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

商汤之风

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

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 刘建生 《经济史》2007年第5期 摘要：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因其主要由山西商人创办、经营，因此也称山西票号。近十余年来，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现有成果主要局限于微观、个案层面，对于整个票号业的经营业务量、资本与利润总量、总资力，以及票号在当时金融业中的地位与影响等宏观问题则较少涉及。该文立足于票号的总分号数量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对其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进行了估算，并简单梳理了兑换券的发行情况，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票号衰落之原因。 关键词：山西票号／汇票／存放款 票号是清代旧式金融机构，以经营汇票为主，同时也兼营存放款，并发行银钱票、“小票”等兑换券，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金融力量。汇票或汇兑性质的业务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萌芽，但作为一种独立的金融组织，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学术界一般认为出现在清道光初年，由平遥颜料庄经理雷履泰所创办。对票号的业务、资本、经营业绩等问题进行整体考察，不仅有助于说明票号在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也有助于探讨清末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但就目前而言，关于此的记载或研究仍然非常欠缺。建国前，少数学者所提供的几个数据不仅比较笼统，而且相互之间相差甚远。例如，韩业芳估计山西票号在清末极盛时期，“每家存款多则七八百万两，少则二三百万两，每年结利银五百余万两”。[1](p742)范椿年则认为每家票号吸收的存款，“多者至千万、八九百万，少亦三四百万”，“获利总额须在一百万两左右”。[2]东亚同文会所编的《支那经济全书》中估计山西票庄的资本总数为3300万两，陈其田认为如果将“统事”与原先资本合算，则这一数字与实际相差不远。山西票庄的资本、存款与纸票三项合计的总资产约为2亿两，全体票庄的营业总额则自几千万至几亿两。[3](p142)建国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间，学术界对山西票号的研究日渐增多，涌现出一大批相关成果。但到目前为止，通过数据统计在计量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整体性研究仍属空白。 由于票号营业中内部管理的非公开性，统计数字非常缺乏，从而对票号整体情况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所幸的是，留存下来的少量资料虽然很不完全，但却比较符合统计学上的随机性要求，完全是基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才得以保留下来。因此，笔者不揣浅薄，根据现有资料对票号的业务总量进行一个初步估计，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 总分号数量及其变化 自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雷履泰创办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到道光七年(1827年)秋冬，山西票号的势力已发展到鲁、豫、秦、苏等省，从而使北方五省(直、鲁、豫、晋、秦)商人去苏州贩货每年需运去数百万银两的状况变为“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4](卷22，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折)到19世纪50年代，票号的数量已发展到10家，并在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江西河口镇、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等近30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初步形成了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其中平遥帮的代表有日升昌、蔚字五联号、协和信、协同庆等；祁县帮的代表有合盛元、大德兴、元丰玖等；太谷帮的代表为志成信等。据统计，日升昌和日新中在1850年的分号数分别为17与12个，日升昌在1856年的分号数为19个，蔚泰厚在1858年的分号数为7个，蔚丰厚在1859年的分号数为8个。[1](p43,215-216)以此推算，在19世纪50年代平均每家票号所拥有的总分号数约为10个左右，如果以15家票号计算(这一时期的平均数量)，那么其总分号共约150个。 从19世纪60年代到清末的50年间是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票号家数在1883年达到30家的水平，且从70年代中期到清末的实存家数始终保持在25家以上。其分支机构和经营网络都有极大拓展。到19世纪80年代，票号已在全国54个城镇设有分支机构，其中有案可稽的25个城镇中所设立的分号为194个。①以此推算，全国54个城镇的分号数量应该为418家左右。如果按28家票号计算(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平均家数)，这一时期平均每家票号所拥有的总分号数约为16个左右(总分号共计约446个)。