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周恩来观看晋绥军区平剧院演出的《连环套》后，对演职人员谈了一番话。他说:“张学良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以后，表现很好，很愿意抗日。但是，张学良在《连环套》这出戏中受了很大影响。他说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就说明戏剧对人的影响在脑子里是擦不掉的，以至影响到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演戏也一样，应该知道这是为教育人的，要在不知不觉中感化人，不要光为娱乐而已。”《连环套》是一出什么样的戏，为什么周恩来会认为张学良受到它的影响，进而产生对戏曲教育作用的思考呢？ 《连环套》的剧情是这样的:清康熙年间，连环套山里的草莽英雄窦尔敦，盗走名贵御马，嫁祸于20年前的仇人黄三太。但黄三太已死，其子黄天霸替父受屈，决心找回御马。黄天霸到连环套拜山，施计使窦尔敦道出盗马事，又激他同意比武。次日比武时，黄天霸等斥责窦尔敦做事不敢当，不光明磊落。窦尔敦听了心中惭愧，慨然承认盗马，并随黄天霸送回御马，俯首就擒。张学良是个戏迷，对流传甚广的《连环套》自然十分熟悉。周恩来的那段话，意思是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与窦尔敦一样，因为担心落下恶名，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荡之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并甘愿接受处置，结果落得个终身软禁的悲剧下场。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西安事变》还特意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周恩来赶到机场，见飞机已起飞，长叹一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周恩来本人熟悉文艺，青年时代还有过话剧表演的经历，对于文艺作品特别是戏剧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之大自是深有体会。他对文艺的教育作用也一向高度重视。就在这次谈话中，他指出“旧戏的内容有很多毒素，要改变内容”，并由此提出了“戏剧要改革”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1951年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再次提出要“进行戏曲改革，使之成为教育人民的重要武器”。 周恩来是一位擅长辩证法的政治家。他从不机械地把文艺仅仅看作政治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很懂得享受艺术欣赏的乐趣。从他多年关于文艺工作的言论中，人们不难发现，他始终认为并总是强调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是文艺功能的两个缺一不可的不同方面，而且相互融合、不可分割。在1951年的那次会上，他就提醒人们，“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在1961年的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明确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统一的，“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 那么如何理解周恩来的一些谈话突出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而另一些谈话则强调文艺的“娱乐”作用或者说审美功能？这似乎和他提倡的二者“辩证统一”有些矛盾。但从他谈话的背景和针对性可以看出，那恰恰是因为在某些时期文艺领域有严重的抑此扬彼倾向，违背了文艺的“教”与“乐”的辩证关系，影响文艺工作的顺利进展，使他不得不各有侧重地加以纠正。 新中国成立以后，破除旧文艺里的负面因素，创造鼓舞人民精神的新文艺这个任务显得十分紧迫，为此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如1963年4月，他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说:“文艺作品感人深，力量大，使人经久不忘，影响深远，我们要对后代负责，就必须注意。”他提醒人们，要“看到文艺工作的作用重大，必须加强文艺阵线，不能等闲视之，看作是消闲解闷的东西。文艺确实起到一些消闲的作用，但主要不是为了消闲”。“这样认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能够加重我们的责任。”在战争年代，他严肃地提醒人们文艺“不能光为娱乐”，要注意它的教育作用，就是为了防止一些落后的、消极的思想消磨人们的战斗精神。 在周恩来看来，传统戏曲及旧文艺固然可以娱人，但其精神内容确实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要求差之甚远。他说过:“文学家、画家描写山水或者画一个渔翁、一叶扁舟，也未尝不可作为一种欣赏。这种画没有害，而且有益。但是，不如乘着宇宙火箭在宇宙中遨游，那是何其伟大呢？”他还举例说:“我唱《义勇军进行曲》、《红军渡黄河》、《东方红》，唱起来就觉得精神受鼓舞；要唱屈原的辞，总是觉得差些。我也不反对它们，但总觉得没有那么大的鼓舞力。”