”{46}态度之坚决凛然不可侵犯。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对这种原则问题“一味模糊，不为分别”，则“其书可烧也。”{47}尤其是“今仍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仍欲拥戴东林，”{48}更使张岱痛心和寒心。张岱痛斥否定东林党，并不是站在某一党某一派的立场，也不是凭个人的感情，而是着眼于总结明王朝灭亡教训的基点上，是当时士流“拥戴东林”流毒很深的情势之下。由于对朋党深恶痛绝，攻之不遗余力，对东林党的评价不免带有偏激情绪。但张岱并没有把东林党人一概骂倒，而是采取具体分析，对东林党“首事”诸君子深表敬佩，称其“光明磊落，出处昭然”，“砥砺廉隅，维系风教”{49}，痛惜杨涟左光斗等“除恶未尽，反受其害”的历史教训。这正显示了张岱远见卓识的史识，远比同时代和稍后的一些史家高明。

明代自万历以后，党争激烈，延续了七八十年，流播所及，文化艺术也深受其影响。明末文坛纷呈，或宗秦汉：推崇本朝王(世贞)李(攀龙)；或宗唐宋，推尊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或宗公安三袁，或宗竟陵钟谭。互相评论，气氛热烈，这既是一种正常的竞争，促进了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但又夹杂着很深的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绪。张岱主张对各种流派采取分析态度，客观地权衡其成败得失。“王李自成为王李，钟谭自其为钟谭，今之作者亦自其为今之作者。何必骂？亦何必不骂？蚊呶蝇喧，竟成何益哉!”{50}骂一派，捧一派，不利于各派之间取长补短，推动整个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其次是八股误国。张岱是八股科举的受害者，对八股科举制度的危害感受特别深刻，深感八股制度腐朽、摧残扼杀人才，“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严重贻误国家人才的选拔，“举子应试，原无大抱负，止以呫哔之学迎合主司。即有大经济、大学问之人，每科之中不无一二，而其余入彀之辈，非日暮穷途，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济世利民，安邦定国，则亦奚赖焉？”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代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的目的，是“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者也。”统治者以坑害无数读书人开始。到头来却危害了国家：“高皇帝之误人犹小，其所以自误甚大矣!”为此破天荒地喊出：“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51}可惜，张岱的这个主意，没人采取，中国废除八股科举整整晚了200多年。

　　张岱虽不是军事家，但他从总结明亡经验教训出发，十分关注明末军事斗争形势和胜败的原因。《石匮书》的评论中多处提到。如：“我明论功，稍有不胜，则酷罚随之，……成功难，而获罪易，此介胄之士所以枕戈而叹也。我明之武功不振，卒致灭亡，岂不职是故哉!”{52}张岱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分析胜败的原因：“边塞之臣至我明屈抑极矣，将士身莅戎马，兵饷步伐无一事不受人掣肘，幸而胜则归功帷幄，不幸而败则斧锧随之。”{53}万历十八年(1590)明神宗朱翊钩接到陕西巡抚赵可怀奏报军情的奏疏，与申时行讨论时说：“近时督抚等官，平时把将官轻贱凌虐，牵制掣肘，不得展开，有事却才用他。且如今各边有些功劳，督抚官有升赏，都认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推与将官及小武官，虚文搪塞。”这就说明当时边防的积弊，文臣出身的总督、巡抚不但凌虐武官，而且功劳据为己有，过错推给下级官吏。如此，岂有不败之理。为此，这种情况往往导致：一、在朝廷寻找靠山：“我朝勋业之臣，非有所主，即有所附，……如使上无所主，下无所附，虽功如于少保，勇如戚继光，皆不得上沾五等之爵？而他可知矣!……世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54}二、临时败逃或投降：“今之大将，身在战场，先将此头安顿在家，是以非败即逃。”{55}如此，深刻说明了明末军事失败的原因。

