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后案二十卷【清·黄式三.清道光二十四年活字本】

一齋

【书  名】论语后案（二十卷）
【作  者】[清]黄式三
【版  本】清道光二十四年活字本
【格  式】PDF
【清晰度】清晰
【大  小】29.7MB
【书  影】如下

玉在椟中

对论语的各种评注及疏证，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部说不尽的典藉，愈深挖愈感觉其趣味无穷、愈感觉其博大精深的宝库。

cjc

书名:论语后案
作者清)黄式三撰
其他作者:
ISBN号:
价格:RMB380000(套价)
发行地:上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
页数:415～629页
开本:26cm
装帧形式:精装

清代儒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黄式三《论语后案》述介※

韩岚  张涅



［提要］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定海紫微人，晚清著名学者。其现存著作13种，近100万字。《论语后案》为其代表作之一，在晚清、民国期间影响甚广，李慈铭、章太炎、梁启超等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先考释字形、字音，再具列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释》，最后附以阐述己意的《后案》，体例明晰；引证时不专主汉宋，择善而从，考证详备。其中对陆王心学批判甚多，强调“理”即“礼”，天理即在社会规范中，在学问之中也有深切的社会关怀。

［关键词］清代儒学    黄式三   《论语后案》      



先秦儒学着重于对社会规范和规范中的人的意义的思考。汉武以后，有关社会规范的认识成为专制政治的招牌。南北朝以降，佛学传入，促使儒学进行形而上的理论建设和对人生意义的再思考，于是产生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但是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儒学又开始了反思和批判。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士人批判专制政治，抨击空谈心性的学风，给儒学抹上了亮丽的色彩。但是，清朝统治者用文字狱扼杀了自由的思想，以至士人的反思和批判只能掺杂在文献整理和考据之学中。清一代的贡献，主要在于对先秦典籍的系统整理，为近代以来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这其中，黄式三的《论语后案》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



一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定海紫微人，晚清著名学者。《清史稿》记其“岁贡生。事亲孝，尝赴乡试，母裘暴疾卒于家，驰归恸绝。父老且病，卧床第数年，衣食靧洗，必躬亲之。比殁，持丧以礼，誓不再应乡试。于学不立门户，博综群经，治《易》治《春秋》，而尤长《三礼》。论禘郊宗庙，谨守郑学。论封域、井田、兵赋、学校、明堂、宗法诸制，有大疑义，必厘正之”（卷四百八十二）。

定海地处偏僻，文教并不发达，但紫薇庄的黄氏家族具有世代习经的传统。黄式三的曾祖父黄士立号“学礼公”，祖父黄必悌为庠生，父亲黄兴梧“以《易》《诗》著名庠序”[1]，以《孟子》为“圣学正传，亦文章之祖”，“老犹读之，声琅然彻户外”[2]。黄式三的经学基础就承自于家学，他在《族谱叙》中记道：“式三束发受书，夙闻家学。”[3]《春秋释叙》也记述说：“少时爱读《左传》，先君子黄兴梧既以杜《注》及姜氏《补义》授之。”[4]他的儿子黄以周撰《先考明经公言行略》，也记道：“茂才公式三父兴梧尝笃爱之，教读诸经，期成远大器。”

定海黄氏自黄式三始为学界瞩目，章太炎称其“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5]。其著作尚留存13种：（1）《易释》四卷（清光绪十四年定海黄氏家塾刻本，清光绪间广雅书局刻本，民国九年番禺徐氏重印广雅书局本）；（2）《尚书启蒙》五卷（清光绪十四年定海黄氏家塾刻本）；（3）《春秋释》四卷（清光绪十四年定海黄氏家塾刻本，清光绪十五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4）《论语后案》二十卷（清道光二十四年活字印本，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5）《周季编略》九卷（清同治十二年浙江书局刻本）；（6）《经说》四卷（清光绪二年黄氏家塾刻本），又五卷（清光绪十四年续刻本）；（7）《史说》一卷（清光绪二年黄氏家塾刻本），又五卷（清光绪十四年续刻本）；（8）《读通考》二卷（清光绪二年黄氏家塾刻本，清光绪十四年续刻本）；（9）《读子集》三卷（清光绪二年黄氏家塾刻本），又四卷（清光绪十四年续刻本）；（10）《儆居杂着》四卷（清光绪二年黄氏家塾刻本），又六卷（清光绪十四年续刻本）；（11）《黄氏塾课》（一名《经外绪言》）三卷（清同治二年刻本，清光绪间黄氏家塾刻本）；（12）《诗音谱略》一卷（稿本）；（13）《音均部略》四卷（稿本）。共约100万字。[6]



