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

唐安安

这篇文章是我从微信公众号转来的，作者是我本人。希望能和大家多交流读书，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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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日读完钱穆先生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只能说读懂了一小部分。一是因为我吸收总结的能力弱，二是因为缺少相关背景知识，所以很多问题没法深入思考。但正因如此，读这本书对于搭建知识架构帮助尤大。而且每次读前人的著作，都深怀感激之情。如果没有他们的整理总结，就不会有如此多唾手可得的书可以让我们直接了解过去到底是怎样的了。

       本书包括四篇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周官著作时代考》，最后一篇我只是翻过，没有细读。下面写的一些收获不是按文章顺序写的，而是按照综合的吸收，写我感兴趣的点。

1. 学术与政治关系密切             

       学问不仅是学问。从秦开始，如果学者能够被立为博士，就有着“承问对”的地位，会关系到政治。特别是汉朝，可能一派学问上台，这一批的人都能参与政治，而不受重视的学问派别，可能连博士都立不了，连“在野”都不如了，无人问津。所以齐学、今古文之争会尤为重要。

       文化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君主所必须重视的，不然很容易乱人心。书中说昭帝元凤年间，学者敢于依古以违时政，深信阴阳之运、五德转移，本不抱后世帝王万事一姓之见。看来王莽篡位也利用了这种学术风气，利用汉运中衰之说。所以不能说学者有歌功颂德的行为就一定是献媚，也可能是当时的学风趋向如此。

还有利用学问达成政治目的的。比如说成帝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刘向领校五经祕书。这个祕书包括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最后整理出十一篇，号为《洪范五行传》。其实是刘向利用灾异之说，为了帮助成帝对抗外戚王氏，但终不夺王氏权。

当然，以上这些例子细究的话都有很多内容可以发掘。因为现在读书少，所以就不展开说，等以后相关信息补充更多，再自己作一些总结。

2. 齐学

       汉代盛行齐学，除了鲁诗、谷梁春秋、高堂生传礼、费氏易等，各家博士例如齐诗、施孟梁丘易等要么是齐地之人，要么师承齐地的文化。这可能跟过去的稷下学宫有关？稷下学宫兴盛，培养了许多人，这些人再收徒讲学，整个齐学就开枝散叶了。鲁学重训故（这个训故不知道跟清朝的训诂在内容上有何区别？得要比较文本才行，不然同样的名词下面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内涵），治学者严谨保守，不是很受统治者喜爱；齐学言阴阳灾异，作传，风格诙奇驳杂，能趋时求合。不过阴阳灾异如果结论不准，或者忤逆帝王之意，会有下狱乃至丧命的风险。

       汉武帝用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是利用齐学巩固皇权的例子吗？我不明白言阴阳灾异的人是真的相信这套学问，还是只当做谋取利禄之手段？或者因为学风如此，同僚如此，阴阳灾异如普世价值一样深入人心？对这套学问的背景需求是什么？

3. 汉代的学术变化

        汉初用黄老之术、申韩刑名治国，产生文景之治的积累。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说经成为利禄之途，于是说者日众，经说益详密。而经之异说亦益岐，于是宣帝有石渠阁会诸儒论五经异同。当时一经分数家，各立博士，是为了以后说经都限于此诸家，不要再生岐异。

也就是说，汉武帝时候开始有五经博士，但是博士说经分家，是从宣帝石渠阁议奏之后开始的。且后来还产生了章句、家法之说。简单地说，章句家法是为了应对论敌。

      元帝时贡禹、王吉提倡恭俭之说，不满武帝以来的重法轻礼和奢侈。所以元帝尊信贡禹，这又是一大变。书中说汉武帝、宣帝用儒生，颇重文学，事粉饰。元、成以下乃言礼制、追古者，亦一时学风。王莽事事复古，也是孝元遗风。

由上面可以看出，西汉至新朝200多年，学术至少有四个阶段。这种变化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我一时也理解不了。

4. 今文古文

       钱穆先生说西汉时候，六艺、诗书，皆古文也。这里的六艺我一开始不清楚指书数礼乐射御还是诗书礼易乐春秋。我想前者在礼崩乐坏之后贵族教育不一定还遵照这个标准了，后来看到钱穆先生说六艺及六经，那应该指的就是后者了。

      学问分王官学与百家言。王官学是古学，包括六艺、诗书，为史官所掌握。百家言是今学，包括诸子。但王官之学并不一直只掌握在史官手中，诗书传播于民间，王官之学也就流而为百家。

       文景时儒术未盛，经师尤乏，博士不限于五经传记，诸子百家皆得为博士。而汉武帝时儒术兴盛，博士限于儒生经师。博士以家言上抗官学而渐自跻于官学之尊。刘歆想要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我觉得这里不能说都是古文或者都是今文，因为古文尚书貌似是伪书，伏生口传的才是真正的尚书文本。

       东汉光武帝喜图谶，章句、图谶合称为章句内学，是今学。不治章句者为古学。章帝有白虎观议奏，此后章句之业积重难返。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懂，钱穆先生前面说过古文今文区别在于文本，但是讨论东汉的时候又说治章句就是今学，治训故就是古学，也就是用治学方法来判断今古之学。我不懂今古文，也要以后再读书填补这一块的知识。

5. 两汉、唐、宋明、清的学术变化

       汉时讲经，经文是重中之重。魏晋时以经史子集来划分书籍。唐代既不尊一家言，也不重王官学。私家不再有自创一家之言来改革当代政教的魄力，所以作者说唐朝学者著作，很少能列入子部。

       西汉时王道是人道的最高表现、最高实践。韩愈以下，讲求人道。其实佛教也很讲究内圣的。而到了宋代，变化更大。小戴礼记的《大学》把治国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诚意的线上。看重内圣，偏忽外王。孔子孟子接近，孔子周公疏远。礼乐制度变成形而下。治国平天下要从心上做工夫。

汉儒讲经学，重于针对周、秦以来的王朝政治，宋儒重于针对释、老教义。四书重在格、致、诚、正的个人修养上，先教皇帝做圣人，而不是明王。宋人高举孔子和老聃、佛陀争长短。

   

       我没有读过宋明理学，对于魏晋也只看过《魏晋玄学论稿》，而且这本书让我产生更多疑问，具体以后再说。之前我读经史侧重《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些书还是非常偏事功的，而且里面的人，除了灾异和一点占卜，好像没有什么虚的东西。所以我对钱穆先生总结的唐以下至宋的学问很好奇，想了解到底为何有这样的变化。而且以我目前的看法，心学对实际做事没有指导意义吧？总觉得王道对做事很有帮助，但是唐宋以后就不注重这个了。

      

      清代学术兴训故、考据之风，看似是偏重小学了。这是对经文做了大量整理、解释的工作？但对经文本身的意义可能没有很多阐述。这种状况也延续到今天吧？

     

      以上是我肤浅的理解，肯定有不到位或错的地方。看了之后只想读更多的书，填补、调整自己的知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