　　(三)、严谨的编撰体例与娴熟的语言技巧

　　《石匮书》在编写体例上继承了《史记》《汉书》等正史纪传体的记叙体例，但又有发展。《石匮书》共209卷，包括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其中志的设置，有《天文志》、《地理志》、《礼乐志》、《科目志》、《百官志》、《河渠志》、《刑名志》、《兵革志》、《钱刀志》、马政志》、《历法志》、《盐荚志》、《漕运志》、《艺文志》等，名目齐备，记载广泛，有俾实用，而且能够突出明代政治、经济制度上的特点。如《河渠志》中，张岱认为潘季驯的治黄理论“治黄在循故道，治漕河在沿旧制”值得称道：“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无留行，而又近为缕隄，缕隄之外後为遥隄，使水益浅远，以不至旁决，盖嘉靖、隆(庆)万(历)之间，季驯四治河，河皆治。”明代南方经济发达，“陆之运费，海之运险，淮河为宜”，漕运便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问题，故又单独列《漕运志》。张岱肯定“国家漕政易民运为转搬，易转搬为直达，今而备矣!”{56}又在《兵革志》中认为嘉靖年间裁革驿递，崇祯年间裁革墩军，导致“我明流寇之横，起于裁驿递，我明边陲之坏起于革墩军”，因为“墩军之逻迾边墙，探听风鹤，侦候烽火，以慎边兵，关系尚小；惟有墩军之住家于各墩也，与口虏最近，墩军畜牧，其鸡豚、酒、烙饼，以与口虏贸易，口虏多来饮食之。”“墩军有妇女，间与口虏私通”，为此消息十分灵通：有时也让口虏暗传假情报，让对方中计。有些大臣轻议节省，乃坏万里长城，导致明末军事失利。所有这些志的创立，都能抓住明代不同于其他各朝的特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在这点上，只有查继佐的《罪惟录》差可与之相比，王鸿绪的《明史稿》、傅维麟的《明书》和清官修《明史》则远逊于他。

在列传部分，既有本传，又充分利用了类传的形式，把许多人物，按其不同特点，分门别类的组织到各个类传中，如《循吏》、《独行》、《义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医》、《宦者》、《开国死事》、《死国诸臣》、《靖难勋臣》、《郊阯死事》、《南巡死谏诸臣》、《门户》等等，分类很细，便于寻检，人们翻阅目录，便可一目了然。《石匮书后集》实为55卷，是为续《石匮书》而作，以纪传体形式记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人物列传既有本传，也有类传。在类传的组合方式上，因传主同时或同事或合或附，如《流寇死者列传》、《甲申死难列传》、《勋戚殉难列传》、《乡绅死义列传》、《乙酉殉难列传》、《江南死义列传》、《丙戌殉难列传》、《中原群盗列传》等等，既简易省笔墨，又不致漏载，可谓深得史法剪裁之妙，既反映了明末社会动荡，又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前后集成书虽相隔多年，其编写体例仍前后贯通，且后集在前集基础上又有发展。张岱还在本传和类传的前面或后面，往往写有总论或附论，通过这些评论，发表个人对有关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见识。而这些史论既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同时又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表现了他在史著编纂上不仅具有卓越的史识，而且还有相当高超的史才。