二

《论语后案》是黄式三的代表作。他39岁时草创，42岁初成，当时就自感到“此后心始有主，异于少年之距弛不羁”[7]。以后又屡加删改，至74岁时修改定稿。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就引起学人的关注，许印林、严铁桥等都提出过意见。刊印后，在晚清、民国期间影响颇大。黄式颖《〈论语后案〉叙》记：“于文字、训诂、声音、名物、制度、事迹考之固详，而义理之学嫥取其切合于事情者，而去其虚县不可穷诘之辞。昔朱子尝谓学者好为儱侗之语，自欺欺人，自谩谩人，是书也庶几免于此乎！”李慈铭称其“不专主汉、宋，而悉心考据，务求至当。其诠释义理，亦深切著明，绝去空疏诘曲之谈。于经文之异文古字，皆随文附注，近世汉学诸家之说，采录尤多。以之教授子弟，既不背于功令，又可以资实学，诚善本也”。[8]章太炎评价道：“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9]程树德编著《论语集释》，[10]也采撷其文字甚多。八十年代，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11]在论语条目下也列其为历史上8部重要的注释著作之一。

《论语后案》有清道光二十四年活字印本和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本，其应以后者为定本。这一点，其子黄以周《〈论语后案〉识》[12]记述得很清楚：



初先君子之注《论语》也，仿王光禄《尚书后案》之例，前录何氏《集解》、朱子《集注》，后加案语，以别同异、明是非，命其书曰《论语后案》。父执日照许印林先生以《集注》为人人诵习之书，可不具录，乌程严铁桥先生亦以为然。道光甲辰用活字版印行是书，仍依原稿，不用许、严二先生之言。乙巳以后，时复增删，丹黄错见。晚年命以周誊录全册以为定本，祗存案语，《集解》、《集注》则乙之，改命其书曰《论语管窥》，存诸家塾已十余年。辛巳升任谭制军文卿师来抚浙时，以周充书局差，询及先君子遗书，谨献数种，且述活字本《后案》已散人间，索者颇多，虑无以应。谭制军以是书有裨后学，遂付梓书局。以周以后改定本为请，谭制军以为录《集解》以存古义，录《集注》以遵功令，体例甚善，宜用前本，案语之增损者则从后本；又谆谆以是书笔划应改用今通行字，不可过古，有妨初学之应试者。以周起而敬对曰：“唯唯！”书刊及半，谭制军升任去越，今告蒇谨述始末以识谭制军之大惠，且以告读是书者《论语管窥》即是本，特无《集解》、《集注》焉尔。



即黄式三开始注《论语》时，仿照王光禄《尚书后案》的体例，先具录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论语集注》，再加入自己的案语。此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活字版。随后听从许印林、严铁桥、冯柳东的意见，删掉《集解》、《集注》，增删修订“后案”，改名为《论语管窥》，嘱托黄以周以此为定本。但黄以周后来付印时，采纳谭制军的意见，依然保留道光甲辰活字版的体例和书名，只是“后案”换用增订后的，此为光绪九年（1883年）浙江书局的刻本。显然，后者更能反映黄式三对于《论语》的学问见识，黄氏父子也都以后一种刻本为定本。

因此，读《论语后案》当据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续修四库全书》所收为道光甲辰活字本，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文据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但《征引书目表》标为“道光甲辰活字版本”，此当是没有细加比较，又迷信初刻本造成的疏误。