所以，他号召“在伟大的时代要有伟大的作品”。有趣的是，几乎每当他充满激情地赞美那些鼓舞人心的伟大作品时，都不忘表示，他对那些“旧”的文艺作品也不反对，甚至认为也是好的，不过是“乐”有余而“教”不足，不够伟大而已。他希望通过改革，使旧戏能焕发新颜，脱胎成为既有“乐”又能“教”的伟大新作品，为此提出过若干精细具体的建议，还曾以新编昆曲历史剧《十五贯》为例，认为它的成功说明“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内，文艺领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主题先行”，把文艺的思想性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将对艺术表现形式的追求也看成是“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加以抛弃和批判。周恩来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把它称之为“单纯的任务观点”，认为“注定要失败”。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周恩来在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中反复强调，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功能，是要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的。“电影、戏剧是通过艺术来感染人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如果你的艺术形象弄得很丑恶，尽管它的内容怎样好，是没有人喜欢看的。”他举例说，搞“三反”、“五反”的时候，上海曾经让所有的戏园子都要演关于“三反”、“五反”的戏。这时，有一个试验剧团在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结果人们都挤到那边去看，其他的戏园子却没有观众。这说明了“政治同艺术结合的重要”。艺术作品要像《梁祝》那样，既表达了“人民的理想”，又富于“艺术本身的优美”，才能得到人民的喜爱。 除了要求要用优美的艺术形式去表达思想，周恩来也提醒说，不能一概反对人们拿文艺来“消闲”。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所谓寓教于乐，没有乐，教的目的也达不到。“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又如，打仗的内容当然好，但也“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又如陈云，“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而“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再如毛泽东，“他看戏主要是为了休息”。周恩来本人也“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借文艺来得到娱乐和休息，对人们有“以心灵的休息，驱他们思于‘美’与光明”的积极作用，周恩来对这一点了然于心。 说到娱乐性，《连环套》当属上乘。它情节编排紧凑、跌宕起伏，充满武戏特有的阳刚之气，自清末以来经多位京剧名手精心雕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如《坐寨》、《盗御马》、《拜山》等，都是剧中做派、唱腔俱佳的名段。观众从演员的表演上，可以身临其境地领略到或紧张急促、或激昂豪放、或低回悲凉的气氛和心情。这些都带给观众美的享受。周恩来曾感叹说，有些内容消极的旧戏里也“有好唱腔，好身段，有些人很欣赏，舍不得丢掉”。不少观众看戏就是为了欣赏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那声如裂帛的好嗓子，或者侯喜瑞扮演的窦尔敦那潇洒的武戏身段，从中得到消遣和休息。问题就在于，一个剧目艺术上的感染力越强，而剧中又含有消极的思想毒素，这样也就越容易在欣赏其艺术性的“娱乐”过程中却使人在思想上“中毒”而不自知。因此对这样的剧目在思想内容上就应该加以改造。 总之，要搞出一个好的文艺作品、一部好戏，必须同时做到两点，一是要有良好的“思想营养”即教育意义，二是要下功夫去提高它的娱乐性和艺术水准，如此才能将“思想营养”于不知不觉之中注入人心，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回顾当年周恩来针对《连环套》提醒人们“不能光为了娱乐”，要注意文艺的教育感化作用，同时要注意艺术本身的特性及其娱乐功能，再看看眼下的一些文艺状况，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在现实中，不是有人提出所谓“娱乐至死”的口号么？其意是试图消解文艺的思想意义和教育功能。这显然是不对的，是在对待文艺的功能作用的认识上陷入了片面性。只强调娱乐功能，忽视甚至否定文艺的教育功能，是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要求的，会对人们、对社会带来危害。这值得我们警觉。看来，在实践中真正做到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的辩证统一，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发表于 2009-7-27 16:5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