　　张岱《石匮书》和同时代的其他明史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文人修史。作为晚明的一位“绝代散文家”，以文章作手来写史，文笔优美自然。张岱的人物传记力求真实地再现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坚持以真人真事的描写原则，反对不顾事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隐恶扬善，谀词虚美。“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57}刻划人物时，既讲究笔墨简练，又要细致入微，抓住人物本质的传神的细节，生动地描写人物性格的特征与精神面貌。他十分推崇《史记》笔法，“太史公其得意诸传，皆以无意得之，不苟袭一字，不轻下一笔，银钩铁勒，简练之手，出以生涩。至其论赞，则淡淡数语，非颊上三毛，则睛中一画，墨汁斗许，亦安将所用之也。”{58}张岱的人物列传中，《文苑列传》《妙艺列传》写得最为成功。王世贞，张岱曾批评他“弇州高抬眼、阔开口、饱蘸笔，眼前腕下，实实有非我作史、更有谁作之见横据胸中，史遂不能果作，而传不能佳，是皆其能为史之一念有以误之也。”{59}但在列传中，通过三五件小事，真实再现了王世贞的生平事迹、道德文才：“兵部郎杨继盛论劾嵩下狱，世贞纳橐-；继盛妻讼夫冤，世贞为草疏；继盛弃西市，世贞往哭收敛之。”王世贞在青州任上擒盗，“山东诸公见其精严练事，发奸摘伏如神明，大加叹服，声闻京师。”父死狱论死，世贞与弟叩阙请代，日囚服跪道旁遮诸柄人；父死，隆庆元年赴阙讼冤，得复父官。后出任浙江参政，使吴兴三郡，得减漕粮15万。张居正与王世贞为同年友，欲引世贞，王世贞婉言拒绝。以上表现了王世贞傲岸刚正不屈的品质和性格。又称扬其“异才博学，横绝一时，所荟猎子、史、百氏，皆以意熔炼，翕然为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踰也。其诗使事构体，……要归之元气坱北大海渟泓，中无短钉蹇促，馋刻深险之态。”称颂其“后生初学，得世贞一言品题，一面倾吐，则或希声传影，转相引重。”{60}肯定了他的才学和当时的影响。又如楚王护国将军华堞，字用章，乙酉南都失守后，间道奔杭谒见潞王，呈说守城之计，针对潞王顾虑，以利害多方面劝谏。当潞王始终不觉悟时，张岱通过华堞的言行：“出，叹曰：‘环观古事，有诸王以国奉人，而得长世者哉？有可为之势，顾自弃此国仇，何足与论事？’拂袖起裂冠带，掷地下，易缞麻，誓曰：‘不复中原，以此见先帝。’旁观者皆为涕泣，王果然降清。”{61}既凸现了华堞刚勇、机智和尽忠于朱明王朝的精神品格，也表现了潞王的软弱怕死，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作者未置一词褒贬，其倾向则已显于言外。如描写卢象昇为国捐躯，战死沙场，敌退后，军民在乱尸中找到他的遗体；“左颅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62}仅用26字，英雄浴血奋战之形象及军民爱戴之情状跃然纸上。张岱非常重视广泛阅读古今图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63}如在《曹文昭贺人龙列传》中描写曹文昭之勇：“一日，贼据平凉山谷，数万余入，人莫敢近。文昭提兵从城外过，如翰于城谯设酒款文昭曰：‘贼遍山谷，意在平凉，将军可坐视不救乎？’文昭掀髯畅饮，尽酒一斗许，酌一卮于席末曰：‘我杀贼归，饮此酒当未寒。’乃马上呼麾下士，直冲而上。但闻妇女儿稚号泣，声震山谷，血光射天，烈日惨淡。贼奔溃，追逐三十里而返。到城谯下马，浴血而立，乃解甲取水盥涤，坐席复饮，卮中酒果未寒也。”{64}这里明显借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温酒斩华雄”的笔法，烘托了曹文昭之勇武。又如写陶仰用骁勇善战，当大敌坚不可动，张岱弓用了军中呼为“铁篱笆”{65}的绰号称之，确实得到了“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的艺术效果。

