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养生之道

a8n5x

张学良一生吃喝嫖赌、烟酒鸦片全来，可是居然活了100多岁，他的幽禁生活表面上看上去一派悠闲散淡，内心却非常孤寂。一段时间里他精神忧郁，心境凄凉，过早地脱发秃顶，眼花耳聋；在心理上、精神上也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的开导劝说下，他皈依了基督，希望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他不光熟读《新约》、《旧约》，也对宗教的精义进行研究，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事的学院的函授生。到了星期日，他就下山到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去做礼拜。
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轻时虽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但时间不长，而且那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是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加之后来戎马生涯，四处奔波，对此早已兴味索然。被囚禁后由于苦闷孤寂，觉得像“安贫乐道”“心正手洁”之类的教义，使他那备受摧残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种寄托，所以他信教了。
宗教，与其他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不寻常的诱惑力。一个人一旦投身其间，耳濡目染，就会变，甚至往往会像着了魔、入了迷似的，对它执著追求，笃信不已。至于它所宣扬的东西，究竟是真是假，对或不对，科学不科学，是不是合乎实际，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然而，现代医学也日益重视宗教信仰与生命健康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承认，宗教信念能带来身体机能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变化，而这种有益的催化作用又是西医原理难以解释的。精神救助法，往往使一些绝症患者化险为夷(至少病情能大为减轻)，北京医院某著名心血管医生就劝过他的一个病人研究《佛经》，就是希望病人找到寄托、释缓精神压力。
张学良笃信宗教，有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多评论。但他以基督教义中的爱人与己自勉，却是值得借鉴的。他在九旬寿筵上骄傲地说：“除了老了，我没有崩溃！”说明了他信仰宗教最终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力量。
对于宗教信仰，医生的观点是应从宗教中汲取积极因素，用于养生，才是目的。
众所周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非法囚禁，一关就关了54年，风华正茂的36岁青年人被关成了九旬老翁。张学良是个有极高抱负的人，他26岁时就在给二弟张学铭的信中说：“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由年轻有为、叱咤风云的少帅，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失去了一切，这种人生给予的残酷打击，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住的。张学良却能在半个多世纪非常人能忍受的幽禁生活中，获得长寿，实属奇迹。过完百岁大寿，张学良仍然精神矍铄，他的私人医生说他的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牙齿也很好，吃自助餐仍能自己端盘子取食物。　被囚禁的一开始，张学良也接受不了现实，“终日绕室长叹”，大发脾气，内心非常忧郁。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看着日本军队横行中国大地，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
忧郁，也就是中医说的郁症，是无人能幸免的，也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早在几千年前，养生学家就已经开始研究郁症。《内经·素问·遗篇》中就提出了“五郁”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说的是郁症范围极广，是致病的心腹大患。
在《素问·疏五过论》中，说明了郁症发病的原因和症状：“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这提出了一个观点，贫富、贵贱、苦乐等人生变化，使人处于心理需求不能被满足的逆境状态，如政治迫害、怀才不遇、家庭纠纷、经济困难等，于是造成精神压抑，感到苦海无边。郁症几乎是任何一种身心疾病的致病原因之一。
人生变化带来的精神压抑，如果时间较短，就是一般性问题；但如果持续时间在3年以上，例如长期政治迫害(张学良的经历就十分典型)、怀才不遇、民族歧视、战争恐怖、颠沛流离、中年丧偶丧子等，就是对健康具有严重杀伤力的严重威胁。它有着强烈的精神压抑作用，能加速人体衰老，甚至导致当事人不幸夭亡。
清朝名医叶天士指出，《疏五过论》中提到的“尝富后贫，故贵脱势”是人生之大忌，如果因此发生精神创伤，是很难恢复常态的。换一种方式说，人容易接受先贫后富，先苦后乐，由逆境转为人生顺畅，是无碍于健康的；在一帆风顺中出现暂时性的挫折和意外，也不会对寿禄产生太大影响，然而哪怕心胸最豁达、意志最坚强的人，都难以从“富贵温柔”中猛然转向不可逆转的穷愁困苦的命运，因此而郁闷，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心疾”是最难治疗的郁症。这恰恰就是张学良面临的问题，张学良在囚禁生活的一开始，也是极其不能适应的，几度陷入绝望，并大病了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