三

《论语后案》的体例与王光禄《尚书后案》相似，其先释字注音，再具录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论语集注》，最后加入自己的“后案”，整部著作意义赅备又体式明晰。其中《集解》采集汉学的代表人物孔安国、马融、包氏、周氏、郑玄、王肃等及三国时人注释，《集注》反映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后案》又引用明、清诸多学人的研究成果，三者组合在一起，近乎梳理了《论语》学史，读者据此可以比较全面地领会各家各派的观点和倾向。谭钟麟说“录《集解》以存古义，录《集注》以遵功令，体例甚善”，自非谬夸。例如《里仁》篇第15章：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参”，依《说文》当作“   ”。

【集解】孔曰：“直晓不问，故答曰‘唯’。”

【集注】“参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贯，通也。“唯”者，应之速而无疑者也。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

【后案】“一”者，总词。道散见于天下，而人己内外之交有可总以贯之者，故曰“一以贯之”。下文所言忠、恕是也。先儒求于忠恕之外而谓自有一道者，或以天言，或以心言，或以性言，或以理言，或以仁言，或以静言，或以中言，或以敬言，或以格致言。戴东原曰：“一以贯之，非以一贯之，诸说失之矣。”阮云台曰：“贯，行也，事也。《经》中两‘一贯’字，与仍旧贯，皆当训行事也。一与壹同，经、史中并训为专，又并训为皆。一以贯之，犹言皆以行事为教也。”亦备一义。



《集解》阐述曾子回答“唯”的意义，《集注》解释了“参乎”、“贯”、“唯”三个关键词，重点也在阐述曾子何以回答“唯”。《后案》则扣住“吾道一以贯之”来释义，先解释“一”，再解释“道”就是下文所言的“忠、恕”，再指出前人对“道”的阐述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最后，又引述清人戴震、阮元的观点，指出其亦备一义。显然，其既介绍了传统的主流观点，又采撷不同的理解，排比众说之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兼及学术史疏理和学术思想表达两个方面。

黄氏还特别考虑介绍众说的详备。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刘宝楠《论语正义》略作比较即可知晓。例如上文所引这一章，刘宝楠的注释有一千二百多字，比黄氏多了四倍。他说到：“焦与王、阮二家之说，求之经旨，皆甚合，故并录存之。”其中焦循《雕菰楼集》的注释与何晏《集解》、朱子《集注》无异，强调“贯者，通也。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也”，只是对“浑然天理”、“真积力久”的具体阐述。王念孙《疏证》与阮元《揅经室集》的观点一样，训“贯”为“行”，认为“一以贯之”即一以行之。与《论语后案》比较，少了戴东原 “一以贯之，非以一贯之”之说。戴氏强调“一”，指的是实践要求，而非“理”之类的理论原则，当有特别的意义。而且，焦循之说，没有比朱熹有发展，略弃时代更早、影响更大的《集注》而引录晚近的焦说，也有排斥宋学之嫌。显然，《论语正义》虽多了九百余字，引述实不如《论语后案》详备。黄式三在《论语管窥叙》中说：“是书所采获上自汉魏，下逮元明以及时贤，意非主为调人，说必备乎众，是区区之忱端在于此，而分门别户之见不敢存也。”诚非虚言。至于体例，《论语后案》先文字考辨，再分《集解》、《集注》、《后案》三部分，也更为明晰。

另外，《论语后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清一代学人的成果。《后案》中出现的学人有顾炎武、黄宗羲、汤斌、陆陇其、万斯大、李光地、阎若璩、何焯、任钓台、惠士奇、江永、秦惠田、蔡宸锡、全祖望、卢文弨、江声、臧玉林、王鸣盛、戴震、钱大昕、程瑶田、段玉裁、邵晋涵、王念孙、汪中、武亿、刘台拱、周炳中、翟晴江、杨云晃、李灼、姚秋农、凌廷堪、严可均、焦循、阮元、王引之、洪筠轩、陈澧、顾麟士、戴清、赵佑、戚鹤泉等数十人。黄氏充分介绍他们的观点，使《论语后案》这部著作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论语》学研究的水平。