　　向来撰写史传，评论人物的语言讲究古奥庄重，张岱推崇朱元璋的“明达”理论：“昔我大祖以马上读书，其所造诣，则不问可知矣。其授旨词臣，但取明达，勿事棘艰。……间有文人才士，或亦艰棘其词，而浮华艳语，稍用吟咀，味同嚼蜡矣。”{66}如《石匮书》卷196《逆党列传总论》对于“逆党”的议论，从时令季节变幻说起，再说到孟尝君去相位、复相位的不同经历，说明“富贵多士，贫贱寡交”的道理。又譬之如超市：“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掉臂而不顾，……所期物忘其中也。”以人情物理，娓娓而谈，说明魏忠贤得势时的气焰嚣张，依附者众多，连朱由检“在信邸时亦称颂上公，疏凡三上。”对于依附于魏阉的分析妥贴入理。又如称为“五虎”、“五彪”、“动摇中宫”、“倾心赞导”、“颂侯”、“建祠”“反复”和“另传”的取名也很形象富有艺术。又如《科目志》的评论，张岱从具体事实出发，提出：“我明制科自洪武辛亥(1371)至崇祯癸未(1643)，凡八十八科，为年二百八十(系七十)有二，其间以举业起家著名当世者，每科不过数人，而强半又以帖括见收，终日学究，及问其为大节义、大经济、大学问之人，指又不能多屈矣”，从而得出“盖天地生才之难，朝廷得才不易，其相厄如此”的结论，希望有关官员“凡职司选举者，不当失公失慎，暗中摸索，以求不负朝廷，不负天地乎!”然后指出科场流弊频仍：“为钱神所夺者什之三，为豪贵所夺者什之五，以剩下寥寥额数分惠贫穷力学之人。主司又未必具眼。取未必得人，乃盲收瞎录，间或私通关节，借重一二知名人士点缀榜中，以塗世人耳目。”为此造成“凡宿学高才负囊担簦陪伴新人，一番劳碌，三年辛苦，又撇之东洋大海矣!世间公道人心止仗此一丝以系汉九鼎，乃复紊乱若此，又安望场屋得人以救兹祸乱哉!”不可估量的影响，摆事实，讲道理，理从事中引出，合情合理，无丝毫讲大道理，凭空发议论之感，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似乎是写随笔小品，以通俗的文字为基础，大胆引进口语、俗语，有时方言、俚语也不顾忌，把通俗化推向史著这一庄严的领域。官修的“二十四史”很难找到这样浅易明快的文字，这是史学语言的大革新。

类传中的总论和纪传中的附论大多如此，简洁、明达，词语贴切生动。如评论崇祯皇帝：“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诺诺，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己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乃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诸臣误朕’一语，伤心之言。后人闻之，真如望帝化鹃，鲜血在口，千秋万世，决不能乾也。”{67}浅显畅达，加之多用短句，简明活泼，读之琅琅上口。

　　诚然：作为史学家的张岱是无法跨越时代和阶级立场限制的。如封建正统的思想，对待农民军的观点，取材也圃于闻见，失于考证，如袁崇焕被冤杀一案的记载，认为“尽发其通敌奸状，並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68}误记为有罪该杀。《石匮书后集》中有目无文的列传竞达8卷之多，此外，书中也有些荒诞迷信的记载，《石匮书》卷115《刘大夏列传》评论说：“鬼神之事，诚也有之。”但从明末清初诸多的野史，众多的史学家的背景而言，张岱的史著及其显示的史德、史识、史才，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随着《石匮书》影印出版，肯定会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注释

　　  ①《续修四库全书》本据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存209卷)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②《征修明史檄》《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石匮书自序》(同上)

　　④《石匮书自序》(同上)

　　{5}《琅嬛文集》卷3《征修明史檄》

　　{6}指焦芳续修的《孝宗实录》

　　{7}张居正，曾续修《世宗实录》及《穆宗实录》

　　{8}即杨士奇修《太宗实录》

　　{9}即董玘修《武宗实录》

　　{10}《琅嬛文集·梦忆序》

　　{11}《琅嬛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

　　{12}《琅嬛文集》卷3《与周戬伯》

　　{13}《琅嬛文集》卷3《与李砚翁》

　　{14}《琅嬛文集》卷3《与周戬伯》

　　{15}《琅嬛文集》卷3《与周戬伯》

　　{16}《琅嬛文集》卷5《自为墓志铭》

　　{17}《石匮书》卷210

　　{18}《石匮书后集》卷23《乡绅死义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9}《石匮书后集》卷38