与此同时，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升昌、蔚泰厚等6家票号共设立分号93个，[5](p203)平均每家拥有的总分号数为16．5个。这同我们以城镇为基础的推算也是一致的。清末最后十年间，票号的分支机构进一步拓展到全国95个城镇，分号数量也达到475个(总分号共计约501个)。[1](p468-469) 辛亥革命后，票号开始从极盛转为急剧衰落，多数票号倒闭撤庄、清理歇业，或改组为银号、钱庄，少数极力维持者也收缩了经营范围，撤掉了许多分号。1911年时票号实存26家，到1918年时减为l0家，1921年进一步减为5家，到1940年随着最后2家票号改组为银号，票号走完了其最后历程。据不完全调查，到1917年前后票号在北平、天津、成都等18个主要城市的分号数量约为70多家。[1](P536-548)以此进行推算并比照清末时的状况，票号的经营范围已由近100个城镇缩减至30个～40个，平均每家票号所拥有的总分号数量也由20家减至10家左右。到1933年，票号仅存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晋源3家，总分号数量共计29处，经营范围缩减到20多个城镇。 二 汇兑与存放款 汇兑是票号的主业，一般通过开具汇票的形式进行。汇款人将款项交给票号，由票号开出汇票交给汇款人，汇款人将该汇票带到汇款地或寄给收款人，就可以持票向票号的当地分号取款。汇票分为“即票”与“期票”两种，“即票”是见票即付，“期票”则是按照票面上所写日期进行兑款。此外，票号还发展了“信汇”、“逆汇”(也称倒汇)等汇兑方式。“信汇”是汇款人交款给票号之后，写信给收款人，同时写信通告汇款地的分号或联号；收款人接到汇款人的信后，持信到当地票号中提取款项，票号接到交款的通知，即行付款。随着电讯事业的发展，票号还开展了电汇业务。一般的汇票与“信汇”均是顺汇，即甲地先收款，乙地后付款。而逆汇或倒汇则与此相反，即先付款后收款，“有信用之商人立一汇票，交于票号，票号即买取之，送交收款地之支店，索取代金”。[6]无论是“顺汇”还是“倒汇”大多限于熟人与有信誉的大商号之间，具有一定的放款性质，“故非素有往来的大商号，则不用信汇”。[7](p108)票号在一地开出汇票，要求另一地分号进行付款，叫做交汇；收到汇票，予以兑款，叫做收汇。对于单个票号而言，每年收汇与交汇的数量不同，但对于全体票号而言，交汇总量一定等于收汇量。因此我们以单个票号为样本对票号发行汇票量的估计中，以收交汇的平均值进行计算。 票号的存放款最初主要为调节资金余缺，以便利汇兑，其经营不如钱庄、钱铺等地方金融机构灵活。但由于票号信誉较好，资本雄厚、汇兑敏捷，在各地均容易兑现，官僚、商号、钱庄、银号，甚至外国银行均愿意同票号发生信贷与拆借关系，存放款也逐渐发展为仅次于汇兑的主要业务。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在山西票号的账目中，存放款特别是存款，后来一般不再记入“流水账”，而是通过“浮记账”直接进入“老账”，其中只有收付之合计数，并不能看出存放款的具体情况。在票号的主要账目——“清单”中也只有总号账期终末的借贷实绩，而没有各个分号的记录。这一方面使得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票号存放款业务的样本更加有限；另一方面，年终或账终账册中的记录也仅为存量数据，而非票号在这一时期实际发生的借贷额。从而为我们了解票号当时的实际借贷状况增加了难度。按照当时的大量资料，票号的存款分为活期与定期两类，利息因时因人而定。存款利息一般低于钱庄等其他金融机构，定期存款的月息一般为三四厘，个别为五六厘到七八厘，活期大多不付利息，或只付极低的利息。放款利息还要考虑银根的松紧与风险状况，普通为七八厘，最高达一分二三厘。平均而言，当时票号的存款年利率大体在5％左右，而放款年利率则在10％左右。 表1是对19世纪50年代前后部分票号的汇兑与存贷款情况的统计，8家票号收汇、交汇的年均量分别为334080两与287455两，平均每家发行汇票约为310767两；4家票号的平均存贷业绩分别为42688两与51676两。以此推算，19世纪50年代150个总分号每年所发行的汇票约为4662万两，而当时的存放款总量则分别在640万两与775万两左右。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票号获得很大发展，但留存下来的关于其经营业绩的资料却非常少。在汇票发行方面，笔者所见到的只有谦吉升济南分号与日升昌太原分号两家的收交汇情况；在存贷款方面，我们也只能找到个别票号的利息收付情况，以及账期终末一些总号的借贷存量，详见下页表2。如果以表2中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粗略推算，那么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446个总分号每年所发行的汇票大约为11881万两，存款总量约为11396万两，放款总量约为4859万两。 清末最后10年间，是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如下页表3的统计，日升昌各分号、蔚长厚汉口分号等l5家票号在这一时期收交汇年均量分别为1174586两与1180039两，平均每家发行汇票约为1177312两。以此推算，当时全国500个总分号每年所发行的汇票大约为58866万两。同一时期，各家票号的平均存放款分别为347001两与256830两。以此推算，当时全国500个总分号的存款总量约为17350万两，放款总量约为12842万两。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数年间，票号急剧衰落。按照表4的统计，1913年14家票号222个总分号的存放款共计为25091708两与31509295两，平均每家为113026两与14134两。以此推算，该年全国320个总分号的存款总量约为3617万两，仅为清末时期的21％；放款总量约为4542万两，仅为清末时期的35％。按照锦生润票号的清单，1917年该号的存款量为229761两，放款量为36856两。[8]如果以此进行粗略估算，1917年前后120个总分号的存款总量约为2757万两，放款总量约为442万两，仅及清末时期的16％与3．4％。