四

《论语后案》引证详备，持论公允，称得上是清代考据学的代表著作之一。

清代的考据学由顾炎武开其端，经过方以智、阎若璩、惠栋、戴震等的发扬光大，至清中叶蔚为大观，成为时代潮流。考据学派强调的是历史资料的实证，主张无征不信，且例证越上古丰富越能使人信服。例如钱大昕说：“六经诂训，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13]黄式三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思凭于虚，不如前人之已阅历者据其实也。思者殚一己之谋虑，不如集古圣贤之谋虑周而精也”（《卫灵公》31章案）。 他对《论语》语录中涉及的古代礼仪、典章、地理、名物等知识都据“前人之已阅历”、“古圣贤之谋虑”，作了详尽的考证，博赡精审，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关于“八佾”说，“佾”的人数是否都一定为八人，前人有异议，黄式三说：



服子慎《左传注》云：“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诸侯用六，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二八十六人。”韦氏《晋语注》云：“八人为佾，备八音也。”与服说符。杜氏《左传注》从何氏《公羊传注》云：“每佾人数如其佾数。”《宋书·乐志》傅隆曰：“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降杀以两，减其二列。尔以为一列又减二人，士止四人，岂复成乐？”傅意以杜《注》为非也。《汉书·刘向传》：“季氏八佾舞于庭，卒逐昭公。”吴斗南据之以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人”当作“八”。鲁自隐公初用六羽，当有六人。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吴氏伸《汉书》，以季氏为平子，与马《注》异；以每佾必八人，与服、马符。说者谓《国语·晋语》“郑赂晋以女乐二八，晋侯以一八赐魏绛”，《越语》“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韩非子·十过》“秦缪公遣戒王女乐二八”，《韩诗外传》（九）引作“二列”，又《楚辞·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皆舞列八人之证，当以服注为是。



这里，先介绍服子慎、韦氏“八人为佾”和何氏、杜氏“每佾人数如其佾数”两种观点，随后引用《左传》、《国语》、《楚辞》、《韩诗外传》、《汉书》这些与《论语》产生时代相近的典籍加以论证，材料如此翔实，“当以服注为是”的结论当让后学信服。这种考据不标新立异，也不固守前说，不迷信权威，也不作调人，凡一言必考之有据，绎之以理，渗透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刘师培曾评价近代汉学的“征实派”，“或条列典章，或诠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14]此也可移为对黄氏《论语后案》的评价。

考据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经典的原本意义，因此，黄式三在排比材料、归纳论证的同时，还强调把经典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境况里，从历史客观的特殊性的角度解读其原本意义。《论语》的语录意义原本具有与特定境况下的特定对象相关联的特征，考证时对此高度重视，得出的结论就更客观可信。例如《子罕》章记：“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黄氏“后案”道：“《史记·世家》录此事，先儒以为诬圣辱圣。然圣人此言必有为而言，旧说指卫灵，或有所传。《经》中言‘未见’者六，以此章推之，不可因圣言而尽抹一时之贤俊也。” “必有为而言”，即强调语录意义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不能作脱离语境的简单化认识。再如《先进》篇“由也喭”，黄式三说：“朱子以‘喭’同“谚”，训粗俗。《子路篇》云‘野哉由也’，是朱子《注》所据。然彼以一事言之耳。”“以一事言之”，也即指这一条语录针对子路在某一事件上的态度而言，我们不能据此以为这是孔子对子路的整体评价。

实证的精神必然与主观精神相矛盾，因此黄式三与同时代的许多学人一样，对陆王心学空谈“心性”的疏误加以批判。他说：“近儒言仁，空论本心，因以瞑目静坐心无所著为仁，是老僧而壁多年，有一片慈悲心即可毕仁之事，尤谬也。”（《雍也》篇第22章案）“最可怪者，近解袭用《孟子》求其放心、失其本心及存心之言，混谓精神内敛，此心自存，而遂以瞑目静坐为存心；为求放心，以认本来面目为认本心。异说所由起也。”（《颜渊》篇第3章案）这种简单化的否定当然有偏颇之处，陆王心学强调人的主体价值和主观精神的作用，是对偏于客体建构的程朱理学的反动，也蕴育了个性解放的思想萌芽，意义自不能低估。但是，其面对社会伦理失范的现状，借用先秦两汉儒家的思想资源重建秩序和价值观的初衷是显然的；纵然从现代的角度看，他们的思想企图不免迂阔。