　　{20}《石匮书》卷91《李贤列传》

　　{21}《琅嬛文集》卷1《越绝诗小序》

　　{22}《石匮书后集》卷9

　　{23}《张岱诗文集》《张子诗秕·项王祠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4}刘知几《史通·直书》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5}《琅嬛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

　　{26}《琅嬛文集》卷3《与李砚翁》

　　{27}《石匮书·高皇帝本纪》

　　{28}《石匮书·成祖本纪》

　　{29}《石匮书后集》卷63《盗贼列传》

　　{30}同上

　　{31}《石匮书后集》卷5《总论》

　　{32}《石匮书后集》卷32《凌駉列传》

　　{33}《石匮书后集》卷34《江南死义列传》

　　{34}《石匮书后集》卷35《夏之旭、满之章、何光显列传》

　　{35}《石匮书后集》卷49《两广死义列传》评论

　　{36}《石匮书后集》卷48

　　{37}《石匮书》卷13《神宗本纪》

　　{38}《石匮书》卷14《光宗本纪》

　　{39}《石匮书》卷15《熹宗本纪》

　　{40}《石匮书后集》卷61《宦者列传》

　　{41}《石匮书后集》卷1《烈帝本纪》

　　{42}《石匮书》卷185《门户列传总论》

　　{43}《石匮书后集》卷32《乙酉殉难列传总论》

　　{44}《石匮书》卷185《门户列传总论》

　　  {45}《石匮书后集》卷48

　　{46}《琅嬛文集》卷3《与李砚翁》

　　{47}同上

　　{48}同上

　　{49}《石匮书》卷186

　　{50}《石匮书》卷202《文苑列传》下

　　{51}《石匮书》卷27《科目志总论》

　　{52}《石匮书》卷174《魏学鲁、叶梦雄列传》

　　{53}《石匮书》卷138《马昊、刘天和、陈九畴列传》

　　{54}《石匮书》卷144《翟鹏、毛伯温、汪文盛列传》

　　{55}《石匮书》卷190《熊廷弼、王化贞列传》

　　{56}《石匮书》卷36《漕运志》

　　{57}《琅嬛文集》卷3《家传》

　　{58}《琅嬛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

　　{59}《琅嬛文集》卷1《石匮书自序》

　　{60}《石匮书》卷202《文苑列传》上

　　{61}《石匮书后集》卷5《明末五王世家》

　　{62}《石匮书后集》卷15《卢象昇列传》

　　{63}《琅嬛文集》卷1《史阙》序

　　{64}《石匮书后集》卷18

　　{65}《石匮书后集》卷53

　　{66}《石匮书·文苑列传总论》

　　{67}《石匮书后集》卷1《烈帝本纪》

　　{68}《石匮书后集》卷11

sunshiyou

我刚下载完，全部都是好的， 楼主可以重新下载试试。

527983

仅78 页，但仍感谢得很。盼将革命进行到底。

yinghua310

楼主，《石匮书》《后石匮书》均只有第一册，盼能将后面几册补全！

学五车

石匮书解压后文件重复。可以减少后重新上传

l5689

非常感谢，虽然其中吴三桂郑芝龙传阙

天使的朋友

多谢楼主，寻觅良久，欣喜以极。多谢

黄昏

只有78页啊！为什么有人说全，有人和我一样？
明白了，一个文件是一册，还以为是一页呢。谢谢LZ

[ 本帖最后由 黄昏 于 2010-11-30 15:22 编辑 ]

韩新皮

多谢楼主，寻觅良久，欣喜以极。多谢

竹篙山传奇

下下来看看。
我关心明朝的宗教活动、祥灾志等内容。

王梓

终于下载到该书了，因毕业论文必须要此书，而纸质版太贵，非常感谢。

浙江的海滨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