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与《金瓶梅》

商汤之风

2008-07-23    黄霖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7194



        

李时珍与《金瓶梅》

黄
霖

文史知识2008.6

李时珍怎么与《金瓶梅》拉上了关系呢?有人说是李时珍用了三十年的工夫写成的《本草纲目》十卷，一时无力刊印，就两次去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家里求序，望能“乞一言以托不朽”(王世贞《本草纲目序》)。第一次是在万历八年(1580)九月，李时珍到太仓，王世贞有诗记其事，这首诗的题目就叫《蕲州李先生见访之夕，即仙师上升时也。寻出所校定(本草)求叙，戏赠之》。或许是王世贞一时热衷于求仙学道、应酬交接，没有马上就写。直到十年之后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李时珍又一次来访．王世贞“留饮数日”后，觉得人情难却，且也确实感到李时珍“真北斗以南一人”，《本草纲目》是部很有价值的书，于是就在正月半写下了一篇序。这时他已六十五岁，不久就去世了。这样看来，王世贞将李时珍的书放在家里有十年，当然有可能熟读《本草纲目》了。现在，太仓的学人就提出，《本草纲目》写到了一种药，名“三七”，这是由李时珍第一次写进书中的新药，所以当时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而这种药，就被《金瓶梅词话》写进书中，由此想来，《金瓶梅》的作者非熟读《本草纲目》的王世贞莫属了。



说起“三七”这种药，产于云南、广西、贵州、四川一带，现在当然早为大家熟知，被广泛使用，但在明代确实还是刚刚对它有所认识。虽然早于《本草纲目》近一个半世纪前，云南名医兰茂的《滇南本草》就载有“土三七”，但它流传的广度还是有限，且还带着个“土”字，所以即使不能断定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第一次记载了“三七”，也应当承认在《本草纲目》之前，“三七”的流传度是有限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草部”卷12“三七纲目”下“集解”这“三七”时说：

[时珍曰]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采根暴干，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或云：试法，以末糁猪血中，血化为水者乃真。
近传一种草，春生苗，夏高三四尺。叶似菊艾而劲厚，有歧尖。茎有赤棱。夏秋开黄花，蕊如金丝，盘纽可爱，而气不香，花干则吐絮如苦荬絮。根叶味甘，治金疮折伤出血，及上下血病甚效。
云是三七，而根大如牛蒡根，与南中来者不类，恐是刘寄奴之属，甚易繁衍。



我将这段“集解”全文引录，但有意分了三段，让人看出这里有李时珍的断语，但也明显留下了从不同地方抄来的“集解”的痕迹。换言之，在李时珍之前，当已有“三七”的不同记载或说法；但是，“三七”毕竟还是“近传”的新药。另外，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为《本草纲目》上书皇帝时，也特别提到了“三七”：

臣不揣猥愚，僭肆删述，重复者芟之，遗缺者补之。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锁阳、山柰、土茯苓、番木鳖、金柑、樟脑、蝎虎、狗蝇、白蜡、水蛇、狗宝、秋虫之类，并今方所用，而古本则无；三七、地罗、九仙子、蜘蛛香、猪腰子、勾金皮之类，皆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载。今增新药，凡三百七十四种。


很清楚，他也是特别指出，“三七”原只是作为“方物土苴”(意即微贱的土产)而被列为“今增新药”的一种，且在这类药中排名第一。李时珍父子所说，都强调了“三七”是当时新近发现的一种药。这种药，当然不为一般时人所知；而这种药恰恰也写进了《金瓶梅词话》。《金瓶梅词话》第62回写到李瓶儿得了“血崩”之症，“下边月水淋漓不止”．前夫的哥哥花子由来探望她时劝用“三七”：

花子由坐了一回，起身到前边，向西门庆说道：“俺过世公公老爹，在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曾吃来不曾?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里有收下此药，何不服之?”西门庆道：“这药也吃过了。昨日本府胡大尹来拜，我因说起此疾，他也得了个方儿，棕灰与白鸡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

从这段小说的描写来看，也是将“三七”视作比较罕见、珍贵的药来看待的。这种笔墨，既符合小说有意突出李瓶儿曾留有许多花太监的贵重之物，也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三七”开始流传的情况相合。这样看来，很像熟悉《本草纲目》的王世贞有可能将“三七”写进《金瓶梅词话》了。