五

由《论语后案》还可以认识到清末考据学派不主汉宋、综合融通和重视礼制问题的特征。在清代的考据学派中，吴学和皖学影响最大。吴学以惠栋为代表，追求存古义；皖学以戴震为代表，虽然也以依赖古藉，但以求是为目的。章太炎曾概括道：“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15]显然，后者更显示科学精神，更有思想意义。章学诚就说：“学当求其是，不可泥于古所云矣。”[16]皖学的求是，不只在文字训诂的范畴内，也以意义追求为宗旨，即“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17]。黄氏追随这种学术路向，“谨守郑学而兼宗朱子”[18]，认为汉学与宋学无分轩轾，各有侧重，互相关联。他说：“夫理义者，经学之本原；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读此书庶几知汉学之后继以宋学，二者并存天地，不必画山河之两戒，后儒存分门别户之见或籍是以融之。”[19]因此，他特别强调郑玄也有义理之学，批评后人只重其训诂；在治经中，立足于汉学方法，又汲取宋学的议题及思想，融会汉宋而不囿于汉宋。

例如《学而》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案语，对“学”、“说”的注释就是义理基于考据之上，考据指向着义理。在义理阐释中，既引用汉儒之说，也采撷宋儒之论，汉学、宋学融通在一起。其中“学谓读书，王氏及程子说同”的释读，王氏为《集解》所引，属汉学之说，其与程子说同，正是融通之例。《泰伯》篇第7章“后案”中的一段话更为典型：“毅之训，包氏为是。程子以立规矩言，未误。陆稼书云：‘宏至大，毅至刚，义甚憭。毅与刚，浑言则通也。’”这里《集解》中包氏训“毅”为“强而能决断也”，《集注》中程子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前者释义，后者阐述，又引录清代学人陆陇其的释读，组合一体，融通无碍。

读《论语后案》，能发现黄式三对有关礼仪、礼制问题考证特别详细。例如对《子罕》篇“拜下”一句的注释，就洋洋近二千字。透过这些详实、甚至有些繁琐的考证，我们可感受到其中对社会的关切之心。这不只表现在若干《后案》对于现实的联系，例如以“今日欧洲政务官、事务官之别”解读《子路》篇第14章的“有政”、“其事”。有一些对现实的批判，如《泰伯》篇第21章案：“后世阡陌既开，川浍沟洫之不修，致西北富沃之区反仰食于东南。而东南之重赋不能减，谁能远续禹功与西北之水利乎？”主要的是，他主张“理”即“礼”的思想基础就是出于社会制度建设的考虑。

以“礼学”代“理学”，是清代的政治文化思潮。至清中叶，考据学成为了显学，其要进一步发展，就要求把以考据为基础的礼学取代已经衰敝的程朱理学。凌廷堪说“六经无理字”[20]。阮元说：“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21]黄氏也宣传并发展这种思想，曾著《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详加阐述。《论语后案》一书也反复申述，指出“近解闇用老子之说而专以仪文为礼，遂滋本末轻重之说。申其说者，遂云未有礼，先有理也。信如是，则忠信，理也，本也；礼，文也，末也：与《礼器》之言不大相背谬乎？抑五经中固有此言乎”（《八佾》篇第8章案）。即强调“礼”是本，“理”建立在“礼”之上，只是对“礼”的关系和本质的抽象认识；没有礼仪、礼制，就无所谓理义。而且，黄氏也认为“礼”是社会政治的关键所在，“在上者能重礼，则一动一正一出，民必以礼应也”（《泰伯》篇第4章案）。认为“理”即“礼”，天理就在社会规范中。黄氏与凌廷堪等一样，意在挽救宋学空疏的流弊，强调个人修养从学礼开始，制度改良和维设是社会的核心问题。