虽然我们缺乏这一时期票号的汇票发行资料，但从1913年与1917年的存贷款业务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的数年间，票号业的业务量已经大量缩减。 进入20世纪20年代，整个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一些残留下来的票号也得以继续维持。但到20世纪30年代，票号业则进入最后的衰落阶段。表5统计了大德通票号在1930—1934年间的汇兑与存贷情况，5年间该票号的平均存款为1735516两，祁县总号的平均放款为70411两，各地分号平均欠款达1978922两，祁县总号与天津分号之间年均收交汇数量分别为379584两与63695两。如果以1933年的总分号个数进行估算，⑤这一时期票号的存款总量约为419万两，仅及清末时期的2.4％，1917年的15.2％；贷款总量约为204万两，仅及清末时期的1.6％，1917年的46.2％。票号的业务量进一步收缩。 三 发行兑换券 由于票号信誉卓著，其签发的汇票、存单一般均能够在市面流通，具有纸币的某些性质。为了便于拨兑银两，票号还经常开具一种临时便条，凭票付款，名曰“小票”，面额从五十两到一万两，其中尤以二三百两的最多，一二千两的也不少。许多人将小票直接当作“钞票”使用，很少去票号兑换现银。王公官员的家属，还把小票保存起来，作为财富进行积蓄，“恒有至三五年、十数年而不来兑现者”。小票主要限于北京，在其他地方也有少量流通。“查当时北京票号，每家发行流通总额，自一二十万起至五六十万者，亦多有之”。据估计，清末时期北京市面上流通的小票总额大约有300多万两。[1](p752) 同时，票号还在上海、汉口、广州、北京等主要城市发行银票，进行流通。1910年其在北京发行的银票状况如表6。26家票号发行的银两票共计达1.5亿两，其准备金则只有80万两，准备率只有0.54％。另外还有两家票号发行银元票31270元，准备金也只有16060元。说明票号在调节当时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代表着当时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四 票号衰落原因再探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将票号在各个时期的总分号数量、汇票发行量、存放款量汇入表7中。从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票号的数量和业务量的变化与其兴衰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山西票号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获得长足发展，到清末达到极盛，辛亥革命后急剧衰落，少数几家票号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 传统观点认为，票号在清末时期的极盛主要得益于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通过承汇、存放官款，代理国库、省库而获得大量利润。而各种官办银行的出现，清政府的垮台则使山西票号失去了依托，出现了“清亡票号亡”的局面。这种论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为一些学者所强调或坚持。我们认为，从金融结构变迁的角度而言，政治因素或一个政府的垮台虽然会在一定时期对金融业的发展造成影响，但还不足以使一种金融机构走向消亡。山西票号的产生主要是适应商业的发展对汇票的需求，其衰亡过程也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对其经营业务的替代过程。虽然在票号的发展进程中，战争或政治因素对其造成了诸多消极的或积极的影响，但其发展却有着自身的经济规律，服从于整个金融结构的变迁过程。如前所述，票号经营的主要业务为汇兑，存放款等均为附属业务。表8统计了1862—1911年间票号对官款的汇兑情况，可以看出，在整个七八十年代，票号平均每年汇兑的官款数量为229万两；而从1900—1911年的12年间，平均每年汇兑官款数量则为943万两。根据表7中的估算，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票号每年所发行的汇票总量约为11881万两，官款汇兑仅占汇票发行总量的1.9％；1900-1911年间票号每年所发行的汇票总量约为58866万两，官款汇兑仅占汇票发行总量的1.6％。因而，虽然经营官方业务使票号获得了大量利润，但这些业务还不足以影响整个票号业的盛衰。 在当时的金融结构中，票号主要处于省银行的层面，且以经营汇票为主要业务，票号的衰落也主要是由于处于省市级银行地位的商业银行的兴起，对其进行了替代，它是一个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新的金融组织总是在经济形势比较好或者说经济高涨的时期被“创造”出来，但在这一时期，新组织相对于旧组织而言并没有任何优势。新组织对旧组织的替代一般发生在经济萧条之后的复苏期，新组织得到快速发展，而旧的组织却难以恢复过来。正如熊彼特所说，“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些革命严格地讲并非是不停顿的；它们以不连续的冲刺形式发生，它们彼此分隔，中间有比较平静的间距。但整个过程的作用不断，不是革命就是对革命后果的吸收，它们一直存在，二者一起形成称为经济周期的过程”。[11](p147) 在外国在华银行的诱致下，中国从1896年开始筹建新式银行。虽然在清末经济高涨时期，中国银行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在当时的各种金融机构中，相对于钱庄、票号、典当与外国在华银行，其实力仍然非常薄弱。从1905年前后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紧缩，并一直持续到1913年左右。在经济萧条的冲击下，钱庄、票号、典当铺，乃至新式银行均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闭，各个金融机构的实力都有所下降。