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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5 22: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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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选集。明代高□编选。90卷,选诗620家,5769首。分体编排,计五古24卷,七古13卷,附长短句;五绝 8卷,附六言绝句;七绝10卷;五律15卷;五排11卷;七律9卷,附七排。每种体裁入选作者按时代排列。有简要评注。卷首有《历代名公叙论》、《诗人爵里详节》。高□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完成此书后,又于三十一年增补作者61人、诗 954首为《唐诗拾遗》10卷,附于书后,足成百卷之数。
高□为明代“闽中十子”之一,论诗秉承严羽《沧浪诗话》之说,推崇盛唐。“十子”之首林鸿认为,盛唐诗“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高 □引为“确论”(《凡例》)。高□又引申严羽分唐诗为“盛唐之诗”、“大历以还之诗”、“晚唐之诗”的主张(《沧浪诗话·诗评》),进一步明确提出初、盛、中、晚的名称。他说,唐诗的发展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唐诗品汇总叙》),并认为“初唐声律未纯,晚唐气习卑下,卓卓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为然”(王□《唐诗品汇叙》所引)。因于各体之中,又分为九品: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其《凡例》说:“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有助于对唐诗发展流变的认识,常为唐诗研究者所采用;但九品之分,缺乏明确标准,不免招人讥议。清代王士□对此书七古以李白为正宗,杜甫为大家,王维、高□、李颀为名家,即表不满,他以为李、杜均应大家,王维等三家皆为正宗(《香祖笔记》)。清人李慈铭又对王说表示异议,认为杜应为正宗,李为大家,王维等三家为名家(《越缦堂读书记·文学》)。见仁见智,聚讼不已。
此书标举盛唐,原为纠正宋末诗风的卑杂琐细和元代诗风的华丽诡奇之弊,而成为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主张的先导。它在明代作为馆阁、家塾课本,流传颇广,影响甚大,但也引起清代如钱谦益、叶燮等人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说:“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
原有明成化间陈炜刻本,明代汪宗尼、汪季舒、陆允中、张恂等以其讹误甚多,加以校订刊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即据汪宗尼本影印出版。(王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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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唐诗选本是唐代人自选的《国秀集》,在这以后的一千年里,选录唐代诗歌的选本迭出不止。其中,比较有影响且流传至今的,也不下几十种,《唐诗品汇》,便是其中的一个。
唐代人自己选编唐诗,已经对唐代诗歌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论述,如殷璠选《河岳英灵集》,便说道:“武德初,(齐梁)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调风骨始备矣。”
宋代人的选唐诗,在南宋初期之前更多地是笼统地把整个唐诗都作为学习对象来编选的,南宋初期以后,由于江西诗派的影响和晚唐诗风的流弊日益明显,曾出现了两次比较有影响的推崇盛唐诗歌的理论运动,一次是江西诗派“宗杜”的号召,一次是严羽《沧浪诗话》对盛唐诗的推崇。尤其是《沧浪诗话》,详细而有力地论证了“当以盛唐为法”,并初步划出了“盛唐之诗”、“大历以还之诗”、“晚唐之诗”等阶段。
严羽的思想是很深刻精辟的,但由于南宋后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日益衰落和继之而起的元代文化的衰微,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状态狭隘敏感,这种理论始终未能在编选唐诗中付诸实践。时代的局限,使人们仍然在晚唐诗那种衰飒狭小、平庸板实的诗风中寻觅着自己诗歌的创作道路,并仍在编选着一些推崇晚唐的诗歌选集。
《唐诗品汇》是在明代大统一之后编选的(洪武二十六年——三十一年)。编选者高棅(1350—1423),字彦恢,更名廷礼,与当时林鸿、郑定、王偁等诗人合称“闽中十子”。在日见昌盛的初明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又逐步恢复到正常,人生哲学从灰暗的遁隐转向了积极入世,审美情趣也由萧条衰飒一变而为昂扬开朗。盛唐诗的雄深壮阔,重又成为诗人们追求的目标。闽中十子的领袖人物林鸿,再一次提出严羽的理论,认为“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放学者当以是为楷式”,而高棅也正是在这种时代的氛围与师友的启发下,提出了唐代诗歌的“初、盛、中、晚”四段划分法,并用这种思想为基准,编选了《唐诗品汇》。
