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竹刻与收藏大家王世襄

东施

中国竹刻与收藏大家王世襄

    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竹刻实物，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竹刻。其中有彩漆竹勺，勺柄以龙纹及编辫纹为饰，并用浮雕、透雕两种技法。这是现存我国最早的珍贵竹刻制品，其图案、雕刻的精细生动，虽两千两百多年过去了，却依然鲜亮如新。

　　竹刻艺术到了晋代，其时，王献之就有名为“裘钟”的斑竹工艺竹筒。六朝时，有齐高帝的竹根“如意”作为艺术品赏赐给别人，皆成为有史记载的古代竹刻艺术的高古之品了。当然，竹刻至唐代，也不乏精品，宋人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记载说：“王倚家茂竹笔管，"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这样的记载，我们从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尺几即可观赏到唐代竹刻艺术的精美。

　　我国竹刻虽历史悠久，但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艺术，则在明中期以后。其始仅为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艺术家致力于此，尔后或父子相传，或师徒传授，抑或私自仿效，习之者众，遂成专业。明清时期，古代的巨型雕刻走向式微，人们开始欣赏那些可在手中摩挲把玩或陈列于书房几案的小型雕刻，如琢玉、镂牙、刻犀、范铜、塑瓷，乃至镌砚、模墨等等，这一时尚让用竹、木、牙、角材料制作的小型雕塑作品，走上了前台，并逐渐形成为主流，即后人所称“竹木牙角雕”之艺术品。这一杂项种类从器物品种到造型，从雕刻题材到披法，交相辉映，当时的一些竹刻名家，往往也是木雕、牙雕、角雕的高手，例如明代嘉定二朱、清代封氏家族等。但是，同玉石、象牙、犀角、紫檀等雕刻相比，竹刻材料量大、价廉、易得。不过竹刻之所以能发展，主要原因还在于竹材价贱，随手取可，也可供大量采制。正因为竹材易得，所以竹刻艺人就必须穷工极巧，创造多种技艺，博采各种题材，因材施艺，度形制器，充分发挥竹材特点，创造这一门类艺术之高峰，只有如此，竹刻艺术才能在雕刻艺术殿堂上，占有一席地位，并与十分珍贵的犀、牙、紫檀等刻件，一争长短。

　　明代中叶以后的竹刻家们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他们以执著的艺术追求，经年累月，一斫一凿，终于把竹刻制品从以实用为主的器具用品，提升为欣赏的艺术品，竹刻也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门类，受到世人的认可和青睐。

　　王世襄对竹刻的喜爱，主要源于两位舅父的影响。王世襄先生的二舅金东溪和四舅金西崖，都擅长竹刻，勤于著述，富有收藏。两舅之中，四舅学竹刻虽于其兄东溪之后，但他学土木工程之余，却专攻竹刻，朝夕奏刀、寒暑无间。故其竹刻之艺，终超其兄。受家门之影响，王世襄自幼喜爱竹刻，一生与中国竹刻，终结下不解之缘。

　　20世纪中叶以后，王世襄的四舅嘱托王世襄为他整理《刻竹小言》的手稿。这成为王世襄竹刻研究的发端。他在自述诗中，这样写道：“外家才艺殊，两舅工刻竹。小言命编校，敢不忠所托。从此癖此君，耽爱情颇笃。”王世襄四舅金西崖，一生刻竹不下千余件，在1935年已名声大振，据《湖社月刊》载《金西崖刻竹墨本》，当年一册就卖得三元大洋。他著有《可读庐竹刻拓本》、《西崖竹刻》两书。他曾在自序中说：“自《可读庐竹刻拓本》、《西崖竹刻》两书付印后，远近同好，时来相质，或询取材之方，或咨镂刻之法。亦尝与二三友好，摩娑前人之制，研讨其构思运刀之妙，忽忽四十余年。非学竹刻即论竹刻，真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以此可见王世襄四舅对竹刻艺术之执著，尤其是对一位长期担任土木工程师的他，更显其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