1915年前后，中国经济重新复苏与发展，各种省市级商业银行则“趁机”替代了票号的业务而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杨希仲谈到1915年重庆聚兴诚银行创办时所说，“(在重庆)中国银行已经设立，官家存款、汇兑当然无望，但票号已消灭殆尽，单上海、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与重庆贸易相互收交(即汇兑)的款子，一年不下数千万，非有一家商业银行，断难流转活跃金融”。[12]从1915年开始，一些处于省市级银行地位的、比较重要的商业银行先后设立，并在2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如上海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永亨银行，江苏的淮海实业银行，天津的中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大陆银行，北京的新亨银行、中国劝业银行、重庆的大中商业银行等等。据统计，在1916—1920年间，商办银行共新设73家，平均每年新设14家，占同期全国新设华资银行总数的90.1％，至1920年底，实存的商办银行有81家，在全国实存华资银行总数中的比重，从1912年底的35.1％上升到78.6％；实收资本达4525万余元，在华资银行业中的比重，从1912年底的27.5％上升到51.4％。[13] 因此，清末时期仅仅是中国银行业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中央银行之雏形，并有专门以发展交通、兴办实业为目的的银行之设立，但各个银行的业务活动主要局限于官款调拨，与产业发展并无太多的联系。在整个金融结构中，新式银行业的实力不仅远远低于外国在华银行，而且与票号、钱庄、典当业相比也没有明显优势。清末民初时期的经济萧条对各种金融机构都造成了很大打击，但在经济复苏与重新高涨的过程中，省市级商业银行的兴起与壮大却取代了票号的经营业务和经济地位。当时山西票号改革家、平遥人李宏龄大声疾呼，函劝祁、太、平各帮票号审时度势，顺应潮流革故鼎新，效法近代银行的组织、经营方法，集股500万两实行票号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但遗憾的是，这一颇有见识、力挽颓势的倡议遭到泥古不化、瞻前顾后的晋商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未能及时改组为现代银行。正是在商业银行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汇票发行被融入现代商业银行的综合业务之中，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一蹶不振，衰落了下去。 注释： ①参见《山西票号史》[5](p202)，并按照《山西票号史料》[1](P60，80)中的资料，这一时期厦门有票号5家，重庆有票号23家。 ②据各号总结账记录，及《山西票号史料》[1](P36，39，41—42)中的数据编制。 ③据各号流水账册、总结账记录或清单，[1](p1084,1257—1259，及《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续)》呻的数据编制。 ④据各号总结账记录或年度清单，[8][9][1](P470—475，477，481—482)中的资料综合编制。 ⑤按照《上海通志馆未刊稿》丙金融机关(一)第7页的记述，1933年大德通票号的总分号数为12个，大德恒为9个，三晋源为8个，共计29个。 ⑥资料来源于《北洋政府档案》机关代号1027，卷号206。[1](P490—498) ⑦资料来源于《汇兑庄暂行银条册》宣统二年九月，《度支部档案》金融货币类，卷号0165。[1](P361) ⑧据《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中的相关资料编制。[1](p128—131，239—246)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2]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J]．中央银行月报，1935(1)． [3]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M]．中国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 [4]陶澍胸云汀先生奏疏[O]．道光八年刻本． [5]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6]君实．记山西票号[J]．东方杂志，1917(6)． [7]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重庆：重庆说文社，1944． [8]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续)——股董的合同(股票)及营业报告书(总结清单)(上)[J]．中央银行月报，1938(1)． [9]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续)——日升昌各地分号营业报告[J]．中央银行月报，1938(2)． [10]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M]．上海：华丰印刷刻字所，1937． [11]陆国香．山西票号之今昔[J]．民族杂志，1936(3)． [12][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3]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A]．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刘建生，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太原030006)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太原)，2007．3．233～239