在晚清学术中，融通集成和创新求变的两个方向最有价值。后者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跃进，对时代政治的影响甚大，但前者侧重于传统文化的结累，其意义在历史之中，更为持久和深远。黄式三的政治理想有着局限性，对汉宋两派的思想研究也有“不能察其异同之所在，惟取其语句之相同者为定”[22]的问题，但无疑在融通集成方面卓有贡献，其积累承传之功不能忽略。













［作者简介］

韩岚（1960．7－），女，江苏邳县人，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张涅（1963．1－），男，浙江岱山县人，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通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316000）

电话：0580-2589746；1361680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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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2006年度科研计划项目《黄式三〈论语后案〉的思想研究》（20061135）的成果之一。

[1] 清·黄以周撰：《先考明经公言行略》，清光绪间刻本。

[2] 清·黄式三撰：《先考屏山府君事实》，载《儆居杂著》，光绪十四年刻本，卷四。

[3] 清·黄式三撰：《族谱叙》，载《儆居杂著》，光绪十四年刻本，卷三。

[4] 清·黄式三撰：《春秋释叙》，光绪十四年刻本。

[5] 章太炎撰：《清儒》，载《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328页。

[6]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易传通解初稿》（稿本，索引号08752），置名黄式三。北京王逸明先生告知其为黄式三弟子成怀峤所撰。

[7] 清·黄以周撰：《先考明经公言行略》，清光绪间刻本。

[8] 清·李慈铭撰：《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127页。

[9] 章太炎撰：《清儒》，载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332页。

[10] 程树德编著：《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

[11]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12] 这一篇文字载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论语后案》，低两格刻录，无篇名，笔者据其内容和文末“以周敬识”，拟名《〈论语后案〉识》。

[13] 清·钱大昕著：《臧玉林经义杂说序》，载《潜研堂文集》，潜研堂刻本，卷二十四。

[14] 刘师培著：《近代汉学变迁论》，载《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272页。

[15] 章太炎著：《清儒》，载《章太炎学术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327页。

[16] 章学诚著：《郑学斋记书后》，载《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452页。

[17] 清·戴震著：《古经解钩沈序》，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192页。

[18] 徐世昌著：《儆居学案上》，载《清儒学案》，民国27年北京文楷斋刻本，卷一百五十三。

[19] 清·黄式三著：《汉郑君粹言叙》，载《儆居集•杂著一》，光绪十四年刻本，卷五。

[20] 清·凌廷堪著：《好恶说》，载《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140页。

[21] 清·阮元著：《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载《揅经室续三集》，民国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卷三。

[22] 刘师培著：《汉宋学术异同论》，载《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210页。

黄式三，晚清著名学者。《论语后案》是他的代表作，在晚清、民国期间影响甚大,其实事求是、不主汉宋的学术贡献获得李慈铭、章太炎、程树德等人高度评价.该书共有叙记五种,其中清道光二十四年活字印本有"黄式三《论语后案弁言》"一种,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本有"黄式三《论语管窥叙》"、"黄式颖《论语后案叙》"、"黄式三《论语后案自叙》"、"黄以周《后记》"四种。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双桥镇（原紫微乡）人，清代著名学者。幼年读书成癖，父病数年，衣食盥洗，必亲自服侍。道光十四年（1834）赴乡试，母突病去世，驰归恸绝，发誓不再应考。终生治学，博览经史诸子百家，斟酌今古，不拘门户之见。30岁后精研《论语》，40岁后考究历代典章制度。50岁后专治《尚书》、《春秋》，60岁后喜读《易经》，暮年更爱言礼，以"礼可以怡情，可以淑性，可以定命"。所著《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皆朴实无华。又撰《论语后案》20卷、《诗丛书》1卷、《诗序说通》2卷、《诗传笺考》2卷、《春秋释》2卷、《周季编略》9卷、《儆居集经说》4卷、《书启蒙》4卷、《黄氏熟课》3卷、《古体诗》1卷。梁启超谓有清一代经学，唯式三一人而已。道光二十年英军侵占定海，式三迁居镇海县海宴乡黄家桥，仿韩愈作《五箴》，讽谕当局，警惕外国侵略野心。同治元年（1862）十月病卒。《清史稿》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