诗歌发展的确是有时代性的。初唐诗受齐梁遗风影响,尚未摆脱靡丽之风,直到陈子昂、四杰之后,才开始出现风骨刚健、气象开阔的诗作。盛唐时代,国力鼎盛,生活安定,诗人们性格开朗,志向高远,精力充沛,创作的诗歌也气魄宏伟,华赡富丽、变化多端,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期。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诗人们忧愤、失望、苦闷,但又承袭盛唐之风,仍不曾失去理想的追求与向往,故而诗风虽不如盛唐的雄健开阔,却还不失清新刚健之气,只是心胸狭小了,个人的苦闷、徬徨多了,灰色的情调加重了。到了晚唐,人们痛感盛世不复再来,回天无力,只好躲进个人的小躯壳与相对宁静的大自然怀抱中低吟浅唱,所以,晚唐诗虽然也有细腻的感情、纤秀的描写、幽雅的情致,但总归间架狭窄、气格渺小、情调灰暗,完全是哀世之音。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讲得很准确: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正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盛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唐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焉。
因此,《唐诗品汇》的选录侧重于盛唐诗,而比较地疏略初唐、晚唐诗歌。
这一诗歌见解,在明代影响很大。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的主张,当然与此有很大关系。清代以后,有人不满意这种阶段的划分(如《四库总目》、叶燮《原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但直到现在,它也还是为人们所广泛采用的。
《唐诗品汇》正集九十卷,其中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五言绝句八卷(末附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又有唐诗拾遗十卷(分五言古诗二卷、七言古诗一卷、五绝七绝一卷、五律三卷、五言排律二卷、七律一卷),全书共一百卷,选入作者六百二十人,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在正集九十卷的每一体中,又分正始(正风之始,指初唐诗)、正宗(标准的盛唐著名诗人之诗)、大家(盛唐时代这一体裁最伟大的诗人之诗)、名家(盛唐二流诗人之诗)、羽翼(盛唐三流以下诗人之诗)、接武(继承盛唐的中唐诗人之诗)、正变(正风之变格、晚唐较杰出的诗人之诗)、余响(晚唐二流诗人之诗)、傍流(世次不可考者及方外异人闺秀等诗人之诗)等品目,按照高棅的说法,这是根据“因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的。譬如五言绝句中,王勃入正始,李白、王维入正宗,杜甫入羽翼,韦应物入接武,李商隐、杜牧入余响,皎然入傍流。在五言古诗中,王勃仍居正始,李白也还在正宗,而杜甫却是大家,王勃则与韦应物一起放在名家,李商隐、杜牧依然属余响。
高棅所创立的这一体例,一方面可以表示编选者对各体诗歌作者与作品水平的评价态度,也可以显示这一体裁诗歌艺术发展的脉络;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弊病。这样的编排与编选者力图显示初、盛、中、晚唐诗歌发展线索的意图不相吻合。一个诗人的诗,无论是古诗、律诗还是绝句,都反映出这一时代文化背景、心理状况以及诗歌艺术风尚的总体影响,反映了这一诗人的艺术水平。虽然一个诗人可能在各种体裁之间有擅长与不擅长之分,但一个诗人的水平、一个时代的诗歌面貌,却是要通过各体诗歌的综合考察才能了解的。这种分割编排法,显然并不利于体现时代、作家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利于体现编选者的编选宗旨。
另外,在选录标准上,《唐诗品汇》注重于诗歌的社会功能、思想内容,而不大顾及到诗歌本身的艺术风格特征。例如李商隐诗,高棅就认为咏史诗才是他的代表作,所以主要选入了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而竟然没有选入他的很有特色的无题诗。传统诗论一向以杜甫为诗圣,把杜甫诗中的贯穿的忧君爱民精神当作艺术作品的典范,《唐诗品汇》也正是在这种传统思想影响下,将杜甫评为唯一的“大家”。
当然,《唐诗品汇》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本,它不仅在唐诗研究史上是一份值得注意的资料,而且,它有如下优点:第一,收诗数量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诗歌全貌,既是作为一个选本反映编选者的诗歌理论,也是一个很好的读本和研究资料。第二,它编于明洪武年间,编选者看到过不少现已失传的唐诗选本和别集。在校勘、考证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第三,它在卷首附有《历代名士评论》、《诗人爵里详节》,在卷中引用了一些笔记诗话,对诗歌进行评论笺证,于读者都有帮助。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汪宗尼本出版,书后又附一人名索引,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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