但是，仔细一想，这种似乎合乎逻辑的推理却问题多多。首先，对照王世贞在这个时期的体力、时间、心态等具体情况来看，是根本不可能写《金瓶梅》的。我们且看万历八年(庚辰，1580)，即李时珍初次拜访王世贞的这一年，王世贞说自己：“庚辰岁首，仆以倦一切，称病弁园。”(《吴汝震》)“庚辰岁首，藉灵真警诱，少知创悟，决策屏家累，绝世情，束身入观”。这就是说，他此时决心离绝世情，束身学道。不久，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臣自壬午(1582)之岁，构恙膏肓，几与鬼伍。虽赖医药，勉强支持，然而发白殆尽，齿落无馀，脾胃削弱，饮食减省。元气耗于少年之曲蘖，心血枯于中岁之笔研。即虽年未笃老，而厌厌无复生气。”(《衰病不能赴任恳乞天恩赐保田里疏》)在他求仙学道之时，还有人要弹劾他(见徐学谟《归有园稿》卷15《与王凤洲中丞五首》)。到写好《本草纲目序》不久，就在这一年去世了。以这样一个老衰病弱之身体、只求出世学道之心境，能写出这样一部汪洋恣肆、关切现实的《金瓶梅》吗?事实上，退一步说，即使他还精力充沛、关注现实，恐怕兴趣也不在此，时间也不允许。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说，李时珍初次找他时，“予方著《弁州卮言》”；到写好《本草纲目序》前一年，他刚编好一百卷的《弁山堂别集》(《奔山堂别集小序》)，那么这些工作需要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再加上平日不时迎来客往，赋诗作序，应付公务(参见郑利华《王世贞年谱》)，哪有时间去完成《金瓶梅》这样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呢!

同时，我们来看，《金瓶梅》中所写“三七”与《本草纲目》所写“三七”的用法还是有着很大距离的。专家们早就认同《金瓶梅词话》写的药名药方，往往是有根据的，写来得心应手。就第62回提到的一位医生所读的医书，一下子就开出了一大串：“王叔和(魏晋间名医)、东垣勿听子(金代名医李东垣)、《药性赋》、《黄帝素问》、《难经》、《活人书》、《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洁古老脉诀》、《加减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寿域神方》、《海上方》，无书不读，无书不看。”所以，我们相信《金瓶梅词话》写“三七”也不是胡来的。这部小说中写到“三七”的服法与用量是：“用酒调五分末儿。”但是，《本草纲目》在《主治》卷4下谈到治“崩中漏下”时说：“三七，酒服二钱”；《草部》卷12再次谈到治“妇人血崩”时又说：“三七研末，同淡白酒调一、二钱服，三服可愈。加五分人四物汤，亦可。”请注意，《本草纲目》所言的用量是《金瓶梅词话》所说的二至四倍，相距竟如此之大!这难道可以证明《金瓶梅》的作者写“三七”是从《本草纲目》中抄来的吗?不，这恰恰证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写“三七”时，不是参考了《本草纲目》，因而熟悉《本草纲目》的王世贞就不可能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了。



那么，《本草纲目》与《金瓶梅》研究没有关系吗?不，还是有点关系的。


首先，它对于《金瓶梅》作者研究还是有点用处的。王世贞得到《本草纲目》后不可能写《金瓶梅》，但在王世贞得到《本草纲目》至逝世这十年间，屠隆、汪道昆、潘之恒这些被认为有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人，都先后到王世贞家里来盘桓过多日。他们完全有可能翻过这部还未出版的奇书，而又不是记得很清楚，于是有可能很有兴趣地在小说中写进了这一新鲜东西，以恰当地表现李瓶儿的富有；但又不是记得很清楚，所以在用量上就有所出入了。


假如说，对屠隆等人可能在王世贞家里翻过《本草纲目》而将“三七”写进《金瓶梅》，还多少有点猜测的话，那么《本草纲目》及其“三七”的描写，对于《金瓶梅》成书年代的考证，还是大有用处的。因为李时珍父子都强调“三七”一药是近来新发现的，是新写进《本草纲目》的，这应该可信。所以，在《本草纲目》未曾刊印之前，它确为少数人所知，而从《金瓶梅词话》中的描写来看，既认为“三七”是一种新出的珍贵药材，又与《本草纲目》所写有所不同，那一定是《本草纲目》流传开后，“三七”的用法很快被一些人加工、改造后编进了其他的医书中，《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就从那类我们现在不知名的医书而不是从《本草纲目》中抄来的。当时，这类书肯定是有的，像稍后于《金瓶梅词话》的邝露写的《赤雅》卷上，也谈到了“三七”。但这部书写的内容是，“用三七末、荸荠为丸，又用白矾及细茶分为末”，来“破盅”。这种用法就不见于《本草纲目》。这说明《本草纲目》传开后，一时写“三七”的书不但有，而且所写的用法各种各样。但这类书出现写“三七”的源头，看来还是出于公开出版后的《本草纲目》。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何时公开出版的呢?据李时珍儿子的上疏说：“甫及刻成，忽值数尽。”这说明《本草纲目》刊印出版于李时珍去世前的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这个万历二十年前后，正是我早年断定《金瓶梅词话》成书的时间。这就又一次为我提供了一条新的证据。我早就说过，假如《金瓶梅词话》成书于万历二十年前后的话，那么像王世贞及其他嘉靖间的“大名士”们，就不可能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了。万历年间流传的作者是嘉靖间人的说法，无非是万历二十四年真正的作者抛出《金瓶梅词话》时，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让书卖出个好价钱而故意放出的烟幕罢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