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在北京的故居

商汤之风

清代康、雍、乾、嘉四朝是北京历史上的较繁荣时期。那时人文蔚盛，不少著名学者在北京任职或从事学术活动。在他们的诗文集中往往记载了他们在北京居住的地址。其中有些涉及北京街巷的变迁、院舍的情况、学术活动，甚至还有涉及国际交往的史事。现在举出几个事例来。

    《周易玩辞集解》作者查慎行住槐市斜街
，住处称“槐簃”。有诗云：“老瓦盆中花十本，上槐街里屋三间。”朱彝尊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入直南书房时，在黄瓦门之东皇帝赐给的房子居住。写有“赐居禁垣诗”。黄瓦门即今地安门里黄化门，当时仍在禁垣以内。后来从黄瓦门迁到宣武门外海波寺街，因庭院中有藤二本，柽柳一株，故名所居为“古藤书屋”。后来《亦有生斋诗文集》的作者赵怀玉迁到这里来住，在他的《移居诗序》中云：“癸丑八月，自青厂移居海波寺街之古藤书屋，朱竹垞（彝尊号竹垞）检讨旧寓也。”并请人画图赋诗纪事，表现了对于前辈学者景仰的心情。朱彝尊的《经义考》、《日下旧闻》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此后又移住槐市斜街，即宣外下斜街。当时有市集，丰台卖花者每月逢三至土地庙售卖。所以，朱彝尊作诗有“老去逢春心倍惜，为贪花市住斜街”之句。

    李渔（笠翁）有《芥子园画谱》三集，芥子园在南京城内。到北京后仍以芥子园为名。《宸垣识略》卷十云：“芥子园在朝家谭，康熙初年钱塘李笠翁渔寓居，今为广东会馆。”

    著有《怀清堂集》和《辽史拾遗》的汤右曾、厉鹗住在宣武门外“宣南坊”的烂面（缦）胡同接叶亭。在那里住的还有著有《南华山人诗钞》的张鹏翀。

    著有《复初斋全集》精研经学的翁方纲曾住在孙公园。孙公园是清初人孙承泽的故园。翁方纲所住的院中，有合欢一株，因名所居为“青棠书屋”。后来又搬到宣武门西轿子胡同（今广安门里教子胡同）赵吉士的寄园旧址（《寄园寄所寄》一书的作者。或云，寄园在长椿寺西即后来的全浙会馆）。《归愚诗文钞》的作者沈德潛也在寄园旧址住过。其《移寓寄园》诗云：“行人欲认诗人寓，老树村边第二家”。著名史学家钱大昕、赵翼都在附近住过。

    著有《潜研堂集》的钱大昕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住于椿村头条胡同。二十年（1755年）移寓悯忠寺街西砖儿胡同。悯忠寺即今法源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修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钱大昕还住过南横街。戴震（东原）到北京来就到南横街钱宅去过，欢谈竟日。此后还住过珠巢街、上斜街等处。在上斜街住过的还有《诸史考异》的作者洪颐煊。

    编纂《四库全书提要》的纪晓岚也住过珠巢街路东。至于有名的阅微草堂则在虎坊桥，《笔记》大约就是在那里写的。

    《看云》楼集作者李调元住在梁家园。梁家园是明人梁氏所建。当明“有水可泛舟”，“亭榭花木极一时之盛”，牡丹、芍药将近十亩。开花时，云锦布地，香闻里馀，后圯废。李调元在这里筑看云楼，就名他的著作为《看云楼集》。

    经学家又著有《寰宇访碑录》的孙星衍住过孙公园，后又迁居琉璃厂，曾在这里校刊《晏子春秋》。朝鲜使臣朴齐家为他书写“问字堂”匾额，成为中朝学者交往的佳话。

    《香亭文稿》作者吴玉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住琉璃厂南夹道，隔壁是著有《勉行堂集》的程晋芳，吴玉纶自谓所居为王士祯故居。吴玉纶《古藤诗思图记》云：藤为渔洋山人手植，余以壬午僦居。钱大昕《题吴香亭鸿胪古藤诗思图》云：“海王之村近书市，亲城尚书曾卜庐，藤花一本手所植，岁久剪败惟枯株……。”也认为他的住处就是王士祯的故居。但据《宸垣识略》卷十云：“王阮亭寓居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有藤花为阮亭手植，尚存。”《藤阴杂记》卷十亦云：“（琉璃）厂东门内一宅相传王渔洋曾寓。”《京师坊巷志》认为吴玉纶的说法可能是传闻之误。实际上王士祯在宣武区曾在数处居住过，如张维屏《保安寺街寓斋有怀》诗云：“鸿爪当年聚异才，保安寺外几徘徊。至今月白风清夜，如见诸贤步屧来”（原注：康熙间，王渔洋寓保安寺街，施愚山，邵青门诸公时过访夜谈）。

    别外有些著作的官员也多在宣南坊（今宣武区）一带居住，如著有《真有益斋文编》、《诗娱室诗集》的黄安涛，自八宝店移居西专儿胡同，斋前有枣树一株，接叶檐际，休闲时吟咏其下，名其诗为《枣檐集》。著有《渊雅堂集》的王芑孙，住在烂面胡同中之莲花寺湾，胡同内有莲花寺。王芑孙又住过烂面胡同。著有《定庵集》的龚自珍住珠巢街、土地庙斜街。著有《太乙舟集》的陈用光也住在烂面胡同，邻居为济南会馆。著有《船山诗草》的张问陶自南菜园移居北半截胡同，后为江苏会馆等。烂面胡同中有水月禅院，《姚兵部诗文集》作者姚学塽曾僦居其中。

    著有《金梁梦月词》的周之琦住过地藏庵、贾家胡同、潘家河沿、粉房琉璃街、珠巢街等。这些房以珠巢街的二十多间为最大，而且有“古藤交枝，冷翠欲滴。”但不久，就调往四川任道台去了，最后升至广西巡抚，因患腿疾奏请开缺，回原籍河南祥符养病而离开桂林。

    这些学者或官员的住处，大多是租赁的。他们不买房的原因大约是：首先，他们多是外省人，家有祖居，不便另置新产；其次，京官有时外调，居处无常，所以也不需要买房定居。周之琦之所以屡迁其居就是这个原因吧。

    最后，这些学者京官多能敦持素养，清廉自律，其宦囊并不富裕。就以著有《瓶庐诗录》的翁同龢为例，他是光绪帝的老师，官至户部尚书（财政兼民政部长）因支持变法而被慈禧罢官，归乡生活还要其门生实业家张謇的不时赒济。这样的官员要想在北京购买民宅地恐非易事。宋朝诗人魏野献给寇准的诗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清朝的不少学者官员可以与寇莱公比美了。（李瑚 北京 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