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亡

yongqi

玺文二字，前人释为“亡麋”[①]，《古玺汇编》从之，我们知道此玺确由“亡”和“麋”两字组成，但是该玺是否能释作“亡麋”，却值得探讨。
罗福颐先生在《古玺汇编》中将此玺列入官玺类，而在《古玺印概论》中将此玺作为战国白文私玺加以列举[②]，可见，罗福颐先生对此玺的归属尚游移不定。最近，吴振武先生将此玺定为官玺[③]，所据为《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话，其文不长，兹引录如下：

齐宣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齐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吴振武先生据此认为“亡”读为“无”，“亡（无）麋”“概即当日掌囿之官或关卡检查放行出入货物时所用之玺。”我们认为仅据齐有“麋鹿之禁”而认为此玺为官玺，证据似不充分。
该文虽已注意到此玺玺文反书，但拘于旧释，仍将此印释作“亡麋”。我们认为，既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方反书的玺印左读，那么，按照常例，该印右读，释作“麋亡”，远较“亡麋”合情合理。
玺文反书，给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此玺作为成语印的可能性较大，而为官玺的可能性较小。查《古玺汇编》一书，在官玺类共收古玺369方，而反书的仅8方，且皆右读；而在该书所收的吉语玺类则大量存在反书的玺印。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跟古代玺印的使用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古玺印体大多有穿存在，这说明古人有佩印的风俗，但有的印章却是佩而不钤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反书 ”印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据有关文献记载，有些玺印并不是压钤使用的，而是一种人们随身佩用之印。有的为了表明身份，如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佩五国相印。有的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如《抱朴子·登陟》：“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祸福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凡佩印，其印面文字一般为正文，钤印出来却是反文。我们认为，古代官玺虽然也用于佩戴，但其功用却是以钤印为主，故反书少；而成语印主要是用于佩戴而非钤印，故反书多。
或以为此印稍大，定为成语印恐不妥。诚然，印面的大小与印章的性质有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官印印面稍大，而成语印则相对较小，但是这种情形也并非绝对。大家知道，先秦印制并不象秦汉以后那么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古玺无定制。古玺中官印大多数比较大，但也有一些较小的官印存在，如《古玺汇编》0080号“司工”、0106号“卜大夫”[④]、0319号“右廩”[⑤]等印。同样，古玺中的成语玺也有一些比较大，如《古玺汇编》4189号“敬事”、4809号“宜有百万”[⑥]、4872号“大吉昌内”等印。由此可见，印面大小并不能作为判别官印和私印的绝对标准。
把“麋亡”印定为成语印，还可以从语音语义上得到印证。我们认为玺文“麋亡”与典籍中的“密勿”、古文字中的“百每”等词相当。
一般认为，“密勿”这类联绵字本无定字。孙德宣在其《联绵字浅说》一文中说：“文莫即《尔雅》之‘蠠没’、《说文》之‘忞慔’、《方言》之‘侔莫’、《毛诗》之‘黾勉’、《韩诗》之‘密勿’、《洛诰》之‘民农’，皆一声之转，强力任事之谓也。” [⑦]其说甚是。
这个联绵字除孙德宣所提及之字外，尚有“谋面”（《尚书·立政》）、“晚密”（《韩非子·忠孝》）、“闵勉”（《汉书·谷永传》）、“茂明”（《汉书·董仲舒传》）、“文农”（《广雅》卷三）、“罔莫”（《抱朴子·勖学》）、“僶勉”（《晋书· 阮籍传》）等多种写法。下面略举数例，稍加说明。
《诗·邶风·谷风》：“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释文》：“黾，本亦作僶；黾勉，犹勉勉也。”《韩诗》作“密勿同心”。《诗·小雅·十月之交》：“黾勉从事，不敢告劳。”《诗·大雅·云汉》：“旱既大甚，黾勉畏去。”陈奂《诗毛氏传疏》：“黾勉，双声连绵字。”古音黾，阳部明纽；勉，元部明纽。密，质部明纽；勿，物部明纽。
《尔雅·释诂》：“蠠没，勉力。”郭璞注：“蠠没，犹黾勉。”古音蠠，元部明纽；没，物部明纽。
《汉书·董仲舒传》：“子大夫其茂明之。”颜注：“茂明，勉也。”古音茂，幽部明纽；明，阳部明纽。
玺文“麋亡”二字古音皆为明纽，一为脂部，一为阳部。“麋亡”与上举“密勿”等音近义同，为同一联绵字，都有勉力、努力的意思。
“麋亡”这个联绵字，还出现在古文字资料中，即见于金文的“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